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是在早期文明的边缘而不是中心发展起来的。地处边缘的沿海共同体从陆地上获得的发展机会有限，作为对这种处境的回应，他们发展出了地中海贸易网络，为位于埃及（Egypt）、安纳托利亚（Anatolia）和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等地的大型陆上帝国提供了重要的资源——木材、铜和锡。公元前1000年之后，腓尼基和希腊的海洋城市把原本位于利凡特 （Levantine）的贸易体系推到了爱琴海、亚得里亚海（Adriatic）和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 Sea），并穿过西地中海前往加的斯 ，越过赫拉克勒斯之柱，去寻找金属矿石。当这些海上行为体开始保护和控制连接资源和市场的海上航线时，它们就为制海权战略、控制海上交通和海权身份奠定了基础。海上贸易容易受到敌对国家和海盗的攻击，这促使人们建立护卫部队，而必要的船只、水手和基础设施带来的长期成本又迫使海洋国家发展更具包容性的政府形式，让商人、交易者和船主分享政治权力，以换取他们的服务或财务捐助。这些海洋国家的政治结构从专制统治经由君主立宪制转向共和的寡头政治。有意识地选择这种社会—经济—战略模式的大中型国家会成为海权，这些国家以海洋作为其身份的中心，它们与那些利用舰队来实现陆地战略目标的大陆强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海洋国家和城市发展出了以航海和商业为主导的独特文化。

在海上贸易规模不大的情况下，控制海上交通几乎没有任何战略价值。对那些试图拿海权和陆权战略做直接比较的人来说，未能理解这个核心现实造成了很多误解。这两个概念在起源、目的和方法上有着根本的不同。陆权可以通过“决战”和占领敌方核心领土来获得胜利，而海权只能追求有限的战果，通过让对手的经济枯竭来取胜。海权战略的重点是为了安全和经济利益而控制海洋，并不是为了虚荣而去追求海战的胜利。在势力均衡、局势稳定的时代，海权国家将这种战略活动运用于陆地大国之间的边缘水域中。

陆上帝国和海洋国家之间的协作反映了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地理和文化状况。能够成为“文明摇篮”的地区有着严格的限制，它们以河流为基础，被沙漠和山脉包围，其政治中心远离海洋。国内稳定和领土扩张决定了国家在政治上是否成功。它们的地理条件产生了一种以其领土和人力为基础的例外论和优越感，这种感受使它们对调查和探索缺乏兴趣。海洋国家能获得的农业用地有限，所以必须开发海洋以从事渔业和商业活动。航海和探索精神这两种特征往往如影随形，而陆地思维则局限于平淡无奇的前景和军事解决方案之中。

如果陆地上出现了某种近似于势力均衡的状况，海洋国家就有了可以操作的政治空间。当大型陆上帝国彼此竞争时，它们会重视海上贸易，这种关心比小型航海国家对海上贸易的关切重要得多。相比之下，取得了霸权的普世君主国亚述、古巴比伦和波斯消灭了作为文化和政治势力的利凡特海权，这给身处美索不达米亚军事强国无法直接触及之处的雅典和迦太基创造了发展为真正海权的机会。奉行扩张主义的大陆军事国家害怕海权的活力和它们两者的差异，它们之间的冲突将决定古代世界的政治发展。从公元前480年希腊人在萨拉米斯战胜波斯人到公元前146年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Scipio Africanus）率领的罗马军队毁灭迦太基，在一系列文化冲突中，海权运用有限战争的战略——建立联盟，使对手的经济枯竭和通过谈判达成和解——挑战大陆国家的战略：无限战争、大规模军队、决战、占领敌方领土和彻底破坏。在这个过程中，海权的知识起源被建立起来，而第一批海权帝国被摧毁了。

海权是地中海贸易模式进化的直接结果。在第三个和第四个千年纪中，利凡特的油、葡萄酒和木材贸易所满足的是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而不是当地相对有限的人口的需求。为了使这种贸易免遭敌对经济行为体（国家或海盗）的侵害，海上活动变得越来越军事化——使用船只作为作战平台或两栖运输工具，进行类似特洛伊战争那样的海外袭击。

