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要直面的，与已成过往的，较之深埋于我们内心的，皆为微末。

——爱默生

玛瓦 . 柯林斯是芝加哥市的一名教师。我们知道，芝加哥市中心曾是毒品和犯罪的温床，由于这种恶劣的社会环境，许多教师担心这里的儿童无法逃离世代以来的贫困与绝望。

1975年，柯林斯在她所居住的社区里创建了城西预备学校，她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同一社区，他们都是由于品行恶劣或是成绩不良而被学校开除的学生。所以，柯林斯办这个学校的目的是为帮助他们重新回到正常学校而作准备。城西预备学校，其实是这些孩子流浪街头前的最后希望。

之后，这些曾被认为无法教育的学生已经开始阅读莎士比亚、爱默生和欧里庇得斯的作品。那些被看成是无药可救的孩子们后来几乎都考上了大学。柯林斯的学生们证实了她的信念——每个学生都有成功的潜力，他们能够树立自信心，并设想和实现自己充满希望的未来。

玛瓦 . 柯林斯成立学校时没有什么资金，开始时还用她自己的家作为教室。在后来的20年里，她因经济拮据而数次面临学校倒闭的危机。而今，美国有很多州都相继创建了玛瓦 . 柯林斯学校，世界各地的教育家也都蜂拥前往芝加哥学习她的教育方式。

柯林斯的经历告诉我们，幸福感才是人生的最高目标。柯林斯说，她本来在“一家资产数十亿、人人都可能获得巨额财富的集团”工作，她不止一次地问自己，是什么使自己想成为一名老师。当她与学生蒂法尼互动时，她找到了答案：

蒂法尼是一个有自闭症、不爱说话的孩子，一个被专家们认为无法被爱、被教育的孩子。然而，突然有一天，我长久以来的耐心、祷告、关爱和决心有了回报。蒂法尼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爱你，欧林斯（Ollins）太太。”她漏了我的姓氏Collins里的那个C字，但我当时唯一的感受是：光是那双小眼睛里的泪水就足以使我成为世上最富有的人。现在，蒂法尼开始学习数字、单词，也开始与人交谈。最重要的是，她眼神里喜悦的神采，仿佛在说“我也是很特别的，我也可以学习”，这对我来说比什么都有价值。

对于另一个在城西学校改变命运的孩子，柯林斯写道：“看着他眼里那种可以在未来照亮世界的光芒，我忽然感觉，那些为了资金问题而失眠的日子全都是值得的。”

玛瓦 . 柯林斯本可以过很风光的日子，大可不必担心学校经费乃至倒闭这种问题。20世纪80年代，里根和布什政府都曾邀请她出任教育部部长，面对如此高的荣耀和声望，她拒绝了，因为她相信，只有课堂才是她真正能创造出奇迹的地方。

柯林斯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富有的女人”，她认为教学带给她的快乐是“任何钱财所买不到的”。对她而言，人生终极的财富是幸福，而不是钱财或声望。

◎ 一切都为了幸福

当我们衡量商业成就时，我们的标准是金钱。我们用金钱去估计资产和债务、利润和亏损。在这一过程中，所有不能转换成金钱的部分都被认为与公司的价值无关。当我们衡量商业成就时，金钱就是终极财富。

人和事业一样，也有利润和亏损。但不同的是，衡量人生成就的标准既不是金钱，也不是名誉、声望或权力。衡量人生成就的标准应该是幸福。

金钱和声望在幸福面前并没有固定的价值，但为什么它们的魔力如此之大呢？这是因为有些人认为它们可以带来幸福。金钱和声望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如果无法带来任何幸福，没有人会去追求它们。好比在商业中，资产只有在换算成钱时才有价值。同样，声望和金钱都只是实现幸福的手段。

对某些人来说，把幸福作为终极财富和衡量标准，似乎有点戏剧性。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在100万美元和与好友交谈之间你会选择哪个？我们应该选择可以让自己更幸福的那个。如果与友人的谈话给你带来的快乐和意义超过了那100万美元，那我们就应该选择后者，因为以幸福作为衡量标准的话，后者更有价值。

将谈话与金钱的价值进行比较，可能有点像把苹果和橘子作比较。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把它们和幸福这一最终标准进行比较，决定哪一个会让我们更幸福，由此在这些似乎不相关的选择中做出判断。

