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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好像是专门为我成立的。这么自大的话也说得出口？
教师节成立于1985年。1985年初夏我从北大毕业，到8月20号，我已经成了北京大学英语系的助教老师，被分配到公共英语教研室。到9月10号，中国第一个教师节就来临了。
大家会觉得，留在北大当老师，一定是因为成绩特别出色吧。其实完全不是。当年全国开始公共英语教学，在此之前，除了英语专业，其他专业的学生是不一定非要学英语的。不知道教育部哪位领导的意见，说中国改革开放了，只要是上大学的人，都至少要学习两年英语，公共英语课应运而生。
可是一下子哪来那么多英语老师呢？结果就是英语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很多被留下来当老师了。我们既没有经过教学培训，也没有上过任何教育心理学课程。当时北大英语系的老师大部分都是专业出身，教文学史、诗歌、散文、小说等，懂得教公共英语的老师反而是少数。我们这些被留下来的青年教师，基本上是赶鸭子上架，依靠自己的摸索走进课堂。
在北大当老师日子并不好过。学生太聪明，有些学生的英语水平比老师还高，知识面也不比老师差。我记得刚开始那两年，几乎每堂课都上得提心吊胆。北大学生自由惯了，如果听课不顺耳，背起书包就离开教室，留老师一脸无奈地站在讲台上。《中国合伙人》中老师讲课学生走人的场景，我自己是亲自体会过的。为了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我就和学生交朋友，把学生请到宿舍吃饭聚会，和学生搞好关系，这样他们上课就不好意思离开了。记得有一次，我带着一批学生到未名湖去摸螺蛳，然后煮给学生吃。教学水平不高没有办法，只能打人情仗。
后来我慢慢掌握了一点教学技巧，学生主动留下来听课了，我心里才稍感安慰。很多学生来上课，不是因为我的英语教学有多好。北大学生足够聪明，自学没有问题。我在课上各种胡侃，凡是读过的书、听过的歌就介绍给学生，这些内容反而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当时还没有互联网，不像现在的学生上网能力比老师还强，知道的东西比老师还多。当时，老师还是有优势的，我可以随便进出北大图书馆闭架借书处。另外，在北大老师中我是第一个有立体声录音机的，也是第一个翻录磁带送给学生的。靠这些歪门邪道，我就把一批学生聚到我身边了。
我一生的志向其实是当一个对学生的思想行为有影响力，同时自己成为一个学富五车的老师。北大的一些著名教授，从蔡元培、胡适、陈寅恪，到朱光潜、季羡林、李赋宁等，都是我曾经的榜样。在北大也曾经有那么几年，我拼命努力地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但毕竟自己资质鲁钝，所以进步有限。那些伟大学者都是从小熟读中国经典，很年轻就到国外游学进修的人。而且看他们的回忆录和传记，发现他们常常记忆力惊人，过目不忘。回看自己，歪瓜裂枣，过目就忘，满脸平庸之相，终于放弃做大学问的路径，放纵自己走上了用浅薄的知识换钱买酒的不归路。
1991年，因为某些原因，我从北大辞职，为生机所迫，开始办补习班挣钱。刚开始因为面子问题，我不敢到北大清华的校园里去贴广告。我在北大的学生知道之后，就把在北大贴广告的任务承包了。结果新东方的第一批学生就来自北大。当时中国学生到美国去留学的热潮刚刚兴起，美国人也乐于给中国学生提供大笔奖学金，于是美国留学考试在中国蓬勃发展。后来新东方做起来了，很多人认为我提早看到了商业趋势，有独到眼光，其实根本不是。我自己联系出国彻底失败，签证拒签被美国人从大使馆拖出，从此只能用自己唯一的特长——英语教学谋生而已。当时开办语言培训班的机构有上百个，和现在互联网创业一哄而上没什么两样。新东方之所以能脱颖而出，不是因为我得了先机，而是在创业过程中展现出的其他能力发挥了作用，比如我的亲和力、努力、分享精神等，这些在后来新东方的发展中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1993年，在中关村礼堂教室外，俞敏洪在为学生答疑解惑，梳着当时流行的三七开，戴副眼镜，比黄晓明在《中国合伙人》中塑造的角色更有教书匠的气质。
自从有了新东方之后，我再也没有从别人手里接过教师节奖金了。记得在北大的时候，每年的教师节我都会拿到一两百元的奖金。可是在新东方，我变成了老板。新东方尽管是培训机构，这里的老师也被称为江湖老师，所以每年教师节都有奖金，也就是说，我这个老板要给老师发钱了。结果老师越来越多，发给他们的钱也越来越多。每年教师节，新东方要发放千万以上的奖金。但每年教师节发奖金时，我从心里感到高兴。一是至少新东方还能够发得起奖金，表明新东方还在健康发展；二是新东方有这么多老师，尽管他们大部分都没有国家承认的各种职称，但他们也在每天为孩子们服务，我成了老师头头，心里也留有一分得意。
就这样教师节已经过去了33年，我自己也在教室里站了33年。尽管现在我已经不给学生正式上课了，但每年还要给全国的大中学生和家长做100多场讲座，这也算是一种老师的行为吧。教师节一来，我仍旧觉得是自己的节日。也是在这一天，我收到的问候最多，比春节的问候还要多。很多人还把我当老师看，我心里也高兴，不管我这个老师当得多浅薄，但被人认为是老师总比被人认为是纯粹的商人好。尽管实际上我顶着老师的头衔，干着商人的勾当。但有了老师的头衔，做事情就会有所顾忌，要对得起老师这个称号，至少不会明目张胆地坑蒙拐骗。
非常感谢小时候我妈妈一天到晚念叨，要我长大了当老师；也非常感谢当时北大在我成绩不佳的情况下让我留校任课，让我走上了老师这一职业道路。今天的我，已经下定决心在老师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尽管从学问到内涵，我离一名优秀的老师还远远不够资格，但我可以成为孩子们的朋友，和孩子们一起成长。当我最终离开这个世界，有人总结我的一生时，我希望他会说：俞敏洪是一个老师，是孩子们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