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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5月10日，星期四下午3点半，银行业巨头欧沃伦格尼银行的客户遭遇了令人不安的状况。在这家银行位于伦敦朗伯德街的总部，在这个资本帝国的金融家们工作的办公室门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先生，我们遗憾地告知您，由于存款和资金的严重挤兑迫使我们不得不延期支付，这是在考虑了能最好地保护各方利益的情况下所做出的决定。我们仍然竭诚为您服务，秘书威廉·博斯（William Bois）。”
这家公司不仅在英国有强大的话语权，在全球金融界同样如此，尽管在19世纪60年代这二者基本等同。格尼一家经营着东英格兰农村地区最大的银行。他们想将它扩展到伦敦——那个快节奏且票据交易活跃（尤其是公司债务）的花花世界，欧沃伦格尼银行由此开始形成。它与美国那些成功的区域性银行没有多少不同，如美国银行和美联银行，这两家银行在21世纪扎入了华尔街的浪潮中。
塞缪尔·格尼（Samuel Gurney）和他的合伙人，约翰·奥弗伦（John Overend）从来没有听说过次级债或担保债务凭证，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于1809年建立的公司去寻找一些奇异和不明智的方法放贷。例如，在西印度群岛的一个小岛多米尼加岛上，有一个农场以及一条连接两座爱尔兰繁华大都市波特丹和奥马的铁路线。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重复地在那些坏账上继续追加投放更多的钱，寄希望于情况在遥远的未来能够好转。这其中有贪婪的因素，也有纯粹的分析失误，或许还有一点欺骗在里面。
结果是：在1866年的春天，欧沃伦格尼银行陷入了大麻烦。随着银行遭遇损失的谣言传开，储户们陆陆续续过来要求提现。他们听说，一个铁路承包商拖欠了150万英镑的贷款，一群与西班牙人做贸易并且依靠欧沃伦格尼银行筹集资本的商人跑路，银行的合伙人正通过变卖自己国家的房产来补充现金。一位伦敦通讯记者写道：“有消息称，一位男士去欧沃伦格尼银行提现一张6万英镑的支票，银行告诉他半个小时后再来，可是他再回来时银行已经关门了。”
在那个纸条出现在朗伯德街65号门上的第二天，天几乎都要塌下来了。如果连欧沃伦格尼银行都会破产，那么其他银行似乎也难逃厄运。如果将钱存放在大银行的账户中，明天早晨钱还会在那里吗？人们簇拥着来到欧沃伦格尼银行门口看那张纸条，之后又转到其他银行，这就是后来著名的“黑色星期五”的缘起。《时代周刊》写道：“那些令人尊敬的银行的门口被人群团团包围，其中很多人并不是银行的债权人，而是那些被莫名的同情感驱使的乌合之众”，“人群簇拥着使得狭窄的朗伯德街无法通行”。《银行家杂志》（ Banker's Magazine ）补充写道：“难以描述那种恐惧和焦虑，它在那一天剩下的时间里以及随后的一天中占据了人们的大脑。”通过新发明的电报，恐慌迅速传播到了英格兰的农村地区，当地的银行也发生了挤兑。
尽管瑞典的全球领先地位已经过去了很久，但约翰尼·帕姆斯丘奇的创新却被英国复制，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建立使英国上升到更具影响力的地位。但是现在，它的整个金融系统都面临着崩塌。英格兰银行此时会做些什么呢？那时的央银家们给出的答案为一个半世纪以后的本·伯南克、默文·金和让-克洛德·特里谢提供了范例。在欧沃伦格尼银行倒闭后，针线街上这些人的工作展示了英格兰银行是如何成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掌控全球的中心的。
1850年时的英国拥有1 700万人口，占全球人口比例的1.3%，帝国的统治从新德里绵延到多伦多、香港，再绵延到约翰内斯堡。促使其金融势力形成的原因有很多，包括为工业化提供原燃料的北部煤矿，鼓励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的文化，能够适应民主制的政治体系，从而杜绝了如海峡对面的某些邻国因遭受拿破仑侵略势力而出现的反动势力。
但是，如果没有聚集于朗伯德街上强大的金融力量，所有这些都不足以维持一个日不落帝国。
