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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看，其实他连一点令人害怕的因素也没有。他长大起来，长得并不特别高，并不壮，虽然丑，但并非丑得别人见了就吓坏。他不好斗，不左，不阴险，不对别人挑衅。他遇事愿袖手旁观。就连他的智力似乎也不可怕。他三岁时两腿才开始站立，四岁时才说出第一个词，就是“鱼”这个词，它是在突然激动的一瞬间说出来的，犹如一个鱼贩来到夏鲁纳大街叫卖他的货品从远处吆喝的回声。接着他说出的词汇是“天竺葵”、“山羊圈”、“皱叶甘蓝”和“雅克洛尔”，后者是附近一所修道院的一个园丁助手的名字，他有时在加拉尔夫人处干重活和粗活，他的出众之处就是这辈子尚未洗过脸。至于动词、形容词和虚词，格雷诺耶难得用。除了“是”和“不”——他第一次说出来已经很晚了——他尽说些名词，而且只是具体东西、植物、动物和人的专有名词，并且是在他突然嗅到这些东西、植物、动物或人的气味的时候。
在三月的阳光下，他坐在一堆山毛榉木柴上，木柴受热发出劈啪声。这时，他第一次说出了“木头”这个词。在此之前，他看见过木头不下一百次，也上百次听到过这个词。他也了解它的词义，本人在冬天也经常被喊到外面拿木头。可是木头这东西并未引起他足够的兴趣，促使他花点力气说出它的名称。在三月的那天，他坐在柴堆上才说了出来。当时那堆木柴堆放在加拉尔夫人仓库南侧一个伸出的屋顶下，堆得像条板凳。最上面的木柴散发出烧焦的甜味，木柴堆深处散发出苔藓的气味，而仓库的云杉木板墙遇热则散发出树脂碎屑的香味。
格雷诺耶坐在木柴堆上，两条腿伸出来，背靠在仓库墙上，他闭目养神，一动也不动。他什么也不看，不听，什么也没发觉。他只嗅着木头的香味，像被一顶帽子罩住了。他喝这香气，淹没在香气里，身上最后一个细孔都浸透了这香气，自己成了木头，像个木偶。他像皮诺曹
躺在木堆上，像死了一样，过了相当久，或许过了半小时，他才勉强挤出“木头”这个词。仿佛他把木头堆放到他的两耳上，仿佛木头已经塞到他的脖子上，仿佛他的肚子，咽喉和鼻子都填满了木头，因此他这个词是呕吐出来的。这使他恢复了知觉，救了他的命，在此以前不久，这堆木头及其香味还使他窒息得透不过气来。他艰难地动了动，从木头堆上滑下来，迈着麻木的双腿，蹒跚地走开。几天以后，他仍忘不了这次强烈的嗅觉经历，每当他猛然间忆起此事时，他就像念咒语一样自言自语地说出“木头，木头”。
他就是这样学习说话的。对于那些表示无气味体的词，即那些抽象的概念，首先是伦理道德方面的概念，他学起来最困难。他记不住这些词，常常混淆起来，直到成年了仍不喜欢运用这些词，并经常用错：正义，良心，上帝，欢乐，责任，恭顺，感谢等等——它们究竟表达了什么，他不明白，永远捉摸不透。
另一方面，格雷诺耶心里收集了许多嗅觉方面的概念，不久，利用通行的语言来表示这些事物，便已经显得不足。没多久，他不光是嗅木头的气味，而且能嗅出各种木头，即槭木、橡木、松木、榆木、梨木、旧木头、新木头、烂木头、发霉的木头、长满苔藓的木头，甚至个别木块、木片、木屑的气味——这些木头，别人用眼睛都难以区别，而他用嗅觉却能清清楚楚地分辨出来。对于其他东西，情况也类似。加拉尔夫人每天早晨给她代养的幼儿喝的那种白色饮料，人家都统称为牛奶，然而按照格雷诺耶的感觉，每天的气味各不相同，而是按照其温度，是哪头母牛的奶，这头母牛吃了什么饲料，人家留了多少乳脂在牛奶里等等情况而异的……是由上百种个别气味组成的、五光十色的、每分钟甚至每秒钟都在变化并形成新的混合的气味单位，例如“火的烟”，它同样只有那个名称“烟”……土地、地方、空气，每一步、每一口气都增添了别的气味并因此具有另一种特征，然而它们仍只是用那三个简单的字来表达——世界上气味的丰富和语言的贫乏之间所有这些荒诞的不协调，使格雷诺耶对语言的含义产生了怀疑；而他只是在迫不得已与别人交往时，才勉强使用语言。
