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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用科学和意识形态的语言描述当今气候的状况，却几乎看不到一点从个人内心出发的言辞。这种现象令人意外吗？表示痛心的人往往使用婉语；感到内疚或惭愧的人也一样。各种委婉的说法里最教人唏嘘的是：“新常态”。在我看来，这种新常态好比一棵心爱的梨树，半截没入水中，因无法扎根于土壤而倒下。通往康沃尔郡的铁路线被冲毁——新常态。我们竟然无法对彼此大声道出“反常”这个词：它使我们想起以前是怎样的。不如忘记曾经正常的情形，季节交替，其中不瘟不火的魅力只有诗人能领会。
“过去”如何，这是令人痛苦的回忆。把一根未点燃的烟火棒的尖头戳进寒冷、干燥的土地里。上学途中，欣赏结在冬青树浆果上的白霜。圣诞节次日，在冬季刺眼的阳光下，走长长的路，散步，恢复元气。整个足球场被踩得嘎吱嘎吱响。煎饼日
出一点太阳；全国赛马障碍大赛日阳光再多一点。四月冷飕飕的阵雨，温布尔登
开始转暖。七月的婚礼保证有好天气。参加格拉斯顿伯里当代表演艺术节准会被晒伤。我们对彼此说，至少，至少八月仍定是骄阳似火——在康沃尔郡，甚至可能在诺丁山狂欢节期间。苏格兰人在收拾行装离开时，可以有幸多携带些热量。
我们也许会习惯现在这个不同于以前的英国，并且——和那些年纪很小、刚移民来的人一样——理所当然地认为，四月该穿短裤凉鞋，历来预示新年的是滔天的洪水。有人说，将有蝴蝶出现在新的地区，候鸟会来得早，走得晚——那样也许将是有趣、新颖的现象，不一定是变坏。或许我们对过去的记忆存在偏差！已经有好几代人没看过泰晤士河结冰，白色圣诞节的梦仅是大家共有的、狄更斯笔下的妄想，再者，这个国家不是一直多雨吗？
我们顾左右而言他的本事教人惊异。英国根本不像著名的英国小说让人所以为的，或我们的美国兄弟所料想的那般多雨。天气变了，并不断处于变化中，因这变化，众多看似不起眼的东西——且不说铁轨、房屋、生计和实际的生活——正在消失。例如，我们容易想当然地认为，无论何时，我们总能够在伦敦一处公园的某个角落轻易发现一只刺猬，用双手捧起它，展示给我们的孩子看——或是去野餐，看着胖胖的大黄蜂爬过打开的果酱瓶的瓶口。这类地方性的伤逝在每个国家有其各自的表现形式。（同样，在谈及原因时，每个国家有自己的一套理由，内容与我们的大同小异。是气候变化或汽车造成的？是气候变化或手机基站造成的？）谁也不应当提起次要的损失，这些损失似乎不值一提——与气候学家和电影导演所构想的世界末日的画面比起来，不值得一提。此外，还有那么多人相信正在发生的一切丝毫没什么大不了。
虽然许多人严厉批评公众对迫在眉睫的情势做出的幼稚的反应，但这种反应在我看来，似乎也不十分意外。要时刻记着世界末日的来临，这是很难办到的事，尤其假如想要在早晨起床的话。在上述描述中，我们遗漏了一点，即，我们的反应包含多少感性成分。假如没有，这场辩论将完全呈现不同的风貌。例如，我们多半可以想象一个世界，里面持否认态度的人根本不是在否认什么，而只是义无反顾的实用主义者，这类人说：“我很清楚前景是什么样的，但我不关心我的孙辈；我关心的是我自己、我的股东和与我竞争的中国人。”的确有一些持此等说法的人，但不如照常理预想的那么多。
另一种看似自然的反应将深厚的宗教情感和环境问题挂起钩，那些把土地视为上帝美好馈赠的人，定然、理当在最热心保护土地的行列中。这样的人实际也有一些，但同样不及我原本揣想的一半。相反，人们或“相信”或“否认”存在的证据，仿佛那些科学论文是众多钉在门上的路德派教义。在美国，人们甚至在上帝的创世中发现一个异样的漏洞，与等级有关。有人主张，由于上帝将人置于“物”——动物、植物和海洋——之上，所以我们能问心无愧地让那些物统统毁灭。（在英国，传统上基督徒对土地的热爱总是更易转化为环保意识，这一点在拥有大量土地的乡村贵族中尤为显著。）
可我认为，我们把科学问题变成相信与否并非纯粹出于愚昧。信仰通常包含感性的一面；它是披着伪装的欲望。固然，就我们的领导人而言，把这个问题政治化，很大程度上是冷漠自私的欺诈，并带有经济动机，但在实际生活中，驱使我们的是渴求清白的欲望。因为双“方”都充满内疚，对自己满怀厌恶——马丁·艾米斯曾称之为“类耻辱”——我们将这种情绪向外投射。此举给我们的辩论添加了促狭的怒火，即便身处危机之中亦然。
