前言

1924年夏天，肯尼斯·克拉克的牛津学位已经十拿九稳。此时，他开始思考下一步的计划。他在阿什莫林博物馆的导师C.F.贝尔对此没有任何疑问：写一部关于哥特复兴的专著。克拉克在他的自传《林间的另一处》（1974）中回忆说：“我当时颇为惊讶，因为我的确不知道什么是哥特复兴，此外我也想专门研究一位意大利伟人。但这一建议颇具灵性。自1872年以来，还没有关于这一题目的专著问世，也没有人对这类突然拔地而起、兼具宗教性与世俗性的中世纪风格建筑的出现提出过任何疑问。人们将其视为国之不幸，就像忍受糟糕的天气一样接受它们。”他坦承，他原本打算模仿里顿·斯特拉奇的风格“写一部讽刺专著”。但是，奇迹发生了。在阅读沃波尔、普金和罗斯金时，在研究巴特菲尔德、斯特里特和伯吉斯时，克拉克被折服了：“我逐渐改变了看法。”

克拉克从罗杰·弗莱的形式美学到约翰·罗斯金的道德价值的转向并未完成。书虽然出版了，却没有写完。书中对维多利亚鼎盛时期的著名人物（巴特菲尔德、斯特里特和伯吉斯）着墨不多；对工艺美术运动的代表人物（韦伯、古德温和塞丁）也几乎未提及。博德利、皮尔森和康普哪儿去了？创作了《文明》（1969）的克拉克爵士在他生活的时代成为了最伟大的艺术行家和传播者，享有与罗斯金同等的声誉，但关于哥特复兴，他却几乎再没有写出只言片语。他诸事缠身，既要管理国家美术馆，又要为达·芬奇的素描编目。尽管如此，他一直对自己这部处女作情有独钟。《哥特复兴》初版于1928年，甫一问世便好评如潮，既因其内容，更因作者表现出来的潜力，后经1950年的第二版和1962年的第三版，终成为趣味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

这部作品今天的地位如何？克里斯托夫·赫希与H.S.古德哈特—伦德尔在它问世时便表示赞许，称之为一部力作，同时亦指出其批评性前提中的自相矛盾之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评论颇具慧眼：“面对这令人困惑的、如繁花般涌现的尖顶，作者似乎也难以下定论。”《哥特复兴》是一部年轻人的作品，清晰、自信、没有学究气。七十年后来看，其中的学问或许显得有些单薄。但是，学问只占本书乐趣的一半：一代又一代建筑史学者一直在咀嚼克拉克书中的遗漏，同时艳羡于作者清晰的思路。后面的数章，正如作者本人所预料的，最能经受住时间的检验：对教会建筑学家的心态，没有比克拉克的描述更尖锐的；对约翰·罗斯金的精神混乱，没有比克拉克的介绍更敏锐的。这个版本保留了1962年版的原文，包括全部罗斯金式的脚注，作者言语含蓄，四十年后仍在与后代学者打哑谜。本版本包括一个简明扼要的文献目录，未影响到页码编排。除此之外，对这部早已成为经典的著作未加任何稀释。

J.莫达特·库鲁克
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