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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人类一直在利用技术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比如说使用轮子或用水壶烧水。对每一代人来说，“技术”这个词都代表着人们不熟悉的新的发展，它们将引领新时代。
今天，“技术”这个词最常用的情景都跟计算机有关，而在一系列“定律”的驱动下，计算机的能力也正在改头换面。
1965年，英特尔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推测，计算机的计算能力
将每18个月翻一番。这个观察结论现在叫作“摩尔定律”，事实证明，它相当准确。随着这种指数级的急剧增长，出现了大量创新，其中就包括自动驾驶汽车。如果这种指数级的增长持续下去，那么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自动驾驶汽车的计算能力会再翻两番，让今天的自动驾驶汽车看起来又原始又蹩脚。
机器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被改进，而我们周围的世界似乎也正处于被机器改变的边缘。但是，摩尔定律会继续有效吗？技术挑战是增加芯片上处理单元的数量，而现在芯片上的处理单元已经小到达到纳米科技的极限，因此增长速度可能会减缓。一些专家预测，未来五年内，摩尔定律甚至会走向终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人们担心计算能力的增速正在放缓，但人们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力量的信心却越来越大。类似的技术发展正在利用摩尔定律已经取得的成果，而正是这些新技术的综合效应，将重新塑造经济，彻底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配套技术之一是可以用来分发信息的带宽大小。美国技术专家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预测，带宽的增长速度至少是计算能力的三倍。“吉尔德定律”意味着，如果计算能力每18个月翻一番，那么带宽就会每6个月翻一番。其结果就是互联网流量的爆炸性增长。2018年，互联网流量据估计为1.8泽字节，也就是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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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超过人类整个历史上所有的文字记录。
随着带宽增加，网络连接的数量也会增加。正如以太网的发明者罗伯特·梅特卡夫（Robert Metcalfe）在“梅特卡夫定律”中所说，网络的价值与联网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也就是说，如果联网用户数加倍，网络的价值会翻两番。这个定律解释了脸书和优兔何以扩张速度快得令人瞠目——网络越大，就越能吸引新用户。
进一步推动这一增长的，是谷歌首席经济学家哈尔·范里安（Hal Varian）的一项观察结论。
“范里安定律”阐述的是，可以自由运用的现有技术的范围，决定了对现有思想进行重要结合的可能性。比如，无人驾驶汽车在某种意义上并不需要新技术，只需要将全球定位系统（GPS）、无线网络（Wi-Fi）、高级传感器、防抱死刹车、自动变速器、牵引力和稳定控制系统、自动巡航系统、车道控制系统和地图绘制软件等现有技术“混合”起来。
这样的现有技术越多，“混合”可以利用的空间越大，这些组合的价值就越大。因此，企业家就会越快将这些组合推向市场。
正是由摩尔定律、吉尔德定律、梅特卡夫定律和范里安定律所描述的潜在技术能力的这种结合，带来了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领域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其结果不只是新产品，还会带来新的运营方式，催生新的经济领域，价值会转移，工作性质也会发生巨大变化。
汤姆在得克萨斯州开卡车，他已经听过很多关于自动驾驶汽车的事情了。他对自动驾驶汽车有所了解，在他住处的周边地区还见过有人开这样的汽车。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已经经历过他驾驶的卡车的导航、定位和燃油效率系统的重大变化，但这次感觉有些不一样。他知道有些领先的科技公司，比如谷歌的母公司“字母表”（Alphabet）公司、宝马和特斯拉等汽车公司，以及优步等拼车公司正在这方面大力投资。截至2018年10月，字母表公司的自动驾驶汽车Waymo在公共道路上的行驶里程已经超过1600万千米。
美国已经有22个州实施了允许自动驾驶汽车驾驶测试的法规。这表明未来很可能会在这些州全面采用这种技术，而汤姆的家乡得克萨斯州就在其列。对他来说，自动驾驶汽车早晚会成为主流，问题不过在于是早还是晚。他也读过自动驾驶汽车的投资者早期在媒体上发表的文章，宣称跟人类相比，自动驾驶汽车更加可靠，更不容易出错，也不需要休息。司机的工资和福利在运输公司的成本中占了将近40%，自动驾驶汽车背后的经济动机显而易见。此外，还有社会效益：美国每年死于卡车撞车事故的超过4000人。
所有这些都让汤姆对自己的工作前景感到焦虑不安——和他一起的，还有美国约400万名司机中的很多人。有研究表明，全面采用自动驾驶将使这个领域的就业人数减少三分之二，
因此汤姆似乎完全有理由担心自己的工作。
还有很多人也和汤姆一样，开始感觉到机器人对他们工作的影响。“机器人”（robot）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Karel Capek）1920年的科幻剧《罗素姆万能机器人》（
