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的哲学是:“我们要举行一场盛宴,一场纷繁复杂的宴会。”
——亚当斯,雷诺兹-纳贝斯克集团心理咨询专家
约翰逊感觉有人在跟踪他。他猜想一定是老吝啬鬼亨利·韦格尔雇的私家侦探。无论约翰逊每天走到哪儿,那人都如影随形。最后,约翰逊终于忍无可忍,只好向一个有黑社会背景的朋友求助,希望甩掉这条烦人的尾巴,这个朋友答应了下来。没过几天,那个人果然消失了。这个朋友告诉约翰逊:“你放心,这个家伙现在无论去哪里,都得拄着拐杖了。”
1976年的春天,标牌食品公司的情况正在变糟。狂暴的公司主席老韦格尔正想方设法地排挤公司的二把手约翰逊。这个头发不修边幅的加拿大小伙子在曼哈顿结识了一些明星朋友,如弗兰克·吉福德和唐·梅瑞迪斯。韦格尔一边派人审计约翰逊庞大的经费开支,一边私下里搜集关于约翰逊的花边新闻。
约翰逊的拥护者也不甘示弱,开始游说公司的高管们,并积极揭发公司里的腐败现象。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时间政变的传言席卷了位于麦迪逊大街的公司总部。
斗争开始趋于公开化,约翰逊和韦格尔终于互相攻击起来。一个深受欢迎的主管意外身亡;董事会弄得四分五裂。在5月中旬的董事会议上,两人终于摊牌了。韦格尔抢先来到会议室,准备将搜集到的关于约翰逊的丑事都抖出来。约翰逊紧随其后,准备随时反击。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约翰逊的“快乐伙伴” 们在中央公园焦急地等待着胜利的消息。会议室里已经刀光剑影。但在公司内部斗争中,没有人能打败约翰逊,每次笑到最后的都是他。
在1988年秋季之前,约翰逊的生活就是一场商业探险。通过这场探险,他不但给自己谋取了权力,同时也积极向旧的商业体制发出挑战。
在旧的商业制度下,大公司笨拙而迟缓。世界500强公司被一群称为“公司人” 的经理人把持着。年轻的经理人从公司底层慢慢往上爬,将他们的所有都奉献给了公司,而高级经理人却看管着公司的资产,安于现状。
约翰逊是个出了名的“非公司人”。他敢于打破传统、裁撤冗员,使管理层惶惶不安。他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非公司人的典型代表。他们是一群以交易为导向、以利润为中心的职业经理人。他们自称为公司的股东而不是公司的传统服务。同时,他们也忠于自我。
在这些非公司人当中,约翰逊的风头最足。他做最大的生意,有最大的嘴、赚最多的钱。他成了商业界中的代表。后来他将“喧嚣的80年代”推向了顶峰,通过一场世纪交易瓦解了美国一家规模最大但又最脆弱的公司。
这位标志着新商业纪元到来的人物出生在1931年,当时老一辈还过着大萧条时水深火热的日子。弗雷德里克·罗斯·约翰逊出生在中下阶级家庭,在大萧条时代的温尼伯市长大,是家中的独生子。大家都称他为罗斯,而不是弗雷德,因为弗雷德是他父亲的名字。沉默寡言的老约翰逊是个五金销售员,偶尔也做点木工活。他的母亲卡罗琳身材玲珑娇小,平日爱打桥牌,是家里的一把手。虽然那个年代已婚妇女很少出来工作,但卡罗琳却出来当了簿记员。小约翰逊对数字的敏感和能言善辩深受母亲的影响,他的创业精神则是当时的大环境造就的。约翰逊一家虽然不算穷,但直到约翰逊8岁那年,他们才拥有了自己的房子。
放学后,小约翰逊会做一些兼职工作。他把打工赚来的钱花在该花的地方上,比如买衣服。刚开始的时候他做一些典型的儿童工作,比如在社区里送报纸,在马戏团卖糖果,后来发展成了一些有创意的小买卖,比如把他收藏的漫画书出租出去。稍微大一些的时候,他开始挨家挨户地兜售婴儿摄影票。他大学期间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打工辛辛苦苦赚来的。
在高中阶段,约翰逊不是班里成绩最优秀的学生,而把这个称谓让给了好友内尔·沃德。沃德后来成了Cadillac Fairview房地产公司的主管。约翰逊是那种不需要通过刻苦努力就能在班里排中上的学生,当然他也不是很刻苦。虽然在他毕业那年已经有一米九的个儿了,但他在体育方面也不算最优秀的。他更擅长记忆《体育新闻》里垒球比赛的得分,而击球技术却并不怎么出色。
和他高中就辍学的父亲相比,小约翰逊希望能上大学,每天他都乘坐巴士穿过小镇来到温伯尼的曼尼托巴大学上课。在课堂上他成绩平平,在课堂外却如鱼得水——兄弟会主席、校篮球队队长、加拿大的ROTC学生军官。如果要说这个调皮的小约翰逊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他能言善辩,善于说服别人,能领导那些比他大得多的同学。他上大学时,班上大部分同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归国的老兵,而年纪较小的约翰逊却能组织和领导他们。
年轻时代的约翰逊
出了大学校门后,约翰逊就在加拿大公司里干些平庸琐碎的工作,二十多年后约翰逊依然是个无名小卒。他先是在蒙特利尔的加拿大通用电气公司干了六年的会计。由于感到没什么前途,他又转到公司在多伦多的市场部当起了推销员。“这儿才带劲呢。”约翰逊告诉朋友。作为一个级别较低的经理,约翰逊负责推销灯泡。就在这个职位上,约翰逊第一次表现出了自己的推销天赋。他想到了在灯泡里面涂上颜色,这样灯泡的价格就能比普通灯泡卖得高。这种名叫“噱头帮”的灯泡卖得很火。在销售圣诞树灯泡的时候,约翰逊也是成绩斐然。
约翰逊不但在灯泡销售上有自己的一套,在费用花销上也表现出了他的创造性。他削减业务员的费用预算,把这部分节省的开支划到自己头上,用来款待那些客户。他特别喜欢设计和组织他所谓的“百元高尔夫比赛”,客户们先到城里最好的球场上打球,然后去最高档的餐馆吃饭。在20世纪60年代初,人们花掉100美元可得前思后想好久,但约翰逊的理念是“千金散尽还复来”。敢于花钱的性格和高超的拍马术使得约翰逊的仕途一帆风顺。“花钱对罗斯来说是一件愉悦的事。”约翰逊的加拿大朋友威廉·布伦德尔回忆道,“他相信任何决定都是由他花名册里的那些人做出的,他认为自己有能力以小博大。”
约翰逊也是个派对狂,他最喜欢做的事莫过于一边喝着威士忌,一边天南地北地侃到下半夜。第二天他依然能够精神抖擞地来上班。在通用公司的时候,他对待工作的方式并不是死板、正襟危坐的,而是谈笑风生、泰然自若。如果能把一件事情说得风趣幽默,约翰逊绝不会说得直截了当,最好还带一点自嘲。“会计,就是脑袋还在过去,屁股却在未来的人。”约翰逊还是个簿记员的时候就如此自嘲。为此他吸引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年轻人。
但13年过去了,32岁的约翰逊依然是个小人物。他的年薪只有14000美元,为了补贴生活,他晚上还得去多伦多大学教书。那时,他的第一个孩子就要出生了。除了个人魅力之外,他和多伦多市里其他有远大理想的年轻人没有多大差别。但他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当他申请调往美国分公司工作的要求被拒绝之后,约翰逊终于坐不住了,他选择了跳槽。
结果,约翰逊在加拿大的连锁超市伊顿公司里的管理中层找了一份工作。在那儿他结识了日后对他影响很大的托尼·佩斯科特。伊顿是一个臃肿、缺乏活力的公司。作为人事主管的佩斯科特决心恢复公司的活力,努力将公司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企业。进入了60年代,约翰逊也成了这群“佩斯科特人”中的一员。佩斯科特鼓励他敢于挑战权威的性格。佩斯科特人相信为变革而变革,开始整顿他们衰老的公司。佩斯科特人相信鲍勃·迪伦的一句隽永的格言:“一个人如果不是在走向重生,就是在走向死亡。”佩斯科特对约翰逊一生的价值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教会了他如何把握混乱、创造机会。按照佩斯科特的观念,公司建立的那一天就是公司走向衰亡的开始。约翰逊将这个理念带到了他经营过的每一家企业,并将它称为“搅屎哲学”,其核心是不断地重组和改造公司。
