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宾馆后,我和同事一起看了帅哥拍的带子,也看到了死活要进去找女朋友的那个小伙子。他看上去挺瘦削,面相憨厚,二十四五岁左右,他的妈妈正用两只手死死抱住他的右胳膊,这个可怜母亲的身体几乎要蹲坐在地上,她是在用自己所有的体重去拖住这个可能是自己两个重、充满力气的儿子,她一个劲地哭,哽咽得几乎说不出话来,而小伙子的外套已经被拉得脱离了肩膀,旁边几位村民在拉着、劝着,其中一个村民抱着小伙子的母亲,生怕她一个拉不住就完全跌坐在地上。镜头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通向下面村落的路已经完全被堵,只能看到层层山峦。
我们开了一个短暂的会议,讨论了一下明天各自的任务,分配了一下食物和帐篷。当我再次回到房间时,已经是夜里近一点半。我想简单洗洗好早点睡觉,但想了想可能接下来几天洗不成澡,所以又不敢马虎,折腾了半个多小时才上了床。
我打开手机,想为明早定个闹钟,却发现有五条未读短信。第一条是魏哥几小时前发的,告诉我他和驼峰车队的哥们正在露营地打牌,问我和我的同事参不参加。这一点,重庆和四川两地的人倒是真的很相像,就算周围已经变成了刀山火海,只要有一块平地,足够摆下一张桌子,他们就会先搭一个火锅吃饱,再搭一个桌子拉响“战斗的号角”。
后面有两条短信是来自朋友的慰问,再有两条短信分别是爸爸和妈妈的。看到父母的短信,我心里倒是蛮紧张的,因为直到那天下午飞机起飞前,我才战战兢兢给他们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我要去四川采访的消息。其实早在12号地震那天晚上,父母就给我打了电话,他们知道我干的这行,在这种时候肯定要出动,于是提前给我发了个禁令,让我千万别去,理由很简单:我是他们唯一的孩子。当时我也答应了,但睡了一觉我就改变了主意。
在机场的时候,我想了很长时间,该怎么跟他们说,可最后就只是简单地、语速很快地告诉他们:领导派我去的,有十个人,没任何危险,马上要飞了,不多说了。然后他们也只能无奈地说:好吧,一定要小心。在离家以后的十多年来,我经常是自己做出一个决定,然后强迫父母接受事实。
我躺在床上拉了拉被子,盖好自己,然后才打开了父亲的短信,短信写道:“我们希望你,坚强勇敢轻装上阵,认真努力做好组织交给的工作,服从现场指挥部安排,捕捉所见信息,注意安全防疫!”
典型的“父亲信息”,我看着看着笑了起来,连排比句都用上了,比我的领导说得还好,很像在开大会。我又打开母亲的短信:“女儿,妈妈看到电视上那么多受灾的老人、孩子,心里特别难过!妈妈支持你的工作,但你一定要小心,今晚要睡个好觉,明天才有精神。”
说实话,看到这样的“母亲信息”,我真的很意外,爸爸说官话那是正常的,只是他居然写出了排比句倒是头一次,但母亲所写的话却着实让我惊讶。我还记得下午飞抵成都双流机场的时候,我再次打电话报平安,母亲抢过爸爸手里的电话,带着点哭腔问我说的是不是实话,到底有几个人,准备去哪里,有没有带好食物。母亲很清楚我经常骗她和父亲,只是不到关键时刻,她从来不问,也从来不挑明说。
我不知道是什么让父母、尤其是母亲改变了态度,也许是电视上的感人报道,也许是他们不得不接受我已经身处成都的事实,也许是特殊状态下人人都会有的特殊反应。我回了短信,再次报了平安,然后翻了个身,开始睡觉。事实是,我花了近一个小时才睡了过去,而且睡梦中时常出现直升机的声音。
第二天,17日凌晨五点半,我们起床再次出发。
我们和志愿者队伍来到了四川省红十字会,结果十字会的人扫了我们一行人以后,点了一个最年轻的男记者和一个最年轻的男摄像,其他全部拒绝。我问他为什么不能带上我和另一名女记者,他指了指旁边一个将帐篷、睡袋、矿泉水、食物袋全部绑在一起的行李包说,你试试看能不能背上这个,你能背起来我就带你走。
我没再说话。
随后我们和两名同事告别,记得当我拥抱两名同事的时候,虽然只说了两个字:“保重”,倒真有点告别的感觉,甚至有点不想分开。
目送走了同事,我和其他同事再去火车站找物资队,结果物资队还没到。在等待的过程中,我接到了魏哥的电话:
“你在哪里?你们赶紧去市红十字会那边,441他们在那边准备出发了。”
“他们去哪儿?”