R. U. R.
）中。其源头是捷克语的“robota”一词，表示强迫劳动或脏活累活。跟这个原始定义一致，机器人善于承担重复性的、枯燥乏味的工作。今天全世界有200多万台机器人在工作，大部分在制造业，而韩国最为集中，每1000人就拥有50台机器人。这种集中程度还可以进一步提高，就像企业家埃隆·马斯克预期中的“外星人无畏舰”工厂—— 一条无人生产线。他解释说：“不能由人去操作生产线，那样会把生产速度拉低到人的水平。”
机器人的技术水平还在提高，其价格也将进一步下降，因此机器人取代人工绝不会止步于制造业。在服务业，你可能已经见过Pepper（派博），这是软银于2014年在东京分公司推出的一款小巧的机器人，长得就像个孩子。在东京，Pepper在很多银行和办事处担任接待员或迎宾员，负责欢迎顾客并提供基本的服务信息。机器人降低了雇用成本，也解放了销售团队，让他们可以跟客户进行更久、更有针对性的交流。
机器人在服务业中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日本的海茵娜酒店自称是一家机器人酒店，有一名机器人主厨（安德鲁），拿手菜是大阪烧，还有另外一些机器人会为客人办理入住，帮客人搬运行李。
加利福尼亚州的机器人萨莉会做沙拉；弗利佩会做汉堡；博特尔在酒店工作，为客人提供额外的毛巾和洗漱用品；还有家意大利公司Makr Shakr正在研发机器人酒保。为了解决人类的问题，科技的脚步从未停歇，比萨连锁店达美乐甚至于2016年在新西兰提供了第一份无人机外送比萨——送到新西兰旺阿帕劳阿一对夫妇手中的一只peri-peri烤鸡和一张蔓越莓比萨。
你当然可以期待，有一天会有机器人为你服务——会不会也有机器人来照顾你呢？
到2030年，很可能会有，比如在日本等人口不断减少和老龄化的国家，机器人将提供家人和朋友无法提供的额外帮助。你同样可以期待家里就有机器人，负责完成吸尘、付账单等基本的事情，并自动订购食品乃至药品等日常必需品。
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才智创造了能增强和替代 体力 的工具——石斧、轮子、珍妮纺纱机等。用机器来增强和替代 脑力 总体上更具革命性，但也更难理解。人工智能的进步，正在将技术带入传统上专属于人类的认知领域。
当然，智能机器已经出现一段时间了。1979年，VisiCalc软件问世。它是计算机电子表格最早能完整运转的版本，而现在电子表格已经无处不在。电子表格取代了纸质表格——A3大小的大型纸张，文员在上面加上一行行一列列的数字。这个过程耗时耗力，还很容易出现人为错误。自1979年以来，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最关键的是，目前这代智能机器可以为达到既定目标自行计算，而不是按照预先制定的规则来执行特定任务。
让这一目标导向的突破得以实现的，是机器学习（ML），不是用算法实现的顺序形式（“如果……那么……”）的计算，而通常是神经网络。
这意味着机器可以按照自己对问题的理解进行计算，并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人工智能在这样做时，模仿了人脑的一些操作，但速度更快。向机器学习的转变充分利用了四定律，共同实现了海量信息的快速传输和处理。
想想在2017年击败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的程序“阿尔法围棋”（AlphaGo）。这个程序由英国人工智能公司DeepMind（2014年被谷歌收购）开发，而且是开发了三个不同版本：“李”（Lee）、“大师”（Master）和“零”（Zero）。
前两个版本都是通过输入游戏规则、棋谱和人类专家提供的指导来训练，只是程度有所不同。但“零”只知道游戏规则，然后就自战很多次，并由此建立起自己的游戏策略。也就是说，“阿尔法围棋零”自学成才。在40多天的时间里，“零”下了2900万局，建立的数据库超过了任何人类棋手。4天之内，“零”的表现就超过了“李”；34天之内，“零”就击败了“大师”。
最有意思的是，“零”能够建立的策略与人类下棋时会采用的策略有本质不同。发明者这样写道：“短短几天时间，从零开始的‘阿尔法围棋零’就能重新发现这么多围棋知识，以及能给最古老的游戏带来新见解的全新策略。”
VisiCalc被编写出来是为了快速可靠地执行复杂计算，而阿尔法围棋得到的指令是实现一个目标——赢得比赛。阿尔法围棋运用了某种意义上的判断和意图，以达到人类达不到的结果。
正是这种能力和意图、取代和增强的结合，意味着无论你是收银员、卡车司机、律师还是财务顾问，你的工作性质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随之而来的当然也有失业的风险——有了电子表格之后，有大约40万个簿记工作岗位消失了。
英是悉尼的一名会计，正在经历这样的转变。英管理着公司的会计部门，而公司在人工智能上的投资让她这个部门需要雇用的员工数量大幅减少。她原本计划工作到65岁退休，但现在55岁的她却被告知，她得在6个月之内找到另一份工作。英觉得自己有会计学学士学位，还有注册会计师研究生资格，算是很有资质了，但虽然投了一些简历，她还是连一个面试机会都没得到。以前都是那些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受技术的影响最大，但英就算有这么强的专业背景，也还是需要苦苦挣扎。
