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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宾馆后，我和同事一起看了帅哥拍的带子，也看到了死活要进去找女朋友的那个小伙子。他看上去挺瘦削，面相憨厚，二十四五岁左右，他的妈妈正用两只手死死抱住他的右胳膊，这个可怜母亲的身体几乎要蹲坐在地上，她是在用自己所有的体重去拖住这个可能是自己两个重、充满力气的儿子，她一个劲地哭，哽咽得几乎说不出话来，而小伙子的外套已经被拉得脱离了肩膀，旁边几位村民在拉着、劝着，其中一个村民抱着小伙子的母亲，生怕她一个拉不住就完全跌坐在地上。镜头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通向下面村落的路已经完全被堵，只能看到层层山峦。
我们开了一个短暂的会议，讨论了一下明天各自的任务，分配了一下食物和帐篷。当我再次回到房间时，已经是夜里近一点半。我想简单洗洗好早点睡觉，但想了想可能接下来几天洗不成澡，所以又不敢马虎，折腾了半个多小时才上了床。
我打开手机，想为明早定个闹钟，却发现有五条未读短信。第一条是魏哥几小时前发的，告诉我他和驼峰车队的哥们正在露营地打牌，问我和我的同事参不参加。这一点，重庆和四川两地的人倒是真的很相像，就算周围已经变成了刀山火海，只要有一块平地，足够摆下一张桌子，他们就会先搭一个火锅吃饱，再搭一个桌子拉响“战斗的号角”。
后面有两条短信是来自朋友的慰问，再有两条短信分别是爸爸和妈妈的。看到父母的短信，我心里倒是蛮紧张的，因为直到那天下午飞机起飞前，我才战战兢兢给他们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我要去四川采访的消息。其实早在12号地震那天晚上，父母就给我打了电话，他们知道我干的这行，在这种时候肯定要出动，于是提前给我发了个禁令，让我千万别去，理由很简单：我是他们唯一的孩子。当时我也答应了，但睡了一觉我就改变了主意。
在机场的时候，我想了很长时间，该怎么跟他们说，可最后就只是简单地、语速很快地告诉他们：领导派我去的，有十个人，没任何危险，马上要飞了，不多说了。然后他们也只能无奈地说：好吧，一定要小心。在离家以后的十多年来，我经常是自己做出一个决定，然后强迫父母接受事实。
我躺在床上拉了拉被子，盖好自己，然后才打开了父亲的短信，短信写道：“我们希望你，坚强勇敢轻装上阵，认真努力做好组织交给的工作，服从现场指挥部安排，捕捉所见信息，注意安全防疫！”
典型的“父亲信息”，我看着看着笑了起来，连排比句都用上了，比我的领导说得还好，很像在开大会。我又打开母亲的短信：“女儿，妈妈看到电视上那么多受灾的老人、孩子，心里特别难过！妈妈支持你的工作，但你一定要小心，今晚要睡个好觉，明天才有精神。”
说实话，看到这样的“母亲信息”，我真的很意外，爸爸说官话那是正常的，只是他居然写出了排比句倒是头一次，但母亲所写的话却着实让我惊讶。我还记得下午飞抵成都双流机场的时候，我再次打电话报平安，母亲抢过爸爸手里的电话，带着点哭腔问我说的是不是实话，到底有几个人，准备去哪里，有没有带好食物。母亲很清楚我经常骗她和父亲，只是不到关键时刻，她从来不问，也从来不挑明说。
我不知道是什么让父母、尤其是母亲改变了态度，也许是电视上的感人报道，也许是他们不得不接受我已经身处成都的事实，也许是特殊状态下人人都会有的特殊反应。我回了短信，再次报了平安，然后翻了个身，开始睡觉。事实是，我花了近一个小时才睡了过去，而且睡梦中时常出现直升机的声音。
第二天，17日凌晨五点半，我们起床再次出发。
