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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2日，我是在那天接近11点30分的时候才跨出家门的。当时的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三个小时后，我国四川会发生一场百年不遇的八级地震，更不会想到三天之后，我会站在那片震后的土地上。
记得刚开始有地震消息传出的时候，我和在南京的大多数人一样，认为只不过是微微晃了一下，毕竟坐在三楼办公室里的我并没有任何感觉。但没想到仅仅几个小时后，便得知是举世瞩目的大灾难，死难人数还未可知。
接下来的三天，我时刻盯着电视、网络上的每一条有关地震的新闻，阅读了成百上千个让我感动不已的故事。经典的故事往往是悲剧的，而悲剧往往也成就经典的故事。我一边读着这些故事，一边想象着在“生命”与“爱情”、“生命”与“道德”、“生命”与“钱权”之间每一个挣扎的选择。我甚至很贱地希望在地震发生的那一刻，自己也在现场，也被压在了地下，也和那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一样，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
这些故事像是给了迷茫中的我一根救命稻草。我坚信那里的人在经过这场生死考量后，比我更懂得什么是“生命”；我坚信那里的男男女女在经过这样的生死分离后，比我更懂得什么是“爱情”；我坚信如果我去了那里，我一定能在辞职与不辞职之间做一个正确的选择，一定能找到某个方向让自己彻底停止这场无病呻吟。于是我决定主动请缨去四川。
所以，当我向领导请缨的时候，我可绝对不想当什么“英雄”，更不是一时头脑发热想去凑个热闹。可以毫不偏颇地说，我是利用我的职务之便，去解决一个私人得不能再私人的问题。
好在领导最终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重归“记者”的身份。“无论这是最后一次当记者，还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我都要在这次回来以后做出选择。”出发前我对自己这样说。那时的我曾对地震之行的结果抱有多种猜测，但每一个猜测都与最终的事实相距甚远。
5月16日中午，我如愿以偿地坐在了南京飞往成都的飞机上。
这架飞机是东航的大型飞机，此刻座无虚席。坐在我前面的是江苏疾病防预与控制中心的几十个队员，他们全部穿着白色T恤，T恤的背后写着“江苏疾控”，一下飞机，他们就将直接奔赴北川；在他们前面的，是江苏志愿者队伍，一行五六个人，他们都戴着“志愿者”的袖章，穿着统一的黑色T恤，从准备登机开始，他们就一直讨论着一个叫“大刘”的人，好像是他们先派去的一个志愿者，目前正无法联系上；在我后面的是几个回四川探亲的人，他们有的已经知道亲人的消息，有的还不知道，其中一个是要回去寻找他在北川的妻子的，自从地震那一刻起，他就一直打着妻子的电话，但一直打不通；再在后面的是一个小姑娘，年龄大约二十岁，手里拿着一个家用DV机，这个姑娘在上飞机的时候曾经找过我，问我能不能让她跟着我们一起去采访。她是南京一所大学的大二学生，独自借了学校里的DV机，请了个假就跑了出来，她并没有任何亲人在四川，她唯一的想法就是要亲眼看一看地震的场景，并亲手拍下它；再往后，是一个老外，德国人，一起等待登机的时候，我倒是问过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去四川，他回答说他是一个游客，本来订了机票去卧龙看大熊猫，结果地震了，他决定还是飞成都，只是转道去看没被震倒的灵山大佛。除了这些人，就是坐在我旁边的八位同事了，他们正在摆弄着摄像机和一大堆行李。
我注意地看着这些人，他们有的刻板严肃，有的激动紧张，有的呆望窗外，也有的说说笑笑。虽然表情各有不同，但只要开口，都毫无例外聊起有关地震的事，包括空姐。“宿命”的话题在整个机舱里弥漫着，就如同此时此刻，像是命运的安排，有这么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带着各自不同的目的，聚在这同一架飞机上，奔赴百年一遇的大地震现场。
飞机起飞后不久，坐在旁边的摄像问我：“怎么不说话，害怕吗？”我笑了笑，摇了摇头。
“到了那边有的地方你们女孩子别去，叫我们老爷们去就行了。”
“好的。”我感激地点点头。
“你朋友能按时赶到机场接我们吗，据说那边的路很不好走，好多都堵了。”坐在前面的制片又问道。
“我也不知道，他正在路上。”
制片问及的这个朋友就是魏哥，他当时正从重庆开车去成都机场接我们。他的家在重庆，为了接我们，他不得不开车三个多小时，而且这三个小时只是平时重庆去成都所需的时间，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刻，谁也不知道他到底能不能顺利到达成都。但他却在我临出发前主动打来电话，坚持要来接我们，甚至表示要送我们去北川。当时我正在为车的事发愁，因为我确实联系过一些仍在成都的朋友，但得到的很多答案都是：“别来成都，千万别来，我们还想着出去呢。”
所以接到魏哥的电话后，我倒是想了一下他怎么会这么热心，但很快就有了答案：肯定有什么让他心仪的女人在成都，或者在北川，而且不止一个，顺便去会会吧，这可是捕获女人心的最佳时刻。说实话，当时的我就是这么想的，因为在我眼里，魏哥是那种典型的没了女人活不了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