当佩斯科特不再受欢迎之后,约翰逊跳槽到了一家名叫通用钢铁的公司。这是一家生产电器、垃圾桶和施肥机的小公司。新的职位给约翰逊带来了优越的地位、不错的薪水和广泛的交际网。在工厂主的介绍下,约翰逊加入了多伦多上等的莱姆顿乡村俱乐部,并认识了许多精英分子,如曲棍球运动员博比·奥尔和全国曲棍球联盟的运动员联合会的律师艾伦·伊格尔森。约翰逊喜欢和他们称兄道弟,并且发现自己在交际方面很有一套。
尽管得到了上流社会的认同,约翰逊刚到通用钢铁时并不那么顺利。当时经济开始走下坡路,公司的家电销量也开始萎缩。约翰逊首先想到的是往里面砸钱,因为他在伊顿和通用电气的市场营销方案就是这样成功的。但他的新领导拉尔夫·巴福德是个抠门的主儿,把约翰逊的建议给枪毙了。“拉尔夫喜欢讨价还价,低价买高价卖。”约翰逊的朋友吉姆·韦斯科特回忆时说。那时他和约翰逊经常在吃午饭的时候互相吐苦水。“哎,拉尔夫今天又剥了我一层皮。”约翰逊经常这样抱怨。
约翰逊在这家小公司里过得很不开心。通用钢铁公司几乎是在破产的边缘徘徊,欠了银行很多债,每周银行都会上门来催债。“真让人吃惊,那些给银行写广告的人肯定自己没向银行借过钱。借了钱之后,你就会发现银行简直要把你往死里整。”这是约翰逊第一次亲身感受到向银行贷款的痛苦,这也是他一直对商业贷款敬而远之的原因。
约翰逊最后还是答应继续为公司工作5年。这时约翰逊开始发现拉尔夫能够快速地改变主意。“如果你能说服他你是对的,他的态度就会180度大转弯,”约翰逊回忆道,“但是要想说服他,你得花大力气。”约翰逊很快学会了怎样善变,这是下属一直很迷惑的地方。
到了70年代初,约翰逊迈入不惑之年,但在事业上仍然没有起色。一个猎头给他介绍了一家美国食品公司在蒙特利尔分公司的一个职位,约翰逊抓住这个机会,跳到了这家名为标牌的食品公司当总裁。这家公司是由摩根合并了弗莱施曼蒸馏和酵母公司、皇家烘焙粉公司和Chase&Sanborn咖啡公司组建起来的。约翰逊觉得公司存在一些问题。Chase&Sanborn公司的咖啡已经过时了,酵母和烘焙粉的风头也已经过去了。多年来标牌公司的员工成了修补匠,对公司修修补补,却不敢做出任何改革。他们发明了一种多糖糖浆来代替糖,并开发了弗莱施曼牌人造黄油。多年来,公司一直在公司的年报上宣扬公司的理念,坚称公司一如既往地用土特产来为客户的生活服务。
在约翰逊看来,标牌已病入膏肓了。因为这个年代企业应该紧跟顾客的需要,时移世易,而这帮家伙却还在经营这些高脂肪、高胆固醇的食物。这家加拿大子公司就是一团乱麻。坚信佩斯科特理念的约翰逊开始对加拿大标牌公司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上任第一年,他就解雇了23名主管中的21个人,同时从这些年来结识的人里面物色那些敢于大胆创新的年轻人,让他们来协助自己。英国人彼得·罗杰斯在一家加拿大的糖果公司工作,以头脑灵活、口无遮拦而著称。当约翰逊向他伸出橄榄枝时,罗杰斯说:“甭做梦了!你们公司对员工不咋样,而且越收购越没样儿。”但罗杰斯最后还是加入了标牌,并且跟随约翰逊达15年之久。约翰逊还拉拢了南非人马丁·埃米特。为此埃米特放弃了去澳大利亚工作的机会,加入了约翰逊日益壮大的“快乐伙伴”。在接下来的年头里,埃米特和约翰逊可谓是亲密无间,大家戏称他俩为“马丁-罗斯”。
罗杰斯和埃米特成了约翰逊团队的骨干分子。白天他们风风火火地改造公司,到了夜晚则沉醉于灯红酒绿之中。约翰逊为团队里的成员都起了绰号:罗杰斯是“喝客”,因为他是加拿大奥林匹克海饮队的新队员;埃米特因为又瘦又高,所以他的绰号是“大晾衣竿”;人事顾问吉姆·韦斯科特因体型较胖而且脑袋聪明而被称为“佛祖”;约翰逊则自称“教皇”。
和在多伦多一样,约翰逊在蒙特利尔的上层社会游刃有余。一家大型制造企业的主席保罗帮助约翰逊拿到了高档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并把他带入了当地的工商界。在约翰逊新结识的朋友当中,一个名叫布莱恩·穆罗尼的年轻律师日后成了加拿大总理。随着自信的增长,约翰逊形成了一个持续15年的习惯——和朋友在一起谈谈生意,喝上几杯酒,抽上几支烟。虽然不算什么正规军,但是约翰逊的团队起到了作用,约翰逊开始崭露头角了。1973年,约翰逊被提拔去领导标牌公司的海外业务。
不久,约翰逊搬到了纽约。自信、乐观的约翰逊对这座大城市一点都不感到胆怯。这一刻他感到自己获得了新生。在标牌总部的那些同事眼里,约翰逊只不过是运气好,一夜之间麻雀变凤凰。但他们不知道这光鲜的背后是约翰逊童年的辛酸和21年来的默默无闻。约翰逊算是大器晚成的典范,到了42岁,他人生舞台的大幕才刚刚拉开。
约翰逊在康涅狄格州的新迦南购置了一处房产,接着又得到新迦南休息车厢里的一个座位,这节车厢是高管们的据点,专门待在7∶30那班纽黑文列车的后面。除了一些常人享受不到的乐趣之外,约翰逊在那里还认识了一群像美孚石油公司的主席罗利·华纳这样的达官贵人。每天早上,约翰逊会和罗利一起打桥牌、读早报或者讨论商业问题。约翰逊不修边幅的棕发、宽领带和皮外套格外引人注意。那些打扮得一丝不苟的高管们就经常取笑约翰逊,这时约翰逊也会笑呵呵地回击:“你们这些老古董都老掉牙了。”
约翰逊的新上司亨利·韦格尔是个不苟言笑的人。韦格尔最引以为豪的事情就是自从他1950年当上总裁以来,公司连续20年保持利润增长。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他能够掌握火候,确保每年利润增长都在控制范围之内,不多也不少,这样公司就不会冒进地预支下一年的业绩;另外一部分原因是亨利为人吝啬,每一分钱都要榨出油来。
和那些总部坐落在曼哈顿繁华地段的公司比起来,标牌办公室显得有些寒酸——油毡地加笨重钢桌,只有高层管理人员才有资格配备地毯和木桌。下午5点以后,公司为了防止员工打私人电话就把电话的拨号盘给锁起来。经理们出差的时候,公司规定只能坐二等舱,去机场的话也要坐巴士,因为那是当时最便宜的交通工具。出差途中他们要在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住宿,因为这家连锁汽车旅馆是标牌子公司Chase&Sanborn咖啡的主要客户。韦格尔的抠门还体现在一些大事上。当标牌公司的董事兼投资银行家塞奇帮助公司完成了一次收购后,他收到了一封韦格尔的信,韦格尔在信中写道:“感谢您奉献了自己宝贵的时间!”塞奇一气之下就把正在准备的账单给撕了。
和健谈的约翰逊不同,韦格尔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因此大家都在背地里叫他“隐士亨利”。下属们无不提心吊胆,唯恐被他叫进办公室训话。有一次,约翰逊正好撞上韦格尔在训斥一名下级主管,韦格尔就把主管打发了,让约翰逊留下来谈话。约翰逊谈完话出来时,看到这个倒霉蛋因为过度害怕导致呼吸困难而瘫倒在过道上。还有一次,韦格尔看到税务主管提前偷偷溜回家,就派了个助手去调查,准备开除那个税务主管。助手调查完之后回来报告说可能是韦格尔弄错了,那人最近经常加班。“听着,”韦格尔咆哮道,“你,要么炒掉他,要么炒掉你自己。”(最后两个人都没被开除,但从此以后和韦格尔在同一层楼办公的员工下了班都会蹑手蹑脚地走到楼下去坐电梯。)在一次圣诞派对上,韦格尔觉得一个主管快活过头了,就命令约翰逊将这个主管在圣诞节前扫地出门。约翰逊没办法,只好请他走人。但作为补偿,约翰逊让这个主管和他的家人先去加拿大玩了一趟。约翰逊把这种方法称为“障眼法”。
