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是基于1988年10月及11月作者在《华尔街日报》上对雷诺兹-纳贝斯克集团争夺战的报道完成的。《华尔街日报》为新闻从业者设定的真实、准确和出色的标准，也是我们挖掘这些公众事件背后故事的初衷。

本书中95%的材料来自于1989年1～10月我们在纽约、亚特兰大、华盛顿、温斯顿-塞勒姆、康涅狄格州和佛罗里达州等地进行的100多场采访。由于工作原因，我们在《华尔街日报》工作的时候结识了不少人，因此能够长期采访这场收购中的每一个主要人物以及一些次要人物。只有少数几个人谢绝了我们的采访。

我们首先采访的人是那些胜算概率较小的竞标者，如第一波士顿的马赫，还有在纽约办公室和私人飞机上接受了我们采访的弗斯特曼先生。在KKR公司，我们先集体采访了克拉维斯、罗伯茨和雷切尔，之后又对他们每人分别进行了超过20个小时的采访。在一场火灾之后不久，KKR就搬到了雷诺兹-纳贝斯克集团之前在纽约的办公室，所以大部分的采访都是在那里完成的。克拉维斯本人就接受了六次录音采访；除有一次外，其他几次都是在原来约翰逊办公室的前厅里进行的。约翰逊是最后一个同意接受我们采访的。他的这种情绪我们能够理解，毕竟他经受过公众的猛烈抨击，不想再招来什么是非，但最后他还是接受了我们一对一的采访，前后总共长达36个小时。我们在他亚特兰大的办公室里完成了几个全天候的采访。约翰逊在那里抽着小雪茄烟，穿着运动衫，也没打领带。此外，我们一个漫长的夜晚采访是在他纽约的公寓里进行的。当时，约翰逊穿着一条灰色、印着雷诺兹-纳贝斯克集团标志的球裤，和我们一边吃着比萨、一边喝着啤酒。

由于被采访者的配合，我们尽可能地还原了当时的对话。出于需要，这里有时可能会涉及一个被称为“选择性记忆”的概念。正如肯·奥莱在《华尔街上的贪婪和荣耀》一书中指出：“没有一个记者能够准确无误地再现过去发生的事情。记忆有时会捉弄被采访者，特别是当这些事情的结果变得明朗的时候。报道者为避免差错会核对各个线索，但读者和作者都有必要认识到其中的局限性。”

我们完全同意这种说法。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记述那些关键性的会议时，我们通常有机会采访当时每一位与会者。一般情况下，这些会议都有八九个参与者。如果他们的回忆出现重大出入的话，我们都会在行文或脚注中标明。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读者希望从这本书中找到杠杆收购对美国经济影响的论断的话，他们将感到失望。我们认为杠杆收购对一些公司很适用，而对另一些公司则不然。对雷诺兹-纳贝斯克集团来说，大家要知道这场杠杆收购是时代的产物。在很多情况下，它的成功与否不是3年、4年、5年甚至7年之后就能见分晓的。本书记录的只是这场杠杆收购的诞生，而在我们写作的时候，新生的雷诺兹-纳贝斯克集团还不满一岁。这个婴儿现在看起来很健康，但要对它的最终命运做出评判为时尚早。

在此，我们要感谢《华尔街日报》的主编诺曼·普尔斯丁，因为他批准我们专心于本书的写作。我们对Harper&Row出版社的编辑理查德·科特表示感谢。他的慧眼和自始至终的鼓励帮助我们出版了第一本书；此外还有他的助手斯科特·特兰内拉。罗兰·尚利将我们的书介绍给了出版社。我们的代理安德鲁·威利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脾气暴躁，他的同事德博拉·卡尔为本书提供了无微不至的帮助。《华尔街日报》的史蒂夫·斯沃茨在叙事写作方面给我们提出了大量的宝贵意见。雷诺兹-纳贝斯克集团和这场收购的许多参与者也为本书提供了照片。此外，我们还要感谢1988年担任《华尔街日报》亚特兰大分社主管的约翰·休先生。他不但同意约翰·希利亚尔调查研究雷诺兹-纳贝斯克集团，而且在1989年担任《南岗哨》杂志编辑时，又批准约翰·希利亚尔先完成本书再继续开展本职工作。

除此之外，这本书的出版也离不开我们的妻子默默无闻的支持。贝丝·莫里斯身兼二职。作为《华尔街日报》的员工，她是第一批“发现”约翰逊的人，而且她还按照年代将雷诺兹-纳贝斯克集团的事件整理成写作资料。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约翰·希利亚尔因为采访出差或写稿原因长时间不能陪伴在她身边，她也毫无怨言。同样地，玛拉·布罗夫是本书初稿的第一位读者和文字编辑，并且不断地为本书的写作提供支持，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本书的成功离不开她们的建议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