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男孩们无忧无虑的能量之中竟蕴含着那么多的快乐。他们沿着楼梯爬上爬下，踩着高跷进行战斗，热切地翻看着露骨的明信片，晚上用手电筒阅读小说，哪怕在为躲避空袭而钻进地下室的时候也快乐依旧。路易·马勒的《再见，孩子们》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是他如何重现了1944年法国寄宿学校的日常生活。他的核心故事展现了青春的岁月如何飞驰，他经历过那一切，所以他知道，其中一些生命将会消逝。

这部电影着重刻画了两个十二岁男孩的友谊，朱利安·康坦（Julien Quentin）和让·博内（Jean Bonnet）。他们分别由加斯帕尔·曼尼斯（Gaspard Manesse）和拉斐尔·费伊特（Raphael Fejto）扮演。两人此前从未有过表演经验，以后也没有再出演过其他电影。朱利安的父亲总是忙于工厂事务，脱不开身，优雅迷人的母亲希望他能平安离开巴黎，于是把他送上开往接收富家子弟的天主教学校的火车。在这里，有他尊敬的神父和老师，以及令学生们乐在其中的课堂。圣诞节后的某一天，班上来了一位新学生：让。

大家理所当然地开始捉弄新生，朱利安也加入了其中。在那个年纪，打打闹闹有时是传达友谊的一种方式，而且经常以笑声收尾。他们俩都喜欢阅读。渐渐地，通过一系列其他人都没有注意到的微妙迹象，朱利安发现让隐藏着的一个秘密。因为他对有关自己家庭的问题避而不答吗，而且他没有和其他人一样背诵祷词，还逃避了合唱训练。朱利安注意到，当让跪在圣餐台的扶栏前时，神父默默地经过他身前，却没有给他发放圣饼。在让的柜子里，朱利安发现一本书上写着他原来的姓氏，还没有完全擦除，那个姓氏是基佩尔斯坦（Kippelstein）。

朱利安对犹太人几乎一无所知。“为什么我们要恨他们？”他问哥哥弗朗索瓦（Francois）。“因为他们比我们更聪明，而且他们杀了耶稣。”朱利安大惑不解：“但耶稣是罗马人杀的。”不过，他在美丽的达韦纳小姐（Mlle. Davenne，伊莲娜·雅各布［Irene Jacob］饰）的钢琴课上遭遇挫败之后，对让产生了几分嫉妒，因为他弹得既轻松又动听。时不时的，朱利安在备受折磨的钢琴课上敲响的那些笨拙音符会在背景中响起，例如让得到了比朱利安更高的作文分数时。还有朱利安躺在浴缸中的特写出现时，摄影机镜头对准了他的脸，我们再次听到那串音符。我们想象他在拼凑自己对让的一切了解，并决定为他保守秘密。

战争已经进入最后阶段。贝当元帅的法国傀儡政府已经失去了声望，美国人的入侵似乎迫在眉睫。“贝当已经失去民心了。”在家长参观日，人们这样议论道。纳粹分子在区域中巡逻，但他们并不总是那么可怕。朱利安请求妈妈邀请让一同参加他们的家庭午餐，坐在隔壁桌的一位犹太老人遭到法国自卫队员的质问，坐在另一桌的德国军官把他赶了出去，让老人继续用餐。

在电影最重要的段落中，朱利安参与了一场在阴翳森林中展开的寻宝游戏，大块岩石耸立着，四下笼罩在不祥的暮光之中。他迷路了，这一幕有点像《悬崖上的野餐》（ Picnic at Hanging Rock , 1975）中的情形。他在一个黑暗、隐蔽的洞穴中找到了宝藏，然后遇到了让。“这个森林里有狼吗？”让问他。他们撞见一头野猪，它对他们发出呼噜呼噜的叫声，随即摇摇摆摆地逃走了。两个男孩在宵禁之后才往学校返去，半途被两个开车巡逻的德国士兵发现了。让拔腿就跑，德国人抓住了他们，给他们盖上毯子保暖，还把他们送回了学校。“你看，我们巴伐利亚人也是天主教徒。”德国人说。

是的，不过森林里漫长的一天为朱利安提供了一年的谈资：关于迷路时的徘徊，被不知名的危险所包围。他与其他同学展开竞赛，落了单，他发现了一个秘密，并且只能和一个人分享，那就是让·博内。两个人从未提起过朱利安替让保守秘密的事，这是一份无须言说的默契。“你害怕吗？”朱利安问。“我一直都很害怕。”让回答。