很快,约翰逊的障眼法就练得炉火纯青了。高级副总裁莱斯特·阿普尔盖特被韦格尔赶出公司后,约翰逊就通过加拿大公司给他照常发工资。一开始,约翰逊为了尽量避免和韦格尔正面起冲突,大部分时间都在访问地处偏远的外国分公司。但约翰逊只能躲过一时,和韦格尔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每天下午当公司锁上电话的时候,一天的工作也就结束了。但对约翰逊来说,他的夜班就要开始了。一向喜欢和名人来往的约翰逊很快和前橄榄球明星吉福德成了朋友。后来吉福德主持周一橄榄球之夜,并为标牌公司的雪莉酒打广告。约翰逊是个无可救药的体育迷,在吉福德的引荐下,他结识了一系列的体坛大腕——美国橄榄球联盟主席彼得·罗泽尔、赛车高手罗杰·彭斯克、美国广播公司的体育节目部主任鲁恩·阿里基、电视制作人唐·奥尔迈尔,还有一个阿里基和奥尔迈尔的门徒约翰·马丁。约翰逊和吉福德走得很近,最后他们一起策划了“年度冠军慈善晚宴”,人们为了目睹吉福德和他的那些明星朋友们,花了大价钱来购买晚宴的门票。
那些受到韦格尔打压的公司主管开始团结在这个乐观自信的新人周围。每个月高级主管都要和韦格尔开一天的会,那可真是煎熬啊。到了晚上,约翰逊就会组织他所谓的“周一腐败之夜俱乐部”,在俱乐部里,这些公司的高层通宵喝酒和侃大山来恢复他们白天被韦格尔所伤的元气。
约翰逊也因此成了公司董事会的宠儿。和满身是刺儿的韦格尔不同,约翰逊可以和这些董事会成员融洽相处,经常能和董事们聊到一块儿去。作为回报,他们在1974年把约翰逊带进了董事会,一年后又推选他为总裁。这时韦格尔嗅到了一丝威胁,内心的愠怒开始慢慢积累。他禁止董事和高管们私下里有交往。有一次,纽约律师兼公司董事沃特·邓宁顿举办了一次鸡尾酒会,邀请约翰逊和公司的法务主管参加,韦格尔得知后对他们几个怀恨在心。
约翰逊也感到韦格尔想方设法给他穿小鞋。有一次,韦格尔让约翰逊把公司的化学部门卖掉,这可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约翰逊后来奇迹般地找到一个出价2300万美元的买主,但韦格尔坚持要2400万美元才肯转手。约翰逊就变通了一下,和买主达成了一项附属协议,先由买主支付2400万美元,然后标牌公司私底下通过子公司把100万美元再还给买主。由于对这个附属协议毫不知情,韦格尔就同意了。“这是我最成功的一笔交易。”约翰逊后来回忆道。
1976年1月,公司的董事会任命约翰逊为首席运营官,相当于韦格尔的接班人。大多数员工为即将到来的解放感到高兴,但也有人不干。韦格尔收到两封来自加拿大员工的匿名信,抱怨公司大肆挥霍,比如公司给埃米特配了三辆公车外加司机,并且有滥用差旅和招待费账户的嫌疑。以前韦格尔也废黜过他的继任者,这次他更是抓住机会,派了一个审计小组前往加拿大调查。调查进行得相当缓慢,最后还是得知了约翰逊那气派的座驾是用公款买的。韦格尔又开始搜集约翰逊的风流韵事,这让约翰逊的第一次婚姻出现了裂痕。
1975年标牌公司年报中的约翰逊和韦格尔: |
约翰逊这时也开始积极备战。一个之前专给韦格尔搜集员工信息的猎头也开始为约翰逊效劳。这帮反对派好几个周末都聚集在约翰逊的家中精心准备一份报告,指责韦格尔守财奴似的管理方法已经严重地拖累了公司。韦格尔派人监视约翰逊,约翰逊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没过多久,韦格尔发觉自己也被人跟踪了。
后来,约翰逊和韦格尔最终开战了。导火索是约翰逊同意一名被韦格尔开除的主管在离职后行使股票期权。韦格尔听说后,气急败坏地给正在出差的约翰逊打了个电话,责问他当时为什么不把那个期权作废。约翰逊辩护说,行使那些股票期权是合理合法的,阻止这名主管行使他的权利就会违法。但韦格尔还是不依不饶:“那我们重新制定规则。”
“那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约翰逊终于忍无可忍,挂断了电话。
两人的关系完全破裂了。那天下午约翰逊给董事会里最有权势的两个董事通了电话,告诉他们所发生的一切。“我准备辞职了。韦格尔这家伙就像条疯狗,我一开始还告诉自己要克制,但现在我实在是受不了了。”约翰逊告诉摩根信托基金的董事会主席埃尔默·帕特森。之后约翰逊又和加拿大皇家银行的董事会主席厄尔·迈克劳林交流了自己准备离开公司的意向。“其实我们早料到总有一天会发生这种事情。但你现在正在气头上,先冷静一下。我们开个会讨论一下,你再做打算好吗?”约翰逊同意了,并告诉同伴们:“子弹上膛,做好战斗的准备!”
离董事会召开不到两周的时间里,人缘一向很好的主管比尔·肖因心脏病突发死亡。大家都将比尔的死归咎于韦格尔的暴政。而且尸检报告里疑点重重,这更坚定了大家推翻韦格尔统治的决心。研发部门的鲍勃·卡波内尔催促道:“罗斯,赶快动手吧。”埃米特则气急败坏地说:“如果再不动手,我们就完蛋了。”
5月中旬一个周五的早晨,董事会终于召开了。韦格尔滔滔不绝地讲述他的审计小组发现的问题。韦格尔的结束词是建议董事会再给他两年的任期。
当约翰逊的同伙在中央公园游荡的时候,约翰逊被领进会议室。他承认费用支出方面是有些不符合公司制度,但他不想再和韦格尔斗下去了,因为没法和韦格尔再继续共事。“先生们,我要说的是我不想干了。”接着约翰逊向董事会提交了他和同伴们起草的研究报告,并预测道:“公司在两年内准会陷入大麻烦。”
当约翰逊离开会议室后,董事们展开了讨论。当约翰逊再次回来的时候,韦格尔已经不坐原来主席的座位了,而是面色惨白地坐在下手位。“罗斯,我们决定让韦格尔继续担任公司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主席。等到他退休了,这个位置就是你的了。”
大家以为他会对这个决定满意,但约翰逊并不同意。之后,董事会决定董事会主席仍由韦格尔担任,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从即日起由约翰逊担任。约翰逊这才再次回到会议室,说:“在接受这个决定之前,我还有个请求,韦格尔不能在总部大厦内办公。”
这场政变让约翰逊掌控了这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约翰逊和他的快乐伙伴们开了几瓶香槟庆祝胜利,并一直喝到深夜。这场反击战打得着实漂亮,但不会是他们的最后一次。
后来,韦格尔还是找机会报复了一下约翰逊。约翰逊希望在佛罗里达买一座别墅用来度假,就在棕榈滩的Lost Tree社区买下了一座黄色的小别墅。因为当地的生活时刻都离不开乡村俱乐部,约翰逊于是提交了会籍申请。恰巧韦格尔就住在当地,他就发动力量来阻止约翰逊取得会籍。无奈之下,约翰逊只好撤销申请,把他在Lost Tree的别墅转让给了自己的战友塞奇,自己搬到了北边的海边小镇朱庇特,并在那儿买下了两套海景别墅。“就算是韦格尔死了30年,我也不敢走到他的坟前。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从棺材里跳出来,把我活活掐死。”
韦格尔被赶走了,油毡地毯和笨重的大钢桌也和他一块儿离开了公司。经理出差只能坐经济舱的限制也被取消了。很快约翰逊就租了一架飞机,并用公司的钱配了一辆美洲豹。公司变成了约翰逊的兄弟会,公司的文化也在一夜之间变得如同约翰逊那轻松愉悦的性格了。约翰逊喜欢召集大家讨论和解决问题。现在公司经理开会时,会上不时会有些荤段子和一些刺耳的挑衅。“好了,哪个杂种负责这件事?”这种兄弟会氛围很快弥漫了整个公司。标牌公司的高管们开会时不会再说“我不敢苟同”,而是说“你简直是胡说八道”。高管们不再使用报告或幻灯片,更喜欢直接切入主题,要不然约翰逊就会说:“这真是睁眼说瞎话。”
通常约翰逊只要寥寥数语就能打发一些不怎么样的点子。有一次绅士食品公司的主管提议举行区域性的市场测试。
“我们有足够的资金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这项活动吗?”
