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羚羊与秧鸡》？可这是什么意思呢？”出版社的朋友们见了标题都问道，那时小说刚刚交稿。

“‘羚羊（Oryx）’和‘秧鸡（Crake）’是两种动物，到我写这部小说时已经灭绝了，”我答道，“也是故事主人公的名字。”

“可是他们一上来就死了。”出版社的人说。

“这才是看点呢，”我说，“或者看点之一。”（我没有提到的另一个看点是，该书名听起来很像池塘里的蛙鸣。试试看连念三遍，像这样： Oryx oryx oryx. Crake crake crake ：明白了吧？）

瞧这情形还是没能说服他们，我便又解释道，R、Y、X、K都是有力道的字母，只要都收进来，没有哪个标题不是响当当的。他们信我了吗？难说。不过《羚羊与秧鸡》这书名倒是保留至今。

这也是我的小说中，能被学校相中而教给青少年的两部之一。显然当老师的对这些有魔力的字母是有反应的。或者他们另有所感。

此外，《羚羊与秧鸡》还是我第一本自始至终以男性为叙事主体的小说——在当时亦是唯有的一本。没错，我被为何“总是”写女性这样的问题弄烦了。我并非总是如此。然而这部作品其实是个浑然的整体。我一向忠于带性别视角的文学批评，于是书一付梓便有人问我怎么不启用女性叙事者了。人无完人嘛。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我在二○○一年三月动笔写作《羚羊与秧鸡》。那时我在澳大利亚，刚刚完成了上一部小说《盲刺客》的巡回售书活动。于是我便有了点时间去阿纳姆地区的季风雨林观鸟。在那儿我还参观了单边敞开的岩洞群，当地原住民的生活与自然和谐相处，其文化已不间断地延续了四五万年。

之后我们的观鸟团去了凯恩斯附近的菲利普·格雷戈里食火鸟保护区。按照观鸟爱好者及自然主义者那时候就有的习惯——这样的惯常做法已坚持几十年了——我们讨论起了发生于自然界的物种灭绝的惊人速度，这要归咎于人类正在加快改变世界。食火鸟这种不会飞的珍禽看起来活似蓝色、紫色及粉红色的恐龙，一爪抓下去就能把人开膛破肚——它们还能存活多久呢？它们中有不少在保护区里昂首阔步，吃着切碎的香蕉，吞食着不慎晾在窗台上的批萨。这些在林下灌木丛中奔忙的红颈秧鸡还能存活多久？不会太久，这是我们的普遍看法。

现代智人又如何？我们这个物种会不会继续毁坏曾生养并持续支持我们的生物系统，并最终确保我们自己走向亡族灭种？这个物种会不会停下脚步思索一下自己鲁莽的举动，并就此改弦更张？这个物种会不会因自己的发明而作茧自缚，后又能凭着发明再挣脱出来？要么——这个物种或许通过遗传工程培养出超级病毒，从而具备了生物技术手段来抹杀自身，或是发现了什么手段来改造人类基因组，由此用一个有更多善心、更少贪念、较少掠夺的版本来替代自身？该版本的设计者会不会是哪个博爱之辈，或执意要改良世界的疯魔之徒？我们之中会不会有个预言家及/或科学狂人，随时准备着按下“重启”键？

我便是在食火鸟保护区的阳台上凝视着这些红颈秧鸡时，近乎完整地酝酿出了《羚羊与秧鸡》的写作计划。当天晚上我就做起了笔记。上一部小说刚刚杀青，我疲累得并不想这么快就开写另一部，可当一个故事吵着嚷着非要出世时，你还真拦不住。

每一部小说在作者的生活中都会先有长长的前奏——她/他的所见、所历、所读、所想——《羚羊与秧鸡》也不例外。很久以来我一直在思索反乌托邦式的“假如”场景。我是在科学家之中长大的，野外生物学家扎堆在我的童年里。我的几位近亲都是科学家，每年的圣诞家庭聚餐（火鸡是解剖开的而不是切开的）上的话题大体都是肠道寄生虫或鼠体性激素之类，近年来或也包括了基因编辑技术中的工具问题，《羚羊与秧鸡》中“基因狂人”的商业冒险桥段在现实中已初露端倪。我的阅读消遣多为斯蒂芬·杰伊·古尔德的科普文章或是《科学美国人》之类，部分原因就是为了跟得上家里人的聊天。

于是多年来我一直在做剪报，并且吃惊地注意到十年前被嘲笑为偏执妄想的趋向，先是成为了可能，接着就变成了事实。《羚羊与秧鸡》也是如此：写作此书时，猪体内种植人体器官还只是个可能，而今已为现实。彼时的“鸡肉球”尚属杜撰，但“实验室人造肉”已走入了我们的生活。我写书时，猫的呼噜声的自我治愈功能在科学上才刚刚起步，如今已广为接受。更多的发明和发现还将源源不断地涌来。

可是哪一个会先来——由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和太阳能撑起的美丽新世界，还是造就了这些高科技的社会的崩塌？生物学准则与物理学一样无情：用完了食物和水，就得死。没有哪种动物在耗尽资源基础后还能指望活下去。人类文明也适用于同一铁律，由气候变化引发的灾难已经——部分地——在我们之中造成了破坏。