我们和志愿者队伍来到了四川省红十字会，结果十字会的人扫了我们一行人以后，点了一个最年轻的男记者和一个最年轻的男摄像，其他全部拒绝。我问他为什么不能带上我和另一名女记者，他指了指旁边一个将帐篷、睡袋、矿泉水、食物袋全部绑在一起的行李包说，你试试看能不能背上这个，你能背起来我就带你走。
我没再说话。
随后我们和两名同事告别，记得当我拥抱两名同事的时候，虽然只说了两个字：“保重”，倒真有点告别的感觉，甚至有点不想分开。
目送走了同事，我和其他同事再去火车站找物资队，结果物资队还没到。在等待的过程中，我接到了魏哥的电话：
“你在哪里？你们赶紧去市红十字会那边，441他们在那边准备出发了。”
“他们去哪儿？”
“去哪儿我也不知道，听红十字会的统一安排吧，送物资进灾区。”
“他们不是不愿意带我们进去吗？”
“哪有那么多废话，你们昨天说的我也听到了，都是些婆婆妈妈的文人讲的废话，赶紧去吧，多带点水，别指望人家给你水。”
“知道了，你去吗？”
“我不去。”
“那你干什么？你不是要进去的吗？”
“我有点其他的事。”
我没再问，挂了电话，我和两名同事回到宾馆，整了整行李，直接去了市红十字会。
市红十字会的门口，很多志愿者排成行，一个传一个地将物资送到相应的车上，我们很远就看到了挂着“驼峰车队”标志的四辆越野车，441A也看到了我们。
“你们只有五分钟时间，就在这边吃碗面，然后我们出发。”她指着路边一个小面摊，直接给了我们指令。
“我们不用吃了，直接走吧。”摄像说。
“不行，里面没吃的，可别指望我们停下来找餐馆去吃饭，就在这里吃点好上路，快点。”
我们接受了指令，跑到路边，一人点了一碗面，刚吃了一半，441A来叫我们出发，我们于是又急匆匆付了账，回到红十字会门口。
“这是222，”441A指着其中一辆越野车的司机说，“你们就上他的车吧，我们其他的车都装满了。”
“889和廖哥他们呢？”我看了看其他两辆越野车的车主，但都没见过。
“他们去其他地方了，”441A说，“把行李交给222吧。”
222朝我们点点头，接过我们的背包绑了起来。我看了一眼他的车牌，最后三位正是222。这位222看上去很年轻健壮，可以说挺帅，他的肤色是那种很健康的小麦色，脸上则是深麦色，还泛着光亮。
摄像坐到了222副驾驶的位置上以方便拍摄，我和制片则坐到了后排座位，当我钻进去的时候，发现后座上已经坐了一个人。
“我叫马驹，”他主动自我介绍道，“小马的马，小马驹的驹。”
我们都笑了起来，握了握手。
“你也是车队的？”我问他。
“不是，我是跟他们车队进去送收音机的。”
“送收音机？”
“对，我们还去送电筒，我们的口号就是：‘看得见的光，听得见的声音，可以触摸到的心灵。’”他一边说，还一边熟练地做了哑语的手势。
我看了一眼他手中的收音机，绿色，巴掌大小，很老式，是很多老年人出门锻炼时喜欢携带的那种。他正从身后靠左边的纸盒中取出收音机，再从身后靠右边的纸盒中取出电池，将电池装入收音机，再把收音机塞回左边的纸盒。由于车内已经堆满了物资，他每转动身体取一个东西都不太方便。
“我帮你装电池吧。”我说。装电池的纸盒靠我倒是很近。
“那太好了，谢谢，到秀水村之前这些电池都必须装好。”
“我们今天去秀水村？”制片问道。
“对，往那个方向，能走多远走多远吧，一路走一路发。”
“不只去秀水村，我们还要去探路。”222说。
“探路？”摄像问。
“对，看看有没有其他什么路可以进去的，我们经常去越野，大路小路都熟，大路堵了，小路也许还通，我们要是找到了能通的路，就报十字会。”
“我已经跟他们进去几次了，都是这样，一边发物资，一边探路，一边救人，回头把情况报告给十字会。”马驹说着，好不容易扭动身体把一盒收音机抽出来拿给我。我发现一个纸盒里有十个左右的收音机，虽然老式但每个都是崭新的，而且每个都有泡沫袋装着，电池也是崭新的，需要拆封拿出来。