“没有。”这位主管回答说。
“那你搞这鬼东西干吗?”
这项提议就被枪毙了。在这个公司里到处是富有创意但又粗俗的人,不过没人能出约翰逊之右。即使是在公开场合下的采访,约翰逊依然口无遮拦。
约翰逊很少用开大会来解决问题,一般只开小会或者干脆在高尔夫球场上解决问题。正因为如此,他通常不按照正常的工作时间来工作。“有时在5点钟快下班的时候,他会跟你说他会在午夜的时候找你。”主管销售团队的约翰·默里回忆道,“或者他想和你在晚上7点吃饭,然后就会一直聊到第二天早上5点。”约翰逊相信夜晚是灵感和洞察力最活跃的时候,“孩子都是在晚上怀上的。”他不无幽默地说。
约翰逊和他的快乐伙伴们一般在晚上7点半下班,然后一起出去开始他们的夜生活。他们会在马努切的酒吧里喝酒,一直喝到酒吧打烊,然后叫一些比萨或者中国菜到公司为约翰逊租的公寓里吃。这时其他世界500强公司的老总们都早已进入了梦乡,而约翰逊的团队则换上皱巴巴的汗衫,正准备通宵喝酒、聊天和讨论新的点子。到了凌晨,那些还有点清醒的就在公寓两个卧室里的双人床或者客厅的沙发上睡一会儿。早上罗杰斯就会起来准备早餐,然后大家拿着早餐匆匆地去上班。约翰逊后来这样形容当时的生活:“就像《孤儿乐园》里的场景。”
约翰逊的生活就像一部没完没了地描写情同手足的电影。绰号在他们中间是不可或缺的:研发部门主管卡波内尔因为是萨尔瓦多人就被称为“独裁者”;负责酒水业务的费尔迪·福柯被称为“酷哥”;来自通用公司的公关部主任迈克·马斯特普尔的绰号是“马三”;小心谨慎的董事会秘书沃德·米勒成为“忧郁副总裁”。如果约翰逊还没想出某个合适的绰号给某人,他就暂时以“伙计”相称。约翰逊最亲密的伙伴正是接替他担任国际业务部主管的埃米特。两人一直关系不错,而且约翰逊对埃米特恩宠有加,给了埃米特豪华的公司公寓和没有上限的报销额度。兄弟会中的其他成员搞不懂“教皇”为什么如此优待埃米特。有人开玩笑说,马丁一定是手握约翰逊的“艳照”。
但约翰逊有时候也反复无常。他常常把人抬得高高的,然后再把人推下去。有时候,他就像个8岁的孩子厌倦了老和一个小朋友玩,自己出去找其他的小伙伴玩耍。鲁宾·古托夫就是一个牺牲品,他只当了17个月的总裁就因动作太慢而被赶下台。商品决策需要时时刻刻做调整,而鲁宾却希望商品委员会一个月只开一次会。他希望能审阅标牌公司每个广告单页,而公司每月的单页就有成百上千。之前约翰逊已经解雇了好几个不合他心意的总裁,这次他也毫不犹豫地解雇了鲁宾。
“罗斯,你真是个下三烂。”一个刚刚被解雇的追随者骂道。
约翰逊笑着说:“很少有人了解我,但你算一个。”
塞奇当年帮忙买下了约翰逊在佛罗里达的房产,而他在当上薪酬委员会主席之后为约翰逊也出了不少力。约翰逊刚刚上台时,韦格尔的年薪是20万美元,约翰逊的是13万美元。在塞奇的帮助下,约翰逊的薪水涨到了每年48万美元。主管们都发现自己的薪水翻了一番。标牌公司的薪资水平从业界的后几名一下子蹿到了前几名。
但是约翰逊并不满足于此。公司的高级主管还可以享受公司的公寓、麦迪逊广场花园的私人包间和乡村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康涅狄格州的一个新乡村俱乐部的发起人有幸认识了约翰逊,公司就为24名经理取得了会员资格。约翰逊要保证自己手头有充裕的零钱来付小费,在他的西装口袋里装满了大票。圣诞前几天正好是大家给小费的高峰期,有人就听到约翰逊让秘书给他准备几沓50美元面值的钞票。
约翰逊管理的风格极富个人主义。他相信一条至高无上的法则,那就是首席执行官可以在任何时候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当他的朋友、曼哈顿的饭店老板迈克·马努切破产后,约翰逊就把他安排在公司的公关部门,之后又让他负责黛娜绍尔女子职业高尔夫锦标赛。约翰逊继续和运动员吉福德签约,并给他一间办公室。约翰逊很喜欢吉福德,爱屋及乌,于是决定在出去搞促销活动时带上一大队的运动员,其中不乏鲍比·奥尔和网球明星罗德·拉弗这样的大腕。
有时约翰逊会请这些球员和零售渠道的主管们打打高尔夫球,这对公司的销售团队来说很重要。但这些人里不乏给约翰逊溜须拍马的,这让球星有时也弄不懂为什么。前纽约巨人队的后卫亚历克斯·韦伯斯特回忆他1978年在电梯里遇到吉福德,当时吉福德就介绍他和约翰逊认识。第二天吉福德打电话给亚历克斯说,约翰逊想请亚历克斯到蒙特利尔去给零售店主做个演讲。亚历克斯大吃一惊:“我对标牌公司一无所知啊。”吉福德给他出主意说:“你只要给他们讲讲你的故事,然后对他们表示感谢就可以了。”于是,亚历克斯一讲就讲了十多年。
利用明星运动员来搞噱头只是个开头。作为标牌公司的老总,约翰逊还是个闲聊大王。他通过聊天和一些公司老总建立了关系,如西湾公司的马丁·戴维斯、美国运通的吉姆·罗宾逊,还有一些其他领域的大腕,比如时装设计师奥莱格·卡西尼。约翰逊慷慨大方,让人印象很深。“你要尽量避免说你喜欢他的毛衣,不然他会马上脱下来给你。”一个标牌公司的主管回忆说。约翰逊精心培养一种风格,包括进门的方式。他总是会“准时”地迟到20分钟。“如果你准时,没人会注意到你;但如果你迟到的话,大家都会盯着你看。”同时他靠着独特的幽默感来吸引人们的注意,每天早晨约翰逊会在俱乐部的高尔夫球车里讲一些黄色笑话,到了球场上他也经常搞怪。
约翰逊迫在眉睫的工作就是防止标牌公司倒闭。1976年在他接管公司后不久,糖价下跌使得标牌公司的主要产品玉米甜味剂的市场销量锐减,公司的利润连续两年下滑。约翰逊让他年轻的管理者起草一份名为“坏事情”的报告,指出公司存在的各种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公司下属的酒业公司积压了大量的存货。约翰逊把当地的葡萄酒经理叫过来。“哎,约翰逊先生,这个酒好是好,就是因为价格贵卖不动啊。”约翰逊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学着这些经理的口音。于是,约翰逊让他们以半价将这些存货都清理掉。
会计出身的约翰逊也偶尔会做一些手脚来粉饰公司惨淡的经营业绩,有时把会计准则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运用到极致。即使标牌公司的利润年年下滑,约翰逊却对控制费用一点儿都不感兴趣。“我要的是会花钱的人,而不是从预算里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往外抠的人。”(公关部主要负责招待和送礼,约翰逊喜欢称呼公关部的主任马斯特普尔为“状元”。约翰逊羡慕地说就算给他一个没有限制的预算方案,他也能超支。)但一线经理每个季度还是得苦苦挣扎保证他们的支出没有超出预算,当时大家私下里的座右铭是“度过漫漫的黑夜”。
约翰逊想尽办法,希望通过花哨的新产品来挽回公司令人失望的业绩。一位分析师称他的这些努力为“食品行业最有名的败笔”。第一个新产品是“丝忆”,一种被浓缩成人造黄油膏一样的卤肉汁。这个约翰逊小组经过通宵的头脑风暴后的产物,就在超市里烂掉了。约翰逊进军墨西哥食品市场的行动也被对手菲利多扼杀了。
1978年,约翰逊出于对体育的爱好和在市场上屡败屡战的心态,推出了以他的新朋友棒球明星雷吉·杰克逊命名的雷吉糖。雷吉糖本来只是巧克力和花生混合制成的糖果,在印第安纳州韦恩堡生产,在当地被称为韦恩包。约翰逊就把它改了个名字,推广到了全美。那年在扬基体育场开场时,公司给每位入场的观众都发放了雷吉糖。当杰克逊挥出一个本垒打时,雷吉糖就像雨点般地砸进了球场。不过新名字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在促销时,雷吉谈到更多的是漂亮女人而不是棒球。到了1980年,雷吉糖由于销量不佳而停产,但雷吉的好日子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约翰逊给他配了公司的公寓、车子,并每年支付40万美元的广告费。
