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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终成为一个孑然一身的绝望的人。约翰·帕姆斯丘奇（Johan Palmstruch）出生在拉脱维亚，在荷兰度过孩提和少年时代，后迁居瑞典，并成为一个银行家。他对自己的辩护更像是对针对他的审讯的辩护。储户和政府调查团在银行门外排起长龙，周围充斥着责备和谩骂，整个国家都想知道国家的钱都去哪里了。帕姆斯丘奇能够提供的最好解释是，描述世界上第一家央银正经历的这最后的混沌岁月。他反问道：“在充满威胁、诅咒、斥责以及讨价还价的混乱时期，在面临生命危险的时刻，谁还能够清楚地记录账目呢？”
针对帕姆斯丘奇的斯德哥尔摩银行经调查发现，不仅保险柜里成千上万的瑞典圆消失不见，而且该行濒临倒闭的状况耗费了瑞典皇室众多财产。帕姆斯丘奇被要求偿还其银行所带来的所有损失。如果他无力偿还，那么他将被处决。毕竟那是1668年，不是2008年，他作为一个手握印钞大权的人导致了瑞典个人存款的大量流失，使国民经济遭到重创，迫使政府介入以阻止全面崩溃。
帕姆斯丘奇的判决被推迟到1669年执行，并于1670年获释。当历史上第一位央银家于一年后去世时，人们并不认为他是一位货币大师；相反，人们将他看作一个狂野不羁的罪人，搞垮了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的经济。在之后的5年内，瑞典出现了一轮信贷扩张，人们的生活水平也相应提高，然后是通胀飙升、信贷泡沫破灭以及经济衰退。
换言之，在短短的几年内，瑞典就体会到了设立央银的好处和坏处。但是，帕姆斯丘奇以及斯德哥尔摩银行里的每一个人所做的远不止这些，他们开启了现代全球金融的时代，也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若要正确理解巴塞尔委员会如何应对2007—2012年的金融危机，从理解他们如何使用上述权力开始将颇有裨益。这个故事即从帕姆斯丘奇开始。
如今，瑞典更闻名于世的并非宫廷中古典的陈设，而是其简约的家居风格和潇洒的流行音乐，而在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瑞典都是欧洲大陆上的强国之一。瑞典作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其疆域横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并延伸至现在的波罗的海诸国以及如今德国、波兰和俄罗斯的部分领土。
尽管瑞典缺乏欧洲大陆的其他大国所具有的一些优势，但它在国际舞台上仍然举足轻重。瑞典只有100万左右人口，相当于英国的1/6，法国的1/20。瑞典的农业部门并不十分高效——毕竟，瑞典全年有8个月是阴冷天气。由于瑞典国内粮食极其短缺，当地农民会把树皮和到面里，从而延长面包的保质期。但是，瑞典的经济也并非一无是处：在农业生产力没有英、法等国家发达的情况下，瑞典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渔业和铜铁采矿业。当然，商业若要保持活力，就必须创造一种交换媒介，一种比以物易物更加灵活的贸易手段：可能是盐，也可能是贝壳或金属硬币。于是在1534年，随着瑞典的独立自治，第一枚瑞典圆诞生了。瑞典圆“daler”的读音和当今美元“dollar”的读音相似，这也并非偶然。
然而，顺利进入17世纪后，瑞典人却苦于瑞典圆无法流通到需要它们的人手中，同时也苦于没有某种具备司职货币存放、流通和借贷的机构体系。在阿姆斯特丹、汉堡和伦敦，就已经有公司这样做过；在意大利部分地区，几个世纪以来也产生了类似的想法。但在17世纪早期，瑞典语中还没有表达上述含义的单词。因此，在1619年，瑞典国王和商人阶层商议，从意大利语中借用了“banca”一词，进而演变成瑞典语的单词“bank”。但各方并未就由谁给上述新机构提供启动资金达成一致。国王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Gustavus Adolphus）及其权臣阿克塞尔·奥克森谢纳（Axel Oxenstierna）有意让瑞典各城镇出资，而城镇商人又想让国王买单并承担风险。这样的僵局持续了30年，由于没有足够的可用资金（无论是原始货币还是贷款），瑞典渐渐失去了其商业地位。瑞典人虽然有了“银行系统”这个说法，但其银行系统尚未真正成型。