桑迪飓风来时，我怀着几个月的身孕，摸黑走下十五层楼，为的仅是获取无线网信号，发邮件给一位否认气候变化的熟人，用我现下的经历证明他的愚蠢。只要发生一次极地涡旋
，思想右倾的亲戚便发来欣喜的反对声，充斥我的邮箱——仿佛这整件事完全是场游戏，唯一待定的是你或你执意住在佛罗里达的叔叔是“危言耸听派”还是“务实派”。与此同时，在桑迪飓风首度登陆的牙买加，出现越来越频繁的热带低气压、暴风雨、飓风、干旱和山崩，对牙买加人而言，这些都不在本体论论证的范畴内。
唱一首挽歌，哀悼被冲走的一切吧！哀悼生命的循环更迭，哀悼盐碱滩、房屋、人类——整座整座岛上的居民。远去，远去，不复存在！但尚未全部消失。末日灾变总会化作一股有用的助力，投入未来——除非你不巧生活在毛里求斯、牙买加或其他许多岌岌可危的地方。根据最近的报告，“假如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保持不变，”到二○二五年前后，情势可能真正走向危急，正好来得及迎接我孙女的七岁生日。（这类挽歌经常把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挂在嘴边。）有时，这曲挽歌的全球性和反复性令人悲痛欲绝——加上完全游离于付诸有意义的行动的努力之外——让人无法不在这些挽歌作者的身上发现一种宿命论者的自由主义意识，细想之下，这种意识和福音派教徒期盼末日来临的乖张愿望无异，而后者是我们原应鄙弃的。
近来，人们有望见到双方多拿出些积极的态度，听取技术专家的乐观意见。其中已出现的一招手法是，我们开始不谈对抗和扭转，变成讨论碳捕集与封存
、加高防波堤、在屋顶安装发电机，做好应对危机的准备。双方都接受失败的结果。他们对彼此说：“诚然，我们以前也许应该换种方式进行辩论，但现在为时已晚，事到如今，我们必须照目前的情况制订对策。”
这种做法无疑将让我七岁的孙女觉得很不是滋味。我不指望她会原谅我，但让她略知一二这当中的心态，若目的只是为求得理解，或许不无益处。我该告诉她什么？她的老师将已经讲解过，二○一四年的天气状况在经济和政治层面是不便揭露的真相——可那一点，即便现在亦昭然若揭。不论代价，一场全球性的民众运动本来有可能将气候问题强行推上政治议程。她想知道的将是为什么这场运动花了如此久的时间才实现。所以我可能会对她说：瞧，你必须了解，我们刚经历了一个世纪的相对主义和解构论，两者告诉我们，我们最热切秉持的原则，绝大多数要么靠不住，要么是单纯的一厢情愿的想法，在我们生活的许多领域，我们已然被要求承认，没有什么是必不可少的，一切变化无常——这种心态使我们丧失了几分斗志。
另外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别忘了我们生存的客观条件——那些让我们觉得不可避免的既定现实——不但是物理学家和哲学家讨论的议题，而且以非理性的形式，存在于我们其余人的头脑中，从知性的角度看，可能不值一顾，但我们仍然把这些条件当作永久不变的事实去体验。气候是那类客观事实中的一项。我们不相信气候会改变。换言之，我们始终以为，我们可以大肆破坏这个星球，但即便是我们中最目空一切的人也不曾想到我们竟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它的变化节奏和特性，正如一个冲父亲尖叫了一整天的小孩，即便如此，她仍料想不到会看见父亲躺倒在厨房地上哭泣。好，你认为那样解释可以帮我脱身、说服我未来（稍许有些烦人和武断）的孙女吗？恐怕不行。
噢，我们干了什么啊！ 这是一个宏大的问题，我们似乎无法走出愧疚、否认、自我鞭笞这个熟悉——本质上属于宗教范畴——的循环。正因为如此（我要告诉我的孙女），末日灾变的前景无济于事——事实上可怕的是，有史以来，末日灾变对我们具有深刻的吸引力。最终，唯一可能在我们心头形成必要牵制的是切身失去那些我们所爱的东西。像是在我们钟爱的小岛上四季出现变化，或当十五楼的灯光熄灭，或是七月初的那天，我在主人（一位年逾八旬的老妇）的陪伴下，走入一座意大利花园，迎面看见的是焦黄的土地和枯萎的玫瑰，耳中听到只有真正上了年纪的人才会吐露的话—— 我这辈子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 ——我发现我的观念终于开始从哀挽式的“我们干了什么？”向讲求实际的“我们能做什么？”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