这些看起来有点乱了套,但约翰逊丝毫不在乎,其实他纵容这种混乱。作为一个佩斯科特主义的拥护者,他每年对公司进行两次重组,就像闹钟一样准时地把每个人的工作都换一下,这边新设部门,那边关闭部门,改变公司的战略重心。在外人看来,这些似乎是为了改变而改变。约翰逊把这些变革看成是为了避免个人过分专业化所做的努力。他告诫他的快乐伙伴们:“你们没有工作,只有任务。”
标牌前董事保罗·克尔顿说:“对罗斯来说,每个组织无一例外都会变得臃肿,变得笨重,变得志得意满。他不遵循‘不出问题,就不需要修修补补’的原则。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不出问题。”
在艰难时期,公司董事会成员不会为难他们这位年轻的首席执行官。但约翰逊一直牢记韦格尔的教训,把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当成自己的“上帝”,并把他的运动员团队介绍给董事们。“嗨,这位是我的朋友吉福德。”“首席执行官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要关心他的董事会成员,确保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约翰逊擅长拍那些年长董事们的马屁,懂得怎样用诙谐的语言来传达坏消息,或缓解紧张的气氛。当公司的审计师向董事会抱怨公司在墨西哥的合营企业里的那套财务流程存在问题时,董事们要求约翰逊给出解释。其实约翰逊之前曾屡次要求墨西哥的合营方采用美国的会计准则,但后来他发现这样做不太现实,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打个幽默的比方说:“在摩托艇冲浪的时候,你会在冲浪板上控制摩托艇吗?”董事们听后会心地哈哈大笑,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董事们偶尔也会觉得他的黄色笑话有点过头了。有一次他把自认为不错的酒名告诉董事:他把酒取名为“法式热吻”。董事们都吓了一跳,问能不能不那么露骨。但约翰逊依然固执己见,结果“法式热吻”推向市场后和雷吉糖一样短命。
这样的闹剧在标牌公司上演了四年:持续的变动、一连串的营销失败和平淡的业绩。但对于约翰逊和他的同伴来说,这意味着欢乐、金钱和薪水。到了1980年,这种无节制的开销让约翰逊陷入了大麻烦。一个高级经理鲍勃·谢德勒发现好多笔可疑的资金从公司的海外运营部的账上流向了一个虚拟公司。之后谢德勒得知这个由埃米特的司机控制的虚拟公司把埃米特的个人开销作为费用向总公司报账,这里面包括埃米特吃的、穿的、家具、地毯,甚至还有他的有线电视费。
和埃米特争宠的谢德勒就偷偷地把这件事透露给了公司的人事主管霍华德·派因斯和雷斯·阿普尔盖特。雷斯已不再受到约翰逊的青睐,马上要将总裁的位子让给埃米特。三个人决定直接向董事会汇报这件事。如果告诉约翰逊,他很可能为了包庇同伴把这件事压下来,而且弄不好他们三个还得走人。
就在董事会开会前一天,约翰逊在审计委员会开会的时候心情还不错。埃米特出任总裁的提议第二天就要被批准了。为了赶上最近一期《商业周刊》的出版,公关经理马斯特普尔早已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了杂志社。这时,董事派特·帕特森和克尔顿一脸严肃地走进了会议室。三人小组刚刚给他们看了一个手提箱,里面装的全是埃米特私人开销的各种发票。他们转向约翰逊,希望他做出合理的解释。
约翰逊当时就懵了。他告诉董事会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他肯定要调查清楚。第二天早上,约翰逊就开始报告事情的起因。首先,埃米特的司机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司机,而是前中央情报局的探员。复员后,他就下海了,把标牌公司作为他唯一的客户。这些东西都是埃米特让他买的。而董事质问埃米特的时候,埃米特坚持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正大光明的,没有违反任何公司规定。这时,约翰逊也开始为他的同伴说好话。约翰逊答应会对这件事情展开全面调查,但要求董事会马上任命埃米特为公司总裁。
这样埃米特的任命就宣布了,但是由公司长期合作的律师事务所领导的内部调查却没有一块儿公布。几个月过去了,随着调查的开展,公司里有人猜测约翰逊和埃米特会被解雇。到了9月,调查结果终于出来了,结论是埃米特的做法是因为一时糊涂,而不是出于恶意。埃米特最后只是稍稍受到处罚,但告状的三位主管——谢德勒、派因斯和一个叫艾德·唐斯的被约翰逊解雇了,阿普尔盖特则被降级成为顾问。
约翰逊和纳贝斯克公司的谢伯利:两家公司合并之后,这个一步登天的加拿大人顺理成章地当上了首席执行官。
“你们被解雇了。”约翰逊告诉他们。约翰逊的亲信们都将这个风波牢牢记在心上,这次经历也让约翰逊见识到了董事会的厉害。
不久约翰逊又开始坐不住了。四年之后,标牌公司就像个水平发挥不稳定的运动员。虽然公司的利润在增长,但还是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而且公司的投资回报率远远低于行业水平。卡波内尔的研发部门忙着各种项目——脱脂花生、酵母、醋和玉米糖浆快速发酵法。新产品的研发总需要些时间,但是约翰逊有点儿迫不及待了。有段时间他忙着出售公司的发酵公司,或是收购酒厂。在约翰逊眼里,标牌公司就像圣诞节得到的玩具。五年之后,他终于感到自己玩腻了这个玩具。
厌倦的一部分原因是他年近半百,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叱咤风云了。一想到自己就这样静静地老去,最后死在公司,约翰逊就会不寒而栗。他一点儿都不想变老,他希望能永远调皮捣蛋、永远年轻。他所有的一切,从不修边幅的发型到他26岁的妻子,都表明他是个商业彼得潘。他现在最需要的东西就是一场新的冒险。
机会终于来了。1981年3月的一天,食品业巨头纳贝斯克公司的董事会主席鲍勃·谢伯利打电话告诉约翰逊,他们公司接到一个从康涅狄格州打来的电话,打电话的人声称是标牌公司的员工。约翰逊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谢伯利接着说,你应该认识这个希望我们两家公司合并的人。约翰逊不知道。“也许有这么一回事儿,也许没有,”谢伯利说,“但我认为我们应该坐下来谈一谈。”“嗯,那好吧。”约翰逊就答应了。
但约翰逊想在见面之前把这个人找出来。在周一与高级经理的早会上,约翰逊大发雷霆:“这是谁?”财务总监杰克·鲍威尔和规划部主管迪恩·波斯瓦把这个人的真实身份给供了出来——此人是格林尼治的商业经纪人,他们三个人经常在一起讨论一些小规模商业并购的想法。这次这人做得有点过火了。“他肯定认为我对公司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毫不知情。没错,我现在还蒙在鼓里!”