格雷诺耶六岁时通过嗅觉已经完全掌握了他周围的一切。在加拉尔夫人家里没有哪样东西，在北面的夏鲁纳大街没有哪个地方，没有哪个人，没有哪块石头、哪棵树、哪株灌木或哪个木栅，没有哪个小地段，他通过嗅觉不认得、不能重新认出来以及不是嗅过一次就牢牢记住的。他已经收集了一万种、十万种特殊的气味，并能清清楚楚地加以区别，随意加以支配。他重新闻到这些气味时，不仅回忆得起来，而且当忆起这些气味时，他事实上又闻到了这些气味。不仅如此，他甚至能通过自己的想象掌握气味间的重新组合技术，自己创造出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气味。他仿佛通过自学掌握了气味的庞大词汇表，这些词汇使他可以随意造出大量的新的气味句子来——而他能做到这点，恰恰是其他孩子使用人家辛辛苦苦灌输给他们的词汇，初次结结巴巴地说出描写世界的非常不完善的传统句子时那样的年纪。他的天才或许可以和一个有音乐才能的神童相比拟，这神童从旋律与和声中听到一个个音的字母后，就自己谱写了全新的旋律与和音——当然有所不同，气味的字母比音的字母要大得多，并且很不相同；还有另一个区别是，神童格雷诺耶的创造性活动只是在他内心里进行的，除了他本人，任何人也察觉不到。
从外表看来，他的性格总是内向的。他最喜欢独自一人漫步穿过圣安托万北郊，穿过菜园和葡萄园，穿过草地。有时他晚上不回家，一连数日失踪。到了用棍棒惩罚他时，他总是忍受着，脸上也没有痛苦的表情。关禁闭，不给吃饭，惩罚性劳动，都不能改变他的行为。他断断续续地上了一年半邦索库圣母院的神学校，但是没有明显的效果。他学了点拼写，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收获。他的老师认为他是弱智儿。
相反，加拉尔夫人则注意到他有一定的才能和特点，这些才能和特点即使不说是超自然的，也是很不平常的，例如：他从不像小孩那样害怕黑暗和夜，任何时候，人家都可以叫他到地下室去拿点什么东西，而其他小孩即使拿了一盏灯也不大敢下去；或者，人家可以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叫他到仓库去拿木头，他从来不掌灯，但又能认清道路，立即拿来所需要的东西，从不拿错，从不跌跤或撞翻什么东西。当然更加奇特的是，他能透过纸张、布料、木头，甚至透过砌得牢牢的墙壁和关闭着的门看过去的本领，这一点已经由加拉尔夫人证实过。他脚不进卧室，就知道室内有多少小孩，并且是哪些小孩。花椰菜尚未切开，他已经知道菜里藏着一条毛虫。有一次，加拉尔夫人把钱藏好（她换了个地方），自己再也找不到了，格雷诺耶还没找上一秒钟，即指着壁炉横梁后面的一个位置，一瞧，果然钱在那儿！他甚至能望到将来：能够在一个人来访前很久就预告此人的来访，或是在天空里尚无一丝云彩时即能准确地预告雷阵雨的来临。所有这一切，他当然不是看出来，不是用眼睛看，而是用他嗅觉越来越灵敏和精确的鼻子嗅出来的：花椰菜里的毛虫，横梁后的钱，隔几道墙和几条街的人——这些对于加拉尔夫人来说，即使她父亲那次用火通条打她时没有损伤她的嗅觉器官，她也是连做梦都想不到的。她深信这男孩——虽然智力差——一定有第二套视觉器官。由于她知道，有两套视觉器官的人会招来灾祸和死亡，因而她觉得他极为可怕。当她想到自己同某人住在同一栋房子里，此人具有一种天赋，能透过墙壁和横梁看清藏匿得非常隐蔽的钱，这时她觉得更加可怕，难以忍受。在她发现格雷诺耶具有这种可怕的本领后，她就想办法要把他打发走。后来时机终于到了，大约在格雷诺耶满八岁时，圣梅里修道院未说明任何理由，停止付给抚养格雷诺耶的费用。加拉尔夫人也不去索取。出于礼貌，她又等了一个星期，然而这笔钱还是没有送来，她就牵着这男孩的手，带他进城去。
