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2007年8月9日，在布列塔尼海岸边，让-克洛德·特里谢在圣-马洛——他儿时的家中醒来，准备在孙辈孩子们的陪伴中，开始享受乘坐摩托艇闲游的一天。这是他作为欧洲央银行长忙碌一整年后，短暂的夏日休息时光。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也计划度过一个悠闲的星期四：从位于伦敦诺丁山附近的公寓出发，前往城市南部的肯宁顿椭圆球场，观看英国国家队与印度队的板球比赛。唯有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仍旧按计划照常工作：由保安特遣队驱车，把他从位于美国国会山的联排别墅护送至财政部，在那里他将与财政部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共进早餐，而伯南克会喝燕麦粥。正是以上三位央行行长将引领全世界度过此后5年的动乱时期。然而这一天，这三人都没能像计划的那样度过。
大约上午7点30分，特里谢的电话响了，是欧洲央银市场运营部主管弗朗西斯科·帕帕蒂阿（Francesco Papadia）从位于法兰克福的央行总部打来的。“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帕帕蒂阿说道。
庞大的法国巴黎银行宣布暂停从其管理的三个投资基金中赎回资金，因为这些基金大量投资于几乎无法估值的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在银行估算出这些投资确切的价值之前，客户的资金将被冻结。就其本身而言，这个举措影响不大——在全部资产中，这三个相对无名的基金仅持有16亿欧元。
但这一声明证实了欧洲银行家们最担忧的情况。数周以来，他们一直担心将在美国住房贷款上面临损失。据称，在2007年早些时候还能够自由交易的超级安全抵押债券，到7月底就已经很难进行交易了。随着越来越多拿到高风险贷款在坦帕、克利夫兰或凤凰城买房的人发现自己无力偿还贷款，建立在这些贷款之上的所有假定便开始遭到质疑：也许所有那些AAA级证券并不是真的AAA级？银行投放大量资金购买的债券的实际价值是否值它们看起来的那么多？如果法国巴黎银行不清楚自己管理的基金到底价值多少，其他银行又怎么能知道自己所投资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真正价值呢？
“Credit”来源于拉丁语“creditus”，即信任，这并非毫无缘由。银行几乎将高评级的证券视为现金等价物，无论什么时候需要更多的美元或欧元，银行都可以将持有的债券交付给另一家银行作为借入资金的抵押品，从而确保它们在任何时候都有恰好足够的资金来履行义务。但是在2007年8月初，当用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进行这种资金拆借时，本来简单的交换突然间变得很复杂。问题不在于这些证券的价值低于其先前的价值——毕竟，银行可以承担这些损失；而如果一家银行借钱给街边另一家银行，同时用证券作抵押借钱给另一家银行，没有人知道这个债券的价值到底低了多少以及它是否还能得到偿还。
帕帕蒂阿及其工作人员定期与被称为“货币市场联络小组”的20位主要欧洲银行的财务主管们谈话，正如一位央行官员所说，该小组成员接连几天都被警告“梗塞”即将来临。就在这个星期四的上午，预言成真：在法国巴黎银行发表声明后，各家银行都将现金囤积起来，往常的现金供给迅速紧缩。德意志银行首席欧洲经济学家托马斯·迈耶（Thomas Mayer）告诉《纽约时报》：“信任被动摇了。”后来，某大型全球银行的一名高管说：“我们都没经历过这种情况。就好像从来都是只要拧开水龙头，水就会流出来，而现在却不出水了。”
这是一个十分精确的隐喻：在那一天，银行系统中的流动性的确消失了。欧元、美元、英镑不再像水龙头里的水一样唾手可得。历史一次又一次地教育我们，当银行停业并开始囤积资金时，它们对所服务的实体经济也将如此。如果一位银行家不愿借钱给其他银行家，那么，很可能也不愿借钱给需要用钱建工厂的企业或买房子的家庭。如果这种情况不加以控制，欧洲银行之间的危机可能会对全球经济造成无法预知的破坏。突然之间，欧洲人习惯的夏末长假在此时变得十分不合时宜。
