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故事为吕叔湘先生所译。
为了可怜的小达格玛的耳朵痛,妈妈把她知道的药全都试过了。她拿温热的橄榄油浸大蒜灌过,也用过舒尔茨先生打药房里送来的药,但是都没有用。
约翰逊大夫来看了看,说得往医院里送。
“马上送去,”他说,“非开刀不成。”
我看到妈妈的眼神吓得发暗。
“能不能等一等?”她问,“等我的丈夫散工回来?”
“来不及了,”大夫说,“今儿个上午您就得决定。马上开刀她还有希望。”
开刀!妈妈倒抽一口凉气。
“咱去。”她说,一手拿下“小银行”,把里头的钱倒在桌子上,然后抬起头来望着大夫。“够了吧?”她怀有希望地问。
大夫很局促似的。“我想到的是公立医院。”他解释一句。
“不,”妈妈说,“不。我们出钱。”
“也好,送她去实验医院吧。”
“实验医院?”
“实验医院。那里边不计较,您能付多少就付多少,”约翰逊大夫又解释给她听,“您这小妹妹还是跟别的病人照顾得一样。”
妈妈的样子很烦恼。“我——我不大明白。”
“您交给我得了。我向您担保,准把达格玛照顾得好好的。我自个儿给她开刀。”
“太让您费心了。”妈妈感激不尽,随即叫纳尔斯去找一条毛毯来裹住达格玛。因为爸爸还没散工,我和纳尔斯就跟了妈妈到医院里去。
我们进了医院,两位护士就把达格玛放在一张高桌子上,顺着过道往里头推。妈妈也想跟了去。
“她是我的小女儿啊。”妈妈说明。
“医院规定,”护士坚决地说,“您只能在这儿等着。”
妈妈这才松了达格玛的手,慢慢地一步步走到办公桌旁边。他们给她几张文书,要她签字,妈妈连看都没看。她的眼睛尽往过道那头儿看。
我和纳尔斯以前没有进过医院。我们很起劲地看着那些穿蓝白制服的姑娘和提着小黑皮包的重要角色似的男人在那些房门口匆匆走进走出;看着那些打扫的妇人在电梯旁边的小屋子里头把拖布、水桶和长柄子的扫帚拿出来。
“约翰逊大夫是个好大夫,”妈妈忽然说,“达格玛一定很好。”
我哭了起来,妈妈拍拍我的肩膀,说老家里的故事给我听。可是不知怎么,妈妈说这些故事没有平常说得好,老是忘了情节。
约翰逊大夫匆匆地从过道里走过来,妈妈赶快站起。
“达格玛手术很好,”他告诉我们,“这会儿她睡了,因为上了麻药。”
妈妈哆哆嗦嗦地笑了笑,跟大夫握了一回手又握第二回。
“我去看她。”她很高兴地说。
约翰逊大夫咳了一声。“抱歉得很。医院里的规则不许。明天来看她吧。”
“只是她太小哇,”妈妈说,“她醒来的时候要害怕呀。”
“护士们会好生照顾。不必着急。您懂吧,住院的病人在进院的二十四小时之内是不准见客的。病房里要安静。不能打断例行的工作。”
妈妈好像还是不明白。“我不作声就是了。”她说。
约翰逊大夫看看他的表,客客气气地抬一抬帽子,匆匆地走出医院去了。
妈妈有点莫名其妙。“来,”她跟纳尔斯和我说,“来。咱们去找达格玛。”
办公桌前的护士很费了阵子工夫把医院里的规则说给妈妈听。
“你们小姐被看护得很周到,太太。”那位护士姑娘说了又说。
“这个医院很好,”妈妈承认,“我现在看她去?”
