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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古风潮始于清末，到民国初年更是流行。民国知识界疑古的代表性人物，首推编辑出版《古史辨》（全七册）的顾颉刚。顾颉刚为《古史辨》第一册写了一篇长序，原始版本的《古史辨》第一册有四百页左右，其中一百二十页是顾颉刚写的这篇序。他在序中将那个时代的年轻读书人面对历史知识时的挫折与疑惑巨细靡遗地记录下来，他们被挫折和疑惑刺激出了巨大的热情。读顾颉刚的长序，我们就能明白，《古史辨》不是一项单纯的、冷静的知识活动，而是一项热情的理想运动。
这场理想运动很快吸引了许多学者投身其间，包括胡适、傅斯年、郭沫若等人。当时最活跃、最聪明的年轻人几乎都加入了进来。他们要救中国，要以科学的方法救中国，然而他们真的没有能力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科学，于是退而求其次，“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胡适语）。他们对国故很熟，对科学的方法一知半解，所以整理起来，真正的重点就集中在对中国所有的古书进行一场大整肃，要从中间整出所有假的、骗人的内容。
这场大整肃初期获得的重要成果，也是顾颉刚在那篇长序中明确提出来的一个理论，叫作“古史层累构成说”。
“古史层累构成说”主张：中国历史有一个信史时代作为原点，从信史时代以下，历史才有了真正的记录，才可以被查核，也才可信。信史的起点，和过去传统讲的历史源头，有很长的一段距离。传统说法中，不管从盘古开天辟地开始，还是从黄帝开始，都不是信史，都不可信。
这些传统说法是怎么来的？是经历了一段造史时期而形成的。造史时期的人们热衷于制造历史，而且，他们依循一个基本原则陆续创造了种种历史传说。这个原则就是：越早前的历史是越晚后创造的。这里有一个人说：“历史是从这里开始的。”下一个在他后面出来造史的人，就会在他说的历史起点之前再找出一点，说：“哦，不对，历史其实是从这里就开始了。”再后面又有一个人出来，就又跑去造更前面的历史。这叫作“古史层累构成说”。古史是以相反的程序一层一层倒过来堆叠上去的。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越早的内容，其实是越后来创造的。
顾颉刚等疑古派认为，中国信史的起点，最早只能推到《春秋》。《春秋》是第一部可稽核并可信的历史文献。换句话说，在《春秋》之前，在东周之前，历史都是依照“古史层累构成说”造出来的。关于西周的历史内容，大概就是春秋时代的人创造的，那时他们知道的“过去”和“历史”就是刚过去的西周。那么，商朝呢？一定是春秋后期或战国早期的人造出来并且放在西周之前的历史。
“古史层累构成说”一度风靡全国，感染并说服了许多人。为什么要造史？因为春秋、战国的分裂局势，加上诸子活跃，百家争鸣，大家提出各种主张争取认同。在那种环境中，历史很有用，可以帮助增加学说的说服力，也可以提高新兴诸国的地位。“我的学说依古有据”，“我的祖先早有功绩”，这些说法在那个时代很流行，刺激了大家向前造史的合理动机。越后来的，越能站在别人已有的说法上，往前夸耀自己的古老传统和创始地位，所以造成了这种逆向积累的特殊现象。列国与诸子为了雄辩争胜，就拿历史当工具，造出许多久远的历史来。
在疑古派的心目中，最具代表性的造史者不是别人，正是孔子。这个看法其实是承袭清末公羊派，尤其是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而来的。康有为抬高孔子，认为孔子不是真正要“复周礼之古”，而是要“托古改制”。也就是说，孔子讲的那些古代圣王，其实是假托，他将自己的理想寄托在尧舜禹汤和文武周公身上。
这岂不就是造史——为了现实需要创造历史——的例证？孔子看不惯抓住权力不放、侵夺天子权力的诸侯，就对诸侯说：古代有真正伟大的君王，他不抓权力，自愿将天下禅让给真正有能力的继任者，这位伟大的君王名叫尧。尧成了禅让理想的古代代表，后来就有人在尧上面造出一个许由，他比尧更不爱权力，人家要将天下让给他，他非但没有接受，还马上跑到河边去洗耳朵，觉得自己的耳朵被那句话给污染了。他比尧更清高，更伟大。
想要宣扬什么样的主张，大家就都学孔子托古改制，去创造出更久远的历史人物来做例证。如此一来，造史造得不亦乐乎，中国历史就被造得越来越长，越来越古了！
过去中国古史知识最重要的依据，是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史记》是从三皇五帝，从黄帝与蚩尤的时代开始讲起的。可是顾颉刚等疑古派大笔一挥，就将中国历史斩了将近一半。本来五千年的历史，一下子变成只有两千多年。对中国信史的主张，疑古派将它上纲为一种重要的现代态度与科学精神，实事求是，先从承认自家只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做起。他们认为，历史是历史，传说是传说，要摆脱过去的造假习惯，认真分辨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