特里谢指示帕帕蒂阿召集执行委员会，他需要与遍布欧洲的6名有权联合部署央行资源（包括凭空创造欧元）的官员谈话。位于法兰克福的欧洲央银的职员开始往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的各种别墅或度假区打电话，安排紧急电话会议。特里谢通常把设有围墙的中世纪海港小镇圣-马洛视为“世外桃源”，在那里他可以游泳、品读诗歌和哲学，但现在他却要在这里应对21世纪第一次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初始阶段。
上午10点，全体执行委员会成员都已在电话线上。特里谢强调道：“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提供流动性。”他坚称，欧洲央银必须向银行系统注入欧元。他提议央银履行其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传统角色，当私人银行紧缩资金时，介入银行系统，而且要采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欧洲央银将放弃向银行系统注入某一固定金额资金的惯例，而是向需要资金的银行无限量提供需要的欧元资金。在中欧时间下午12点30分，特里谢及执行委员会所执行的这一操作的技术术语为提供“全额获配固定利率招标”（fixed-rate tender with full allotment），意思就是：“伙计们，过来拿钱吧。按照4%的利率，我们将提供你需要的全部欧元。”约49家银行共获得了950亿欧元。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给自己保留了一个市场席位，以监控全球金融市场的运行情况。但在这个星期四东海岸的早上6点半，只有很少几位年轻员工正在值班监控隔夜市场活动。消息花了几个小时才传到正在科德角度假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以及准备和财政部部长保尔森共进早餐的伯南克的耳中。
6点49分，伯南克收到一封来自美联储货币事务部门主管布赖恩·马迪根（Brian Madigan）的电子邮件：“您可能已经看到，一夜之间，市场又一次降价出清了。”邮件还进一步汇报了市场的最新动态。但马迪根尚不了解欧洲央银的行动。将近半个小时后，当伯南克的黑色凯迪拉克由一名来自美联储自有的警察部队的军官驾驶而加速行驶在独立大道上时，伯南克才得知欧洲央银已经采取非常行动的消息。7点16分，伯南克收到了来自美联储新闻部官员大卫·斯基德莫尔（David Skidmore）的电子邮件：“显然，德意志银行有两个货币市场基金亏损了，欧洲央银正在要约购买以美元计价的资产。我已经跟路透社的格伦·萨默维尔（Glenn Somerville）聊过了，他已早早地前往财政部新闻发布室。”
但该邮件中的一些细节是错误的：应该是法国巴黎银行而非德意志银行，是有三个基金亏损而非两个，是要约购买以欧元计价而非以美元计价的资产。但其内容核心是正确的：欧洲央银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干预市场，而且伯南克通过路透社记者一篇报道中的混乱流言中看到了这一点。到7点半，他与保尔森共进早餐时，将有大事发生的迹象已经很明显，即使没有人确切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
直到8点52分，伯南克从美联储理事凯文·沃什（Kevin Warsh）的电子邮件中得到了一个更准确的消息，沃什是美联储的主管人员之一，经常充当美联储主席与金融市场和他国央行之间的沟通者。沃什整个早上都在打电话，他在邮件中写道：“欧洲央银的这一举措传递了两个信号。首先，它们准备提供流动性，以确保欧洲货币市场的平稳运行。其次，它们将以政策利率提供流动性，并未将流动性短缺视为调整其政策立场的更根本原因。”美国人很快就明白了，特里谢试图将欧洲央银正在为金融体系采取的行动与为解决整个欧洲经济的潜在疲软所采取的行动明显区别开来。
早餐后，伯南克前往位于“雾谷”附近的白色大理石艾克尔斯大楼的办公室。上午11点，他会见了刘易斯·拉涅利（Lewis Ranieri），从他那里获得了一些看法。20世纪80年代，拉涅利在所罗门兄弟投资银行担任债券交易员，在开发“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这一概念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也就是说，他或多或少地创造了当前这个面临崩溃的市场。下午2点，伯南克会见了瑞·达利欧（Raymond Dalio）及其他金融界人士。达利欧管理着世界上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联合基金，管理资产1 200亿美元。他开发了一个复杂的模型，用来解释伴随着信贷扩张的经济运行状况。伯南克希望能从其分析中有所收获，或许可以将其融合到美联储对金融和经济动荡的原因的理解中去。
