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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改写中国历史的考古发现

构成强烈对比的是留在中国大陆的一群学者。他们有自己的优势，也有外在的局限。他们的优势在于可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学术研究，他们所获得的资料也十分充足。他们延续了之前的社会史论战，最关心社会史分期的规律如何运用在中国历史上，比如，什么时候是奴隶制时代，什么时候是封建制时代，以及中国的资本主义阶段在何处，等等。

1949年之后，中国史学界的另外一件大事，是用全新的人民立场将中国历史全部改写一次。过去从统治者立场讲的“反”和“乱”，都要改称“农民起义”。所以黄巢是“起义”，张献忠是“起义”，李自成也是“起义”，都是“起义”。同样出生于1910年前后的胡厚宣和夏鼐，有着很不一样的遭遇。曾经参与安阳小屯殷墟发掘的胡厚宣，1949年之后在考古上没有什么发挥的余地。他在郭沫若的支持下，数十年埋首于甲骨文的整理研究，最大的成果是皇皇巨著《甲骨文合集》全十三册。夏鼐没赶上1928年的殷墟考古，1949年后主持过几场重要的考古发掘，1958年之后因国内形势而无法继续进行研究。还好他活得够久，经历了“文革”，后被誉为新中国考古学奠基人之一。

“文革”之后，中国开展经济建设，大量进行现代化的公共工程。现代工程一定要挖地基，一往下挖，不小心就挖到古代的东西。突然之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忙起来了。每个人都被派出去还不够用，全在做“抢救性考古”。他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将古物挖出来，做基本的记录，然后就撤队，将工地还给施工单位，同时赶到下一个工地去“抢救”。中央的考古人员不够，后来各省就陆续成立了自己的文物队和考古队。

这些抢救性考古的成绩，在很短的时间内，补充了中国从新石器时代到铜器时代的资料。1949年之前学术界认识尚浅的历史内容，现在有了更加完整的新认识。1949年之前，中国考古学整理出的系谱，有旧石器时代的“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然而，“北京人”和“山顶洞人”之间相差几十万年，中间的空隙无从弥补。新石器方面，能够确认的是彩陶文化与黑陶文化，但只是单纯地将这两种文化看成是在时间上相接续的，彩陶在前，黑陶在后，如此而已。

丰富的考古新发现，让这样的解释架构越来越难应对。彩陶文化和黑陶文化都有不同地区的几个系统，而且都有各自的早、中、晚期，不能单纯地将它视为前后两个阶段。它们在时间上有重叠，在地区上也有差异。

1949年之前，中国考古界的共识是，新石器时代文化是在中国本土产生的，然而当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就举马家窑文化为例，主张制陶的技术其实是从西方传来的，因为在西北甘肃的马家窑出土的彩陶，在彩绘和烧制技术上，都高于同时期的河南仰韶。1949年之后，出现了更多新石器遗址，它们的地区分布与风格、技术和分期更复杂了。到底是哪里先影响哪里，就更加难以认定了。

更麻烦的还有长江流域的考古发现。河姆渡文化在大约与仰韶文化同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种植稻米的遗迹，还有了“脚楼”的建筑形式。这都是仰韶没有出现过的，绝对不可能是从仰韶传过去的。在河姆渡文化旁边的太湖区，接下来又发掘出了良渚文化，出土了大批良渚玉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曾经出土过那么多、那么早又那么精美的玉器。

还有一个足以改写新石器时代历史的遗址是西安半坡遗址。西安半坡遗址的难得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完整的居住遗址，整个村子都被保留在遗址里。考古过程中通常最容易挖到的，一是垃圾堆，一是墓葬，因为只有这两种地方最有可能留在土层里。居住区因为会不断反复使用，后来使用就改变并且抹去了前面居住的痕迹。西安半坡遗址出土，让我们可以进行古代社会组织的细部研究。西安半坡遗址的社会组织已经非常复杂了，所以引发了一连串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复杂的社会组织？发展到这么复杂的社会组织，前面应该会有的历程是什么？

接着，又因为苏秉琦对红山文化的解释（苏秉琦1986年的论文《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在学术界掀起了热烈的讨论。红山文化在今天的辽宁、内蒙古一带，是一般认定的中国边界地带，不属于核心区域，可是红山文化在工艺技术、石器技术和陶器技术上，却远远领先于河南仰韶文化。红山文化还发现了大批明确的宗教祭典遗址，也异于仰韶的文化特色。

还有，在各地考古遗址发现大量的城墙遗址，绝大部分是夯土墙基。什么是夯土？将泥土聚积在两边固定夹好的设施中，反复将泥土打实，叫作夯土。宫殿遗址也是建在夯土地基上的。要夯出庞大的宫殿和城墙基础，必定动员大量人力，也就告诉了我们那个社会的组织形态，尤其是统治形态，不会太简单。

这些考古发现，彻底改写了中国历史。 Wg5nr/iN6nSyqsWB9TpGoPq3g1/3Ejz13kpFx5c+sfsHDglhAe5wTH02CCdmu3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