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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中国政治上的一大特色是过去得以牵制、制衡皇权的因素，不论是社会性的或制度性的，都大幅削减。社会性的是中介集团，如世族门第和寺庙的势力萎缩，制度性指示的是没有了单一的宰相，原本负责劝谏皇帝的谏官所起的作用转移，谏官和纠举官员的御史功能相同了。
另外，经过了五代动乱后，新建的王朝小心谨慎处理地方权力，确保中唐以下的藩镇割据状况不会重现。地方不准拥有兵权，军事事务完全集中在中央。即使是与军事无关的地方行政权也大幅削减，一切都由中央统筹管理。
之所以产生皇权如此提升的变化，根底上有着更普遍的中国社会重新组构，社会群体与社会阶级在这段时间中彻底大翻修。在这变化过程中，士人的角色与地位当然也牵涉其中。皇权上升一部分依靠律定出来的新的权力集团——文人集团，也就是皇帝成了士人的领袖，由士人的知识、能力、操守与社会信任来保障皇权。因而北宋之后，唯一能和皇帝分权的，只有士人。缺少了士人的身份，不管家世多么显赫，不管立下多少战功，都不能正式取得政治体制中的地位，不能取得依随这地位而来的权力。
再者，士人身份取得的路径，到宋代之后也近乎单一化了。唐代还有世族出身的士人，他们接受世族教育养成，进入太学，如此成为一个士人，再看是否能在科举中考取明经科或进士科，这决定未来他们在朝廷中的前途。但宋代以后，这条路没有了，要成为士人一定得通过科举，而参加科举的价值意识形态也就是参与协助皇帝统治。皇帝和士人关系比之前密切许多。
从皇权的角度看，这是所得多于所失的划算交易。失，是和士人分权，与士人共治，不再能独断行使统治权；得，则是获得了统治上的高度安全感。相对于过去的武人或世家，士人没有世袭的保障，每个人必须通过科举来取得身份和权力，父亲是士人，不能保证儿子也是士人。以前的世族一代代传下来，很多比朝代还长久，皇帝换人换姓了，这些世族都还一直在。武人也是一代传一代，有自己的稳固基础，只对皇帝表面服从与尊重。
科举产生的士人都没有这种问题。虽然是分权分治，士人和皇帝在这方面形成决然对比。皇帝是世袭的，正常情况下由血缘来决定，不会中断；士人身份与权力却是及身而终，活着的时候有，死了就没有了，不可能依凭其意志传递交付给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