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那样一种情绪——一种幽微的相思之苦。仅仅是触碰一个女人的手就已心满意足。仅仅是她穿过房间的身影就足以支撑他一整年。”在一个秋天的午后，马丁·斯科塞斯这样对我说道，当时我们正在他位于纽约的宅邸中，那是一间《纯真年代》中的角色会居住其中的宅邸。

他当时正向我解释为什么《出租车司机》（ Taxi Driver , 1976）和《愤怒的公牛》（ Raging Bull , 1980）的导演会去拍一部1870年代纽约上层阶级中被传统礼数所束缚的人们的故事。我们都读过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的小说，所以其实无须解释。我们知道激情和暴力会在一个恪守礼仪的地方滋长，《愤怒的公牛》中挥拳怒击牢房墙壁的杰克·拉莫塔（Jake LaMotta），找到了《纯真年代》中纽兰·阿彻（Newland Archer）在限定了他生活的那些起居室、晚宴和歌剧院之夜遍寻不得的那种释放。

阿彻爱着一个女人，却娶了另外一个为妻，因为这是正确的选择。或者，更准确地说，他身边的人们都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并确保他会这样做。电影通过旁白（由乔安娜·伍德沃德［Joanne Woodward］朗读）带我们进入华顿小说中的世界，告诉我们阿彻如何身陷困境。她说：“他们活在一个充满寓意的世界里，从不具体表达真实的感受，只是以约定俗成的符号来暗示。”

这段文字也可以用来描述斯科塞斯电影中的黑手党世界。斯科塞斯告诉我，阅读华顿的小说时，“在我脑中挥之不去的是礼教背后的残酷无情。人们把真实意图隐藏在社交辞令之下。在我从小长大的‘小意大利’区，那个圈子里的文化风俗是，人们会有终结自己生命的方式。通常会通过他的朋友之手来完成。戏谑的是，这几乎像一种仪式般的杀戮，一种献祭。但1870年代的纽约社会没有这样的风俗。它太冷血了。我不知道这两者到底哪个更可取一些。”

《纯真年代》是斯科塞斯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但它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为它和导演1997年的作品一样，处在边缘位置。这个在传统礼教的束缚之下追求真爱而不得的男人的故事，与斯科塞斯最爱的电影十分相像——迈克尔·鲍威尔的《百战将军》（ The Life and Death of Colonel Blimp , 1943）。

故事讲述的是，纽兰·阿彻（丹尼尔·戴——刘易斯［Daniel Day-Lewis］饰）与名门千金梅·韦兰（薇诺娜·瑞德［Winona Ryder］饰）计划成婚，不料伯爵夫人埃伦·奥兰斯卡（米歇尔·菲佛［Michelle Pfeiffer］饰）忽然回到纽约，她的出现令纽兰不可自拔。埃伦是美国人，梅的表姐，曾经错嫁一位波兰伯爵。伯爵算计她的财产并对她百般折磨，最后她离他而去，逃回纽约。在电影开篇的场景中，她和几位亲戚，包括梅和梅的母亲，一同坐在歌剧院包厢中。

这给上流社会圈造成了不小的震动。面对不怀好意的流言蜚语，韦兰家族大胆地公开站在伯爵夫人这一边，纽兰·阿彻对此钦佩不已。值得注意的是，斯科塞斯在纽兰、梅和埃伦开始对话之前，就已设定了整部电影的动态基调。它包含了一段主观视角镜头，斯科塞斯告诉我：“我们通过歌剧望远镜，观看他们所看见的。但并非只在常规时间内。我们采用了定格摄影的方式，每次展示一个画面，然后让三张彼此融合。这看起来像是透过望远镜所看见的，但是增强了注意力。他的镜头扫过观众，然后倒退，停在她身上。我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花了将近一年时间才顺利完成拍摄。”

阿彻仓促地宣布了自己与梅的订婚，也许因为他察觉到艾伦的吸引力会成为一种危险。但他和艾伦见面的时间愈多，便愈欣喜地发现，她的魅力不仅是身体上的，更在她特立独行的想法和品位上。在欧洲，她与作家和艺术家们往来甚密；而在纽约，纽兰有一个书房，他独自在那里珍藏书籍和绘画，因为无人与他分享对艺术的向往。他在无聊的律师事务所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而只有在他的书房里，或在和伯爵夫人交谈时，他才能体会到自己真实的感受。