话虽这么说,但约翰逊还是动心了。他见到了谢伯利并十分欣赏他。经过几个星期的接触,两个老总决定合并公司,并将新公司取名为纳贝斯克-标牌公司。通过19亿美元的股权置换,新公司于1981年成立了。严格说来,这是桩门当户对的结合。但相比起来,纳贝斯克公司更为人所知,它的乐事饼干和奥利奥可谓家喻户晓,似乎更加有势力。不用说,大家都知道新公司里谁说了算。
纳贝斯克公司的建立很有些惊天动地。在它之前,全美的饼干市场被两家饼干公司所垄断:一家掌控了美国东部绝大多数的饼干烘焙厂,另一家则控制了西部。1898年年初,纳贝斯克公司将这两家饼干公司合并在一起,结束了两家公司互相倾轧的局面。作为世纪之交的产物,纳贝斯克公司经常被称为“饼干托拉斯”,同时它在饼干行业创下了多个第一次的纪录。纳贝斯克公司第一次把饼干的包装从桶装换成了标准的纸盒外包装,而且第一次将饼干这种之前有明显地域特色的产品通过全国性的营销活动和分销体系推广到了全美。
创办纳贝斯克公司的是芝加哥律师阿道夫斯·格林。作为公司的第一任董事会主席,格林亲自参与了八角形苏打饼干的研发,并将其推广到了全国。他把这种饼干称为尤尼达饼干。他选择中世纪意大利印刷工人的标志——一个椭圆托着一个双十字架——作为公司的商标。这个象征道德和精神的力量战胜邪恶和物欲的徽标一直沿用至今。此外,格林还设计了产品的包装和广告词:尤尼达饼干,居家旅游野餐的好伴侣;适合搭配三明治,不含糖,老少皆宜,物美价廉。
阿道夫斯·格林:这位纳贝斯克奥利奥、无花果曲奇和动物饼干之父,把自己的工厂称为“美满的大家庭”。
接着,公司聘请阿耶广告公司作为纳贝斯克公司的广告商。1899年年初,公司就在报纸上和露天广告牌上打出了一个词的广告——“尤尼达”,接着就是“尤尼达饼干”,然后是“你知道尤尼达饼干吗?”,最后是“当然是尤尼达饼干”。接着阿耶广告公司开展了一项营销活动,广告里一个穿着雨衣的小男孩手里拿着一包尤尼达,走在还未建成的麦迪逊大街上。这个广告活动可算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也第一次形象地展示了即食包装的食品。
尤尼达饼干成功之后,一系列新产品也像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波士顿的面包师为了纪念小镇牛顿推出了Fig Newton牌无花果曲奇。密苏里州圣约瑟夫的饼干师傅发明了椒盐饼干。纽约城的两名师傅做出了动物饼干。纳贝斯克公司是全美第一家大规模生产饼干的企业,于是Lorna Doone饼干在市场上取得了成功。公司又将圆形软糖和果冻融合在一起,在上面撒些巧克力碎屑,Mallomar就这样诞生了。有时候即使是失败最后也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成功。格林推出了一种被称为“Trio”的新包装,里面是三种最新产品的组合。他对其中的母鹅饼干和维罗纳斯饼干十分看好,但事实上第三种饼干才最受欢迎,这种香草口味的夹心饼干就是后来奥利奥饼干的雏形。
纳贝斯克公司早期的广告
格林首先想到不依靠中间商,而是公司组建一支直销队伍在全国范围内推销公司的产品。于是从尤尼达团队开始,公司组建了一支庞大的、能吃苦耐劳的销售团队。这些销售员坐着漆有纳贝斯克公司标志的马车一周6天、每天12小时在外面推销。
格林把员工称为“伟大的家人”,对员工十分体贴。在公司成立后的头三年里,格林就建立了一个体系,允许员工以优惠的价格购买公司的股票。这样员工就变成了他所称的“合作经营者”。在当时的美国,雇用童工的现象相当普遍,格林却拒绝这样做。尽管他要求员工起早贪黑地在炎热而又危险的烘焙房里生产饼干,但同时也为他们提供营养丰富的食物。他在给股东的一份报告中自豪地写道:“在我们纽约的工厂里,员工只需要花11美分就能吃到热腾腾的肉、土豆、面包、黄油、咖啡或者茶。”
自从1917年格林去世后,公司的那种创新精神也随之消失了。虽然格林的继任者罗伊·汤姆林森也是个律师,但他更感兴趣的是如何赚钱,而不是饼干。凭借着公司早期的明星产品和出色的营销团队,公司的利润在1920年翻了两番。当他们需要新的产品时,他们不再自己研发,而是从外部购买。Shredded Wheat和Milk Bone就是公司分别于1928年和1931年购入的两个品牌。
到了大萧条中期,公司的烘焙师终于有了一些创新。许多年来,他们一直在研究如何像竞争对手那样生产奶油饼干。他们在饼干上涂一层可可油,再撒上一层细盐然后放进烤箱,于是一种新型的饼干就出来了。这种名叫“乐事”的饼干一夜之间就风靡全国。第一年,公司就生产了500万块乐事饼干。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公司每天得生产290万块饼干才能满足市场需求。乐事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饼干。
然而公司又一次躺在荣誉堆上睡大觉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纳贝斯克公司无所事事,除了分红、偿还银行贷款之外,就是日复一日地生产多年前开发的饼干。最终公司的利润开始下滑,烘焙房日渐老化,公司的管理层也开始衰老,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纳贝斯克公司九位高级主管的平均年龄达到了63岁。当汤姆林森掌管了公司28年后终于退休时,公司又一次陷入了混乱。
接着,公司律师兼法务主管乔治·考伯斯被董事会任命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周末参加哈佛商学院的课程,决心学以致用,准备放手重整纳贝斯克公司。他把这九个年迈主管送出了公司,引进了一批年轻人。在掌权的20个年头里,他投入了两亿美元来提高烘焙房的现代化水平。这两亿美元可是真金白银,每一分钱都来自于公司的利润。借债的观念在保守的纳贝斯克公司一直是不受欢迎的。考伯斯将很大一块预算给了公司的研发和广告部。这样做虽然会降低公司的利润,但从长期来看,给公司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1958年,纳贝斯克公司在新泽西州的芳草地又建立了一家饼干厂,这也是公司建立的最后一家工厂。此时公司已经大大缩减了成本,提高了质量,为公司进入20世纪后50年铺平了道路。到了1960年,也就是考伯斯去世的那年,《邓氏评论》将纳贝斯克评为全美经营最成功的前20名公司。
考伯斯去世之后,领导公司的是他手下一个叫李·比克莫尔的年轻小伙子。比克莫尔一开始只是一个物流专员,后来改行做了推销员,负责将乐事和奥利奥推广到犹他、怀俄明和艾奥瓦州的偏远地区。有一次,比克莫尔给总部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在信中他建议公司为公司销售员提供培训,这时他才引起了公司高层的注意。
就任董事会主席期间,比克莫尔将公司扩张到了海外市场。1960年首先进入澳大利亚,到了1962年在英国和新西兰建立了公司,1964年进入德国,1965年又一举打入意大利、西班牙和中美洲的市场。比克莫尔很多时间都花在了海外旅行当中,所以大家都称他为“空中飞人”。比克莫尔也推行多元化战略,进入速冻食品市场,并成为全国最大的浴帘生产商。他还收购了一家地毯公司和一家玩具公司。后来又买下了一家名叫威廉姆斯的日化产品生产商,这家公司的产品包括耳熟能详的Aqua Velva修面香液和健力多补铁剂。
但海外扩张、浴帘和玩具业务统统遭遇了滑铁卢。为了弥补损失,比克莫尔最大限度地从公司的饼干业务上挤出每一分利润。他做得有点过头了,结果导致饼干业务开始收缩。考伯斯时代的烘焙房机器设备开始老化,但纳贝斯克公司已经拿不出钱来翻新或改造它们了。等到1973年比克莫尔离任时,这种情况也没有改善。70年代,一帮有教养但缺乏活力的主管掌管了公司。尽管他们都是好人,但都缺乏改革的魄力。纳贝斯克公司的一家广告代理商曾说:“生产奥利奥饼干的人怎么可能尖酸刻薄?”