《再见，孩子们》是基于路易·马勒的战时回忆创作的，他当时正就读于这所学校——阿旺小学校（Petit-College d'Avon），隶属枫丹白露（Fountainebleau）附近的加尔莫罗修道院（Carmelite monastery）。这所学校和许多天主教学校以及其他一些组织一道，收容了被冠以假名的犹太孩子们，令其免受纳粹的迫害。根据弗朗西斯·墨菲（Francis J. Murphy）的一篇文章，约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法国犹太人在战争中幸存下来，这样的组织功不可没。

马勒永远不会忘却纳粹分子搜查学校并带走校长和三名犹太学生的那个日子（片中的神父让，原型是现实生活中的神父雅克［Jacques］），学生和老师们列队站在院中，被德军带走的几个人从他们面前离开。神父回头望了一眼学生，与他们道别，“再见，孩子们。”那三个孩子最后死在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神父原名吕西安·布努埃尔（Lucien Bunuel），他在毛特豪森（Mauthausen）集中营把自己的配给口粮与其他人分享，战争结束四周之后，他在那里去世。

我记得《再见，孩子们》的首映是在1987年的特柳赖德电影节（Telluride Film Festival）。从1972年开始，我因为《和安德烈晚餐》初识路易·马勒，他是大导演中最平易近人的一位。我几乎是放映结束后他第一个见到的人。我记得他泪流满面地握住我的手说：“这部电影就是我自己的故事，现在我终于把它讲出来了。”

路易·马勒曾经是法国新浪潮先锋人物。他在《通往绞刑架的电梯》中利用自然光线和架在自行车上的摄影机跟随让娜·莫罗（Jeanne Moreau）穿过巴黎，这在当时是革命性的技术。他的《情人们》（ The Loves , 1958）和《扎齐坐地铁》（ Zazie in the Metro , 1960）是与其他早期新浪潮电影同时代的作品。在后来的导演生涯中，他拍摄的是充满力量但手法传统的叙事电影，例如《再见，孩子们》《好奇心》（ Murmur of the Heart , 1971）、《艳娃传》（1978），以及《大西洋城》（1980）。他的《拉孔布·吕西安》（ Lacombe, Lucien , 1974）讲述了一名加入纳粹军队的工人阶级青年的故事，也许是从《再见，孩子们》中的厨房帮工约瑟夫（Joseph）身上获得的灵感。马勒的影片不受某些法国影评人的待见，因为它们受众广泛且通俗易懂，也因为他本人与坎迪斯·伯根的婚姻，尽管他们的爱情十分真挚，在他1995年因淋巴癌去世之前，她一直是他身边的依靠。直到晚年，他依然热衷于各种影像实验，正如在《和安德烈晚餐》以及令人难忘的《万尼亚在42街口》中的尝试——这部戏中戏是斯坦利·考夫曼心目中对契诃夫作品的最佳改编。

很难说清马勒对于朱利安（或者他本人）在犹太学生被捕时的真实想法。在影片中，一个纳粹分子走进教室查问这里是否藏着犹太学生。朱利安的一个无心之举出卖了让。我在最初的评论中写到：“有谁能忘记自己做错的事或说错的话？那些是不可挽回、无法补救的。当那件事情已经发生，当一言既出、覆水难收的时候，我们虽然即刻就感到羞愧难当、悔恨不已，但事情已成定局，再也无法挽回。”是的，然而我们很难去评判朱利安是否应该对让的被捕负全部责任。“他们早晚会抓到我的。”让这样对朱利安说，并把自己珍藏的书送给了他。

这部电影在朱利安一个漫长的特写镜头中结束，令我们想起特吕弗《四百击》（ The 400 Blows , 1959）的最后一个镜头。马勒的声音在耳畔响起：“四十多年过去了，但我会永远记得那个一月清晨的每一秒钟，直到我死去的那一天。”这段话结束后，摄影机在朱利安的脸上停留了二十五秒有余，背景中的钢琴声再次响起，这次是平静、悲伤、熨帖的。 fOdudZeEHAuaNB0QOUa+/sFGiYSYHGgzZbSyOLXNnGF6mQzGK2IsM1QPHcsh4bJ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