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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要承认，我站在这里是件荒谬的事。领取一个文学奖也许总归有点荒谬，但在像这样的时刻，不但获奖者，连颁奖人也对这项活动
感到些许困窘。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现状。西方出了一个特朗普总统，大西洋另一边，一个统一的欧洲日暮途穷——但我们依旧在这儿，颁发一个文学奖，有人领取。十一月八日大选的结果使许许多多更为重要的事变得荒谬无意义，以致我不愿把我自己的写作列在这份清单里，之所以在此提到我的写作，完全是因为近来，在谈到我的作品时，人们最常问我的问题让我觉得和即将到来的局面不无关系。
人们问的是：“在你早期的小说里，你看上去非常乐观，但现在你的书略带灰心和失望色彩。可以这么讲吗？”提出这个问题时通常用的是一种会意的期盼的语气——无论是谁，若曾听过小孩为了某件她其实已经干了的事而征求许可的话，都会辨识得出这种语气。有时人们问得更直接明了得多，像是：“你以前大力提倡‘多元文化主义’。现在，你会承认这种主张失败了吗？”听到这类问题，提醒了我，七十、八十或九十年代期间，在比如说英国、法国或波兰一处偏远的农村，成长在同一个种族的文化下，等于让人以为自己单纯地活在这个世上，不受历史的干扰，而同时期在伦敦长大的人，比方说，隔壁住的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人，楼下是信仰印度教的印度人，马路对面住着来自拉脱维亚的犹太人，这样的经历，过去在他人眼里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历史性的社会实验，现在则受到质疑。
诚然，小时候，我没意识到自己所过的生活在他人看来有丝毫暂且性或实验性的特色：我以为生活就是那样。我以我儿时生活的伦敦为背景写了一部小说，那时我亦未意识到，描写一个由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组成的、大家相对和平共处的环境，是在“提倡”一种实际处于试验中的情境，其存在所需的条件可以被突然勾销。这一切说明二十一岁时的我非常天真。我以为把我家族中黑人血统的祖先从非洲西海岸经由奴隶贸易带到加勒比地区、又通过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带到英国的历史动力确凿真实，和诸如清洗了一个意大利小村子里的犹太人、并由于那儿和米兰的地理距离而使村里的居民始终以白人天主教徒为主的历史动力无异——同一时期，我所在的英国的那一隅，汇集了不同种族和不同信仰的人。我以为我的生活和在意大利一处偏远乡村度过的生活一样，取决于一定条件，在这两种情况下，历史的车轮都只向着一个可能的方向转动：前进。我不认为仅仅描绘这样的生活，或不把这样的生活写成悲剧的发端，是在“提倡”多元文化主义。
然而，我想即便在二十一岁时，我也不至于幼稚到相信单一种族的社会，仅因为大家同属一个种族而必然比我们的更快乐或更太平。毕竟，年龄只及我一半的小孩也知晓古希腊人对彼此干了什么，还有罗马人、十七世纪的英国人和十九世纪的美国人。年轻时我最好的朋友——现在我的丈夫——他本人来自北爱尔兰，那儿的人在外貌上没有本质区别，饮食习惯一样，向同一个上帝祷告，阅读相同的圣书，穿相同风格的衣服，庆祝相同的节日，却经历了四百年的战火，至今未熄，起因是一个相当细微的教义上的差别，但后来被听任演变成有关土地、政权和民族认同的一场无所不包的争端。同种族不能保证和平，一如多种族不是注定不能共处。