第一种被交易的战略性商品是木材。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都需要粗大而结实的木材来建造船只和庙宇，这些木材是当地的树种无法提供的。它们不仅为了进口木材，还为了控制黎巴嫩（Lebanese）山区的雪松和盛产树脂的森林而战。最早的海上贸易路线是把黎巴嫩的木材往南运到埃及，或是向北运到比布鲁斯港（Byblos），然后越过山脉送往美索不达米亚。经济发展需要打破这些静态河流社会的文化孤立主义。长距离海上贸易的扩张使得战略金属的交易变得可能，这启动了创建地中海文明的进程，这是一个由海洋来定义的文化空间。 ^[1]

尽管海洋对以河流为基础的伟大文明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它们对进口资源的依赖促进了海上贸易的产生与发展。到公元前2500年，埃及人从叙利亚进口油、雪松、沥青，还有其他造船和建筑用的材料。虽然这些船只是由埃及出资建造的，而且很像是沿着尼罗河运输建筑材料的河船，但它们可能是在利凡特建造的，操纵它们的水手可能也来自那里。有图像证据表明，到公元前1800年，利凡特水手驾驶着与其非常相似的船只在底比斯（Thebes）卸货。尽管埃及人对这一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他们对外面的世界并没有多少好奇心。他们把大部分的对外贸易都交给外国人处理，尽管他们在尼罗河上建起了主要的港口基础设施，却没有修建沿海港口，并让第一条苏伊士运河（Suez Canal）陷入了荒废状态。埃及吸引着贸易，但并没有在其本土形成一个航海/商业阶层，而是全靠克里特、腓尼基和希腊的商人来做买卖。到公元前525年被波斯征服时，它实行的还是以货易货。它不可避免地被拿来和另一个幅员辽阔的大河帝国——中华帝国相比较。埃及是一个由传统、连续性、祭司权力和自我满足所驱动的官僚国家。失败引发的是排外情绪，而不是反思。 ^[2] 埃及的海上活动是在非本土王朝时期达到顶峰的，这一点很重要。 底比斯的祭司精英们憎恨大海，反对把首都迁往尼罗河三角洲，以避免与外国商人和外国思想进行交流。 ^[3] 相比之下，海洋共同体有意识地选择向外看，从政治到战争，这种选择反映在它们文化的各个方面。

公元前2800年到前1300年之间，青铜时代的地中海贸易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海权创造了机会。公元前2000年前后，帆船取代了“独木舟”式的划桨船，这标志着地方性的奢侈品贸易变成了大宗商品的买卖。新式船舰的排水量高达500吨，从公元前13世纪起开始出现在书面记录中。它们的重要性可以从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沉船来判断。在土耳其西南海岸乌鲁布伦（Uluburun）地区发现的这艘公元前14世纪的沉船，载有6吨铜锭和1吨锡，这些金属被熔炼成青铜的话，足以装备一支小型军队。 ^[4]

古代国家的金属消耗量很大，金属被用来制造武器、高调地炫耀权势和财富或是储存起来以备将来之需。海上贸易服务于需求，这种需求是由重要金属在地中海地区的分布极不均匀导致的。 ^[5] 在北欧，金属的分布相对均匀，一般处于陆地运输范围之内，但在农业生产率和人口数量都很高的地中海地区——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既缺乏优质的木材，也缺乏重要的金属。铜的主要来源是塞浦路斯岛（Cyprus）。 ^[6] 地中海地区几乎没有锡，锡最初是从中亚穿过美索不达米亚被运到这里来的，乌加里特（Ugarit，古名，现为拉斯-沙姆拉，Ras Shamra）是一个重要的交易中心。后来，波希米亚（Bohemia）、布列塔尼（Brittany）和康沃尔（Cornwall）成了锡的产地，而伊比利亚（Iberia）、托斯卡纳（Tuscany）和撒丁岛（Sardinia）也有少量供应，这吸引了利凡特商人向西航行到亚得里亚海（Adriatic）、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最终到达大西洋，与把金属运往地中海的陆上路线相连。这些贸易路线不仅对古代强国至关重要，还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金属和木材的诱惑把相继而起的美索不达米亚诸帝国吸引到了地中海沿岸，并在利凡特地区催生了从事海运承包的国家。这些承包者建立了更大的贸易网络，以确保新的矿石供应。产自北欧的锡以第勒尼安海为贸易中心，当腓尼基和希腊的商人及殖民者进入这里时，他们与伊特鲁里亚人发生了冲突，伊特鲁里亚是另一个因为金属制造而形成的文化。控制海上贸易的竞争变得激烈起来，第一次有记录的海战发生在撒丁岛附近。 ^[7] 尽管有显而易见的危险，但到这个时候，海上运输已经轻松地超过了陆地运输，使地中海成了一个由互相交织的航线组成的圈子，各地的海岸和港口都面对着它。 ^[8] 由于航线和航海技术开始将海洋缩小为一条宽阔的河流，这一持久的现实创造了另一种认知。

