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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你们地震当天晚上就进去了？”吃喝了一阵子后，摄像问。
“889和441他们都进去了，他们是英雄，我自叹不如。”廖哥说。
“那天晚上你们进去都看到什么了？”
“一句话：动物是地震之前不回家，我们人是地震之后不回家，人还没有动物聪明啊。”889回答。
“什么意思？”大家都很感兴趣。
“我们一路进去都碰到好多人往外走，都不敢回家了，他们坐上我们的车都说，这次地震前就有好多动物反应不正常了，平时养的鸡啊鸭啊到了点自己就回家，偏偏那几天怎么赶都不肯回家。你说要是人跟这些动物一样聪明，地震之前不回家，地震之后老老实实找个地儿待着，别到处跑，这次也不会死这么多人了。”
“他们有的还背着家里那点没震掉的东西，什么电视机啊DVD机啊，沿着山路往外走，我还遇到了一个背着电冰箱的，背着有什么用啊？山路又不是成都大马路，有的人走着走着，背不动了，又丢掉了，或者过一个坎，背着东西过不去了，又丢掉了，一路上都能看到丢掉的电视机、家具什么的。”441A接着说。
“你们那时候进去有记者跟着吗？”我的同事继续问。
“没有，那时候怎么可能有。”
“要是那时候有记者跟着，拍到的画面一定是最震撼的。”摄像说。
“那时候亏都没有记者跟着，不然人还要多死几个。”889说。
我们同时都愣住了。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多死”的“几个”指的是记者，还是灾民，还是他们自己？
“好了，又不是所有记者都那样，你就少说几句。”廖哥冲着889说，接着端起酒杯转向我们，“来喝酒，我来敬一下远道从江苏过来的朋友。”
廖哥的这些话让我更糊涂，我也不想再遮遮掩掩，既然有意见，“少说几句”还不如痛痛快快都说出来。于是我对廖哥说：“等一下。”然后直接问889：“你好像对我们干记者的很有意见？有什么想法，就直说好了。”
“对，我就是有意见……”
“他也不是对你们有意见，”889还没有说完，廖哥又接了过来，“是前面的那些记者，我们费尽心思送他们去了秀水，结果进去之后，一个村子十几个人还压在地下，我们都上去救了，当时人手不够，喊他们帮忙抬砖，结果他们全扛个机器在拍，一个都不愿意帮忙，当时889就发火了，差点把他们机器都摔掉，不过说实话，当时我也挺火的，你要拍可以人救出来再拍，人不救，先拍，这也有点……”
“不是有点，就是没人性！”889又把话接了回去。他自顾自喝了一杯酒：“你们没看到压在底下的那些人，在底下三天了，三天！救出来就是一条命，救不出来就没了，那个时候还拍，拍什么拍，拍人家是怎么死的？要不是他们拦着，我真想把他们统统揍一顿。”889很是气愤，说着说着脸涨得通红。
全桌人都静了下来，有几个人把已经伸进火锅的筷子又缩了回来，大家都望着我。我不知道自己当时的脸色是什么样的，只记得后来廖哥又说了几句想缓和气氛的话，可我一句也没听清。889的话让我几乎在同一瞬间想起了一个人——代老伯。
代老伯是第一个跪在我面前的当事人。
那是去年，在我当记者后的第六个月，我去攀枝花采访。在当地的攀枝花宾馆，一个五十九岁的大叔在见到我的第一眼，突然跪倒在我面前。可以完全肯定地说，那是我第一次遭遇一个人跪在我的面前，而且是一个年纪可以当我爸爸的人。他就那么跪着，双手揪着地毯，趴在地上，老泪纵横，带着哽咽，不断大声说着什么。我赶紧弯下身，伸手拉他，说：“快起来，快起来。”但他没有起来，继续重复说着一些方言味很重的话。我努力听了听，他的大概意思是说：“求求你们，帮帮我，我是冤枉的，我被冤枉了三十年啊……”
就在这时，我做了事后让自己也很诧异的举动：我从他面前跑开，我跑到了隔壁房间，我叫醒了房间里的摄像，我们按下摄像机卡上带子，然后我们扛着摄像机返回房间。当我和摄像跑回房间时，他还跪在那里，位置也没变，姿势也没变，只是头抬了起来，看着我和跑进来的摄像，惊讶，茫然，两行眼泪还挂在脸上……