她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被他吸引：在一个充满陈规和偏见的社会中，在流言蜚语的压力之下，她相信整个纽约唯有阿彻是她值得去爱的男人。艾伦对他说，“所有这些对传统的笃信盲从，他人的传统，完全是没有必要的。让美国变成一个其他国家的翻版，这真的很愚蠢。”后来，她又说，“这里有人想知道真相吗，阿彻先生？真正的孤独是活在那些要求你和他们一样伪装的人中间。”

我最近重温了《纯真年代》的小说，其改编剧本（由杰伊·库克斯［Jay Cocks］和斯科塞斯合作）对原著的还原度令我感到惊讶。斯科塞斯在改编方面体现了两大长处：首先是在视觉层面。影片由杰出的摄影师迈克尔·包豪斯掌镜，他展示了一个被奢华之物包围的社会阶层。每件物什不是镶金镀银，就是由水晶、天鹅绒或象牙制成。维多利亚风格的房间被家具、油画、烛台、雕像、植物、羽毛、靠垫、古董摆件塞得满满当当。人们身着锦衣华服，与之辉映。

这些人似乎端着一副随时准备入画的姿态，但斯科塞斯用不断移动摄影机的方式消解着这种姿态。摄影机微小的移动几乎无法察觉（除非我们紧盯银幕的边缘），但它的确一直在移动。固定的摄影机意味着一种观察，移动的摄影机则象征着一个主动的观察者。电影中的旁白者一面观察一面加以评论，摄影机亦然，以一种窥视的视角。斯科塞斯间或使用一些老派手法，譬如用圈入圈出 （iris shot）来凸显重要的时刻。他也会用光线打亮一个区域，令其周围暗下，将厌倦之海中的情绪无限放大。

斯科塞斯的第二个长处是对整体基调的完美把控。伊迪丝·华顿和她的朋友亨利·詹姆斯一样，很少会让笔下角色直言道出自己的内心活动。他们总是迂回地表达，也许因为受到社会环境的束缚，也许是畏惧自己的真实念头。但华顿让自己以旁白者的角色将事实全盘托出。在故事中一个关键的节点，梅——现在已是阿彻的妻子，作出一番体现自己对世界的真实看法的评论，然而很快又回到了那副乖顺、天真的模样。旁白告诉我们阿彻对此无法理解，他感到困惑：“如此深刻的感受和如此匮乏的想象力是怎样并存在一个人身上的。”

细细体会电影中最重要的一句话。阿彻下决心做出了断，离开他那个完美无瑕但平庸无趣的妻子，和伯爵夫人在一起，并共同承受后果。但伯爵夫人的计划忽然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而梅告诉了他一些出乎意料的事情。他是个聪明的人，立即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这一切如果无法挽回，他知道作为一个绅士必须怎么做。他终究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在他对未来作打算的时候，旁白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中不会通过对话道出的一些事：他猜测自己数月以来都被好奇不倦的耳目默默监控着。他明白，不知何故，他已不再感到愧疚。他知道现在整个家族都站在妻子这一边。他是一个四面楚歌的囚徒。

电影在一种惆怅、伤感和无奈的情绪中落下帷幕，令我想起了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的《伟大的安巴逊》（ The Magnificent Ambersons , 1942）中的哀歌气息。最后一幕发生在巴黎一个公园的长椅上，既为全片做了总结，也道出斯科塞斯拍摄它的原因；它向我们揭示，爱情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和私密。阿彻的儿子泰德（Ted）说，母亲生前告诉他，父亲是值得信任的。“当她提出要求时，你放弃了你最渴望的事物。”阿彻回答说：“她从来没有要求过。”我们回味着这句话，首先，她从来没有要求，其次，她也从不需要。 kocTsP3/8dZgqD1nTcpTJXb43vTU0ICGsc0nJbs/Te7jMc1ssvD5Bzg/qVE6LtK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