纳贝斯克公司又开始原地踏步了。没有裁员的顾虑,大家都是5点准时下班,也没人提出意见。全公司上下,包括新任的首席执行官谢伯利都没有豪华的办公室,没有公司配备的小车,也没有公司提供的乡村俱乐部会员卡。
这时约翰逊加入了公司。有人打了个有趣的比方:地狱天使和扶轮社结合在一起了。
谢伯利当上了纳贝斯克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约翰逊成了公司的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由于两家公司的管理层都整合到了谢伯利的下面,约翰逊的快乐伙伴们开始不满了。
一方面是因为纳贝斯克公司的晨会大约在8点半召开,这时候约翰逊他们都还在昨夜的宿醉当中,昏昏沉沉的。和标牌公司无拘无束的例会相比,纳贝斯克公司的会议显得中规中矩。总裁们围坐在圆桌旁,通常每个人有15分钟的时间对某种饼干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然后大家可以对演讲内容提问,但一般大家选择沉默。到了午饭时间,大家稍作休息,吃完午饭继续开,一直开到下午。约翰逊一般都会让手下的人给他打电话,然后借故离开会议室。而罗杰斯和卡波内尔等人继续忍受着冗长的会议。
在一次例会上,有个主管向大家介绍在暴风雪天气下关闭公司办公室的流程。一旦出现恶劣的暴风雪,公司就会通知员工在几小时内办公室将会被关闭。那些需要坐车回家的员工就有时间来预订座位,公司也好安排足够的车辆来接送,并有条不紊地结束一天的工作。这位主管对自己的流程非常满意,就问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没有。
这时标牌公司的销售副总裁约翰·默里再也忍不住了。“一派胡言!一旦有异常情况,就应该马上关闭办公室。还等两个小时干吗?真是荒唐!”大家都面面相觑。最后,主持会议的韦尔奇打破了沉默说:“我完全同意约翰的看法。”
这次事件促使公司文化开始发生变化,会议氛围开始轻松起来。当默里向大家介绍弗莱施曼牌黄油的销售情况时,罗杰斯就会打断他:“跟大伙说说Blue Bonnet牌的情况。”毫无疑问,这个牌子的情况一定很差。之前纳贝斯克公司的主管们为公司明晰的预算制度感到骄傲,而约翰逊将它们全部废弃了。“先生们,做计划很简单,就是你明年准备做些什么和今年不一样的事情。只要给我列出五个就够了。”约翰逊告诉他们。
名义上,谢伯利依然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但实权渐渐掌握在约翰逊的手中。他俩的办公室挨得很近,约翰逊就不失时机地讨好谢伯利,对他言听计从,并在董事会上亲切地称呼谢伯利为“尊敬的主席”。约翰逊好多俱乐部的会员费是由公司来承担的,于是他要求公司也应该报销谢伯利的会费,结果公司还真的答应了。约翰逊和他的主管开着公司出钱买的小轿车,于是怂恿谢伯利和他的助手也应该享受一下,谢伯利他们也行动了。约翰逊接着又给佩斯大学捐了25万美元为谢伯利买了个名誉教授的头衔。在捐款宴会上,谢伯利听到大学授予教授席位的消息时,吃惊地问约翰逊:“这笔费用谁出啊?”
毫无疑问,肯定是公司掏腰包。公司还慷慨地给员工涨了工资,因为36位标牌公司主管的年薪都超过了10万美元,而在纳贝斯克公司只有15个人。约翰逊拿的年薪相当于谢伯利的两倍多,他要求公司也给谢伯利大幅度地涨薪水。谢伯利极不情愿地接受了,但当知道自己当年的年薪加奖金一共超过了100万美元的时候,谢伯利犹豫了。“股东们会说什么呢?”于是谢伯利要求将他的奖金降到6位数。但最终约翰逊说服了他,说这是他应得的。如果谢伯利能拿到100万美元,约翰逊就没有理由拿得比他少。
约翰逊不遗余力地提高自己的生活标准。他在新泽西州买下了占地40英亩的地产。他试图搭乘直升机从家前往纳贝斯克公司的东汉诺威总部,但那里的镇长坚持反对直升机在当地降落,他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约翰逊开始慢慢地清理谢伯利的势力了,纳贝斯克公司的主管一个个被约翰逊的亲信所替代。纳贝斯克公司财务总监迪克·欧文斯的陨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两家公司合并的时候,欧文斯的权势如日中天,他被任命为公司的执行副总裁,在两家公司的联合董事会上占有一席之地。那时只要他一开口,约翰逊就会照办。欧文斯今天需要配一个高级副手,明天需要配一个副手,约翰逊都爽快地答应了他对副手的需求。在约翰逊的支持下,欧文斯的财务部门稳步地扩张。
突然有一天,约翰逊皱着眉头走进了谢伯利的办公室,抱怨道:“欧文斯简直把公司变成了一个庞大的财务部。”然后,约翰逊头头是道地说明让总部的员工来为一线经理们做预算决策的严重后果。约翰逊最后总结说:“我们不能给这些经理们做预算。”
“嗯,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谢伯利问道。
“我认为欧文斯在分派权力方面能力不足,”约翰逊答道,“我想我们需要做些变动。”
于是,欧文斯就被晾在一边了,约翰逊暂时顶替了他的位置。趁着这个机会,约翰逊在底下安插了自己的党羽,并用标牌公司的财务系统替代了纳贝斯克公司的财务系统。只有标牌公司的员工才熟悉新系统是如何运作的,这正是约翰逊想要的结果。改变了游戏规则之后,约翰逊的队伍开始在一系列的小规模权力斗争中获胜。“在任何会议上,”约翰逊的一名前部下回忆说,“你都不用给纳贝斯克公司那些人面子。”
约翰逊任命标牌公司的迪恩·波斯瓦为企划总监。这项任命使约翰逊通过波斯瓦来决定董事会人员的构成,这样约翰逊的势力就能左右董事会的意见了。约翰逊的心腹马斯特普尔领导了公关部。马斯特普尔掌控了向外界发布的消息,而波斯瓦的团队和财务团队操控了内部信息的流通。
这样纳贝斯克公司的人慢慢地被标牌公司的人所替代。谢伯利本来打算让纳贝斯克公司和标牌公司在经营管理上各自保持独立,但在约翰逊的建议下,两家公司的管理层被并到了一起。随着部门的合并,小心谨慎的纳贝斯克主管们被迫与狼共舞。每当公司需要做出重要的人事决定时,约翰逊就会走进谢伯利的办公室,声明自己举贤不避亲,然后向谢伯利推荐标牌公司的员工。“你说得没错,”谢伯利会说,“这个人看起来更合适一些。”
对那些熟知约翰逊伎俩的人来说,约翰逊是个阳奉阴违的家伙。表面上他对谢伯利百依百顺,暗地里却清除谢伯利的势力。不出三年,公司24位高级管理人员中就有21位是原标牌公司的人。约翰逊不露声色地将纳贝斯克公司的高管替换掉,而谢伯利却意识不到其中的变化。在开会的时候,他还经常说:“看到这些年轻人,真令人高兴啊。”
随着约翰逊的权力增大,纳贝斯克公司的一些重大决策开始在约翰逊举行的通宵酒会上做出。10年来,约翰逊的队伍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罗杰斯依然是“喝客”,埃米特还是“大晾衣竿”,还有“独裁者”卡波内尔。“教皇”约翰逊经常在饮酒作乐时抛出各种各样的点子,如重组公司,如何尽快清除纳贝斯克公司的人和推出新产品等。虽然很多点子都在他们的笑骂中被否决了,约翰逊却依然会品着苏格兰威士忌,笑嘻嘻地将话题转到新的想法上。
除了整顿公司的领导层以外,约翰逊开始着手改造公司的业务,让业务模式更符合他个人的想法。从表面上看,这几乎不太可能。纳贝斯克公司的官僚制度已经根深蒂固。但靠着对谢伯利的影响力,约翰逊步步为营。约翰逊总是先提出建议,然后由谢伯利点头。约翰逊总会拿出美妙的理由来让谢伯利接受。约翰逊会说:“你知道,在这个行业里不做到数一数二的地位就没什么意义。”谢伯利毫无例外地会说:“你说得没错,罗斯。”