我不知道在我忙着叫摄像的时候，代老伯是怎样发现他自认为的那个“救星”突然不见的。我可以想象：他跪在那里，低着头，抑制不住地哭着喊着，却突然发现他面前的人没了，于是他抬起了头，想看看我在哪，可面前空荡荡的，只有他一个人傻傻地跪在房间里，再然后突然有两个人扛着台摄像机冲了进来，对着他就拍。
“记者”这一职业确实改变了我的很多想法、很多语言乃至行为和习惯。你可以说在那一刻，是“职业敏感”导致我跑去找了摄像，而不是伸手拉起这个可怜的老人，但问题是，这种“职业敏感”已经渗透到我的生活，已经成为我性格的一面。在走遍大江南北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容易被打动，越来越不容易掉泪，越来越不容易对一件事提起兴趣。我带着摄像机拍着每一个故事，但内心却少有任何波动的情感；我不断想方设法用镜头、用故事去震撼每一位观众，去打动他们的心，却很难再打动我自己。
这也许是我想要辞职的另一个潜层次原因，只是在889说出这个事实之前，我从未如此深刻地意识到。我问自己：如果当时是我跟着889，到了这样一个村子，面对十几个等待被救的人，我会怎样选择，我是选择“拍”还是选择“救”，但答案我真的没有勇气说出口。
当天晚上，在那个火锅店，因为廖哥的从中调停，889的这个故事并没有继续下去，后来的谈话大家也似乎有意避开这个话题。但我记得临走的时候，889还是义正言辞地对我说：“如果你们不救人，就是为了拍，你们最好另找其他人带你们进去。”我简单回答：“知道了。”
当时我也可以回答：“没问题，只要你们带我们进去，我们和你们一样先做志愿者。”但我没说，一年前在攀枝花的真实经历让我知道自己已经变了。我曾经为当时的跑开后悔了很长时间，也总是在内心不断责问自己，事后我和代老伯一直保持着联系，直到今天。但每当我接到他的电话或见到他，却总会不由自主地回忆起他跪在那里茫然看着我和摄像机的眼神。
“什么样的场景可以再次震撼我的内心？什么样的人和事可以让我抛弃对职业的敏感、对舆论的顾忌、对名利的追求，而回归到最本性的一个‘我’？”这是我经常问自己的问题，但答案我却一无所知。
和廖哥、889他们分开之后，我和一名摄像去了成都的记者朋友那里。当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半，两个朋友都刚刚采访回来。其中一个从什邡回来，不到三十岁，长得挺帅，大家都叫他“帅哥”，我们也就跟着这么叫开了；另外一位刚刚从都江堰回来，不到四十岁，长得很有“爷”相，大家都叫他“苟爷”，但我觉得他还没那么老，于是改叫他“苟哥”。他们俩当时都还没吃晚饭，于是我们约到了另一家火锅店见面。
进了门，帅哥和他的女朋友以及苟哥已经在里面，他们倒是很了解我们江南人吃不了辣的本性，点了个菌类的鸳鸯火锅，汤色是一边红一边白。
我和摄像刚坐了下来，苟哥就站了起来。
“对不起，就等你们来，我要走了，”他拿起啤酒瓶，继续说道，“他奶奶的，我们台刚搞了个采访记者的直播节目，今晚采访我，我说我不行，就我长的这个样，上电视对不起观众，领导说不行，说现在不管长相，每个记者轮流来，他奶奶的，十点整，你们要再不来，我都要走了，来，干个杯再走。”
说着，他给我们都倒上酒，拿起杯子。
“那你什么时候结束？”我问。
“搞不清楚，奶奶的，我也是从都江堰回来才知道这个事的，关键是就算结束了，我还要编带子，我今天拍的带子明天就要播，我日你大爷，看明天吧，不对，明天我可能去绵阳，电话再约吧，兄弟们，对不住了。”
说完他喝干了酒，我们也跟着喝干。他拿起外套，准备出门，我突然想起了每次见面都问他的事。
“苟哥，嫂子怎么样了，有进展了吗？”
“没有，老样子。”对于这个问题，他倒是很轻松地回答。