那天下午的晚些时候，伯南克的核心顾问集团，包括沃什和马迪根在内，聚集在他摆设豪华的办公室里，他们坐在皮革沙发上，俯瞰着美国国家广场。盖特纳从科德角接入电话会议，他把手机一直放在耳边并在自己的老别墅里踱来踱去。美联储理事会副主席唐纳德·科恩在驱车前往新罕布什尔州参加婚礼的路上也被接入了电话会议。纽约的市场专家们也都守在电话旁，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那天早上向市场注入了240亿美元，以保持短期利率与美联储的官方目标一致，这是它日常工作中的一部分。美国银行并没有欧洲银行那样的流动性问题，所以并不需要类似特里谢所实施的干预。然而，美国市场却经历了一个残酷的星期四，这一天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387点，将近3%。
伯南克急于向全世界表明美联储将与欧洲央银一道，准备在必要时支持金融系统。他认为，也许应该就此出一份声明。盖特纳喜欢采取最激进的措施提振危机中的市场，所以打算讨论一下降息，以对冲经济中的信贷紧缩。但至少在那一天，大家都认为这样的举动还为时过早，因而决定先发布一份声明。
伯南克和他的顾问们谈论如何组织声明中的语言，再由他的通信助理米歇尔·史密斯（Michelle Smith）回办公室进行编辑。下午5点37分，米歇尔将草拟的声明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伯南克，声明将在第二天早上8点发出。这份声明只有78个单词，其中谈道：“在当前形势下，由于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的混乱，存款机构可能面临不同寻常的融资需求。”“美联储将提供流动性，促进金融市场的有序运行。”
换言之，伯南克及美联储准备好要“打开水龙头”。
而那个星期四在肯宁顿椭圆球场，对于英格兰来说，是大起大落的一天。作为主场球队，英格兰惨败。比赛为期5天，第一天时，印度得了316分，失去了4位球员，但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就在默文·金观看比赛的同时，他在圣-马洛、法兰克福、华盛顿和纽约的同行们正急忙赶去拯救银行。默文·金给他的下属留下指令——除非紧急情况，否则不要打扰他。这使得英格兰银行的市场部职员们陷入了一个有趣的窘境：他们坐在位于伦敦针线街
如堡垒般的总部里，揣摩着欧洲央银意外地向银行系统注入资金算是紧急情况吗？
当他们最终认定答案是肯定的时，便跟默文·金通了电话。相对于英格兰银行需要采取的行动，他更担心欧洲央银采取干预措施而非袖手旁观是否会加剧市场恐慌。就在前一天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还将信贷市场的紧缩描述为“一个可喜的进展，由此可以看到对风险更为现实的评估”。在私下谈话时，他对特里谢的行动表示不屑，直率地说，他的老朋友反应过度了。默文·金认为，这种干预可能会阻碍必要且早就应该发生的市场自我修正行为。银行系统只是在对几年来的流动性过剩进行消化，而这种干预行为反而会阻碍自然的市场修正。
在全球主要央行的领导人当中，默文·金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对此次危机的严重性一直保持着最深的怀疑。作为他这一代中最有成就的英国经济学家之一，默文·金相信市场是有效的，即使它陷入混乱，也不愿干预市场。默文·金被誉为“针线街之王”，他对自己的观点和分析非常自信，甚至会迅速辞退那些不同意他观点的人，即使其中有欧洲大陆某个最有权威的央行行长。默文·金，这个铁路工人的儿子，凭借其自身非凡的才智和深刻的竞争意识，努力爬升到现在的位置。20世纪90年代早期，他作为首席经济学家加入英格兰银行，当时该机构的可信度非常低，他按照自己的想法重塑了英格兰银行的形象：分析严密，注重理论，会毫不留情地辞退或解散那些不符合他的高标准要求或不能理解他的观点倾向的员工或部门。
过去几年，默文·金不再强调对银行的管控，他认为与制定货币政策这种高雅的脑力劳动相比，管控银行只是个棘手的法律事务。他甚至当面鄙视银行家，并且私下里对他们的观点不屑一顾，“在银行里，金融稳定变得不受重视”，凯特·巴克（Kate Barker，2001—2010年间任职于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说道，“默文·金的上一任行长埃迪·乔治（Eddie George）对于没能发挥稳定金融的作用感到非常遗憾，但我认为，默文·金最开始就对金融稳定不太感兴趣。”
