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从文化人类学到考古人类学

这一读，竟使我状况大乱。文化人类学开阔的视野，逼我重新思考历史、历史学与历史系的训练。相较于文化人类学那种结合科学理论、荒野冒险与文学记录的研究方式，历史，尤其是我当时所了解的传统历史与史学，显得如此狭隘，如此单薄而且古板。

大一下学期，和上学期彻底相反，“考古人类学导论”成了我最感兴趣的一门课。我还是没有花太多时间在陈奇禄老师的课堂上，不是因为对他教的没兴趣，而是嫌他教得太少，教得太慢了。我拿着那份笔记，把下学期“考导”课程中提到的每个人名和每个书名都记下来，然后到图书馆里抱回一堆又一堆的书。

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我认真读了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写缅甸高原社会原住民结构的书，读了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ľaw Malinowski）和E. E. 埃文斯-普里查德（E. E. Evans-Pritchard）的民族志，还找到了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忧郁的热带》的英译本。在台北逐渐热起来的日子里，我坚持阅读。

然后，我确信自己喜爱人类学远胜过喜爱历史。于是我鼓起勇气，到“洞洞馆” 的考古人类学系系办，询问如何转系。

系办的助教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前面三分钟，他认定我要问他如何从考古人类学系转出去，因而带点儿不耐烦地反复声明：“你想转哪个系，就去问那个系，有的系有转系考，有的系没有。”我再三对他说，我就是想转入考古人类学系，所以才来问的，但这话好像无论如何都敲不进他的脑袋中。终于，他弄懂了，惊呼一声：“怎么会？”

考古人类学系没有固定的转学规定。助教帮我问了之后告诉我，因为已经多年没有遇到有学生要转入了，所以，把成绩单交来，然后跟系主任谈谈，应该就可以了。

那年考古人类学系的系主任，是李光周老师。约好时间后，我去办公室见他。他见面的第一个问题当然是：“你为什么会想转来我们系？”我早准备好了答案，立即将我对文化人类学的一点点认识全盘掏出，说了一大堆话，甚至还狂妄地比较了英国的功能结构学派 和法国的结构主义学派 。

李光周老师面带微笑，很有耐心地听我讲，没有打断。等我讲完了，他才幽幽地问了一句：“这个系叫作‘考古人类学系’，但你都没有讲到考古学？”我愣了一下，还真没防备到会有此一问。我以为显现了自己对于文化人类学的热情与理解，系主任应该是赞许地点头说：“很好，欢迎加入我们！”

我根本没准备，也没有预想的答案。不到20岁的我，只能从心底掏出真话来。我不喜欢考古学，觉得考古是一门很无趣的学问，而且其研究方法与知识推论，大有问题。什么样的东西会留在地下，什么样的东西会被发掘出土，充满了偶然。要如何靠那么偶然又那么稀少的材料，来推断过去的人类文化与历史呢？

李光周老师还是面带微笑，很有耐心地听，也没有打断我。等我讲完了，李老师仍然带着微笑，给了我他的答复：“这位同学，现在我明白你的‘考导’成绩为什么会那么奇怪了。很抱歉，我无法接受你转系，不是因为你刚刚说的话。你来之前，我们在系务会议上简单交换过意见，系里有老师提醒我：一个‘考导’只考了62分的学生，实在不适合转进我们系。”

我想争辩说：“那是上学期，下学期我一定会考出全班最高分！”但话却没说出口。李老师又多加了一句：“不过我个人很欢迎你多到系里来上课，尤其是上上考古学的课。你对考古学很有偏见啊！”

三十多年后回想这段往事，我还是忍不住对自己的无知感到满脸燥热。我非但不了解考古学，也不了解中国考古学的惊人成就。我非但不认识代表中国考古学最高成就的学者，例如李济先生，也不知道李光周老师就是李济先生的公子！ bf9FIkw0bcoFGd5hY4Waj1fyFGYp6Ifv2DhIEP5EmvF2LiBfghwoESdntXFt0Rv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