“认得出你了吗？”
“不认得。”
“儿子呢？”
“有时候认得，有时候不认得。”
“好吧，你别太辛苦了，我们这边没关系，有空就约，没空就算了。”
“嗯，你也是，不管你们这次过来打算去哪，都要小心。现在余震不断，泥石流也到处都是，你一个女的，我劝你就待在成都算了，需要什么带子，我们能给的就给。”
“知道了，你先照顾好自己和嫂子吧。”
苟哥匆匆出了门，我们又坐了下来。
“苟哥家里这样子，你们领导还让他去采访？”我问帅哥。
“那有什么办法，现在是台里所有记者都上了还严重不够，再说他也要吃饭啊，现在大家都在做地震，他不做这个吃什么啊。”
我很难想象苟哥在电视上说话的样子，他平日说话总不离玩笑，每说几句都会夹一个“他奶奶的”、“我日你大爷”之类的词，还不时抬起左手抖一抖手表。我记得这种习惯他一直保持着，即使在他欠下百万巨债，天天晚上徘徊在医院门口，不知道该去哪儿的时候。
苟哥并不是成都人。四年前，他带着妻子、孩子从老家搬到成都，进了成都一家电视台工作。虽然没什么官衔，但他进了一个很有发展潜力的栏目，当起了记者。后来他买了房子，有了车，像大多数人一样，开始了奔向小康的都市生活。
两年前，他在开车回家的路上，遇到一只横穿马路的狗，为了避让这只狗，他驾着车撞上了桥，又翻了过去。再醒来的时候，他受了轻伤，儿子没事，妻子成了植物人。
车祸发生后的第四个月，我去医院看他和他的妻子，抱着一大束花。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他奶奶的，来就来，还抱什么花啊。”
隔天晚上，我们照顾他妻子睡了以后，他请我到医院附近啃兔头。我说：“你知道我的节目，收视率还可以，要不我给你做一档节目，看看有没有社会捐款吧。”
“算了。”
“算了？为什么？”我本以为他会答应，至少会考虑一下。但是他想也没想，就直接拒绝了。
“我把房子卖了，还了前面欠的，还剩一点，多少抵一阵子。”
“我知道，但这根本不是办法，你又不知道嫂子什么时候能醒来，你必须准备钱啊，总不能等到医院问你要，你再去准备，再说我这个节目真的不错，上次有一档寻亲的节目，捐款有好几十万……”
“他奶奶的，我还没急，你急个啥？”他一边啃着兔头，一边歪着脸笑着看着我说，“瞧你吃的兔头，这算吃完了？你这是对我们成都人民的极度不尊重，这么好吃的东西给你吃成这个样，奶奶的。”我看了一眼他已经啃完的兔头，一个骨头片也没剩下，而我面前的这个兔头，基本上看不出有人吃过，但我发誓，我已经用舌头寻找过每一个可以下嘴的地方，但是除了骨头，实在找不出什么。
“亏你还笑得出来，这个也给你吃吧，我实在吃不出来，”我把属于我的另一个兔头也推给了他，“我是说真的，做做看吧，应该能帮到你。”
“我知道，但我真的不想做什么节目，我的那些同事也跟我说了做节目，我一个也没答应。”
“为什么，因为你自己是记者，现在不想换个角色？”
“不是。”
“那是什么？”我追问。
“嗯……”他迟疑了一下，抖了抖左手上的手表，“怎么说呢，我们都做这个，你知道的，你真想要让人家同情你，你就得对着镜头哭，我可哭不出来。”
“你哭不出来？我不相信。”
“我是哭不出来，这件事发生后，我就哭过一次，就是我醒了，看到我老婆躺在那里，隔着玻璃插着一大堆管子，我抱着儿子就哭了，但也就哭了几分钟，这以后我就没哭过了，哭有什么用。”
“哭怎么没用，就像你说的，至少能让别人同情你，而且你确实需要同情，你又不是在用眼泪骗钱。”
“算了，我确实哭不出来，你要真拿个镜头对着我，我说不定还笑呢。”
他继续啃着兔头，很享受的样子，直到把最后一个骨头片啃下了肚。我看着他，没再说什么。必须承认，在我的节目中，出现过很多主人公，他们哭得稀里哗啦，他们确实引起了很多人的同情，他们也得到过为数不少的捐款，但过个一年半载，当你再次联系这些主人公的时候，你知道，最终能帮助他们的，只有他们自己。
夜里一点多，我们开始顺着路折回医院，他取下颈后的耳机，让我听一首歌，我听了一会儿，是王杰的《回家》。
