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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小屯殷墟的“天下第一所”

刚开始追龙骨、研究甲骨的是一群民间学者，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后来在“五四运动”健将傅斯年等人的主持下，国民政府于1928年成立了“中央研究院”的第一个研究所，就是至今仍被戏称为“天下第一所”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为什么是“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什么将“历史”和“语言”放在一起？看史语所的英文名称会比较清楚，叫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是philology（语文学），不是language（语言）。“中研院”另有一个“语言学研究所”，英文名称是Institute of Linguistics。傅斯年在德国所受的学术训练，和中国传统考据学有相通之处，都主张研究历史要从研究古文字和古语言开始。对古代文字和语言的研究，就是philology。要能够懂古文字和古语，才能够懂历史。

傅斯年除了强调古文字语言的重要性，还强调用各种不同手段寻索并扩充史料。用他的话说，叫“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上穷碧落下黄泉，意味着不能留在书房和图书馆里，那么，动手动脚也就摆明了要做考古工作。

史语所成立后的第一个大计划，就是河南安阳小屯殷墟考古。这个计划可以说是一战成名，迅速奠定了这个机构的重要地位，对史语所，对中国后来的考古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第一个由国家支持并推动的考古发掘，就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当时参与其中的人，真正有考古学背景的是李济，而跟着李济的一群年轻人，当时可能尚未决定自己的学术方向，比如董作宾、高去寻、石璋如和胡厚宣，他们挖完安阳小屯殷墟遗址之后，突然发现自己已然成为世界考古学界的顶尖人物了。

他们发现了庞大的建筑结构、复杂的墓葬和精致的青铜器，还有大批刻有文字的甲骨。更重要的是，这些发现和文献相呼应，呈现了一个立体的历史图像。这的确是世界级的惊人考古发现。参与其中，他们就有了令国际考古学者都深感羡慕的实地考古训练与实战经验。

不过，小屯殷墟挖完后，接着的计划却再也无法展开了，因为接下来是连年的战争。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直到1945年才结束。而抗战结束之后的内战，直到1949年才结束。其中有些人到了台湾，有些人留在大陆。这些人的遭遇决定了后来中国古史研究的方向。

我不知道哪一群人比较幸运。董作宾、高去寻和石璋如等人到台湾，继续做研究。他们还在“中央研究院”，在南港继续殷墟研究。当年考古发掘出的许多重要文物都被搬来台湾，他们可以和这些文物朝夕相处，把它们认识得更彻底，解释得更清楚。然而，不幸的是，作为考古学家，他们却从此失去了进一步的实地考古经验。想想，一个刚一出道就挖过小屯殷墟的人，要如何在台湾做考古？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们怎么可能提得起劲，认真去挖台湾新石器时代的遗迹，去挖凤鼻头、圆山贝冢。

他们的悲哀在于，小屯殷墟就是他们学术人生的最高峰。当年挖殷墟时，董作宾33岁，他一辈子没有离开过这个领域。到台湾后，他就一直研究殷墟，尤其是研究殷墟甲骨文，没做别的，也做不了别的。他们梦想着有朝一日将小屯殷墟弄清楚了，过几年回到大陆，可以去发掘更多文化遗址。他们一直等，一直等，也没有等到回大陆的那一天。

正因为如此，这一批小屯殷墟发掘出来的考古遗址、遗迹与遗物，被研究的透彻程度，在世界史学史上恐怕是空前的，说不定也会是绝后的。以董作宾研究的甲骨文为例，每一片甲骨都有详细记录，整合起来排出了商朝后面一百三十年的时间表，不是年表，不是月表，细到可以做日表！只要有卜问，留在甲骨上有线索的，董作宾就可以靠干支与月相的指引，一一准确系日，确定这件事发生在哪个王的哪一年的哪一天。

在青铜器制作方面，他们也巨细靡遗地复原了每一件器具的铸造过程。他们确认范铸法的制造流程，设计每一片的外范、内范怎么做，又怎么被拼起来，还估计了青铜熔液的温度，灌入熔液的角度。一直到拆范过程中会碰到的问题，这一切，他们都研究得清清楚楚。他们在这上面耗费了一辈子的精力。 sWy6alW/HF8cCgcpYDqhgD7wCt0bxfnOc3xmqSelsxR2tSrcP1BeEiDZhXfQ4Ko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