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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是怎么产生的?

19世纪的欧洲人怀抱巨大的知识野心,要用科学方法找到宇宙间所有的规律。这个野心来自积累多年的对于物质世界的研究。天上星辰的移动,基本上没有任何一步脱离牛顿力学定律。星辰如此,其他物质何尝不是如此?19世纪化学大幅进步,物质为什么是硬的或是软的,什么时候这一物质可以被烧掉,什么状况下又会存留下来,都依循着人可以发现、归纳、整理的化学规律。在我们能见到、能观察的这个世界上,如果所有的物质、所有的物体都有一套规律、规范,那就没有道理相信唯独人类的行为是例外。

在19世纪,欧洲人做了这个既科学又浪漫的大梦——寻找、发现、确定“人到底是怎么来的?又要往哪里去?”的规律和规则,然后从中取得预见未来的能力。要预见未来,先得整理现实和过去的材料,从对这些材料的研究中找出规则来。

考古学是人类学的一支,而人类学是一门学习、研究、记录“原始文化”的学问。对非文明或文明开化前的人群生活进行观察记录,是人类学的学科使命。为了达成这个使命,一边以考古为工具,把过去人类曾经有过的遗迹发掘出来,另一边则以民族志的方式去研究撒哈拉沙漠的贝都因游牧民族,或者大洋洲的基里维纳群岛文化。

人类学热衷于研究“原住民”(aborigine),源自根深蒂固的规律信念:相信人类的演进有一定的规律,只要是人,就应该按照一样的规则变化,从粗糙、野蛮、简单的,一步步演变为文明、复杂、有礼貌、可以和平相处的。这些变化的过程,有一部分记录在文明历史中,可是毕竟不是一有人就有文明历史。这就留下了如下的关键难题:人是怎么开始有历史的?在有历史之前,人如何变化?

处理和解决这个难题,要依循两条途径。一条途径是研究原住民。他们当时相信,像斐济岛上的居民,或是撒哈拉沙漠的贝都因人,都是“活化石”。人的演进发展只能有一条路,但是不同的人依照其聪明才智,依照其机遇不同,有的人走得快,有的人走得慢。西方人当然认为自己走得最快,回头看,哦,中国人落后了三步,日本人落后了五步,或许西伯利亚人落后了二十步。更后面甚至还有不曾发明文字的人,他们尚未走入历史时期,于是可以借由研究他们的行为、他们的生活,去模拟、理解全人类在历史时期之前的状态。

另一条途径是研究史前人类的遗迹。埋藏在地底下保留下来的物质遗迹,可以部分复原当时的状况。民族志调查与考古学材料加在一起,就有机会完整建构起人类的史前文明史,获得对于人类史前文明的认知与了解。这个是考古学与人类学在19世纪关系密切,而且兴盛成熟的重要背景。

考古学背负巨大的浪漫梦想。考古让我们证实过去真实发生过的事,考古让我们看到历史无法记载、没有记载的事,也可以帮我们修正历史曾经有过的记载。然而,伴随着这样的浪漫学科目标、学科精神的,却是极其严谨的科学主义下颇为枯燥无聊的工作。

所以,培养优秀的考古学家比培养任何其他学科优秀的学者更困难,因为考古学的两面要求基本上是彼此矛盾的。缺乏浪漫和想象的能力,不可能成为优秀的考古学家;可是反过来看,具备浪漫热情与充沛想象力的人,谁愿意耐着性子顶着大太阳在凤鼻头“挖死人骨头”?考古工作有其极度枯燥无聊之处,有时甚至必须等待运气降临。 iZEwsK28gaPmp+0KNgZOerKZMtJ85D5fqniepbOARdN37FwfPETJdkRrEATgtm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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