在金融领域，这个时代最权威的编年史作者是一个叫沃尔特·白芝浩的英国人。他于1822年出生于西南小镇长港镇的一个银行世家，早逝于1877年。他思想活跃、文笔犀利，曾写过一些关于米尔顿和莎士比亚的随笔。直到1860年，他去叔叔的《经济学人》杂志社工作，成为一名杂志编辑。他建立国会的努力不幸失败了，但尽管如此，他仍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政治和经济的重要评论家和诠释者，并以“业余大臣”著称——也就是说，在货币事务方面他几乎与财政部部长有同样的影响力。
白芝浩并不是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实践经济学家之一，如凯恩斯或米尔顿·弗里德曼。他也不是诸如亚当·斯密或马克思之类的伟大政治经济哲学家。事实上，大多数历史学家对他的了解主要是，他的工作或多或少地以一种观点汇集而不是书写文章的形式创造了英国宪制的概念。不过他因出版于1873年的《朗伯德街：货币市场的描述》（ Lombard Street ： A Description of the Money Market ），一本分析欧沃伦格尼银行的倒闭以及英格兰银行的回应的著作，在众多央银家中获得了标志性的地位。直到今天，这本著作仍是许多央银家应对金融恐慌的“圣经”。在2009年杰克逊霍尔举行的经济政策研讨会（每年8月，当时的央银家们都会聚集在这个会议上）上，白芝浩的名字被提及了48次。凯恩斯、弗里德曼、斯密和马克思都未被提及。
烘焙师做的是面包，钟表匠制造的是手表，那么银行家到底制造什么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对理解以下问题会有很大帮助，比如英国银行业对于大英帝国有多重要？为什么危机（无论是发生于1866年的还是2008年的）始终伴随现代金融业左右？
将钱存在银行这种想法并非与生俱来。当人们储蓄时，他们更多的是希望可以看见他们的钱而不是将其存放在城镇中心的一个机构中，手里只有一纸记录。几个世纪以来，从逻辑上来讲，相比于存钱的储户来说，欧洲的银行对于那些希望远距离交易的商人，更有存在的必要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多亏了约翰尼·帕姆斯丘奇150年前发明的银行纸币，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中的储蓄情况才在19世纪发生了改变。
正如白芝浩所写：
当一个人开始拥有一堆钞票，他会很快意识到自己越来越信任银行家，但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如果自己保存钱财，他会冒着损失和被偷窃的风险。只要他将钱存到银行里，他将免除持有现金的风险，同时也不需要承受银行倒闭的风险。不过，人们想要看到自己的钱的欲望太过于强烈，以至于一段时间内人们仍会持续囤积纸币。但是最终常识胜利了。
随着日益增多的富裕的商人阶层达成上述常识性共识，英国的银行逐渐发展为不仅仅是促进商业运转的润滑剂。但这种现象并未在其他主要的欧洲主权国家出现，而它们才是英国全球霸权的潜在对手。1873年，伦敦所有银行的存款总额达到了9 100万英镑，相比较而言，法国有1 500万英镑，德国有800万英镑。为什么？白芝浩解释说，“只有在那些没有受到入侵、免于革命的国家”，纸币和由此产生的银行存款才可能存在。那是因为“当遇到较大的民族危险时，一个国家往往会陷入混乱，每个人都只关注自己，大家都更愿意持有一些贵重金属。这些当然都非常有价值，无论入侵或不入侵，革命或不革命”。荷兰和德国那时都处于不断被入侵的危险中，法国在经历1789年改革后陷入了几十年的不稳定时期。
“这就是为什么朗伯德街会存在，”白芝浩写道，“也是为什么英国有非常大的货币市场，而其他欧洲国家的货币市场相比较而言却非常小。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纸币发行的系统开始在整个国家的所有银行扩散；在那些银行中，国家的存款被寄存，通过这个系统，这些寄存的存款会汇集到伦敦。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类似的系统，结果便是伦敦充满了钱。而相比之下，其他欧洲大陆城市却空无一文。”