确实如此，在这个混乱的星期四，默文·金让副行长蕾切尔·洛马克斯（Rachel Lomax）代表央行与世界各地的同行们进行电话会议。后来，默文·金才加入对抗恐慌的最前线。但在第一天，他的傲慢把他留在了“看台”上。
从地理上来看，西方三大央行的领导人相隔甚远，而在分析世界经济面临的问题及应对措施时，他们的观点也不统一。特里谢认为，这是一次银行恐慌，是市场不确定性的表现。伯南克认为，这是一系列更为错综复杂的银行系统乃至整个经济的风险。他持有这一观点的部分原因在于，是美国的住房市场衰退和次级抵押贷款坏账为原爆点，引发了欧洲的问题。不过这一观点也是伯南克通过学术研究得到的结论。作为研究大萧条的著名学者，伯南克建立了一个理论，其认为是“金融加速器”（financial accelerator）使得这个时代的经济陷入如此困境：银行倒闭引发经济疲软，进而引发更多的银行倒闭，反过来促使经济更加疲软。他决定，如果有必要，将使用美联储所能采用的一切工具来阻止这种恶性循环。
美联储能有一位已为这种情形做好准备的主席，实属幸运。2005年夏天，伯南克与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会面，当时这位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小镇子土生土长的狄龙人就被认为将取代传奇的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会面中，伯南克并没有展现出他作为货币经济学家，特别是研究经济大萧条的学者所获得的学术成就。但是，他的这一背景将影响他从这个星期四开始的每一个行动。伯南克几乎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清楚，当央行在危机中洋洋自得时，经济将会面临什么，而且他十分担心自己会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央行行长犯同样的错误，到后来才意识到自己已经给人类造成了大灾难。
无论是观念还是偏见，央行行长们都有一项强大的权力：创造和破坏货币的能力。为什么一张印有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的脸的纸可以价值20美元？为什么这张纸可以用来换回一顿热饭或几张电影票？略微夸张的回答是“因为本·伯南克说可以”。票据可能是由美国财政部部长签名，但在顶端却写着“联邦储备券”。350年来，央银家们都在参与这一规模巨大的交易。民主国家授予这些神秘的技术专家对自己国家经济的控制权，作为交换，民主国家只要求货币稳定和持续繁荣（说起来容易，却很难实现）。央行行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们能否找到工作，储蓄是否安全，甚至国家是繁荣还是衰退。
在应对始于2007年8月9日的全球恐慌时，央行行长将发挥主要作用。5年来他们横跨三个大洲，召开了成千上万次的电话会议，部署了数万亿美元、欧元和英镑，以拯救全球金融体系。他们将以总统和议会似乎永远不可能达到的速度和规模行动。在接下来的5年，让-克洛德·特里谢、本·伯南克以及默文·金采取的行动将不亚于创造一个新世界。
17世纪，瑞典成立了第一家央银，提供更加便捷的纸币，取代了当时这个伟大帝国的货币——重40磅的铜板。自此，货币既是一个实体对象，也成了一个抽象概念。中世纪的炼金术士们并没有想出用锡创造黄金的方法，但事实证明，这并不重要。央行如果有国家授予的特权和一个印刷厂，同样可以创造货币。依靠这一特权，它们创建了现代化的基础。正如电气设施和下水道系统使现代城市成为可能，央银缔造的资金流动使现代经济成为可能。央行通过阻止金融崩溃，使得巨额的长期投资成为可能，也正是这些投资使人们可以照亮房屋，乘坐喷气式飞机，在世界任何角落与几乎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通话。
如今，货币在线交易的流行大大减少了交易过程中纸币的使用，使得印刷纸制美元和欧元这种体力劳动也成为央行的副业。在现代，创造或破坏货币的实际工作既强大又平凡：少数中层员工在曼哈顿下城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大楼9层、伦敦金融城或位于法兰克福的德意志联邦银行的电脑前，操作着买入或卖出证券并发出敲打键盘的咔嗒声。他们在执行近几年由伯南克、默文·金和特里谢领导的政策委员会制定的指令：当他们买入债券，使用的是之前并不存在的货币；当他们卖出债券，这些美元、英镑或欧元也随之不复存在。