埃丝特尔在伦敦的一家超市当收银员，她也面临着跟英类似的问题。使用自助结账的顾客越来越多，她这家商店仿效Amazon Go（亚马逊推出的无人便利店），引入无人收银的模式似乎也为期不远了。这让她很担心，她前夫已经因为自动化失去了在仓库的工作，所以能给她的资金支持也非常有限。为了增加收入，埃丝特尔在当地一家疗养院上夜班。她朋友建议她在那里全职工作，但全职需要的资格证要两年才拿得到。她已经放弃了两门夜校课程，觉得自己既没时间也没钱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英和埃丝特尔的境况表明，在科技和长寿的合力作用下，社会面临的教育挑战有多广。教育机构需要发展变化，提供新的课程和支持，以帮助他们应对这些挑战。政府也需要更深入地参与教育，支持终身教育。
如果四定律继续有效，那么未来的科技会让阿尔法围棋看起来就像今天的VisiCalc一样蹩脚乏味。虽然现在的机器在执行国际象棋、围棋和扑克等特定的任务时表现得很聪明，但它们并不像人类那样真正聪明。
人类的大脑特别适合构思问题，提出问题和假设，在各式各样的问题之间切换，设想未来的种种可能性。因此，人类未来的最终目标是通用人工智能（AGI）——能成功完成人类能完成的任何智能任务的机器。通用人工智能的突破点将是达到“奇点”，也就是机器能够发明比自己更聪明的机器时，这样就必然会出现一个快速发展的周期，直到这些机器在所有维度上都远远超过人类。
在思考这样一个未来时，重要的是要区分人工智能和通用人工智能。很多最悲观的看法——无论是事关经济、社会还是生死存亡——都来自通用人工智能的潜在发展。它暗示着机器会在所有方面都超过人类，这样的世界让人深感不安。但是，目前的研究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就算是很基本的测试，比如验证码
要求的识别图片中的路标，人类就远胜绝大部分人工智能。通用人工智能究竟什么时候才会出现，甚至究竟会不会出现，都还是个很有争议的问题。麻省理工学院的马克斯·泰格马克（Max Tegmark）引述了在计算机科学家中间所做的一项调查，他们估计的范围短则数年，长则永远不会出现。
平均估计是，通用人工智能会在2055年被开发出来——现在不到60岁的人多半都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亲眼见到。但在通用人工智能问世前，人类跟机器相比仍有优势。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类比机器表现更好的技能和工作类型必然会发生变化。卡内基梅隆大学机器人研究所的汉斯·莫拉维克（Hans Moravec）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就是“人类能力地形图”（landscape of human competence）。假设有一张岛屿和海洋的地图，其中等高线代表人类的才能。山峰的海拔越高，就代表人类的才能越杰出。然后我们假设当前的海平面代表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完成的任务。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平面上升，人类才能会有越来越多的领域在人工智能的汹涌浪潮中失守。
人类才能已经失守的领域包括电子表格中的算术运算、模式识别、国际象棋和围棋。而现在，人类在翻译、投资决策、语音识别和驾驶等方面的能力正受到冲击。在你读到这本书的时候，这些领域说不定已经被淹没了。
最早向机器举手投降的人类才能是那些涉及例行操作和程序性任务的领域。更高、更固若金汤的峰顶包含更多“人类”品质，比如社交、关怀和同理心、管理和领导能力、创造和创新。面对这些，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往高处走，避免人工智能的扩张，因为它淹没了人类才能的更多领域。即使通用人工智能最终还是会到来，也只有这些更高的峰顶才能为人类在机器面前赢得一些相对优势（即便并非绝对优势）。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未来几十年间，工作和职业的发展将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弘树的父亲一辈子都在一家公司工作，但才20岁出头的弘树无法想象自己也会那样。考虑到新技术的力量，单一的工作技能不太可能满足需要，而企业面貌也将因技术发展而改变，因此弘树无法想象，他现在加入的哪家公司能维持他的一辈子那么久。
这些非凡的技术不但改变了工作本身，也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方式。拉迪卡生活和工作都在孟买，她是全球零工经济的一部分，作为自由职业者为世界各地的公司提供服务，而这些公司按照她完成的特定任务支付她报酬。拉迪卡从来没有为传统雇主工作过，而作为自由职业者，她也必须积极寻找下一个项目。她也许独立自主、自由自在，但她的朋友们在传统工作中能够得到的发展、晋升和培训的机会，她一概没有。拉迪卡和弘树都在问自己，在一个传统工作正在消失、与雇主的长期关系也在消失的世界里，他们应该如何设计和构建自己的职业生涯。