“去哪儿我也不知道,听红十字会的统一安排吧,送物资进灾区。”
“他们不是不愿意带我们进去吗?”
“哪有那么多废话,你们昨天说的我也听到了,都是些婆婆妈妈的文人讲的废话,赶紧去吧,多带点水,别指望人家给你水。”
“知道了,你去吗?”
“我不去。”
“那你干什么?你不是要进去的吗?”
“我有点其他的事。”
我没再问,挂了电话,我和两名同事回到宾馆,整了整行李,直接去了市红十字会。
市红十字会的门口,很多志愿者排成行,一个传一个地将物资送到相应的车上,我们很远就看到了挂着“驼峰车队”标志的四辆越野车,441A也看到了我们。
“你们只有五分钟时间,就在这边吃碗面,然后我们出发。”她指着路边一个小面摊,直接给了我们指令。
“我们不用吃了,直接走吧。”摄像说。
“不行,里面没吃的,可别指望我们停下来找餐馆去吃饭,就在这里吃点好上路,快点。”
我们接受了指令,跑到路边,一人点了一碗面,刚吃了一半,441A来叫我们出发,我们于是又急匆匆付了账,回到红十字会门口。
“这是222,”441A指着其中一辆越野车的司机说,“你们就上他的车吧,我们其他的车都装满了。”
“889和廖哥他们呢?”我看了看其他两辆越野车的车主,但都没见过。
“他们去其他地方了,”441A说,“把行李交给222吧。”
222朝我们点点头,接过我们的背包绑了起来。我看了一眼他的车牌,最后三位正是222。这位222看上去很年轻健壮,可以说挺帅,他的肤色是那种很健康的小麦色,脸上则是深麦色,还泛着光亮。
摄像坐到了222副驾驶的位置上以方便拍摄,我和制片则坐到了后排座位,当我钻进去的时候,发现后座上已经坐了一个人。
“我叫马驹,”他主动自我介绍道,“小马的马,小马驹的驹。”
我们都笑了起来,握了握手。
“你也是车队的?”我问他。
“不是,我是跟他们车队进去送收音机的。”
“送收音机?”
“对,我们还去送电筒,我们的口号就是:‘看得见的光,听得见的声音,可以触摸到的心灵。’”他一边说,还一边熟练地做了哑语的手势。
我看了一眼他手中的收音机,绿色,巴掌大小,很老式,是很多老年人出门锻炼时喜欢携带的那种。他正从身后靠左边的纸盒中取出收音机,再从身后靠右边的纸盒中取出电池,将电池装入收音机,再把收音机塞回左边的纸盒。由于车内已经堆满了物资,他每转动身体取一个东西都不太方便。
“我帮你装电池吧。”我说。装电池的纸盒靠我倒是很近。
“那太好了,谢谢,到秀水村之前这些电池都必须装好。”
“我们今天去秀水村?”制片问道。
“对,往那个方向,能走多远走多远吧,一路走一路发。”
“不只去秀水村,我们还要去探路。”222说。
“探路?”摄像问。
“对,看看有没有其他什么路可以进去的,我们经常去越野,大路小路都熟,大路堵了,小路也许还通,我们要是找到了能通的路,就报十字会。”
“我已经跟他们进去几次了,都是这样,一边发物资,一边探路,一边救人,回头把情况报告给十字会。”马驹说着,好不容易扭动身体把一盒收音机抽出来拿给我。我发现一个纸盒里有十个左右的收音机,虽然老式但每个都是崭新的,而且每个都有泡沫袋装着,电池也是崭新的,需要拆封拿出来。
“这些收音机、电池都是你们自己购买送进灾区的?”我问马驹。
“不是,是我们这个爱心组织自己做的,我们有个爱心工厂,都是些残疾人或退休老人,他们做好了给我们去发。”
“你们这个组织专门为地震成立的?”