加拉尔夫人认识住在离河不远的莫特勒里大街的一个制革匠，此人名叫格里马，他迫切需要年轻的劳动力——不是需要正规的学徒或伙计，而是需要廉价的苦力。这行业有些工作——刮去腐烂兽皮上的肉，混合有毒的鞣剂和染浆，提炼腐蚀性强的植物鞣料——对人体有生命危险，因此一个有责任感的师傅尽可能不叫他的满师的助手干这种活，而是利用失业的瘪三、游民或没有人监护的儿童，这些人一旦出了问题没人过问。加拉尔夫人当然知道，格雷诺耶呆在格里马的制革工场里，按照一般人的估计肯定是九死一生。但她不是多愁善感的女人。她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负责照料的关系已经终止。这小孩今后会发生什么事与她无关。倘若他死里逃生，这当然好，倘若他死了，那也是好的——关键是，一切都合情合理。她叫格里马先生写了个认领这男孩的证明，自己则开了个拿到十五法郎手续费的收据，又动身返回夏鲁纳大街家里。她一点儿也觉察不到自己的良心有什么不好。相反，她认为自己不仅做得合情合理，而且做得大仁大义，因为把一个没有人肯给抚养费的小孩留下来，无可避免地会成为其他孩子的负担，甚至成为她自己的负担，这很可能危及其他孩子的将来，甚至危及自己的将来，也就是自己有保障的单独的死，而这样的死，是她今生仍然希望的唯一一件事。
由于我们叙述加拉尔夫人的身世到此就要结束，而且后面也不再提到她，因此我们想用几个句子叙述一下她的晚年。加拉尔夫人尽管在童年时心灵上已经死亡，却很不幸地活到很老。公元一七八二年，即在她年近七十的时候，她放弃了自己的行当，按计划花钱买了份养老金，坐在自己的小屋子里等死。但是死神姗姗来迟。世上人们估计不到的、国内从未发生过的事件到来了，这就是革命，也就是一切社会、道德和超越一切范畴的关系的一次急剧的变革。起初这场革命对加拉尔夫人个人的遭遇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后来——她那时近八十岁——据说突然发生了这样的事：她的养老金发放人被迫流亡，财产被没收，他的产业拍卖给了一个裤子工厂的厂主。这一变化暂时还看不出对加拉尔夫人有什么灾难性的影响，因为裤子工厂的厂主仍继续按时付给养老金。但是后来苦日子终于来了，她再也拿不到硬币，而是得到小张纸头印制的钞票，这是她艰苦生活的开端。
两年后，养老金还不够她买一盒火柴。加拉尔夫人被迫出售自己的房子，但房价低得可怜，因为在当时，除了她以外，突然有成千上万的人同样必须变卖他们的房子。她拿到的又是毫无意义的纸币，而两年后这些纸币又分文不值。一七九七年她即将九十岁时，她已经失去了用自己辛辛苦苦、异乎寻常的劳动积攒起来的全部财产，住在珊瑚大街的一间摆有家具的斗室里。到了此时，晚了十或二十年，死神才走了过来，慢性肿瘤病扼住加拉尔夫人的喉咙，先是夺去她的食欲，后来夺去她的嗓音，因而当她被送进主宫医院的时候，她竟不能说句话表示抗议。在那里，人家把她安排在她丈夫以前在那儿死去的、住满数百垂危病人的大厅里，让她同另外五个完全陌生的老年妇女同睡一张床——她们身体紧挨着身体躺着——并把她放在那里三个星期，让她在公众面前死去。随后她被人装进一个口袋，袋口缝了起来，清晨四点同其他五十具尸体一道被扔上一辆运尸车。车子——一只小铃不停地发出微弱的响声——驶到城门外一里地新开辟的克拉马公墓处。人们把尸体扔进万人墓穴里，再盖上一层厚厚的生石灰。
这一年是公元一七九九年。上帝保佑，她在一七四七年回家并告别格雷诺耶这男孩和我们的故事这一天，丝毫也没有预料到她后来这种厄运。她或许已经丧失了对正义的信念，并因此也丧失了她唯一能够理解的生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