拉迪卡和弘树担心科技发展会影响他们的工作和职业生涯，但这些迫在眉睫的忧虑，只不过是他们面临的挑战的一部分。人类才智的另一结果——长寿——在影响他们未来的生活时很可能会起到更大的作用。
人类才智创造了非凡的技术，与此同时也大大延长了预期寿命，而这样一来，也就给关于寿命和人生阶段的基本假设带来了问题。在很多国家，人类才智让很多人过了65岁仍然能活得很健康，这给老龄化过程、我们对老龄化社会的假设乃至年老意味着什么，都带来了更多问题和困惑。
世界上最长寿的人，或者至少是有据可查的最长寿的人是让娜·卡尔芒（Jeanne Calment），她于1997年以122岁零164天的高龄在法国终以天年。1965年，90岁高龄的卡尔芒跟她的律师安德烈——弗朗索瓦·拉夫雷签了一份著名协议。根据这份协议，律师每月付给她2500法郎，而她去世后，律师将得到她的公寓。拉夫雷于1995年去世，享年77岁，当时卡尔芒“年仅”120岁。最后，他付的钱是卡尔芒公寓价值的两倍多。用卡尔芒的话来说就是：“这辈子总有些时候你会做亏本买卖。”
让娜·卡尔芒是个例外。在写作本书时，在世最长寿的老人是日本的田中力子，现年116岁零301天。然而，虽然这样的“超级老人”并不常见，但过去的150年里，由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最高的国家定义的“最长实际预期寿命”也一直在增加。现在最长实际预期寿命来自日本女性，为87岁。
100多年以来，最长实际预期寿命一直在以每10年增加两三年的惊人速度增长。
这就意味着，平均每一代人会比上一代人长寿6到9岁。因此，对于今天美国一名20岁的年轻人来说，其奶奶或者姥姥依然健在的概率，比1900年时美国一名20岁年轻人的妈妈健在的概率还大。
这个趋势如果持续下去，那么今天出生在发达国家的儿童会有50%以上的概率活过100岁。即使预期寿命的增长速度减半，今天出生的孩子活到100岁的概率仍然超过30%。由此引发的结果就是，百岁以上人口成了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人口群体。
圆香20多岁，也是一名定义了最长实际预期寿命的日本女性。近年来，英国和美国的预期寿命一直在下降，
然而日本的预期寿命仍然在增加。2010年到2016年，65岁日本女性的预期寿命以每年8个星期的速度增加，大约每10年增加1.5岁。
圆香生活在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而生活在印度的拉迪卡能期待什么呢？拉迪卡活到100岁的机会没有圆香那么大，但在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追赶世界上最富裕国家的同时，预期寿命增加的速度甚至更快。因此拉迪卡可以预期，自己会比父母长寿得多。在过去50年里，印度人的预期寿命增加了26岁（而中国人增加了24岁）。这个增长速度比发达国家要快得多，相当于每10年增加5岁。考虑到拉迪卡会多活那么久，她父母的人生选择对她来说几乎没什么指导意义。圆香和拉迪卡必须做一件她们的父母或祖父母都没做过的事情，那就是试着去过也许会有的百岁人生，并做好谋划和筹资。
拉迪卡和圆香对预期寿命增加乐见其成，但她们也希望在多出来的这些年里可以健健康康地活着。71岁的克莱夫比他父母在这个年纪时身体好得多，而且指望着自己还能活很多年。不过，虽然他有些年龄更大的朋友身体仍然很好，但也有另外一些人不过是在勉强维持。他想知道如何度过他的退休生活，才能让自己最有可能保持健康。
在大部分国家，好消息是人在这些多出来的年纪大部分是健康的。一般说来，能健康生活的年份在人生中所占比例在预期寿命增加的同时至少是保持不变的，
在很多国家甚至还有所增加。例如，在英国，2000—2014年，预期寿命增加了3.5岁，其中2.8年是健康的（基于自主报告）。往前看，英国有一项研究预计，到2035年，65~74岁的人未患慢性疾病的数量将超过80% （现在这个比例是69%）。
75~84岁的人也有一多半（58%）可以有同样预期（现在是50%）。我们老去的方式有这样的改善，就意味着多出来的这些岁月并非只是在生命尽头多出来一段苟延残喘的时间，而是像中年晚期和老年早期延长了。
问题在于随着寿命延长，人们往往更容易患上非传染性疾病，比如阿尔茨海默病、癌症、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人们也更有可能同时患上这些疾病，导致并发症增加。但是，区分这两种不同的影响也很重要。如果我们拿一个50岁的人和一个80岁的人来比较，那么年纪大的那位更有可能患上非传染性疾病和并发症；但由于随着时间流逝，老年人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因此今天一位80岁的老人就没有20年前的80岁老人那么容易患病。