近来，我发现无论在右派还是左派中，怀念过去已变成一个反复出现的政治主题。十一月十日，据《纽约时报》报道，近百分之七十的共和党人更希望美国回到五十年代时的光景，当然，像我这样的人完全体会不了这种怀旧之情，因为若在那个年代，我不能投票，不能和我的丈夫结婚，不能有自己的孩子，不能在我现任教的大学里工作，也不能住在我现在生活的社区。时间旅行是一种自由决定的把戏：对有些人来说是消遣游览，对其他人来说是可怖的经历。与此同时，一些左派人士也有他们自己憧憬的时间旅行，想象同一套曾经用在工人权利、福利和贸易上的刻板的意识形态原则，可以原封不动地应用于一个全球化、资本流动的世界。
但话说回来，一项失败了的计划——诚如适用于我小说里那个微小、不真实的天地——这个问题问得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确实，我以前的小说比较阳光，现在的蒙上了层层阴云。我把这一变化的部分原因，简单地归于人到中年的经历：我在少不更事时写了《白牙》，然后和这部作品一起成长。随着人生本身忧愁的增多，人在中年时的艺术创作肯定总比年轻时的更阴郁。但若佯称那是唯一的原因，未免显得不诚实。我既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又是一名公民。长久以来，公民身份教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在和人有关的事务上不可能实现完美。二十一岁时的我，对这个事实依旧懵懂无知，到四十一岁，有了一点更清晰的认识。
诚如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深知的，这个世上绝无一蹴而就的进步。只有一厢情愿的盲目之徒才会拒绝承认人类存在的历史同时亦是一部苦难史：充斥着暴行、谋杀、大规模的灭绝行径、各种形式的唯利是图和周期性的惨象。没有一方土地免于受难；没有一个民族不沾染鲜血；没有一个部落完全清白。尽管如此，犹可安慰的是，人类依旧在逐渐走向进步。虽然在那些抱着世界末日观的人看来，前进的脚步也许小了点，但对不太久以前还不能投票、不能和她的祖国同胞在同一个公共饮水器旁饮水、也不能和她自己选择的人结婚、不能住在某个社区的我来说，这种渐进式的变化让人感觉显著。
另一方面，穿越时光隧道的梦想——对新上任的总统、文学记者和作家来说都一样——不过如此：是一个梦。而且只有在当前给予你的权利和特殊待遇与过去给予你的一致的情况下，做这样的梦才无可非议。要说时下有些白人男性比别人更为历史而感伤，这种情况不足为奇：他们享有的权利和特殊待遇由来已久。相比之下，对一名黑人女性而言，过上像样生活的历史可短得多。若生在一三六○年，一七六○年，一八六○年，一九六○年，我会是怎样的境遇，我会做什么——或更要紧的，人们会对我做什么？我这样讲，不是为了把自己放在十足的受害者或历史清白的位置上。我非常清楚我的西非祖先贩卖他们同部落的兄弟和邻居，使他们成为奴隶。我不相信有人在政治上或私下里是纯粹清白和绝对正直的。
可我也不相信我们可以穿越时光隧道。我相信人是有局限的，并非出于任何宿命论的观念，而是因为从近期和久远的往事中一点一滴学会了谨慎持重。我们永远不可能做到完美：那是我们的局限性。但我们可以拥有，并已经拥有过能让我们真心感到骄傲的时刻。早在一九九九年，我为我所在的社区、为我童年时的生活而感到骄傲。虽然实际情况称不上完美，但让人觉得一切皆有可能。要说我的小说蒙上了阴云，原因不是曾经完美的东西结果被证明为一场空，而是因为曾经有可能的东西——对成千上万人来说依旧是可能的东西——如今遭到否决，仿佛从来没有过这回事，从来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