一个门外汉改变了这一点。
汉斯·惠特麦克（Hans Witmacker）1611年出生于现在的拉脱维亚共和国首都里加，他是一个成功的荷兰商人的儿子。惠特麦克年轻时就到阿姆斯特丹创业，当时那里有着全世界最发达的银行系统。28岁时，惠特麦克因为未能偿付债务而入狱。一出狱他便去了斯德哥尔摩，一个有着4.5万人口的、在当时非常繁华的世界之都，他希望在那里东山再起。他还给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约翰·帕姆斯丘奇。
历史上没有帕姆斯丘奇的肖像或对其个人相貌的描述流传下来，但把他形容为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应该是比较客观的。他的言语中一定会传达出认真、正直和智慧，能让人不加怀疑地相信他。这些能力及其个人魅力使他受到富人和权贵的喜爱。若非如此，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也就没有了立足点。
十世国王卡尔·古斯塔夫（King Karl X Gustav）希望实现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的愿望——建立一家银行，最终使瑞典的商业现代化。他将这一任务交给了一个将自己对荷兰银行系统的了解说得天花乱坠的45岁的外国人。1656年11月30日，国王宣布了皇家法令，授权建立斯德哥尔摩银行，并由约翰尼·帕姆斯丘奇管理经营。我们不清楚他是否了解帕姆斯丘奇坎坷的过去——在17世纪进行充分的背景调查是非常困难的。
帕姆斯丘奇当然知道如何巩固他的政治基础：银行一半的利润都上交给了国王。另外，帕姆斯丘奇还将银行的利润份额分给了很多瑞典权贵——其中就包括皇家大臣和商会主席，且没有要求他们进行任何投资。其中一名股东后来被国王任命为“银行系统首席监察长”。可以肯定地说，这并不是银行监管领域的明智之举。
帕姆斯丘奇，与21世纪投资新抵押贷款的投资银行家不同，他是一位擅于金融创新的高手。正如瑞典自1624年所做的那样，将铜作为官方标准货币会带来许多问题。首先，当铜在银行金库中储存时，它并不能用于其他有效的实际用途。正如其他将货币与贵金属挂钩的政府所得到的教训一样，铜本位货币导致了货币价值的极大波动，而这是由国家无法控制的因素造成的。举例来说，当德国的经济被三十年战争
的战火摧毁时，铜的价格也被极大地压低了，同时导致了瑞典圆的货币价值的崩溃。
随后还有一个更为实际的问题，相比于最近已开始铸造袖珍型金属片状货币的国家而言，铜实在太重了。一个10瑞典圆的金属片是最为常见的单位货币，大小约为30厘米乘以61厘米、重19千克以上。这足以购买30千克的奶油或者是非熟练工人33天的劳动。这些铜片现在还不时出现在斯德哥尔摩附近的水域，由于铜片在装载或卸载时会有掉落水中的情况，而且没有取回的方法。瑞典圆想必也是银行柜员们的噩梦。
帕姆斯丘奇最初的创新是在斯德哥尔摩银行金库存放巨型的金属片，同时提供纸质票据作为收款凭证。这一想法引起了十世国王卡尔·古斯塔夫的注意。在银行的特许证上，他提到这可以使瑞典的臣民获得“很好的便利性”并从“铜币在流通过程中的各种搬运麻烦”中解脱出来。
创新的成功让大量存款流入银行——截至1660年，也就是创新开始的三年后，有40万个铜币（相当于今天的7 600万美元）被存入银行。很快，银行家们又想出了另一个金融创新。正如帕姆斯丘奇稍后将会证实的一样，古斯塔夫·邦德（Gustaf Bonde）作为银行的股东，同时也是政府的首席监察长——“在1659年一天的早上来到汇兑银行，他径直朝喷泉走去，环顾四周，然后大声地说：‘汇兑银行这里已经存了大量的资金，我觉得这正是开始发放贷款的最佳时机。’”换句话说就是：“嗨，哥们，我们的所有钱都在这趴着，为什么我们不将其出借并赚一些利息呢！”