与《使女的故事》类似，《羚羊与秧鸡》属于悬测小说（speculative fiction）——秉承了奥威尔《1984》的传统——而非H.G.威尔斯的《世界战争》的科幻路数。悬测小说可没有什么星际旅行、远距传输、火星来客。如同《使女的故事》，该书并非凭空杜撰我们还没有发明或还没有着手研发的东西。每部小说开头都有个“假如”，然后再依理展开。《羚羊与秧鸡》的“假如”很简单：“假如我们沿着已走过来的道路继续前行会如何？”上坡路有多滑？能够补短的长处是什么？谁存有阻拦我们的意志？能否通过基因工程，把我们从这列业已启动的火车的失事现场中解救出来？

《羚羊与秧鸡》就在一片欢愉嬉闹中灭绝了几乎整个人类，而在此之前人类社会分裂成为两个阵营：技术统治派与无政府主义派。不过仍有一线希望：尚有一群准人类，他们的基因得到了改造，那些折磨现代智人的病痛，他们永远不必受其干扰。换句话说，他们是定制人。可是任何一个参与其设计（我们正在这么做，还会变本加厉地做）的人都不得不问一句：人类把基因修改到什么时候，就不算人了，这段路有多远？我们有哪些标识我们核心存在的特征？

定制人，或书中所称的“秧鸡人”，具备几种我自己也很愿意笑纳的配备：内置驱虫剂、自动防晒，还有消化树叶的功能，就像兔子那样。他们不需要衣服和农产品，因而也就不需要种植粮食和纤维植物的领地，也就没有了领土战争。

他们还有几样特征，其实也算某种改良，但我们大多不会喜欢的，包括季节性交配——如同大多数哺乳动物——期间其某些身体部位会发蓝，就像狒狒那样，因而也就不存在爱情的抗拒或强奸行为。每个人都可以有性行为，为了增加浪漫色彩，雄性“秧鸡人”会唱唱歌、跳跳舞作为求偶的举动。很多动物都这样，我最喜爱的是银鱼：如果雄鱼的舞蹈为雌鱼接受，那么他就送给她一个精子囊，故事就结束了。当我把这个说给我会计听时，他说：“我的一些客户知道了会喜欢得要死的。”

雄性“秧鸡人”还会献花——就像公企鹅给母企鹅献石头一样。我曾在澳洲观察过园丁鸟，便想过是不是添加一项该鸟的特性，但这就把事情变得复杂了，要牵涉到雄性竞争——而这是“秧鸡”一心要祛除的——于是这一点就没有加：雄性“秧鸡人”不会像园丁鸟那样相互去偷蓝色晾衣夹子。不过“秧鸡人”会像猫一样群交，这样就不用为谁才是生父而焦虑了。

“秧鸡人”爱好和平，温文有礼，只吃素食，善良有爱。唉，我们现代智人最后的幸存者——他名字叫吉米——却觉得他们无聊透顶。作为喜欢讲故事的动物——人类便是——我们看戏上瘾，差不多为此搭上了性命。

多股不同的力量凑巧撞在了一块儿，便有了“完美风暴”，人类历史上的完美风暴也是如此。如小说家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 所言，作家言其所忧，而《羚羊与秧鸡》的世界正是我现在的忧虑。这不仅关乎我们那些弗兰肯斯坦式的发明创造——大多数人类发明本身只是中性的工具，其负面或正面的道德指向都要看我们如何使用，况且很多技术利用是值得称赞的，尽管连“好”发明都很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降低死亡率而粮食不能增产，就会引发饥荒、社会动荡和战争，每每如此。

小说并不能给出解答，那是指南类书干的事情。小说只管提问。《羚羊与秧鸡》提出的问题如下。

第一个大概是：“我们能求得我们自身的信赖吗？”因为无论科技发展到何高度，现代智人在心底里仍然是数万年前的老样子——同样的情感，同样的关切，同样好，同样坏，同样丑陋。我们就是个正邪一体的皮囊，我们人类。

可假如我们能够祛除坏与丑陋，又要如何做呢？那我们最后还算人类吗？而假如这种生物缺乏进攻性和杀戮本能，就像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慧骃国，那他们是不是很快就会遭到灭顶之灾，如同无数原住民在十六、十七世纪遭遇欧洲人时的下场？我们中间还有些不错的人，通情达理，得体如格列佛本人——又如《羚羊与秧鸡》中的吉米，这样是不是就够了？吉米是有“良心”的。我们的良心是否足以拯救我们，或者还需要些别的？

我们现今日益具备了创造自身新型号的能力，他们形态更美丽，道德更高尚。为了保护他们，也为了保护我们自己正快速破坏的生物圈，我们是否应该把现在的人类型号干掉？你会这么想的。

“秧鸡”也是这么想的。他也是这么做的。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fhG3fI5aMiRQ/+nf0Cu8GXXro8TqGkGGC+rrV0vH63B8gTR/wTiAEEq/J5G752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