当然，在100万美元和交谈之间选择确实不是简单的事。在上面的选择中，如果只是因为我更享受与朋友谈话的感觉，所以金钱不算什么，这个理由并不充分。一大笔钱可以给你带来安全感，很有可能帮助你免除未来的烦恼。有了这些钱，你也会有更多的自由和机会从事你觉得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在仔细考虑后，如果与朋友谈话确实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快乐和意义的话，那它的价值就可能超过了那100万美元。正如心理学家卡尔 . 荣格所说，“有意义的事即使价值再小，也比无意义的事有价值”。

想象一下以下的情节：一个金星人走进一家地球人的商店，要买一件1000美元的物品。她给老板两个选择，收1000美元或是一张金星币，而这张金星币相当于地球上的100万美元。老板想，我永远也不会去金星，所以这张金星币在地球上也没有任何价值。这时，除非老板考虑其纪念收藏价值，否则他一定会选1000美元。

同样，100万美元只有在终极财富的衡量标准里，才能达到其真正价值。在商业中，我们用资产的现金价值来衡量公司；对个人而言，幸福感应该是我们衡量人生成就的唯一标准，因为它是所有目标中的最终目标。

◎ 金钱与幸福

金钱除了可以提供基本的食物和居所外（不是指鱼翅和别墅），只是实现幸福这个目标的一种手段。有趣的是，我们经常搞不清楚目标和手段的区别，而往往以牺牲幸福（目标）来换取金钱（手段）。

当社会上普遍认为财富的积累才是人生目标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犯这类错误。并不是说赚钱或存钱是错误的，物质上的富有可以帮助个人甚至社会得到更多的幸福。金钱上的保障，可以让我们向不喜欢的工作说“不”，或是不为账单而烦恼。同时，赚钱的欲望也可以成为积极的挑战，甚至给我们以启发。但是，金钱本身并没有价值，只是因为它可以带来一些快乐的体验，物质本身并不能给生命带来意义或是精神上的财富。

研究显示，财富与幸福之间的关系不同于我们通常的认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所作的幸福调查中，心理学家戴维 . 迈尔斯（David Myers）发现，幸福与财富之间的关联性非常低，唯一的例外是在一些极为贫困的地区，这些地区连基本的生活条件都得不到满足。此外，还有报告指出，在过去的50年里，许多国家的人都越来越富有，但幸福指数不仅没有提升，反而下降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 . 卡尼曼（Daniel Kahneman）近几年也将注意力转到了有关幸福的研究上。在他的研究中，卡尼曼几乎没有找到幸福和财富之间的必然联系。

大部分的人会认为高收入等于快乐，但事实上这个说法是极为虚幻的。高收入的人对生活会比较满足，但不会因此而比其他人更幸福，他们甚至更容易紧张，也不太会享受生活。收入对于生活的影响是短暂的。我们认为，人们之所以会过度地宣扬收入就是幸福的标准，是因为他们只是用传统的视角衡量自己以及他人的生活罢了。

令人惊讶的是，许多人在富有之后居然比在努力致富的过程中还要沮丧。“忙碌奔波型”的人认为，他们的行为可以为将来带来好处，这样想可以减少他们的负面情绪，然而一旦达到目标，发现所得到的依然无法使自己快乐时，他们就无法自拔了。这时，他们会灰心、绝望，因为没有目标他们就失去了对幸福的指望。

太多成功的人都经历过萎靡不振，他们甚至因此而酗酒或是吸毒。矛盾的是，他们渴求的成功在实现后反而使他们更不开心。在成功之前他们可能也曾有过不开心的日子，但他们一直相信，只要成功了就会得到幸福；可是当他们达到目的时才发现，原来所期望的幸福根本就不存在。此时，他们感到自己的幻想（也是很多普通人的幻想）——以为物质和地位可以带来永久的幸福破灭了，继而陷入“现在怎么办”的迷茫中。在发现所有的努力和牺牲并不能带来幸福后，他们一个个都掉进了“习得性无助”的深渊，接着成为“虚无主义型”的典型，一些人认为世上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自己带来快乐，于是就去找寻另外一些毁灭性的消除痛苦的方法。

