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遇到了敏感的继承问题，赵光义就找了赵普来问。赵普最有名的是他留下的一句：“半部《论语》治天下”。他能在宋太祖、宋太宗两朝都有很高的地位，享有实权，不是侥幸、偶然的。宋太宗即位后，一度疏远赵普，因为很多人去告状说赵普反对宋太祖传位给弟弟。
赵光义找来赵普，直接就问：“你当时反对哥哥传位于我，现在你怎么看？”这话表面看来，像是挑衅地问赵普觉得他当皇帝当得好不好，有不称职吗？但聪明的赵普不朝这个方向答话。他说：“我当时告诫过你哥哥，他不听我的，他已经犯过一次错了，难道你还要再犯一次吗？”
赵普没有否认自己反对传位给赵光义，也没有为了那样的态度道歉。他其实仍然坚持兄传弟是不对的，那和赵光义是否能干，当皇帝能不能称职无关。重点在于这样传位会带来不稳定。接下来到底该传给哥哥的儿子，还是赵光义自己的儿子，不正是兄传弟造成的难题吗？赵匡胤没有接受劝谏，证明是个错误，岂不就造成了当前的困扰吗？
同时赵普又毫不犹豫地表态：还是应该维持父传子的方式，不要再错了，不要再制造混乱了。这也就是明确地反对由德昭太子继位。因为这样，原本被疏离了的赵普，又在太宗朝得到重用。
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后，德昭太子因故自杀，接着他的弟弟又得病去世了，赵匡胤留下来两个有皇位继承权的儿子都不在了。不过这时候还有另一个威胁，那是赵光义的弟弟秦王赵廷美。前面是哥哥传弟弟，那也就不能排除等这个弟弟死了，皇位再传给更小的弟弟。这正是赵普劝诫不成的错误所致。
后来也靠赵普的协助，以“交接大臣”的祖宗家法治办赵廷美，将他放逐在外。但在治办赵廷美的过程中，赵光义的大儿子赵元佐却站在叔叔那边，因而和自己的父亲发生了严重冲突。他被父亲刻意疏远，有一回得知父亲设宴找了其他兄弟却独独漏了他，他为之喝得烂醉，烂醉中冲动地将自己住的宫殿放火烧了。
这个儿子疯了。另一个儿子赵元僖又比父亲早死。据说他是被宠妾意外毒死的，原本下毒要害的对象是赵元僖的原配妻子，却不小心毒死了赵元僖。
这些宫廷传言后来都成了重要的戏剧题材。不过历史上真正重要的是从赵普身上我们看到了“重文轻武”另一个方向的发展。轻武人、重文人的习惯甚至进一步改变了皇权的性质。宋太宗也是武人出身，却延续哥哥的办法，不断贬抑武人，抬高文人。到了他的子孙，逐渐地就将自己认同于文人，皇权和文人身份重合。
赵光义开始编书，开始自己写诗，也鼓励侍臣们要写诗。最聪明的统治术运用，是将他写的诗和字，当作奖赏赐给臣下。这一行为和文人文化配合在一起，就产生了谁能得到皇帝的诗和字，在意义上甚至高于从皇帝那里得到珠宝、土地这样的统治效果。
太宗朝时流传这样一个故事。皇帝写了诗，一位大臣竟然用万言长文来解释皇帝的诗，皇帝一高兴，就提笔用三种不同的字体抄写那位大臣祝贺皇帝的诗送给他。一旁两位名臣，同时入翰林，并列为“五凤”的吕蒙正与苏易简，趁机也向皇帝求字，以致为此吵了起来，吕蒙正像小孩般对皇帝大叫：“是我先要的！”皇帝却非但不以为忤，没有降罪处罚，还将两个人都升了官。
这样的风气甚至也影响了武将。要在朝廷上受到重视，与其追求建立多少战功，展现自己多会打仗，还不如写几首像样的诗。其他武人不会写诗，会写诗的自然就容易出头了。
太宗死后真宗即位，他是宋朝第一个没有军事经验的皇帝，而且以他的出身，在这方面条件最差。太宗朝还有战争时，会陪着皇帝与知军事的，是当时的德昭太子。但德昭太子死了，他弟弟赵德芳也死了，连赵元佐到赵元僖都没有当上皇帝。真宗既非长子，也非嫡出，自然就没有受到什么养成准备了。
公元九九七年，真宗即位。辽国清楚记得自己这边新皇帝上任时，宋朝是怎么趁机发兵来骚扰的。于是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连续两年出兵犯边。然后萧太后统领军队大举南下。
宋朝朝廷哗然。大多数人都主张观望、谈判，担任宰相的寇準力排众议，要求真宗御驾亲征。辽军南下是闰九月时，真宗勉强同意亲征，却拖延着迟迟不出兵。于是寇準想了各种方式催促出兵，简直形成了宰相和皇帝间的大斗法。寇準故意累积六七天的战报，一口气将连续不利的消息呈递给真宗，让真宗感到事态严重。到了十一月二十日，真宗率领的大军才正式出发。
这时候辽国军队已经迫近河南北部，宋军到达澶州停了下来。澶州跨黄河两岸，分南北城。真宗先进了南城，寇準不同意，坚持皇帝必须驻扎在北城，也就是更靠近辽军的地方。双方大军决战，几项条件都对辽国不利，出兵已久，又深入敌境，加上澶州易守难攻，辽军一下子折损了两员大将，最终宋军取得了决战胜利。