贸易、联系和交流的急剧增加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海上贸易为进步、变革和赋权的理念提供了载体，这是一种另类的文化模式，挑战了同时代陆上强国的停滞状态：哲学家和统治者都害怕“引发堕落的海洋”，它威胁到了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 虽然船只是被派去进行贸易的，但它们运回的不仅是货物，还有人、思想和形象。这些非精英旅行者跨越了总是对所有人开放的海洋，把地中海东部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地区和帝国连接在一起。基于海洋文化主要是在港口城市以及与之毗邻的内陆地区传播。经由海洋，知识可以自由地相互连通，但这改变了信息，并把精英排除在外。在海洋文化眼中，生活的每个方面所具有的意义如此不同：当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祭司长们为了从星象变化中找寻预兆而研究天空时，水手们却在仰望天空以开发“寻找避风港”的航海技术，并把它置于他们世界观的中心。这个过程是双向的：希腊人从埃及学到了雕刻艺术，却把一种更加人文主义的文化之生命和活力注入尼罗河上静谧的众神身上。埃及人把船的样式从尼罗河带到了腓尼基，在那里，它们被转化成适合航海的样式。我们知道，这些文化交流影响了希腊航海的发展；同样的，交流也有充分的能力为双方带来丰富的思想货物。

在古代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海洋仍然是一种威胁，而不是机遇。佩里格林·霍登（Peregrine Horden）和尼古拉斯·普赛尔（Nicholas Purcell）得出结论，尽管海上贸易在古代地中海共同体的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但“希腊和罗马作家普遍认为，这种海上交流的影响深深地破坏了良好的社会秩序”。 ^[9] 虽说国王、祭司和静态文化的焦虑不难想象，但就连希腊人也相信，在船只和贸易出现之前有一个“黄金时代”，那时候没有金钱或令人堕落的航海。他们认为，土地和农业在道德上优于航海。罗马把这些思想传播给了早期基督徒，他们担心，对海洋有更多的了解会对他们造成“腐蚀性”影响。这种在贸易、渔业和农业之间人为制造出来的道德差异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地中海人民一直都是同时利用陆地和海洋来获取食物的。

忒修斯（Theseus）的线团和跟它配套的米诺陶诺斯（Minotaur），以及伊阿宋（Jason）和阿尔戈英雄（Argonauts）都反映了故事的阴暗面。 ^[10] 金属贸易是冲突的根源，而它们带来的经济影响改变了国家内部的权力平衡，降低了土地财富的政治分量，把权力交给了新来者。金属贸易的利润使海权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模式。虽然铁比铜和锡更容易获得，但是铁的普遍存在也鼓励人们更多地使用金属以及运输它们。

要运输沉重的金属矿石和钢锭就必须完善船舶的设计，这为其他不那么笨重的商品，例如甲板货提供了机会，专业承包商也应运而生。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以及腓尼基和希腊的城市营造了推动青铜时代经济的连通性，把思想和交换手段传播开来。腓尼基人创造了一种字母书写语言来简化贸易，希腊人出于同样的目的对它进行了改造。埃及象形文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一直被禁锢在祭司长的仪式世界里，它们注定要被国际贸易摧毁。东亚语言中复杂的习惯用语同样不适合国际交流。货币是海上贸易的另一个成果，它也是在海洋城市里作为交换手段和海洋身份的象征被发展出来的。

尽管在文化上还有所保留，但由于海上运输比陆上运输容易得多，也便宜得多，海洋还是成了想象出来的古代地中海世界的中心。海上航线将该地区塑造成“一个由互相交织的航线组成的圈子，各地的海岸和港口都面对着它” ^[11] 。早在海洋具备战略意义之前，这个体系就已经将经济交流与文化交融结合在了一起。