“你不应该听这样的歌，听得心里更难受。”我把耳机还给他。
“以前我都不知道这首歌是什么，从没听过，就有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椅子上等我老婆做电疗的时候，突然听到这首歌，也不知道谁在放，当时觉得真好听，我还问了很多人，这是什么歌，叫什么名字，好不容易在网上找到DOWN了下来，现在我几乎就听这一首歌。”他戴上耳机，继续听着。
“苟哥，如果真像熊医生说的那样，嫂子没法回到过去了，你打算怎么办？一直陪着她？”快到医院门口的时候，我问他。
“能怎么办？我日你大爷，过一天算一天吧。”他还是很简单地回答。
当时已经夜里近两点，我们走进医院门，这里仍然很热闹，不断有人进进出出。在距门口不远左手边的绿色长廊里，还有好几个人坐在那里，他们有的在聊天，有的就那么一个人默默坐着。
“我跟你说，人真的很奇怪，”进电梯的时候，苟哥取下耳机，自己开了腔，“没出事之前，我跟我老婆基本上天天吵架，天天吵，吵得我们都不想过下去了，要不是为了儿子，也许我们早就离了，但出事之后，我没有一天想过要离开她，真的，从来没想过。”
“你们为什么吵？”
“还不就是我晚上打牌不回来陪她，她跟我妈闹呗，都是一大堆婆婆妈妈的屁事。”
前面一点我倒是很清楚，苟哥可以说是嗜“牌”成性。即使采访再累，他还是逢“赌”必到，他们的联络暗号就是：“战斗的号角已经在成都上空吹响。”连我的摄像同事在成都出差时，都接到过几次这样的短信。
“你现在才发现自己很爱她？”我继续问。
“也许是吧，我经常回忆起我们在老家的时候，她为了跟我结婚，当着她家人的面，把整个桌子掀翻的情景……呵呵，我现在有时候坐在她旁边，看着她躺在那里，那么小，胳膊上一点肉都没有，我在想，当时她怎么可能有这么大力气掀翻那个桌子。”
我们走近病房，他的妻子仍然躺在那里，熟睡着，他轻轻走了进去，在椅子边坐下。苟哥现在每天都睡在这张椅子上，已经三个多月没睡过一天床。他对站在门口的我挥了挥手，我笑了笑，转身走开。
半年后，苟哥来过一次电话，当时我在外地出差，他很高兴地告诉我嫂子开始说话，能喊儿子的名字了。我很替他高兴，鼓励他别放弃，继续努力。
苟哥说过，出了事后，他把自己所有的朋友列了出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肯定能借钱，而且有钱可借的朋友；第二类是肯定能借钱，但没什么钱的朋友；第三类是不容易借钱，也不知道能借多少的朋友。然后从第一类朋友中的第一个开始，他依次打电话，而且轻易不给第三类朋友打电话。尽管如此，他是在连第三类朋友也打过第四轮电话的时候，嫂子才出了院。出院前主治医生告诉苟哥：“回家养吧，今后怎么样，就看她自己造化了。”当时距离出事那天，已经过去一年多。
现在，苟哥和嫂子一直住在一个出租屋里，嫂子仍然完全不能自理，意识也仅限于偶尔能认得出儿子，却一直认不出苟哥。
地震的当天，我也曾打电话给苟哥，但一直打不通，发短信也一直没有回复，直到13号下午，他回了我一条短信：“你哥我还活着，放心，只是恐惧面对那个一直在上升的伤亡数字。”我又问他：“嫂子怎样？”他说：“她比我们都好，她根本不知道地震，烦不了，奶奶的。”
这就是苟哥，我真的难以想象今晚当他面对镜头时，他能怎么说话。好在直播也有几秒的延迟，而“奶奶的”“我日你大爷”之类的词也不长，应该能被及时剪掉吧。
“你也要上电视吧？”我问帅哥。
“上，每个人都要上，我大概后天吧。”他夹了一个皮肚在锅里涮着。成都人吃皮肚倒是很有意思，在送进嘴之前，必须要在锅里“七上八下”，也就是下到锅里涮几秒，再夹上来晾几秒，再下到锅里涮几秒，再夹上来晾几秒，就这样“七上八下”，最后再送进嘴里。据成都人的经验总结，这样涮出来的皮肚才最好吃。我也这样尝试过，但我只要一想到这不过是猪皮，就再也感觉不出来所谓的“好吃”，而这时他们都会笑我“装素”。