“不是,早就成立了,我们以前经常做这些送藏区,我们这边可不比你们发达地区,有很多人都穷得很,特别是山里的人,他们最需要这些。只不过以前是不定期的活动,这次是所有人都行动起来了,所有人都加班加点做。这批收音机是我昨天才拿到的,前天我才跟着他们送了一批电筒进去。”
“电筒他们肯定需要,为什么要送收音机进去?”制片也帮着装起了电池。
“你别小看收音机,这个时候电视机都震没了,你想要知道外面的消息,就这玩意儿最管用,前天这批收音机还没到的时候,我们只有以前剩下的十几个收音机,就送给了部队,结果那个首长高兴死了,还让我们再送一批过去。对了,我还要跟你们说个事,我亲眼看到的,你们可别嫌我烦,我见了谁都要说一遍,我就是忍不住要说。”马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我,像是等待我的批准,然后他就可以开始说这个对谁都要说一遍的事,但实际上,他还没等我批准,就说了起来。
“那个首长让手下一个班长过来拿我的收音机,那个小伙子看起来也就二十出点头,说不定二十都不到,他走过来接我的收音机的时候,伸出一双手,那个手……那个手指前面……五个手指前面的肉都磨没了,是新长出来的肉,粉红粉红的,还没长好,跟原来的黑乎乎的肉接在一起……”马驹一边说,一边伸出他自己的一双手,他的左手紧紧握住右手的手指前端,就仿佛自己的右手也因为挖石砾被磨掉了一截肉,然后他的眼泪就掉了下来,正好掉在右手手背上,“我一开始都没反应过来,以为他的手指前面抹了什么,后来反应过来……我就抑制不住哭了……我见人都要说这件事,你们别见怪……”马驹抽泣着,没有任何遮掩,尽情释放着自己的感情。
除了偶尔做节目的时候,我倒是很少看见一个男人在我面前这样尽情地哭,也许是被“男儿有泪不轻弹”禁锢了上千年,所以男人已经习惯了“不哭”,如果“哭”的话,就是“矫情”,就是“懦弱”,说不定还被定位为“娘”。而且我也承认,对于绝大多数的女人,都会更欣赏不哭的男人,都喜欢在一个不哭的男人怀里哭着,所以这也逼得很多男人不敢哭,甚至就是有了泪也得硬憋回去。
但现在,在我和这么多人的面前,马驹就这样哭着,毫无顾忌。我又仔细看了马驹一眼,他看起来大概四十不到,穿得很普通,不太能够看出来他真正的职业是什么;他的脸圆圆的,有点娃娃脸的味道;他的两只手还是那么握在一起,眼泪一滴滴落在他的右手背上,他甚至没有去擦一下。
这个男人让自己沉浸在这种情绪中,并没有任何想要克制的念头,在我看来,马驹恰如其分地融在震后异常感伤的氛围中,并成为这种氛围中的一份子。如今,这种感伤的氛围在这辆越野车里弥漫开来,我又看了看周围的人,在后视镜上我看见222的眼圈也红红的,但我不能确定他是听到马驹说的这些变红的,还是因为睡眠不足连续开车造成的;至于摄像,我看不见他的脸,因为他坐在我右前方,但我看到他紧紧抿着嘴唇;坐在我右边的制片则继续装着电池,没有再说话。
车内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没有人再说话。我不知道他们各自想着什么,但我在努力想着马驹所说的画面,感觉自己的手指仿佛也有点痛,却没有要哭出来的感觉。“看来我真的麻木了。”我对自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