换句话说，欧沃伦格尼银行和它的竞争者们所做的便是把整个英国数以百万计的商人和农民的储蓄聚集起来，并储存到首都伦敦。这一行为意义重大。保存在床褥下的钱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并没有什么用处。储存在活期账户里的1美元可以立刻被账户持有人同步使用——在现代世界，这1美元可以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城市的任何一台自动取款机（ATM）上出现；也可以成为庞大的长期投资项目的投入资金。经济学家将之称为“流动性转换”。
一个人无法轻易地积累出足够的资本来建设一个从新德里到孟买的铁路线或一家每天可以生产出数百匹布料的巨大纺织工厂。但是，如果你将数以万计的储户的钱聚集在一起，并由一个聪明的银行家来决定哪些项目比较有前途，可以获得贷款，突然间你就拥有了民众的存款来为那些对于工业经济非常必要、大规模、复杂且有风险的项目融资。“一个银行家手里的100万是非常有力量的；他可以马上把钱贷出去，”白芝浩写道，“货币在银行的集中是使得英国的货币市场越来越富有，远超其他国家的货币市场的富裕程度的主要原因，虽然不是唯一原因。”
所有财富都集中在了这个被称为“平方英里”（精确来说是1.1平方英里
）的地方，这是一个拥挤又弯曲的中世纪街道，仅仅是大都会伦敦的一个小地方而已，却以“伦敦城”这个大名闻名。19世纪中期，全球金融业最重要的十字路口就是今天的银行街地铁站。它的东北方就是针线街——英格兰银行的起源地。银行的街对面就是伦敦交易所，几个世纪以来它都是股票和债券交易的地方（现在这里是一个豪华的购物中心）。它的东南边是朗伯德街，票据交易商就在这里工作。
汇票是19世纪英国金融业的命脉，是英国人无数存款通往实体经济的路径。一个要建造远洋轮船的造船厂通常会发行这种纸质票据（本质上就是借据）来购买他需要的钢铁和木材。钢铁卖家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持有票据并等待造船商支付，或者将票据拿到他的银行家那里，银行家将以一定的“折扣”（比如用970英镑购买一张1 000英镑的票据）来购买票据。那30英镑的差额代表了银行得到的利息收入，也是银行使得钢铁商可以立即得到而不是3或6个月之后才能拿到他的款项而获得的补偿（今天与之类似的形式是商业票据）。当货币紧缺时，也就是比银行的计划放贷量有更多的现金需求时，折扣会增加；反之亦然。
通常，若用现代术语来描述票据市场就是，有深度且具备流动性。商人通常很容易通过向银行卖掉他们的票据来得到现金，然后银行到朗伯德街，那里的票据经纪人将以一个合理的价位找到相应的买家，银行通过这种方式来管理自己的资产负债表。这一系统同任何一项现代工业革命中的新发明一样运转得十分顺利。
直到秘书威廉·博斯在朗伯德街65号的门口贴上了那张纸条。
在欧沃伦格尼银行倒闭之后，整个英国的储蓄者们都不知道他们还能够信任哪些机构。他们储蓄的银行会是下一个倒闭的吗？他们不知道，所以最安全的办法就是将他们的钱取回来，躲过这场暴风雨。但很可能正是这一行为导致了更多银行的倒闭。如果在同一时间每个人都想把他们的存款取出来，没有任何一家银行手上能有足够的现金来应对。存款机构必须尽可能地变卖它们的资产来满足兑现需求，对于欧沃伦格尼银行来说，就是要变卖他们所持有的票据。随着更多的票据被倾销到市场中，票据价格下降，这就导致那些本身经营良好的银行也遭受损失，因为它们的储户会更迫切地想要提取他们的存款。
这种恶性循环是任何一次金融恐慌的核心，虽然每次的细节可能都有所不同，无论是发生在1866年、1929年还是2008年。如果这种恶性循环不停止，就会有更大范围的商业凋敝，并进一步摧毁一个国家里的所有储蓄。无论如何，这样的恐慌都会产生一种心理上的效应。正如白芝浩描述的那样：“我们的银行系统中独特的本质就是人与人之间空前的信任。当这种信任被一些潜在因素削弱时，一个小事故就可能对银行造成很大的伤害，一个大事故有时甚至会摧毁银行。”
在针线街，英格兰银行将停止这一恶性循环视作他们的职责所在。他们的目标并非像一个私人银行家那样，为自己积聚钱财，而是要防止整个银行系统的崩塌。1866年5月11日，那个黑色星期五的早上，伦敦银行家们在英格兰银行的贴现办公室门口排起了长队。据记载：“那些习惯于将证券抵押给欧沃伦格尼银行的银行家们因惊恐而失控”，“他们围住英格兰银行和财政大臣，向公众表达着他们的恐惧……在长达四五个小时的时间里，大家一度认为伦敦一半的银行将要倒闭。”当时的英格兰银行行长亨利·兰斯洛特·霍兰德（Henry Lancelot Holland）不得不决定是否要满足流动性需求，这意味着他的机构将会面临比以往更大的风险。