斯德哥尔摩银行开始将资金借贷给一些公司，为焦油、盐和糖类的存货融资。对于贵族和政府机关的掌权人来说，银行开始对有各种抵押形式的贷款进行担保。土地是最为常见的抵押品，但是，一些非常规的借贷也出现了：一位妇女抵押了一支纯银大烛台，借了2 700个铜币。此外，有一些贷款并没有做抵押处理，而是由一名或多名贵族进行个人担保。
在一段时期内，这套系统运行良好。国家贵族享受了价格低廉的信贷，而且他们的生活比没有贷款时更加舒适。商人能够借入资金为未来投资。当商业逐渐繁荣时，他们可以不再依靠自有储蓄扩大业务，而是通过斯德哥尔摩银行，通过使用他人的储蓄来达到业务扩张的目的。
直到1660年瑞典十世国王卡尔·古斯塔夫离世时，由于新的统治者还是个孩童，国会就替代了国王来领导整个国家，此后国会决定让铜币贬值。由于新货币比旧货币的含铜量少，因此一些贵金属餐具比官方定价要值钱得多。情况类似于纸币价值突然迅速升值，以至于1美元面值的纸币实际价值等于1.1美元。于是，瑞典民众做出了合乎逻辑的反应：他们全都出现在了斯德哥尔摩银行，并要求取回旧货币的全部存款。
帕姆斯丘奇当然已经把其中的大部分钱用来发放贷款了；钱并不在保险柜里等着储户提现。他试图通过主动收回贷款来解决这件事。这种方法本身产生了新的问题：他的客户们已经习惯于依靠借来的钱生活，并且他们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将钱随时还给银行。帕姆斯丘奇写道：“每天都有大量的人来银行，甚至是到我的家里，从早到晚对我穷追猛打，表示愿意提供质押物，恳求我借钱给他们。这激发了我基督式的怜悯，使我的心备受折磨，以致我在办公室都感受到了巨大到难以承受的压力。”
你几乎可以想象，痛苦的帕姆斯丘奇站在他那位于斯德哥尔摩市市中心蜿蜒而狭窄的街道上的银行门口，斯堪的纳维亚的冷风劲吹，如电影《生活多美好》（ It's A Wonderful Life ）中乔治·贝利（George Bailey）哭诉的那样：“你们关于这里的想法都是错的，好像钱就在保险箱里一样。钱并不在这里啊。为什么？你们的钱都在彼特森的房产中！在纳尔逊先生的腌鲱鱼中！在克里斯特森女士的银质烛台中！”
之后，在1661年，帕姆斯丘奇发现了可以永远改变金融业运行机制的方法。
帕姆斯丘奇也许没有足够的在库铜币来满足储户的兑付需求，但是他可以印制票据。他可以发行票据，这样持有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赎回瑞典圆。他的这一主意来源于铜矿发给工人们的票据收据，这些票据可以在他们的社区里像现代货币一样被交易。中国在几个世纪前就开始使用纸质钱币，但第一次与现代货币如此相似的做法是在欧洲。和几个世纪以来欧洲银行早期发行的票据不同的是，这些票据并不与一个单一的账户或存款绑定，可以在人群中自由流通。政府通过了这一计划，同意银行票据可以用来支付税金账单。帕姆斯丘奇的现代货币，不仅以一些贵金属作为价值支撑，而且以金融机构和它的领导者——帕姆斯丘奇的信用作为担保，已经在欧洲出现。
在传统理解中，货币作为一种物质形态，它的价值涨跌主要由制成货币的金属的供需关系决定。但随着票据的出现，人们对于货币的传统理解也被替代：货币变成了一种概念，一种与印制它所使用的实物的真实价值无关的概念。取而代之的是，它的价值由发行它的政府，准确地说是央行决定的。正如帕姆斯丘奇印制的票据一样，现代货币可以保持其价值的根本原因在于公众对于货币发行当局的信心。政府可以说1美元、1英镑或1克朗的价值相当于一定量的黄金、白银或铜，但是，政府同样可以改变比率或干脆废除这一关系（西方国家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都使用黄金或其他金属标准来衡量货币，直到1971年，大部分工业国家的货币才完全脱离了金本位）。