仅仅在1982年的第四季度,约翰逊就卖掉了威廉姆斯日化公司、Freezer Queen速冻食品公司、Julius Wile酒业公司、Hygiene Industries浴帘公司和Everlon Fabrics纺织公司。与此同时,他开始剥离一些标牌公司的传统业务,如Chase&Sanborn牌咖啡和多糖糖浆。约翰逊发现自己是个天生的生意人。威廉姆斯日化公司的产品已经日薄西山,因此大家都认为他不可能卖到5000万美元,但约翰逊运用他高超的销售技巧,告诉潜在买主纳贝斯克公司如何不善于经营这家公司。如果经营有方的话,威廉姆斯的盈利能力就能被挖掘出来。“我发现,”约翰逊说,“你要告诉别人公司亏损只是你经营不善造成的,那样他们才会有想买的念头。”
虽然他步步为营,但约翰逊意识到自己需要一个特殊的机会才能将纳贝斯克-标牌公司来个翻天覆地的变革。没想到这个特殊的时刻很快就出现了,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曲奇大战”。
作为食品产业的领头羊,树大招风的纳贝斯克公司遭到了围攻。纳贝斯克公司的烘焙房设备陈旧、毛利润高,而且业内竞争对手寥寥,这就促使它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堪萨斯城就是纳贝斯克公司的“珍珠港”。发起进攻的是国内咸味饼干的生产商菲多利公司,其旗下拥有Ruffles牌洋芋片、Doritos牌薯片和Tostitos牌玉米片。在1982年年中,菲多利的新产品祖母牌松脆饼干席卷了堪萨斯城饼干类的货架,而当时纳贝斯克公司还没有开始生产松脆曲奇。狂妄的菲多利总监们扬言,用不了多久,祖母牌松脆饼干将击败纳贝斯克公司的产品。届时纳贝斯克公司在饼干行业的垄断地位将会被打破,菲多利将占有这个25亿美元饼干市场的半壁江山。一开始这些高管的话还真的应验了,菲多利公司一举拿下了堪萨斯城20%的市场份额。
正当约翰逊匆匆忙忙准备回击的时候,另一个竞争对手也加入了厮杀。辛辛那提的消费品行业巨头宝洁公司推出了邓肯·辛尼斯系列软饼干。宝洁广建厂房,为自己的产品申请专利,开始杀入堪萨斯城。几天后,堪萨斯城成了三家饼干公司肉搏的战场。在消费券、特效展示和广告的三重刺激下,堪萨斯城的消费者比平常多消费了20%的饼干。
纳贝斯克公司开始有点撑不住了,但约翰逊还是像往常一样乐观自信。他安慰抑郁的公司董事说,其实松脆饼干有它自身的缺点,不过大家之前都没有注意罢了。有一天早上他吃了几块竞争对手的饼干,到了中午自己闷闷不乐地去吃午饭,因为它们的饼干实在是太好吃了,但当他吃完午饭回来的时候,突然发现盒子里没吃完的饼干都受潮了。
“受潮情况有多严重?”一个董事问道。
“就像曲棍球里的冰球!”约翰逊的回答引来董事们的哄堂大笑。
一开始,约翰逊的应对策略只是加量不加价,在包装里多放几块饼干。同时他以战时戒备为借口来清除公司的异己。他告诉谢伯利:“这些给你带来麻烦的家伙只会让你越陷越深。”谢伯利也“从谏如流”。于是罗杰斯就被请来指挥这场争夺堪萨斯城的战斗,而卡波内尔则快马加鞭地催促研发部门开发软饼干。
到了1983年年中,纳贝斯克公司已经做好准备进行反击了。由于软饼干开发成功,纳贝斯克公司重新杀回堪萨斯城。“宝洁如果发一块钱的消费券,我们就发一块五的。当时堪萨斯城里血肉横飞、尸横遍野。说是一场大屠杀,一点都不夸张。”对约翰逊来说,投入多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纳贝斯克公司重新夺回这些货架。
最终,约翰逊和纳贝斯克公司还是失去了堪萨斯城,但却赢得了整个战争。那两个新的竞争者没有像纳贝斯克公司那样庞大的产能和完善的分销体系来帮助它们将产品迅速推向全美市场。一旦有新产品上市,纳贝斯克公司就会抢先在各个城市建立据点,使它的竞争对手很难攻破。到了1984年,这场曲奇大战就结束了。
硝烟散去,约翰逊在公司内外都大获全胜。在谢伯利和董事会眼里,约翰逊的领导十分英明。于是,谢伯利将首席执行官的头衔让给了约翰逊。当时纳贝斯克公司的新研究中心即将落成竣工,为了讨好谢伯利,约翰逊将该中心命名为谢伯利科研中心。这让谢伯利十分感动。约翰逊的同伙们认为这是让谢伯利解甲归田的好办法。他们认为,用人名作为建筑物的名字,要么这个人已经死了,要么他离死亡也不远了。
来到纽约后,约翰逊仅仅用了十年就爬到了成功的顶峰。他现在是美国最大的食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是美国商业新纪元的新一代管理者。标牌公司的遗老们把自己当作公司忠实的管家。他们经常这么说:“公司就是一艘船,首席执行官只是这艘船的船长。”这句话只适用于30年代被经济危机吓坏了的人。对于约翰逊和他的同伴们,他们没有经历过大萧条,也没有参加过世界大战,因此感觉自己无所不能。
在外界看来,他还是那个和蔼可亲的罗斯。50岁刚出头的他个子瘦长,把花白头发留得像年轻小伙子那么长。唯一能表明他是加拿大人的地方就是他的发音,开玩笑的时候爱说英国式的“他妈的”,偶尔还会在一句话后面加上:“嗯?”
虽然登上了首席执行官的宝座,但他对经营纳贝斯克公司似乎没多大兴趣。和乐事饼干比起来,约翰逊对奢华的生活享受更感兴趣。约翰逊一家如果不是跟吉福德和他的女友出去玩了,就是和美国运通的罗宾逊一家在地中海度假。加拿大总理穆罗尼一家也是约翰逊一家的好友。劳里·约翰逊有时会陪着总理夫人去曼哈顿为总理府置办些物件。纳贝斯克开始赞助黛娜绍尔女子职业高尔夫锦标赛,约翰逊将它变成一场星光闪耀的赛事。他日益壮大的明星运动员已经组成了一支纳贝斯克运动队,活跃在高尔夫球赛场上。吉拉德·福特和鲍勃·霍普的出席也为这场比赛增光不少。约翰逊的朋友卡西尼则将约翰逊的肖像做成一个露天广告牌。
约翰逊一直喜欢和社会名流来往,之前人们还以为这是因为他喜欢打探上流社会的一些八卦新闻。有一次他参加完英国上流社会的一个聚会后,回来给大家讲英国王室家族里如何“乌烟瘴气”,或者讲关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一些糗事。他那些终日和饼干曲奇打交道的朋友很喜欢听这些内幕,尽管他们中间有人担心约翰逊已经慢慢融入了他取笑的那个圈子。
约翰逊和穆罗尼以及里根一家。
如果说约翰逊对纳贝斯克变得越来越冷漠,这是因为他认为公司已经没有多大的发展空间了。曲奇战争让他想通了:和菲多利、宝洁的战争,纳贝斯克并没有取得最终的成功,这只是歪打正着。之后可能会有一个像宝洁那样的巨头,或者干脆就是宝洁自己向他再次发起进攻。纳贝斯克有致命的弱点,什么也解决不了烘焙房老化之类的问题。约翰逊不打算制订任何计划来重整纳贝斯克。多年来的苦心经营让他厌倦了做任何长期的规划,他忙于享受自己的生活。一旦公司出了问题,他就出来救救火,懒得去解决公司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有人曾将纳贝斯克公司的文化归纳为20条约翰逊原则,其中的第13条就是:“认识到最终的成功来自于大胆的行动和可遇不可求的机会。”
1985年春,距离约翰逊当上公司首席执行官还不到一年,约翰逊接到泰利·威尔逊的一个电话。威尔逊是北卡罗来纳州烟草业巨头雷诺兹烟草公司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在电话里,威尔逊邀请约翰逊出来吃顿饭,顺便聊聊生意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