圆香和拉迪卡是不是应该规划比克莱夫和她们的父母更长的人生呢？在讨论技术创新和摩尔定律会不会延续下去时，有人提出不能期待过去的趋势可以一直延续到未来。在研究长寿的人中间也发生着同样的争论。有些专家认为，预期寿命已经达到极限，现在甚至可能会下降，因为糖尿病、肥胖症和抗生素引起的耐药性增加都在带来恶果。还有一些人则指出，虽然进化帮助消除了很多基因异常，但它从未真正作用于衰老，因为衰老是发生在出生之后。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如果最长实际预期寿命一直按照历史上的这个速度增加，老年人生存机会的改善就需要加快速度。
但是就算有这些很悲观的假设，今天出生的很多孩子还是完全有理由预期自己能活到90多岁。
而且，他们的收入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生活方式越健康，他们的预期寿命就会越长。
有些人认为预期寿命会趋于稳定，但也有一些人认为，预期寿命还会增加。未来学家往往会高估科技发展的速度，然而政府统计学家在历史上却总在低估预期寿命，想想还挺有意思的。通过图1.1，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它显示了英国国家统计局（ONS）自1975年以来对未来男性预期寿命的预测，并与实际实现的预期寿命变化趋势进行了比较。很明显，人们一直倾向于低估未来能达到的预期寿命。
图1.1 预期寿命预测及实际结果
（来源：英国国家统计局）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对未来预期寿命的增加变得越来越乐观。
这种乐观来自视角的转变，即把很多疾病看成衰老本身的结果，而这种转变也使得研究策略转向理解人们为什么会变老。
这些研究继而带来了衰老过程最终可以减缓，甚至有可能逆转的希望。这个研究项目如果成功，有可能会让预期寿命在未来几年加速增加。一些最乐观的研究人员甚至相信，可以达到
长寿逃逸速度
（longevity escape velocity）：当预期寿命每年增加一年以上时就可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人类就进入长生不老的世界了。500年或1000年的寿命说起来很吓人，但这项研究最有可能的直接回报是，通过减缓慢性疾病和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来提高
健康寿命
。这样一来，也许可以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都一直很健康，这种可能性非比寻常。
这里的基本原则是，我们变老的方式可锻可造，并非一成不变。历史上，骨质疏松症和阿尔茨海默病被认为是衰老的题中应有之意，但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其归类为疾病。衰老本身最终也会有这样的遭遇吗？如果真是这样，就会成为历史上人类才智最突出的证明之一。已经有了一些很引人入胜的结果：科学研究已经成功地将蠕虫的寿命延长了10倍，
老鼠和狗的寿命也得到了延长。最大的问题是，这些结果能不能用到人类身上。
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达到逃逸速度似乎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人身上测试这些治疗方法有明显困难，特别是只有到生命的最后阶段才能知道是否成功，因此需要做的试验旷日持久。但是，人们对这个领域的兴趣越来越大，研究也越来越多，因此似乎有理由相信，我们会找到有助于健康寿命和潜在寿命继续增加的方法。如果最长实际预期寿命要继续以过去50年的速度增加，就需要有这样的科学突破。
日本的圆香和印度的拉迪卡可以预期自己会比父母活得久，更会比祖父母活得久。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无数人身上，因此在总体水平上会对人口数量、他们做出的选择以及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拉迪卡出生的印度农村，平均一个家庭有六个孩子——拉迪卡有四个兄弟，还有一个妹妹。在农村，儿童被视为一种资产——既因为他们是劳动力，也因为他们会赡养年老的父母。但将近而立之年的拉迪卡对孩子的看法则截然不同。跟很多印度年轻女性一样，她受到的教育比母亲那一代更好，也在追求自己的事业。考虑到养家糊口的开销，她认为孩子是一种经济负担。
还有很多人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因此全球各地的生育率都在下降。这个选择深受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人口学家得出了一条经验法则：没有正式受过教育的女性平均会有六个以上的孩子；读完小学的女性可能会有四个孩子；而如果这名女性上完初中，她的孩子很可能不超过两个。随着世界各地受教育的女性越来越多，联合国预测，到21世纪末，全球所有家庭平均会有两个孩子，而现在的数字是2.5个。