在17世纪60年代的瑞典，纸币十分风靡，连帕姆斯丘奇印制纸币的速度都显得滞后了。纸币很快便开始在所有大型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伦敦、巴黎和威尼斯进行交易。由于贷款无须再以铜的持有量作为支持，银行迅速扩大了贷款规模并新开设了许多支行，仅皇室就借了50万瑞典圆。
很快，由于太多的纸币流通在外，因此不需要很多提现要求就足以将斯德哥尔摩银行置于不利的位置（头寸）。到1663年，银行的金库里只剩下4 000瑞典圆，而一个储户告知银行要取回1万瑞典圆。
随着“银行难以快速及按时偿付储户”“即将倒闭”“银行在隐藏一些事实”等传言流传开来，银行进一步丧失了信用。斯德哥尔摩银行票据以票面价值6%—10%的折扣进行交易，这使得人们更想取回他们的钱。突然间这些纸币就不如以前值钱了，每一张纸币可以买的鲱鱼、罐头或木材的量都比以前更少，这一现象现在被称为通胀。随着帕姆斯丘奇独自增加货币的供给，几乎所有物品的价格都在上升。
政府对此也愈发担忧，并命令帕姆斯丘奇收回贷款，这样银行便可以支付储户。这并不是一个很容易采取的行动：总理强烈反对，当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银行的最大借款者。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尽管有一些“违规和不便”的证据，国会还是决定不解散银行。结果，收回贷款以及大幅减少流通中的纸币的决定，不仅没有产生积极的效果，反而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那些习惯于用借款维持运营的企业无法继续获得贷款。在两年前容易获取的资金如今变得非常困难，严重的经济衰退随之而来。
1667年，瑞典政府接手并清算了斯德哥尔摩银行。帕姆斯丘奇被冠以骗子的罪名，并被剥夺了管理银行的权力。但是，瑞典建立一个中央金融权力机构的尝试并没有停止。斯德哥尔摩银行导致的骚乱和问题仍然存在。瑞典国会意识到，它需要一个其他机构来代替银行，理想情况是这一机构可以在政府更严厉的监管下稳定运营。
在那个时代，瑞典政府是罕见的民主政体。国会中有4个阶级：贵族、商人阶层、神职人员和农民。贵族和商人阶层都热切希望重新建立一个央银。毕竟，这样一个机构将带来更多的现金，方便商业的流通，符合他们的利益。但经历了帕姆斯丘奇所带来的灾难后，他们认为这个机构需要政府明确的金融和法律支持。银行支持者最终劝服了当时的神职人员和知识分子站在他们这边。但瑞典国会中的农民阶层代表很难被“收买”，他们不想将政府的金融支持给予一个只有利于上层阶级的实体。不仅如此，农民们还在向政府提交的文件中写道：“我们对于此事不太明白”，“其他阶层的人自然会做对于他们而言最好最有利的事，但是农民既然不能理解此事，就应当让农民免受这件事情的影响”。
他们确实这样做了。没有劳动阶层的参与，贵族阶层、商人阶层和神职人员联合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央银——瑞典央银于1668年在斯德哥尔摩中心宫邸建立。后来它成为瑞典国家银行，也就是今天的瑞典央银。
这绝不是最后一次在缺乏劳动阶层的热情支持下建立央行。
瑞典致力于建立一个现代金融机构的同时，现代科学也在迅速取代古老的炼金术。几个世纪以来，在欧洲和伊斯兰世界，人们一直在寻找可以将平凡的材料转变为更为珍贵的金银的办法。在中世纪，炼金术士既包括普通的骗子及技艺娴熟的冶金技术工人，也包括当时的一些杰出科学家。据说，牛顿爵士并不是真正的首位现代科学家，但却是最后一位炼金术士（这是一位兴趣广泛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所说，之后的内容将提到他）。炼金术士是一个与外界隔离的群体，他们的语言外行人听不懂，他们自身对不懂行的人也是略带轻蔑。外行人将他们看作一个“黑暗的阴谋集团”。
最终证明，人类并不需要凭空创造出黄金的魔法。正如约翰尼·帕姆斯丘奇和瑞典人发现的那样，创造财富所需要的（曾经没有的）只是一些纸、一台印钞机和一个渗透着政府权力并由政府推动运营的央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