有时，只有言语就已足够。对于外行来说，“可能批准额外的政策宽松”似乎没什么意义或让人难以理解。但当英格兰银行行长、欧洲央银行长以及美联储主席宣布这一消息时，则意味着央行行长将很快向全世界注入英镑、欧元或美元，并很可能燃起华尔街、伦敦和香港交易大厅的极度喜悦之情。
当这一消息冲击金融通信社的瞬间，股市通常会反弹，利物浦的富人们便可以考虑退休了；石油的价格通常会反弹，使得平时在斯图加特工作的卡车司机的成本更加昂贵；借钱的成本可能会下降，对于圣路易斯的年轻夫妇，买房变得更加容易。这种消息有时甚至不需要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只需要一个单词。在2006年的一个周末社交活动中，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的记者问伯南克，在过去的几天，市场是否正确地解读了他的看法，伯南克以为自己的谈话不会被公开，所以回答道：“没有。”就在这次谈话被报道后的几分钟内，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85点。
在一定程度上，高层政府官员很少有这种感觉：央行行长们认为自己的行动与漫长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他们前辈们的成功塑造了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世界。英格兰银行在稳定金融系统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常常遭到忽视），使得英国在19世纪统治了世界上大片地区。美联储的创立使得纽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取代伦敦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进而使美国崛起并成为全球超级大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美联储以及其他国家的央行迟来的成就是击败了20世纪70年代的通胀，为长达25年的物价稳定和全球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然而在2007年8月9日这一天，经济开始崩溃。
当然，他们也深知央银曾有过的失败，大萧条只是其中之一。2007年的这一天以及以后的很多天，伯南克、特里谢和默文·金的行动是受他们的认知所支配的。例如，1866年，欧沃伦格尼银行的破产——一家强大的英国银行的倒闭引发了严重的恐慌，伦敦金融城的街道被成群的储户围住，他们争相将其在其他金融机构的钱取出。近代电报的发明使得恐慌很快蔓延到农村，甚至传递到英格兰最偏远的角落。正如当时的作家及公共知识分子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所写，面临着货币市场的冰冻期，英格兰银行把钱借给“商人、小银行家以及‘这个人和那个人’”，从而停止了这一危机——尽管这并不是毁灭性经济衰退的后果。2007年8月9日，欧洲央银采用的是同一策略升级后的电子版本。近150年后，特里谢、伯南克和默文·金仍旧经常引用白芝浩的话作为其应对危机的模式。
伯南克和其他美联储官员十分了解美国厌恶由央行实施的集中政治控制，这种集中控制导致了银行业恐慌在整个19世纪几乎是美国经济的常见特征，甚至连农民在收获季节可预测的现金需求都会使美国处于金融瘫痪的边缘。然而，建立伯南克如今领导的这个机构的过程极其艰苦。曾有国会议员在众议院的地板上陈列了一块巨大的墓碑，以哀悼美国农业和工业的衰亡——他认为美联储的创建意味着如此。为了获得国会支持所做出的妥协，使得这个机构的组织架构笨拙，难以领导，尤其当一个世纪后集权反对论再度出现时更是如此。
