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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指的是人类过去经验的总和。凡是人类过去所经历、所发生的都是历史。可是，历史知识和历史学不等于历史。历史是曾经存在，但是过去了就没有了的东西。例如，1935年在台湾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历史，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可是，1935年2月13日，一个到圆山附近去游逛的少年，今天我们没法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到圆山去的那件事，过去了，消逝了，再也无法还原。又例如，1946年8月10日，一个江西农民被拉壮丁到了部队，派到战场上打仗。我们无法知道他那一天经历了什么，那些经历对他有什么影响。
我们不可能复原历史当中发生过的所有事情。历史学、历史知识和历史之间，总是存在着一道鸿沟。历史学一直不断努力，想要尽量将过去曾经发生的事情保留下来，予以重建。但是，能保留的，能重建的，永远只能是真实历史中的一小部分。因此，历史学与历史之间，必然是一种选择关系。
历史这么大，历史学只能从中选取一部分予以保留，予以重建重现，并表达出来。历史就像地图一样。每一张地图都有比例尺，比例尺就意味着要将现实缩小。在缩小的过程中，也就排除了一些东西。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有一篇文章讲1∶1的地图。
那张地图是覆盖在整个地球表面的一大张纸。1∶1的地图不会遗漏任何东西，然而这个地图没法用，也没有人需要。地图要有用，必然要缩小，要将一些东西排除在外，如此才方便。比例尺越小，地图涵盖的范围就越大，然而相对而言，它能保留的信息就越少。历史学也是如此。
最完整的历史知识和历史之间是1∶1的关系，把过去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如实、巨细靡遗，如同时间倒流般，全都搬上来给我们。这种历史知识只存在于想象中，现实中不会有。现实的历史知识必定经过选择，选择众多历史信息中的一小部分，将之转化为可传述、可理解的史学内容。
如果历史知识是一张地图，那么我们要画的是什么样的地图？要用一种怎样的比例尺？依照什么样的原则，保留什么，又省略什么？这些是历史学极为关键的概念与原则。我希望读者暂时搁置过去对中国历史的印象，因为我想带大家走一趟不一样的旅程。
在重新看这块庞大而又丰富的历史图景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曾经存在过的地图是如何画出来的？为什么会有这张地图？这张地图是谁用什么样的方式，用什么样的原则，基于什么样的考虑，为了要给谁用，所以才画成这个样子？让我们先跑到地图后面，检查其制作过程，然后再绕出来，换到另一个山头上往下看，或许最终会发现，原来的地图绘制进去的，只是全幅中国历史图景中的一个角落，而且是从特别的角度看过去的一个角落。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只这样看这个角落，而对另外存在的庞大区域视而不见。
我们对中国古史多少有点儿印象。这些印象是怎么来的？
让我们回溯到明朝中期，从15世纪的一场争论开始讲起。当时士人圈中，最激烈、最关键的一个争议，是理学上的“程朱、陆王之争”。理学是宋朝以降中国士人学问的核心。理学试图建立一整套解释系统，解释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世界。还有，在这个世界当中，人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如何成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人，应该有什么行为，不应该有什么行为？理学既要彻底追究源头，又要提供具体而实用的人生行为准则，是一套既大且细的学问。
理学有两个关键特质。第一，理学探讨的范围甚至比西方的哲学更广。它不只是要解释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还要明确规定这个世界上每个人该有的行为准则。第二，理学是“一套”学问，它有严谨的逻辑，将众多内容容纳在一套可以讲清楚的道理中，而不是把这些东西分开，做片段式处理。
“程朱”和“陆王”代表的是理学内部源于不同的推论而产生的两种很不一样的整体态度。“程朱”是北宋的程颐（字正叔）、程颢（字伯淳）兄弟，加上南宋的朱熹（字元晦）；“陆王”是南宋的陆九渊（字子静）和明朝的王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简单来说，“程朱”认为建立从宇宙到人生的整套学问，关键程序是“格物致知”；而“陆王”却主张，有意义的知识，其核心价值应该是“明心见性”。
“程朱”强调人要变成合格的人，有一套程序，有一套功夫，要循序渐进，认识万事万物之理，进而从中认识“天理”，认识“天理”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划分根植的“性”。为什么朱熹要强调四书，将《大学》《中庸》突显出来，与《论语》《孟子》平起平坐？因为《大学》《中庸》讲的都是程序，都是按部就班、依序进展的功夫。对于“程朱”而言，人要一步步由近及远，由内而外，通过格物致知积累学问。对的学问、丰富的学问，让你成长为对的人、好的人、有用的人。
“陆王”却不是从这种角度看世界的。依照孟子的观点，人之所以为人，最重要的在于有恻隐、羞恶、是非、辞让之心，在于有良知。良知就是天生的道德心。既然良知——天生的道德心——本来就在我们的心里，怎么要靠后天慢慢去学，靠一套吸收外在知识的功夫才培养起来呢？人的教育程序，一切学问的根本，都在于“致良知”——找到并发挥你的良心。这里不牵涉外在知识。陆象山发挥孟子所说的“先立乎其大者”（《孟子·告子上》），认为内在道德本心是“大”，其他外在的知识相对是“小”，是附加的。
这是看待世界和看待人的两种不同态度，却同属于中国近世社会
重要的士人文化。宋朝之后，士人兴起，除了皇室之外，士人拥有最多的资源，更是社会的核心。因科举制长期积累的影响，士人掌控了集体价值的决定权。因此，士人相信什么，不是简单的个人信仰问题。“程朱、陆王之争”愈演愈烈，有其难解的政治和社会因素。
两派争端之所以如此激烈，是因为牵涉科举考试。科举考试的每个环节其实都是政治。谁来出题，出什么样的题目？谁来阅卷，用什么标准阅卷？科举考试决定了很多人一辈子的前途和命运，决定他们一家子乃至整个家族后代的社会地位。“程朱”与“陆王”斗得厉害，因为不同派别对于考题和答案有不同看法，就会选择不同的人，淘汰不同的人。如此一来，宇宙论与人生论的信念，就和派别的壮大或消长紧密联结在一起了。当时社会上拥有最庞大资源的人，分别成了两个巨大的思想派别，一个是“程朱派”，另一个是“陆王派”，两派都必须想方设法压倒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