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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由抬高士人地位，将武人相对贬抑下去，解决了过去军权威胁皇权，地方威胁中央的严重问题，也就是将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在和士人的合作共治基础上。于是就建立了种种祖宗家法来保护士人，不可以侮辱士人、不可以杀言官等，都被视为朝代的政治原则，用来节制了皇权。如此在北宋刺激出高度的士气，作为一个集团，士人真的相信，既自豪又带有责任感地相信，天下是由皇帝和士人共治的。
近世前期与近世后期在这方面有着最大的差异。明朝之后，士人的地位逐渐沦丧，以至于虽然表面的角色维持着，社会上也没有出现其他集团和阶级侵蚀、抢夺士人的权力，但实质上士人和皇帝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一种是权力上的距离，另一种是关系上的距离，而两者又密切互动。
明太祖因“胡惟庸案”而废宰相，只是士人与皇帝距离拉大的其中一项因素。出现了“廷杖”的惩罚，也是其中一项因素。“以八股取士”，将读书彻底技术化，窒息了士人的思想发展，也是其中一项因素。众多因素累积彼此加强，到了万历朝，恶化到出现皇帝二十年不见朝臣的荒唐局面，试问，绝大部分士人，即使任职高官，都从来不曾见着皇帝，要如何“与皇帝共治天下”？甚至要如何维持“与皇帝共治天下”的信念？
从历史上看，唐朝有党争，宋朝也有党争，但了解了宋朝独特的“士人与皇帝共治天下”政治背景，我们就会小心，不能想当然地将两朝的党争混为一谈。唐朝党争分党分派的原则是“身份重于意见”，牛党和李党成员身份背景很不一样，但彼此政见立场没有很明显的差别。党争过程中不太会看到有人因为信念的改变，而从这个党跳到那个党去。两党的属性很难改变，因为身份无法改变。
宋朝没有门第、寒门的区别，也没有明经科和进士科的区别，那是唐朝党争的根本原因。宋朝的党争是倒过来的，“意见重于身份”。若要从身份上看，其实看不出太大的道理。元祐朝有所谓的“洛”“蜀”“朔”三党，看起来好像是用出身地域来区分的。在四川出生长大的就归到“蜀”派，和其他四川人在一起。但是细查当时的党派状况，却发现三派领导人有明确地域出身差别，“蜀党”是以来自四川眉山的苏轼为首的，可是归在这一党，和苏轼相善的，却并不都是四川人。尤其是后来新党复辟后，和苏轼一起遭到打压放逐的那群人，很多都不是来自四川。
北宋党争本质上是意见之争，意见之争也就没有必要争论谁属于哪个党。唐代牛党的人不太可能明天变成李党的，李党的人也不会想将牛党的人拉到自己的阵营里来。可是北宋的党争就有很高的流动性，没有必然的力量将一个人限制在一个党里，也没有必然的力量控制一个政党应该包括哪些成员。高流动性也就等于是充满各种变节以及背叛可能性的环境。那个时代党没有制度化，没有党员、党证、党代表大会，纯粹依意见立场形成团体，照理说应该会有许多不同团体，各个团体都很不稳定，团体之间混战一气，果真如此，那就很难形成两个党对峙拉扯的“党争”。
有“党争”，因为先有关于“党”的一些特别观念，才形成了特殊的“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