20世纪70年代，在2007年爆发的危机中领导全球经济的伟人才刚刚成年。当时的央行行长以及政治当局十分担心经济衰退，甚至允许价格上升到失控的程度。1971年，当时的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在日记里写道：“我知道未来我会被接受，只要我压抑我的意志，完全屈从于他的权威，虽然这在道义上是错误的。”这里的“他”是指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总统坚持要求伯恩斯保持低利率，以保证1972年大选前夕美国经济的增长。当时物价的飞快上涨，使得牛排餐厅不得不用贴纸粘在菜单上来更新价格，以应对本周的牛肉成本。从那时起，央行行长对通胀一直保持警惕，特别是在21世纪初期。保持警惕是好的，但也有不好的时候，例如有些行长就看到了根本不存在的通胀。
在过去所有的阴霾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央行行长的失策对特里谢、伯南克和默文·金的影响最大。就在那时，德意志帝国银行发行了大规模货币，以资助政府。发行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去杂货店时，甚至要用手推车携带现金；因为德国货币马克无法保值，人们便购买自行车或钢琴以保值。恶性通胀导致的绝望使纳粹党获得支持，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也促进了他们的扩张。
大萧条本质上是央银的失败。21世纪初，央行行长们在瑞士巴塞尔的办公楼里，商议着如何应对当代危机。20世纪30年代初，就在离巴塞尔办公楼几个街区之外的一个酒店里，央行行长们远没有达成共识。由于受到民族主义的失信、被误导的保持本国货币与黄金挂钩的承诺的蒙蔽以及缺乏对经济如何运行的共识，他们得出的结论认为，1931年的全球经济危机超出了他们的应对能力［在那个时代，受限的通信技术——横跨大西洋的通话很难实现，飞机旅行也无法成功，阻挡了德意志帝国银行的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和英格兰银行的蒙塔古·诺曼（Montagu Norman）等人的出行］。
特里谢领导的欧洲货币联盟是冲突的直接结果，在稍后的危机中，特里谢采取了特别措施以维系这一组织。特里谢1942年出生于里昂，当时德国军队占领了他的家乡，这位欧洲央银行长在一个被占领和战争毁坏后又重建的乡村中长大。与其他战后领导人一样，他十分专注于创建一个让武装冲突永远不再爆发的大陆，并将欧洲一体化视为一生的使命。欧元是他们皇冠上的宝石，是所有努力的物质体现，而21世纪爆发的全球危机对这一成果造成了毁灭性的威胁。
纵观历史，央行行长们塑造了帝国的兴衰，决定了导致和平或冲突的经济条件。特里谢、伯南克和默文·金之间的伙伴关系是具有不同背景、性情和知识倾向的三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也将会在以后发生的事件中日益凸显。从那个星期四开始，这三位位居主要西方国家的央行顶层人物将不得不互相注意，并设法将视野跨越彼此之间的差异。
当三个人各自上任时（特里谢和默文·金是在2003年；伯南克是在2006年），他们便以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建立了手足般的情谊。全球顶级的央行行长们经常进行私人会晤——每年夏天，在怀俄明州的杰克逊霍尔年会上以及无数全球峰会的会议间隙。最重要的是，在巴塞尔一年6次的会晤，使得他们可以短暂地躲避政治、人身攻击和那些艰难的选择（因为他们所做的工作似乎大多数人都不太理解，甚至被不少人认为是邪恶的）。
他们都说着同样的语言：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并且精通经济学。外交部部长、财政部部长和国防部部长可能会与其他国家的同行建立友好的关系，一些人甚至可能成为朋友。但他们并没有与国际同行在个性、思维、特质和盲点方面存在持续亲密的接触。相比之下，央行行长或许更了解来自其他国家的同僚。他们建立了国际关系中闻所未闻的亲密关系，他们对于这种关系也十分自信，认为在巴塞尔的办公桌上讨论的事情只局限在那里，不会被泄露。
在此之前，欧洲央银、美联储、英格兰银行的领导人之间就已经存在一定的联系：作为麻省理工学院的年轻教师，默文·金和伯南克共用过一间办公室；默文·金在剑桥大学上学，而特里谢作为年轻的公务员出国学习英国的税收系统时，他们有过一次温馨的邂逅。而2007年8月9日这一天出现的恐慌，将检验他们之间的纽带是否牢固以及他们能否一起引导全球经济走向繁荣。
人类赋予了他们惊人的权力。现在他们将要展示，如何结合历史教训来应对此次金融危机。随着世界上许多工业化国家的不良贷款及债务不断攀升的后果开始暴露，这个三人委员会比任何人都清楚失败的代价有多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