写到这儿，我发现自己多少偏离了出席领取一个文学奖时理当有的喜悦。请大家别误会，我非常高兴接受这份殊荣。我不只高兴，而且感到讶异。刚开始写作时，我根本没想过，我生活圈子外的人会阅读这些书，更别提英国以外的读者，别提——用我父亲喜欢的称呼——“欧洲大陆的”读者。我记得，当我人生第一次到欧洲巡回宣传新书时，我简直惊呆了，我带了我的父亲去德国，他上一次去那儿是一九四五年，以年轻士兵的身份参加战后的重建工作。对他来说，这是一趟充满怀旧之情的旅行：当年，他曾爱上一个德国姑娘，旅途中他向我坦白，他人生的一大遗憾是没有同那个姑娘结婚，而是返乡，回到英国，先和一个女人结了婚，后来又结了一次，和我的母亲。
我敢肯定，在那次行程中，我们组成一对滑稽的旅伴：一个年轻的黑人姑娘和她年事已高的白人父亲，手里攥着旅行指南，在柏林寻找近五十年前我父亲走访过的那些地点。我的乐观主义和灰心失望都是从他身上继承来的，他曾参加了解放伯根·贝尔森集中营的行动，因此见过这个世界呈现给人们的最坏的一面，但在那个基础上，他还是向前看，充分敞开胸怀，毫无偏见，大步迈入婚姻的殿堂，一次失败后又迈入一次，两次婚姻均跨越阶级、肤色和性情等多重界线，却仍然在生活中找到振作向上的理由，甚至快乐的理由。
现在我认识到，他是我遇见的人里意识形态观念最淡薄的一位。他把发生在他身上的每件事当成特殊的个案，不能够或不愿意从中做出归纳总结。他失了业，却未丧失对他祖国的信念。教育体制辜负了他，他却依然推崇它，把他对子女的所有希望寄托在这个体制上。他与女性的关系多半糟得一塌糊涂，但他不恨女人。在他心中，他娶的不是一个黑人姑娘，他娶的是“伊冯娜”，他的混血子女不是一组实验结果，他有的是我、我的弟弟本和我的弟弟卢克。
这样的人多么罕见啊！尽管如此，我并未天真到相信历史上一度有足够数量的这样的人，建立起一个善良包容的社会。但我也绝不想否认有这样的人，或可以活得像他那样。他是白人工人阶级中的一员，一个时常蒙受失望之苦但骨子里依旧保持乐观的人。也许换一个时代，在不同文化的影响下，生活在一个不同的社会里，他可能会变成一名偏激、愤怒的白人老头，是今天左派避之唯恐不及的对象。实际上，生于一九二五年、逝于二○○六年的他，目睹他的子女在战后开明政策的保护下，从免费的教育和免费的保健中获益，感到自己有许多值得庆幸的理由。
我接触认识的世界就是这样。世事变迁，但历史不因变化而被抹杀，过去的范例依旧为我们大家提供新的可能，提供机会，为新一代人，重新创造曾经让我们自己获益的条件。我和我的读者身处的环境都不再是《白牙》里所描画的那种相对阳光灿烂的高地。但我从中得出的教训并非那部小说表现的生活虚假、不切实际，而是进步绝非永恒不变，它时刻受到威胁，若要保持下去，必须不断强化、重申、重新构想。我承认这不是容易的事。我提不出解决的办法。我天生不懂政治，依我的见识，时下是政治上最黑暗的时期。我的工作，不管有用与否，关心的是人们私下的生活。那些问我有关“多元文化主义失败”的人想要表达的，不但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落了空，还包含人类自身变了，现在的人基本不能撇开他们的许多差异而和平共处。
就后一种观点而论，该保留一颗纯真童心的人是作家，但我可以断言，相信人性会发生根本、不可逆转的改变的人，本身即脱离历史、天真幼稚。小说家认识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每个公民的内心是多元的：他们骨子里什么行为都做得出。他们好比错综复杂的乐谱，从中可以抽取某些旋律，忽略或遏制别的旋律，取决的因素，至少部分，在于指挥的人是谁。眼下，世界各地——尤其是刚结束大选的美国——站在这支人类管弦乐队前的指挥，心中有的只是最卑劣最平庸的旋律。在德国，人们不会忘记这样的军歌；这些歌曲并非遥远的回忆。它们曾在这样或那样的时刻，在世界的某个角落上演。现在，我们中亦记得有过更美好的乐曲的人，必须努力将这样的乐曲演奏出来，并尽我们的能力，鼓励其他人一起跟着歌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