“这是我今天在什邡拍的带子，你要不先拿回去看看哈？”帅哥从小背包里拿出两盘DV带给我。
“都拍到了些什么？”
“也没什么，路都堵了，进不去，我就在什邡底下的一个村子里拍的。村子的人都在往外撤，当然也有一些人要进去的，吵得不停。”
“为什么还要进去？”
“因为还有亲戚在里面，联系不上哈。我就拍到一个小伙子，大概二十出头，非要进去找他女朋友，他妈死死拉住他不给他进去，哭得一塌糊涂，他妈说‘你要进去，我就不活了’。我当时拍他们的时候，自己泪水都打转。”
“后来他进去了吗？”
“我走的时候还没有，村民都在劝他。”
“为什么进不去，路全堵了？”
“不光是堵，关键是现在还在震着哈，泥石流就在头顶上，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下来，怎么进啊，现在除了部队，谁也不敢进。”
“你现在主要负责什邡那边的采访，苟哥负责都江堰的？”
“不是，根本没定，现在台里也是乱得一团糟，每天情况都在变，领导想分配也分配不了啊。你不知道第一天震的时候，我们都乱成了什么样。”
“当时你在哪儿？”来到成都以后，我和我的同事几乎每碰到一个人，都要问他一下地震当时他在哪里，看到什么，感觉到什么，往哪儿跑的，怕不怕……这成了口头禅。
“我一个人在四楼办公室，两个领导在小办公室，地震他们俩先反应过来跑出去，临走还叫了一声“地震了”，我才反应过来，想了好几秒钟是躲在桌子底下还是跑，结果还是决定跑，拿上桌子上的包和刚借的钱，就三步并两步跑进了楼道，在楼道里还碰上同事，光着脚在跑呢。对了，你猜当天下午我们都被派到哪里采访？”
我和摄像同时摇摇头。帅哥继续说：
“我和我的实习生被派到成都自来水厂采访，任务是问清楚今天的自来水还能不能正常提供。我的同事被派到电厂啊煤气单位啊加油站啊，都是这些地方。现在想想真好笑。”
“你去了吗？”
“没去，怎么去啊，根本去不了，出台里以后，车根本开不起来了，路上到处都是人，也没人管红灯了，车停得到处都是。我就走了一条街，就再也开不动了，我打电话给领导，也再也打不通了，当时就感觉肯定出事了，而且出大事了。”
“当时很害怕吧？”
“怕，确实怕，真有点像老外拍的灾难片，你知道我当时干了什么？我看了一眼我车里还有多少可乐，心想要是再震，我就在车上待着了，至少还有水喝，我还能活个七八天。”
“现在还怕吗？”摄像问。
“习惯了，反正天天震，我天天跑，生死由命了。”
“你多长时间没睡觉了？”我看着他红肿的眼睛问。
“地震以后就没怎么睡过，昨天在车里睡的，断断续续睡了一两个小时吧，现在是身体很想睡，但就是怎么也睡不着。”
这点廖哥、441和889都说过，他们进去以后，是想睡的时候怎么也睡不着，然后在某个无意识的时候睡着了，却会突然惊醒，以为自己已经睡了个天昏地暗，但一问身边的某个人，才知道只不过睡了几分钟。
“我电话里跟你们讲的通行证，你们弄到了没有？”帅哥问我们。
“没有，我们出发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要这个玩意，现在又不可能回头去办，就算现在让台里寄也来不及了，因为明天我们必须进去，已经够晚的了。”
“那你们打算怎么进去啊，现在所有车子，除了救护车、军队车之类的，全部需要通行证。我们这个特别报道组就只有五张通行证，我现在都没有。”
“我们分成了四个组，有一组跟着疾控队已经去北川了，另一个组明天和江苏的志愿者队伍进去，另外两个组还在寻找机会。”
“我劝你们就在成都待着算了，成都一样有很多故事可以报道，别进去了，还是挺危险的，你又是一个女人，不像我们男的，往哪儿一躺都可以照睡不误。”
“看情况吧。”我回答的是事实，现在只能看情况，但我心里清楚知道自己必须进去，不论是出自工作的原因，还是出自私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