实际上，他的决定是，提供尽可能多的贷款，并谴责那些唱反调的人，其中包括英格兰银行理事会的人，而理事会就相当于它的董事会。简而言之，核心策略就是：“如果一个银行家或经纪人或交易员有一张票据或其他类证券，如果它在非恐慌时期是有价值的，那么它就可以被抵押在英格兰银行以换取短期现金，但相对于其真实价值会有一个折扣。”霍兰德后来说道：“每一个拿着符合条件的证券来申请贷款的人都会得到公平的受理待遇。”
利用英格兰银行可以发行英镑的能力来阻止危机的进一步蔓延非常必要。霍兰德要想超出英格兰银行贷款法定限额的限制，需要得到财政大臣威廉·格拉德斯通（William Gladstone）的特殊许可。第一天，它放出了400万英镑贷款。在接下来的3个月中，它发放了4 500万英镑贷款，“尽一切办法……并通过我们从来没有采纳过的方式”。当时英国所有的银行存款加在一起大约才9 000万英镑。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它相当于美联储在雷曼兄弟倒闭后发放的3.5万亿美元贷款。
恐慌逐渐平息，避免了一个帝国经济的毁灭。几个月以后，霍兰德以这样一种方式描述了英格兰银行的行为：“银行是一种十分特殊的行业，它太依赖于信用，以致一点点怀疑的冲击就足以将它一年的收获一扫而空……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也是最成功的努力）去处理危机。我们没有在困难面前退缩。”通过这些事件，白芝浩总结了一系列经验，也就是被人熟知的“白芝浩原则”。他写道，在恐慌的时候，央银必须要利用它的资源，“敦促其他银行发放贷款。那些银行必须要将钱借给商人、小银行家，借给‘这个人和那个人’，无论证券的资质是否足够好”。
今天的央行银行家们比较熟悉的速记版本是这样的：对于优秀的抵押品，鼓励放贷，并且如白芝浩指出的，要收取惩罚性的利息，“没有任何一个人或企业可以在没有高额回报的情况下轻易借到钱”。这是一个简单却有力的指引。央银可以敞开它的大门和保险箱，用其丰厚的现金（也是市场所需求的）储备停止恶性循环。此外，它应该只在有优质抵押品的情况下放贷，优质抵押品也就是指那些只是由于恐慌气氛而非基本面问题，从而导致价值被低估的证券。然而，银行应该对这些贷款收取足够高的借款利率，以防借款人出现道德风险。
还有一些从欧沃伦格尼银行倒闭中得到的教训，但与白芝浩原则却不大吻合。首先，即使一个央银积极阻止金融恐慌，它仍然不足以阻止糟糕的经济下滑。因为英格兰银行在恐慌时期的借款只流向那些流动性差的公司，因此对于那些面临破产的公司来说并没有什么益处。除了欧沃伦格尼银行之外，还有大量银行倒闭，如伦敦银行、综合银行、加州英国银行。每当银行倒闭、信贷趋紧时，各类从商人员都不得不停止其商业活动。当欧沃伦格尼银行破产时，伦敦、查塔姆和多佛铁路公司正在加拿大和克里米亚半岛建设铁路线（这些建设主要依靠汇票融资），而由于信用的紧缩，这些工程也不告而终。同样，建于泰晤士河底的地铁线的融资也蒸发了。
由于无法获得贷款，那些依赖于商业扩张来维系生活的人们，如钢铁工人、矿工、造船工人等都遭遇了大规模失业。这段时期的经济学统计数据不是没有就是不可信，但一个贸易联盟估计，1866年英国的失业率为2.6%，1867年信用冻结后的失业率为6.3%。
欧沃伦格尼银行危机的第二个教训是，当一个央银对停止恐慌进行大规模干涉时，它同样将自己置于了政治危机中。后果就是，整个国家的愤怒都直指英格兰银行。毕竟，一个具有公众背景的机构给了那些押了赌注的富有银行家们很多好处，而这些赌注全都失败了。同时，广大劳动人民和商人们所面对的经济状况也变得很糟糕。《时代周刊》发表文章说，银行救助了不值得救助的公司，它们抢夺了很多资金却不懂得节约，引用《圣经》中10个童女的寓言：“愚蠢的童女大声疾呼，要求聪明的童女们将她们仔细收集的灯油与愚蠢的童女分享。”
一些忧虑来自针线街自身：英格兰银行的许多理事对于行长霍兰德应对危机的所为感到十分吃惊。一名英格兰银行理事会的理事汤姆森·汉基（Thomson Hankey）写道，让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是“这个国家的货币或银行系统提出的最有害的理论；也就是说，英格兰银行的职能是每时每刻都必须保有货币以供应那些自己资产不够的银行的需求”。虽然英格兰银行已经得到英国财政大臣的授权，但它在危机期间的行为是没有任何正式的法律权威的。国会中没有任何立法赋予英格兰银行在未来行使这一职能的权力。
一个半世纪之后，本·伯南克和他在巴塞尔的伙伴再一次发现自由放贷给“这个人和那个人”也许是在金融恐慌中最好的应对方式，但这种方式不是所有人都会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