到公元前16世纪中叶，赫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诸帝国等庞大的消费社会都从远超它们控制范围的地区进口木材和金属。乌鲁布伦沉船揭示的海洋经济把利凡特和第勒尼安海联结起来，为形成文化上与众不同的海洋国家和实施制海权战略创造了前提。贸易的规模和价值使海洋成为一个诱人的收入来源。帆船需要安全的港口，这推动了港口城市的发展。在那里，不断增加的人口为海洋商业和护卫提供了人手。 ^[12]

贸易使地处战略要冲的海洋城市和国家——大部分是腓尼基人建立的——变得富有，使人们的习俗和信仰传播开来，并重塑了地区身份，尤其是希腊沿海定居点的身份。然而，从港口向海洋国家和潜在的海权转变需要一定程度的稳定和安全，以应对来自大陆的威胁，利凡特的沿岸城市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内部稳定对鼓励投资和维持支撑海洋商业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来说至关重要。虽然青铜时代的贸易是以宫廷为中心的，但海洋社会明显要比同时代的陆地社会更具包容性，它们的贸易常常会把女性和非皇族成员牵涉进来。在这些基于贸易的政治体系中，政治权力是共享的。独立的海洋国家由“积累了与其细小规模极不相称的大笔财富的海上贸易家族联盟”来治理。 ^[13] 来自乌加里特（拉斯沙姆拉）的档案显示，当时在那里已经有了一个拥有真正政治力量和繁荣的海洋文化的商人阶层，但从这些档案里却找不到任何它拥有海军力量的迹象。乌加里特作为美索不达米亚与地中海世界之间的商业纽带而繁荣起来。然而，这样的城市在大型陆地国家面前毫无反抗之力。

相比之下，位于岛上的克里特作为一个海洋国家就可以逃脱征服的威胁和纳贡的要求。公元前2200年之后，当位于东地中海的海洋城市大多遭到破坏时，克里特经历了戏剧性的社会变革，在公元前1950年前后达到繁盛的顶峰，进入第一王宫时期。帆船的发展使克里特从一个孤立的经济闭塞区转变成一个从战略上来说很安全的长途贸易枢纽。位于克里特岛南海岸科墨斯（Kommos）的港口非常适合利用盛行风，使克里特商人能够进入利凡特、塞浦路斯、爱琴海和意大利水域。克里特成了“海运专用网络”的中转站，这个网络包括了在传统的财富来源基克拉泽斯群岛（Cyclades）上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都有用经过切割的岩石建造的码头，以方便航运业务。克里特以羊毛、葡萄酒、油和木材为交换，进口作为主食的小麦。

克里特成了一个重要的海洋强国，拥有遍布整个地区的航运和贸易联系，但正如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观察到的，它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海军”强国。它没有要与之战斗的敌对海军，也不寻求大陆政治权力。 ^[14] 但他的马汉式分析忽略了更重要的一点。米诺斯人没有必要为了制海权而战：他们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就在经济和战略用途上获得了对海洋的有效控制。因此，他们不需要强大的海军力量。类似的，修昔底德把米诺斯海权当成是雅典海权的先驱，但他那个时代的海权，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功能上都与米诺斯的大不相同。米诺斯“海权”——一个由许多贸易站点组成的网络——是个典型的海洋国家：弱小，但灵活，而且在经济上很有效率。克里特人不但不和那些庞大的陆上帝国竞争，还反过来依靠它们取得繁荣。

帆船的使用、孤立的地理位置和不断扩大的贸易为克里特的海权创造了条件。米诺斯人很可能有一支海军，用以打击海盗——这是海权的传统任务——压制竞争对手、保护殖民地和索取税收。直到公元前1200年，克里特一直凭借在与埃及和腓尼基的贸易中获得的利润维持着充满活力的宫廷文化。从同时代的阿克罗蒂里（Akrotiri）遗址中发现的壁画展示了形状独特的战舰和贸易船只。 ^[15] 对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鼓励海上贸易商减少中间人、超越陆上商路、提高航行速度、降低货物成本，从而创造竞争优势。新的海上商路促进了航海知识的发展，而为了控制这些商路展开的斗争将会导致海战、制海权战略和海权国家的产生。