真宗很高兴，立刻就派出曹利用去讲和。出发前皇帝叮嘱曹利用，谈和难免花钱，但不能超过一百万。曹利用出来后，宰相寇準也找他，问他皇帝如何交代。听了曹利用的回报，寇準不假辞色告诉他：“如果超过四十万你就不必回来了！”
曹利用去谈了，以二十万匹布加二十万钱谈成了。还来不及回报，真宗另外派的使者私下问谈判结果，曹利用不方便说话，就以手势比了“三”。使者自作聪明赶紧向真宗回报说：“三百万！”真宗惊讶那么多，但随即又说：“算了，只要能够平安也不算太多。”
在这个事件中，我们看到了宋代士人在政治上相对强硬的态度。“重文轻武”到了极端，也就使得士人有了“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感受，他们察觉皇帝在行使皇权时，为了避免武人武力介入，需要文人的协助，甚至皇权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和文人合作，取得文人配合一事上的。
为了裁抑武人，宋代皇帝的确必须对文人相对让步，赵匡胤、赵光义允许赵普介入皇位继承的考虑与决定，真宗时寇準也取得了坚持让皇帝到最前线去的权力。宋代是出名相最多的时代，范仲淹、欧阳修，后面更有权倾一时的王安石。
寇準对真宗的强硬态度，不是出于他个人与皇帝的关系，而是他代表文人所取得的特殊权力，一项清楚的例证是同为真宗朝的大臣王旦。王旦和寇準平常相处得不好，立场往往对立，然而在澶渊之战中，两人却密切合作。寇準力主皇帝亲征，当然必须负责和皇帝一起到前线去，那谁留守呢？留守的是王旦。军队出发之前，王旦和寇準同在真宗面前，王旦问：“军队出发后，如果十日都未有捷报，该如何？”
这是个既可怕又难堪的问题，意思是皇帝亲征万一打败仗了怎么办？这问题其实只有一个答案，重点是必须要由皇帝亲口说出来，才有未来处理的依据。而在王旦和寇準的逼视下，尽管千般不愿意，真宗还是不能不说：“那就立太子。”那不是立太子，而是立太子为帝，让太子即位。
王旦的意思是你们在前线可能遭遇不测，我在后方留守不能没有皇帝，所以当着皇帝的面一定要争取到交代。这也是将如何处理皇位的事情，当作是自己大臣责任的一部分，是“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另一种反映。从寇準到王旦，示范了北宋士人的集体特性，他们不只有勇气，更重要的，他们的勇气来自他们的集体自尊与自信。
他们不可能挑战皇权，他们也知道皇帝可以任意处置大臣，可是他们不怕得罪皇帝，因为这个人被换掉了，换上另一个士人，他的态度也还是一样的。王旦和寇準可以互争、为政敌，但在面对皇帝时，他们都属于士人集团的一分子，拥有同样的士人意识，都相信士人有权也有责要“与皇帝共治天下”。这边的大臣叫你御驾亲征，那边的大臣要你允诺十天没有捷报就换皇帝，都是强硬的。
战事平息，签订“澶渊盟约”之后，王钦若到皇帝面前批评寇準，说他的态度轻忽了皇帝的安全，置皇帝性命于危急之地。有人说，真宗的反应是似乎恍然大悟，方才明了原来自己到前线去是会有危险的。但对比前面和王旦的问答就知道，这绝对不可能是事实。都已经被迫允诺十天要立新皇帝的时限，真宗怎么可能不知道有危险？
所以真正的重点是王钦若提出了可以提高皇帝地位的方法，也就是告诉皇帝如何能够不再被宰相、大臣要挟逼迫。他的方法是得到上天给予的符箓后到泰山封禅。看看过去的皇帝为什么那么威武，因为他们都到泰山封禅，而宋朝传到第三个皇帝了，却迟迟还未行封禅礼。
真宗听了，半信半疑，问：“要得到上天降下的符箓，有那么容易吗？”王钦若表示当然可以有符箓。真宗还是没有把握，就找了朝中号称博学的杜镐，问他古代的祥瑞、异象、符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杜镐回答说，那是圣人用来教化民众的手段，意思是不是真的从天上降下来的，只是让人民相信有这种天道显现，因而不敢为非作歹。
杜镐和王钦若的立场或许不同，但观念却是一致的。王钦若之所以声称封禅一定能得到符箓，并不是出于迷信，刚好相反，是根本认为符箓是人造出来的，那么当然只要造就有。这是近世中国文人的另一项特殊精神，他们带有浓厚的世俗理性精神，不相信超越的力量，而是从圣人设教的功能角度予以合理化了。
皇帝认为杜镐也同意王钦若的主张，于是就真的去假造出了天书。皇帝先告诉宰相自己做了个梦，梦见有神人预告将赐予天书，天书上会有所指示。过了不久果然有人献上了天书，上面写的是：“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这也就是符箓。关键在“世七百”，表示宋朝可以传七百代，或至少可以传七百年。好了，有此依据，就可以出发去泰山封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