因此，拉迪卡和圆香的人生历程都会跟她们的父母截然不同——她们很可能会比父母活得更久，生的孩子也会更少。她们对家庭角色和家庭责任的质疑，以及她们想要建立自己的事业、确立自己的工作身份的渴望，都以此为基础。
在整个人群中，这些人口趋势正在产生（也将继续产生）深远影响。牛津大学的萨拉·哈珀（Sarah Harper）等人口学家指出，
国家在经济发展时也会经历“人口转型”，即出生率和死亡率都会下降的一个时期。这样一来，社会就会从每年都会有很多孩子出生、很多人死亡的时期，变成平均每个家庭生的孩子更少、活到高龄的人也越来越多的时期。
这种人口转型的结果就是，老年人群体相对于年轻人群体的规模变大了，社会的平均年龄也就上升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过程正在全世界发生：1950年，全球平均年龄为24岁；到2017年，上升到了30岁；到2050年，则有望达到36岁。
人口转型的速度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广度。收入越高，营养、教育和医疗水平越高，当然工资也会越高，所有这些都有助于降低出生率，延长寿命。圆香的父母在日本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繁荣，从1955年到1972年，日本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而随着出生率下降、寿命延长，人口转型的速度也开始加快。另一些最近经历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比如说中国，同样也在经历类似的快速人口转型。1950年，中国人的平均年龄为24岁——跟全球持平，但在经历了GDP（国内生产总值）剧增的一段时间之后，到2017年，中国人的平均年龄达到了37岁（这时的全球平均年龄才30岁）。而预计到2050年，中国人的平均年龄将达到48岁（预计全球平均年龄到那时才36岁，跟中国人差了整整一轮）。
与人口转型相伴而来的，是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增加。以出生于1948年的克莱夫为例——他这个时候出生的英国人将近80%都能过上自己的70岁生日。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多人能活这么久。可以跟克莱夫的父母做个比较：他们那个时候出生的人能活到70岁的不到一半。实际上，英国政府预测，克莱夫的孙辈几乎全部（90%）都会活到古稀之年。
全世界都感受到了这一影响。如图1.2所示，今天在世的人当中，65岁以上的比5岁以下的要多，这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
图1.2 儿童和老年人在全球人口中的比例，1950—2050年
（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老龄化世界》，2015年）
从现在到2050年，世界上所有国家超过65岁的人口所占比例都会越来越大。目前是每12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超过65岁，而到2050年，就是每6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了。并不是发达国家才有这个问题。今天，在发展中国家中，60岁以上的人口数量是发达国家的两倍。到2030年，这个比例会变成4倍，而到2050年，会变成5倍。我们在引言中也曾说道，据估计，到2050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将超过4.38亿（这比现在的美国人口还多）。
并不是只有65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在增加，可以预计，80岁以上的人口数量也会急剧增加。目前全世界有1.26亿人超过80岁；到2050年，估计这个数字会达到4.47亿。增长最显著的国家是日本，目前80岁以上人口占比8%，而预计到2050年，会达到18%。
人口数量方面的这些变化不仅会对人口结构产生影响，也会影响到人口规模。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是增长、稳定还是下降，取决于该国处于人口转型的哪个阶段。很多非洲国家正处于人口转型早期，死亡率下降的速度比出生率下降的速度更快，因此人口数量正在增加。以尼日利亚为例，1950年，这个国家的人口数量为3800万，而到2017年，已经增长到1.86亿，其中半数都在15岁以下，而超过65岁的仅有3%。
在国家经历人口转型时，出生率会下降到跟死亡率相当的水平，这时人口数量增长就会开始放缓。有时出生率会降到死亡率以下，死亡的人比出生的人多，人口数量就会开始下降。1950年，还没有任何国家处于这一阶段，但是从现在到2050年，预计会有50多个国家出现人口数量下降。