既然物质财富无法使人幸福，为何我们仍对它如此痴迷呢？为什么获得财富可以超过寻找生命的意义呢？为什么我们以物质为标准作决定时可以这么自然，而以内心的幸福为标准的时候却这么困难呢？

从进化的角度看，有可能是人类远古的历史影响了我们现在的行为。在原始时代，更多的物质资源决定着人类是否可以度过下一个严冬或是免受自然灾害，因此储备成为一种习惯。时至今日，很多未来已经相当有保障的人仍然在拼命储蓄。储蓄不再是为了生存，而仅仅是为了储蓄。我们不再为生活而储蓄，而是为储蓄而生活。

在作决定和判断的过程中，人们通常也习惯性地先考虑物质，主要原因是物质容易计算。我们习惯性地对物质做出评价，比如财富和声望，而非基于难以衡量的情感或意义。我们所羡慕的只是物质。有钱人因为他们的财富被尊敬，就好像物质变成了唯一标准。我们会以物质收入来衡量我们的成果，例如我们“赚了”多少钱。就像劳伦斯 . 波特（Laurence G.Boldt）在《禅宗与生活的艺术》 （Zen and the Art of Making a Living） 里说的，“社会教给我们的道理就是物质至上，只在乎那些可以‘计算’出来的东西”。房子的价值可以用钱衡量出来，而我们对家庭的爱却不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在书店可能仅为10美元一本，但它给每个人所带来的价值却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 幸福大萧条

就在我们不断累积物质财富的时候，我们的终极财富却面临着破产的危机。就像公司会破产一样，心灵也有可能破产。有收入，公司才能维持经营，但前提是收入必须超过支出。

在看待自己的生命时，你可以把负面情绪当作支出，把正面情绪当作收入，当正面情绪多于负面情绪时，我们在幸福这一“终极财富”上就赢利了。长期的抑郁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情感破产——负面情绪持续的时间和强度完全压倒了正面情绪。

整个社会也有可能面临这种问题（例如情感大萧条）。如果个体的问题不断增多，焦虑和压力的问题越来越多，社会就会逐渐走向幸福的“大萧条”。就在科学和技术大迈进的同时，我们在情感和情绪方面却在不断倒退。

不幸的是，这种情势目前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将近1/3的美国青少年有情绪低落问题。美国、欧洲、澳洲以及亚洲的报告都指出，当今孩子的焦虑和抑郁问题比起以往任何一代人都要严重得多，这种趋势存在于各个文化与经济阶层中。

在《情商》 ； （Emotional Intelligence） 一书里，作者丹尼尔 . 戈尔曼（Daniel Goleman）指出，在20世纪，每一代人的心理压力指数都高过他们父母那一辈——不光是指沮丧，还有其他症状，诸如无精打采、颓废、自怨自艾及强烈的绝望感。戈尔曼提到的正是当今社会越来越普遍的情感破产症状。所谓强烈的绝望感（虚无主义）来自于人们对自身的绝望，觉得自己根本无法克服这种情绪状态。

如戈尔曼所说，“焦虑的时代”曾是20世纪的别称，到了21世纪它已经开始转变为“哀伤的时代”。在《活出意义来》一书中，维克多 . 弗兰克尔称，20世纪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存在虚无”，并且指出他有25%的欧洲学生以及60%的美国学生感到自己就活在这种“存在虚无”中，那是一种从内心产生的空虚感。

今天的情况比弗兰克尔在1950年写书时更为严重，早先的一项研究证实了这一点。1968年，对美国刚入大学的新生所做的调查显示，41%的人想赚大钱，83%的人想要追求有意义的生活。这个情况在1997年时反过来了，75%的人选择赚大钱，而只有41%的人想追求有意义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人将物质放在首位，越来越多的人感受不到幸福，社会整体所面临的情感破产危机显得更加严重。

情感破产危机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包括吸毒、酗酒以及宗教狂热。其实不难看出吸毒者的逻辑：生活乏味、压力大，而毒品可以帮助他们逃避现实。同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利用宗教力量蛊惑人们成为狂热分子去做疯狂的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幸福从来就不是奢侈品，也不是必须在个人及社会问题都解决之后才能追求的东西。提升幸福感不仅能改善个人的生活质量，也能让世界成为一个更和平、更美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