“这些收音机、电池都是你们自己购买送进灾区的？”我问马驹。
“不是，是我们这个爱心组织自己做的，我们有个爱心工厂，都是些残疾人或退休老人，他们做好了给我们去发。”
“你们这个组织专门为地震成立的？”
“不是，早就成立了，我们以前经常做这些送藏区，我们这边可不比你们发达地区，有很多人都穷得很，特别是山里的人，他们最需要这些。只不过以前是不定期的活动，这次是所有人都行动起来了，所有人都加班加点做。这批收音机是我昨天才拿到的，前天我才跟着他们送了一批电筒进去。”
“电筒他们肯定需要，为什么要送收音机进去？”制片也帮着装起了电池。
“你别小看收音机，这个时候电视机都震没了，你想要知道外面的消息，就这玩意儿最管用，前天这批收音机还没到的时候，我们只有以前剩下的十几个收音机，就送给了部队，结果那个首长高兴死了，还让我们再送一批过去。对了，我还要跟你们说个事，我亲眼看到的，你们可别嫌我烦，我见了谁都要说一遍，我就是忍不住要说。”马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我，像是等待我的批准，然后他就可以开始说这个对谁都要说一遍的事，但实际上，他还没等我批准，就说了起来。
“那个首长让手下一个班长过来拿我的收音机，那个小伙子看起来也就二十出点头，说不定二十都不到，他走过来接我的收音机的时候，伸出一双手，那个手……那个手指前面……五个手指前面的肉都磨没了，是新长出来的肉，粉红粉红的，还没长好，跟原来的黑乎乎的肉接在一起……”马驹一边说，一边伸出他自己的一双手，他的左手紧紧握住右手的手指前端，就仿佛自己的右手也因为挖石砾被磨掉了一截肉，然后他的眼泪就掉了下来，正好掉在右手手背上，“我一开始都没反应过来，以为他的手指前面抹了什么，后来反应过来……我就抑制不住哭了……我见人都要说这件事，你们别见怪……”马驹抽泣着，没有任何遮掩，尽情释放着自己的感情。
除了偶尔做节目的时候，我倒是很少看见一个男人在我面前这样尽情地哭，也许是被“男儿有泪不轻弹”禁锢了上千年，所以男人已经习惯了“不哭”，如果“哭”的话，就是“矫情”，就是“懦弱”，说不定还被定位为“娘”。而且我也承认，对于绝大多数的女人，都会更欣赏不哭的男人，都喜欢在一个不哭的男人怀里哭着，所以这也逼得很多男人不敢哭，甚至就是有了泪也得硬憋回去。
但现在，在我和这么多人的面前，马驹就这样哭着，毫无顾忌。我又仔细看了马驹一眼，他看起来大概四十不到，穿得很普通，不太能够看出来他真正的职业是什么；他的脸圆圆的，有点娃娃脸的味道；他的两只手还是那么握在一起，眼泪一滴滴落在他的右手背上，他甚至没有去擦一下。
这个男人让自己沉浸在这种情绪中，并没有任何想要克制的念头，在我看来，马驹恰如其分地融在震后异常感伤的氛围中，并成为这种氛围中的一份子。如今，这种感伤的氛围在这辆越野车里弥漫开来，我又看了看周围的人，在后视镜上我看见222的眼圈也红红的，但我不能确定他是听到马驹说的这些变红的，还是因为睡眠不足连续开车造成的；至于摄像，我看不见他的脸，因为他坐在我右前方，但我看到他紧紧抿着嘴唇；坐在我右边的制片则继续装着电池，没有再说话。
车内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没有人再说话。我不知道他们各自想着什么，但我在努力想着马驹所说的画面，感觉自己的手指仿佛也有点痛，却没有要哭出来的感觉。“看来我真的麻木了。”我对自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