日本和中国的生育率下降非常明显，因此日本的人口规模已经显著下降，中国也即将迎来大幅下降。圆香已经知道这一点，她经常在媒体上看到关于日本人口减少的报道——2004年还处于1.28亿人口的高位，预计到2050年，会减少到1.09亿，而到2100年，还会减少到8450万。英和自己在中国的亲戚聊天时，他们也都知道这些。目前中国人口约为14亿，有预测指出，到2050年，人口将减少到10亿。
圆香也在担心这对经济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所有条件都不变，那么人口每减少1%，GDP增长率就会下降1%。因此，如果日本人口到2065年减少到8800万，那么就是现在的人口会减少30%。这就意味着在接下来50年，GDP增速平均每年会下降0.6%左右。在全世界，这个问题也被提上了议程，各国政府都在思考，面对老龄化和不断减少的人口，要采取哪些措施才能保持经济增长？
在政府和个人努力应对长寿带来的影响之际，有三个领域迫切需要展现社会才智：提供养老金；提供医疗保健；在如今三世、四世同堂的多代人中间实现公平公正。
从表面上看，老龄化社会的财政问题很让人担忧。如果整个社会大部分人都会在65岁或更早的时候退休，那么随着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不断增加，可以预计经济增长也会放缓。在欧盟，预计接下来40年劳动年龄人口（说得更准确点，就是65岁以下的人口）将减少20%。劳动者数量的减少意味着GDP年增长率（按人均计算）将减少0.5%（20/40）。鉴于人均增长率在过去10年仅为0.7%，对各国政府来说，这个趋势让人忧心忡忡。
经济增长放缓，再加上65岁以上人口肯定会增加，这些问题让政府和私人养老金体系都感受到了相当大的压力。这就是社会才智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地方——关乎人们工作多长时间、对老龄化的假设，以及企业是否愿意抛开对60岁以上人群的成见，不再对他们的工作表现和积极性抱有根深蒂固的负面印象。
想想社会才智在过去的一个绝佳例子——创建国家养老金。国家养老金制度由俾斯麦于1889年在德国率先创立，随后也经很多国家采用——英国是在1908年，美国是在1935年。这个制度意味着人们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不必要么工作，要么生活在极度贫困中，再不就是仰仗（往往怨愤不已的）子女赡养。这一变化非常明显：如今在英国，领取养老金的人当中贫困人口的比例，比整个工作人群中贫困人口的比例还低。
英国最早引入养老金制度时，可以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被设置为70岁，而当时出生于1838年（也就是在1908年年满70岁）的人，平均预期寿命只有45岁。其结果就是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有资格领取养老金，很多人都活不到领取养老金的年纪，就算活到这个年纪的，往往也领不了几年。对政府来说，提供这样的养老金相对而言很轻松。
但从那时候开始，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还是以克莱夫为例。他那个时候出生的人大部分都活到了领取政府养老金的年龄（而这个年龄也已经从70岁降到了65岁），剩余预期寿命也比前几代人长很多。这对政府财政的影响非常明显：197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养老金成本约为GDP的4%；到2017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8%；预计到2050年，还会上升到接近10%。因此各国政府都在采取行动，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降低养老金数额，也就毫不奇怪了。
40多岁的汤姆已经开始担心自己的存款和退休计划。他是卡车司机工会的成员，由于退休人数增加，股市在金融危机期间下跌，再加上很多卡车运输公司破产了，他们工会的养老基金很有压力。结果，养老补助削减了约29%。汤姆已经开始认识到，为了在退休后有钱过上他想要的生活，他工作的时间必须比他预计的要久。在《百岁人生》中，我们算过，汤姆这个年龄的人很可能需要一直工作到70岁出头才会有足够的养老金，而现在20多岁的圆香，她的工作生涯可能得一直延续到80多岁。
这就意味着，40多岁的汤姆和50多岁的英分别面临着还要工作30年和20年的前景。这迫使他们认真考虑如何才能成为社会先锋，同时向政府、教育工作者和企业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在态度和实践上更能够推陈出新。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目前很多政府和企业的政策和做法非但无助于更长久的工作生涯，反而给保持高效工作更长时间设置了重重障碍。
当克莱夫回想起自己的祖母时，会觉得祖母在70岁时就已经“老”了。但想到70岁的自己时，他并没有这种感觉。越来越多的人健健康康地活到了八九十岁，超过65岁就算“老”这样的传统观念已经被证明太过宽泛了。人们总爱臆断他这个年龄的人能做什么、该做什么，克莱夫也在跟这种年龄歧视苦苦斗争。政府和企业如果认为65岁以上的人“年纪大”“不独立”“效率低”，就必然会带来经济和社会问题。
