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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事件中，我们看到了宋代士人在政治上相对强硬的态度。“重文轻武”到了极端，也就使得士人有了“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感受，他们察觉皇帝在行使皇权时，为了避免武人武力介入，需要文人的协助，甚至皇权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和文人合作，取得文人配合一事上的。
为了裁抑武人，宋代皇帝的确必须对文人相对让步，赵匡胤、赵光义允许赵普介入皇位继承的考虑与决定，真宗时寇準也取得了坚持让皇帝到最前线去的权力。宋代是出名相最多的时代，范仲淹、欧阳修，后面更有权倾一时的王安石。
寇準对真宗的强硬态度，不是出于他个人与皇帝的关系，而是他代表文人所取得的特殊权力，一项清楚的例证是同为真宗朝的大臣王旦。王旦和寇準平常相处得不好，立场往往对立，然而在澶渊之战中，两人却密切合作。寇準力主皇帝亲征，当然必须负责和皇帝一起到前线去，那谁留守呢？留守的是王旦。军队出发之前，王旦和寇準同在真宗面前，王旦问：“军队出发后，如果十日都未有捷报，该如何？”
这是个既可怕又难堪的问题，意思是皇帝亲征万一打败仗了怎么办？这问题其实只有一个答案，重点是必须要由皇帝亲口说出来，才有未来处理的依据。而在王旦和寇準的逼视下，尽管千般不愿意，真宗还是不能不说：“那就立太子。”那不是立太子，而是立太子为帝，让太子即位。
王旦的意思是你们在前线可能遭遇不测，我在后方留守不能没有皇帝，所以当着皇帝的面一定要争取到交代。这也是将如何处理皇位的事情，当作是自己大臣责任的一部分，是“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另一种反映。从寇準到王旦，示范了北宋士人的集体特性，他们不只有勇气，更重要的，他们的勇气来自他们的集体自尊与自信。
他们不可能挑战皇权，他们也知道皇帝可以任意处置大臣，可是他们不怕得罪皇帝，因为这个人被换掉了，换上另一个士人，他的态度也还是一样的。王旦和寇準可以互争、为政敌，但在面对皇帝时，他们都属于士人集团的一分子，拥有同样的士人意识，都相信士人有权也有责要“与皇帝共治天下”。这边的大臣叫你御驾亲征，那边的大臣要你允诺十天没有捷报就换皇帝，都是强硬的。
战事平息，签订“澶渊盟约”之后，王钦若到皇帝面前批评寇準，说他的态度轻忽了皇帝的安全，置皇帝性命于危急之地。有人说，真宗的反应是似乎恍然大悟，方才明了原来自己到前线去是会有危险的。但对比前面和王旦的问答就知道，这绝对不可能是事实。都已经被迫允诺十天要立新皇帝的时限，真宗怎么可能不知道有危险？
所以真正的重点是王钦若提出了可以提高皇帝地位的方法，也就是告诉皇帝如何能够不再被宰相、大臣要挟逼迫。他的方法是得到上天给予的符箓后到泰山封禅。看看过去的皇帝为什么那么威武，因为他们都到泰山封禅，而宋朝传到第三个皇帝了，却迟迟还未行封禅礼。
真宗听了，半信半疑，问：“要得到上天降下的符箓，有那么容易吗？”王钦若表示当然可以有符箓。真宗还是没有把握，就找了朝中号称博学的杜镐，问他古代的祥瑞、异象、符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杜镐回答说，那是圣人用来教化民众的手段，意思是不是真的从天上降下来的，只是让人民相信有这种天道显现，因而不敢为非作歹。
杜镐和王钦若的立场或许不同，但观念却是一致的。王钦若之所以声称封禅一定能得到符箓，并不是出于迷信，刚好相反，是根本认为符箓是人造出来的，那么当然只要造就有。这是近世中国文人的另一项特殊精神，他们带有浓厚的世俗理性精神，不相信超越的力量，而是从圣人设教的功能角度予以合理化了。
皇帝认为杜镐也同意王钦若的主张，于是就真的去假造出了天书。皇帝先告诉宰相自己做了个梦，梦见有神人预告将赐予天书，天书上会有所指示。过了不久果然有人献上了天书，上面写的是：“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这也就是符箓。关键在“世七百”，表示宋朝可以传七百代，或至少可以传七百年。好了，有此依据，就可以出发去泰山封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