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重复居住的居址,通常不容易挖。人活得好好的,一代接一代,不会在地底下埋什么东西。房子旧了坏了,就把房子拆掉,废物运走,再在上面盖新的。居住遗址很珍贵,可以告诉我们最多的事情。西安半坡遗址和姜寨遗址,都是挖出两大块村落的居住遗址,很珍贵。但那是稀有遗址,不是一般考古发现的常态。
大多数时候,最有机会挖到东西的地方其实是古人的垃圾堆。像是圆山贝冢,出土了一大堆贝壳,那就是当时的人吃完贝类,将壳集中丢弃的垃圾堆。考古学的进展必须经常依赖前人的垃圾堆。废弃的垃圾比持续使用的东西更有可能被留下来。通常没有人会搬走垃圾堆,以后使用居址的人也不会去动垃圾堆。
最有价值的垃圾堆,是在“工坊”或“作坊”旁边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曾经办过汝窑特展,展览中的一部分展品是台北故宫博物馆收藏的,当然是从清朝皇家一路流传下来的,都是精品。但另外一部分则是从河南汝州市的汝瓷博物馆借来的。小朋友会对这些借展品特别有感觉,特别有兴趣,他们直问:“这些东西怎么都破破的?”
这些破破的瓷器,是考古学家从地底下挖出来的。宫廷收藏的汝窑精品不可能藏在地里让考古学家去挖吧?考古学家能挖的,是汝窑作坊做坏不要,堆到垃圾场去的。这样挖出来的东西,在古董市场上的价格很低,可是在历史研究上的价值很高,让我们可以更普遍地了解当时的工艺技术与工艺标准。
郑州商城挖出过一个最惊人的作坊及其垃圾堆,那就是“人骨作坊”。那是做骨器的地方,只不过使用的材料是大量的人骨。大陆的史学家就是以这个发掘结果证明奴隶制社会的存在,铁证如山,如果不是有大批命如草芥的奴隶,哪来的人骨材料,哪来的人骨作坊?
考古学也高度依赖墓葬,这也不会被后来的人随便乱动。考古人类学系被戏称为“挖死人骨头”,说老实话,考古学家还真的很在意死人骨头。有两个条件使我们必须在意死人骨头。第一,骨头最有可能石化,可以存留很久;第二,墓葬的方式,必定有其意义。像十三行文化遗址中人的墓葬,头都朝向同样的方向,那绝对不是偶然。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开始出现众多的“二次葬”,用我们现在的语言就叫“捡骨葬” 。如果是一次葬,出土时骨骸是照着人体形状排列的。但若是出土的骨骸集中在一起,就表示应该有二次葬的行为,也就是在下葬后经过一定时间,再将坟墓挖开,把皮肤肌肉彻底腐化后的骨头重新换个方式、换个地点再埋葬一次。为什么要这样麻烦地进行二次葬?这显然是牵涉人们对死亡、死后世界的想象与解释。
就算只有一次葬,也可以看出一些复杂的意义。死人自己不会动,墓葬的姿势、位置、方向一定是活人帮他处置的。人死了,身体自然僵直,最简单和直接的方法应该就是那样葬下去。但是在考古发掘的墓葬中,却常常发现侧身葬、屈身葬,甚至还有直身葬。为何如此大费周章?我们只能告诉自己:这些负责下葬的活人,一定有他们特别的想法。
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迹看,一般来说,屈身葬的墓葬当中发现陪葬品的概率远高于直身葬。通常对特殊的人,会在他死时多做些努力,用比较复杂的下葬方式标示他的特殊性。表达特殊性的另一种手段是陪葬品。墓葬很重要,因为我们可以凭借下葬的情况去推演其社会及文化意义。为什么选择这些东西陪葬?为什么放在这里?例如在屈身葬中,陪葬品经常放在头部两侧及膝盖边,肚腹位置放陪葬品的就不多了,为什么如此?思考、解答这种问题,极有意思。
考古一般能挖到的是垃圾堆和墓葬,因此我们应该明白:考古发掘出土的资料有高度偏差,是有偏见的,绝对不可能构成全面的知识。考古学很大一部分靠概率,靠运气。
秦始皇陵兵马俑很有名,那是公元前220年左右的东西。查《史记会注考证》,其中就搜罗了历来关于秦始皇陵地点的种种考证。 换句话说,两千多年来,陵寝的地点不是秘密,也没有真正失传。历代许多其他的皇帝陵,几乎都被盗挖了,很多人知其地点的秦始皇陵,居然没有盗掘或出土记录。20世纪60年代,陕西农民挖到兵马俑,开始时还没有人认为那会是秦始皇陵里的东西。因为第一,初步发现的地方,离旧记载骊山秦始皇陵的中心有几公里远,谁想象得到秦始皇陵的范围会延伸那么远。第二,挖出来的东西没有人看过,没有人记录过,两千多年前的东西可能保留得好好的、从来没被挖出来过吗?
但考古就是这么一回事。秦始皇陵竟被神奇地完整保留了下来,供后人发掘。到现在已经开挖,挖出大批兵马俑的这块区域,占整个秦始皇陵不到一半的面积,还有一半仍然埋在地底下。现在不能挖,不敢挖,因为人们没有把握挖了之后,与空气接触的快速氧化作用会不会摧毁里面的东西。必须要确知如何处理氧化问题才能开挖,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全部发掘,更没有人知道最终会挖出什么东西来。
考古学就是这么一回事。它极其神奇,带着很大的运气成分。而且不管怎么努力,甚至运气也够好,考古能发掘出来的东西,毕竟还是像一幅总共由3600片拼图碎片构成的大拼图,却只是东一个,西一个,给了360片,要我们去解答:这拼图上到底画了什么?
这360片拼图碎片,每一片都花很大力气,还要靠运气才能弄到,然而它们只是巨大的3600片拼图碎片的十分之一。此外的十分之九必须依靠想象与解释,单靠考古材料不可能还原那个大拼图。所以,想发挥考古的最大作用,要靠想象力,也要靠文字及其他史料的相互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