我们的社会才智要侧重于彻底改造中年职业生涯，重新打造企业政策，帮助人们，使他们能够工作到七八十岁。这一点至关重要，原因如上所述。
除了对养老金的担忧与日俱增以外，人们对医疗成本的焦虑也日益加剧。看一眼图1.3就能明白这一点，这张图也说明了为什么对社会才智的需求那么迫切。来自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数据揭示了医疗成本随年龄增加的速度有多快，从接近70岁的年龄组开始就在急剧上升。实际上，在有些国家，比如荷兰，80岁以上人群的医疗费用高达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二。如果假设公民的健康水平和提供医疗护理的方式不变，那么随着人口老龄化，就会需要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来为老人提供医疗服务。
图1.3 按年龄分组的人均医疗开支占人均GDP的比重，2011年
（来源：经合组织医疗统计）
随着人口逐渐老龄化，带来烦恼的疾病也会从传染病转变为老年人的非传染性疾病。这对医疗成本有重要影响，因为死于传染病往往很快，而死于非传染性疾病的过程往往漫长得多，治疗起来也所费不赀。以阿尔茨海默病为例，这种病目前没有有效治疗或治愈的办法，然而医疗费用又居高不下。据美国阿尔茨海默病协会估计，2010年，这种病的治疗成本约为每人每年28.7万美元。相比之下，心脏病只需要17.5万美元，癌症也只需要17.3万美元。
从传染病向非传染性疾病的转变对医疗成本有重要影响，对医疗保健策略也有重要影响。这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非传染性疾病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因此，社会才智现在面临的挑战是，找到办法帮助人们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保持活力。对政府来说，这意味着向“治未病”这个医疗方向的关键转变；而对个人来说，这一挑战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生活才能尽可能健康、快乐地老去。
弘树才20岁出头，双亲都还在堂，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也都健在。每次家族聚会的时候，他和堂表亲们就都觉得自己真是好年轻，而且恨不得称孤道寡。跟前几代人相比，弘树的兄弟姐妹更少，堂表亲也更少，因此在家族聚会上，他们年轻人不占主流。弘树和圆香都心知肚明，虽然以后他们的孩子可能会比父母那辈要少，但他们将对长辈负起更重的责任。
弘树和圆香感觉到的对家庭的责任体现在社会层面上，就是代际冲突的可能性。世界各地的政府都正在改变政策，以适应更长的寿命：推迟退休日期，减少养老金，增加税收。然而从代际视角来看，问题在于，虽然这代年轻人交的税更多，这样才能支付老年人的养老金，但他们自己最后能拿到的养老金却有点菲薄。英国有项研究估计，未来几代人在他们这一辈子当中，会因为福利更少、税收更高而遭受将近10万英镑的损失。
而发生所有这一切的同时，跟他们的父辈经历过的相比，经济增长速度似乎正在放缓。
对代际公平的忧虑并非只有公共财政领域才有：年轻人必然也会经历更多转型，工作的时间也会更久。他们可能也会发现，大学文凭不再是获得专业性工作的充分条件。在有些领域，大学毕业就能拿到更高工资的现象也将不复存在。
科技和长寿改变了我们生活和工作的根本方式，而为了找到办法兑现对前几代人的承诺，同时也为年轻人带来发展和机会，社会才智必不可少。我们务必保证，年轻人和老年人既能公平分享长寿带来的机会，也能平等分担长寿带来的负担。
人类才智创造了非凡的新技术，也大大延长了健康的预期寿命。但我们很清楚，我们提出的那些问题，只有通过 社会才 智 才能得到解决。
虽然这些发明创造有改善人们生活的潜力，但要把这些潜力释放出来，需要大力变革——我们如何构想人生，教育、企业和政府机构如何重新定义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环境。
我们提出的那些问题跟科幻小说无关，而是跟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跟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未来几十年几百年要在其中生活的世界息息相关。这不是关于人类未来坐而论道式的高谈阔论，而是挑明了最真实、最实际的问题，即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
这个议题非常大。如果我们想作为人类一直繁盛下去，就必须充分发挥我们非凡的人类才智，集中精力创造出新的生活方式，重新阐释我们的社会规范、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