“进院二十四小时之内不见客的啊,太太。”
“我不是客,”妈妈耐心地解释,“我是她的妈呀。”
“医院——规则——不许!”那位护士大声地、慢慢地、无可挽回地说。
妈妈站在那儿望着过道那头,望了好半天,我不得不上去碰碰她的胳膊,让她知道我和纳尔斯还在那儿。
我们走出来乘电车的时候,妈妈紧紧地攥住我的手,一路回家她一声儿不言语。
克里斯蒂娜给我们把午饭温在炉子上的,但是妈妈只喝了两杯咖啡。她连帽子都没有取下。
“咱们得想个法子。”她着急,我们孩子们坐着不动。
“他们明天就让您见着达格玛了,”纳尔斯提醒她,“他们说了的。”
“可是我要今天见不着她,”妈妈问,“我怎么知道她平安无事呢?爸爸散工回家,我跟他说什么呢?”
她摇摇头。“不。我要今天看见达格玛。”
她忽然站起来,从橱柜抽屉里拿出一张纸和一根绳子。她把达格玛的小洋娃娃端端正正地包成一个包裹,又把我们的大图画书包成一个包裹。我们很不放心地看着她。
“是这样,”妈妈给我们说明,“我快快地走过医院里的办公桌。要是有人问我哪儿去,我只说是送包裹给达格玛。”
妈妈回来时还是带着那两个包裹,我们知道她失败了。我们还知道她很烦恼,因为她用挪威话回答我们。
“差点儿,”她有气无力地说,“差点儿我就走进了过道。”
她于是把大围裙往腰里一系,打了一桶热的肥皂水,刷洗起厨房里的地板来。
“您不是昨儿个刚洗过的吗?”克里斯蒂娜提醒她。
“而且这个地板一点儿不脏啊。”我说。
“快到吃晚饭的时候了。”纳尔斯抗议起来。
“有时候啊,”妈妈回答得有点古怪,“你只是想跪,非跪下不成。”
她没有血色的脸让我又要哭出来。
妈妈刷洗了一大半,只剩下挨后门的那一块了,她忽然站了起来,把刷子递给克里斯蒂娜。
“你把这一块刷一刷吧。卡特林,你跟我来。”她叫我去拿我的外套。
“哪儿去啊,妈妈?”
“医院里去。”她的脸色很沉静,“我想起了一个法子,准能见得着达格玛。”
我们悄悄儿走进去,脚步轻得坐在办公桌边的护士连头都没有抬起。妈妈拿手指了指,叫我坐在门口大椅子上。我在一边看着——张开了嘴合不拢——妈妈把帽子和外套脱下交给我拿着。我这才注意到她穿外套的时候没有把围裙取下。她跐着脚走到电梯旁边的小屋子里,拿出一个湿拖布。她推着拖布走过办公桌,那个护士抬起头来看她,她笑嘻嘻地点点头。
“地板脏得很。”妈妈说。
“可不是?他们要是发了个狠来刷洗刷洗,倒也罢了。”护士姑娘回答。她很纳罕儿似的看看妈妈。“你这个时候还没下班吗?”
妈妈一声儿不言语,只是使劲推拖布,推一下往过道那头走一步,越走越远。我望着她的背影,一直望到看不见。我这才看见我把妈妈的帽子攥得太紧了,半边儿全改了样子。
过了良久,妈妈回来了。她的眼睛发亮。
妈妈把拖布端端正正地放进小屋子,穿上外套,戴上帽子,抓住我的手。那位护士在一边睁大了眼睛看得出神。我们回过身走出门去的时候,妈妈客客气气地朝护士哈哈腰,说:“多谢。”
到了外头,妈妈告诉我:“达格玛好得很。不发烧,我摸了她的脑门子。”
“您见着了她,妈?”
“自然。我在那儿的时候,她醒了。我把医院里的规则说给她听,她今天不等咱们了,等着咱们明天来。”
“您今儿个不打算再来看她了?”我问。
“哎,”妈妈说,“那就不合医院里的规则了。而且,我亲眼看见了她平安无事。爸爸不会着急了。”
我差点儿又哭出来。
“这是个好医院。”妈妈高高兴兴地说。
她又咂咂嘴,很不以为然似的。“可是那个地板!拖布没有用的。洗地板得用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