公元前1950年到公元前1700年间，克里特岛东部兴建了大型的地区中心。尽管这些中心在公元前1700年的地震中毁于一旦，但它们很快就被重建了。然而，重建的中心又惨遭祝融，之后，人们在克诺索斯（Knossos）重建了一座宫殿，直到公元前1050年，它还在被人们使用。这些宫殿建筑群把政治、宗教功能与贸易、制造和储藏结合在了一起。克里特文明身上有着商业/文化网络的印记，这些网络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经叙利亚延伸到爱琴海。克里特的宫廷文化深受古老的陆地社会的影响。而从它这里运回去的货物中，有一部分是观念和手工艺品。

克里特和乌加里特的成功表明，虽然陆上强国可以控制土地，但它们不能控制海洋或控制输送关键资源的海洋城市。 ^[16] 海洋国家用贸易和贡品换来了相对的独立。然而，一切都取决于良好的贸易状况。事实证明，克里特人与埃及喜克索斯王朝 的贸易为期不长，这一王朝以尼罗河三角洲上的阿瓦利斯（Avaris）为根据地，阿瓦利斯是那个时代的巨型商业都市。底比斯的埃及精英们毁灭了喜克索斯王朝，破坏了他们的首都和他们与地中海的贸易联系，再次把权力移回国家的中部，恢复了古老的内向型文化模式。这些变化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克里特社会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就不再以海洋为基础，而被希腊迈锡尼文明的大陆意图所支配。位于大陆的乌加里特则在这一时期被摧毁了。

米诺斯海权在一个把各主要国家和获利丰厚的中间商联系在一起的开放式贸易网络中兴起，也在这个网络中衰落。 ^[17] 这个网络以海洋为基础，以船只为动力：它对从事海运的克里特和腓尼基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它对位于该体系东部和南部边缘的大型内陆河流帝国所造成的影响。海权可能会在地震和海啸中幸存下来，但它经受不住地区贸易体系崩溃的打击。没有贸易，海权就无足轻重了。

克里特人的遗产在希腊人中间流传了下来，这是一种对古老航海文化的民间记忆，荷马（Homer）曾在他的故事里提到过它，希腊语中也有许多克里特词汇，比如塔拉萨（thalassa） ，还有小麦、橄榄、葡萄和无花果的名字。当希腊人创造出下一个海权的时候，他们的知识分子利用了这些记忆。到公元前14世纪，东地中海把青铜时代的三大帝国——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安纳托利亚的赫梯——联系在了一起。这三大帝国都依靠利凡特和米诺斯城市来进行贸易，交易品有雪松、船只、地方手工制品、锡、塞浦路斯的铜和进口奢侈品——其中包括深受埃及艺术家喜爱的阿富汗青金石。贸易和制造业的这种合作反映了埃及财富的吸引力。沿海城市靠着满足位于内陆和以陆地为中心的大国的需求繁荣起来。利凡特的城市可能已经臣服于赫梯或埃及统治者了——这两者的势力范围一北一南——但在一个多极世界里，它们仍然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行为体。 ^[18]

这个体系在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800年崩溃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摧毁了赫梯帝国，严重损害了埃及的元气，还使整个地区的精英社会瓦解了。然而，海上贸易仍在继续，许多位于利凡特的贸易中心幸存下来了。盛产铜矿石的塞浦路斯遭到了破坏，但迅速恢复过来，并在接下来的三百年里成了海上贸易的中心：“积极进取的商业企业家精神”与“日益成熟的远洋航行技艺”相结合，在公元前13世纪把塞浦路斯的货物带到了撒丁岛，在那里，人们用金属来交换它们。 ^[19]

贸易得以延续是因为水手们发展出了利用海风、洋流和天体运动的能力，他们还留下了如何躲避登陆危险的经验，其中包括与人类打交道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各种风险——从被课税到遭到奴役，不一而足。海上航线降低了贸易成本，增强了地中海沿岸商人反对垄断贸易的浪潮。塞浦路斯处于这些行动的中心。通过铜的贸易，塞浦路斯人率先打开了通往西方的航线。新的贸易体系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比旧的宫廷体系更灵活，这强调了开放的政治结构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贸易和文化构成的这种极具侵略性的混合物使陆地社会大为惊恐。埃及人将入侵的“海上民族”妖魔化为文明的敌人，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反映了大陆对所有来自海洋的事物具有的持久厌恶，这个隐喻吸引了那些觉得自己更“文明”的人。将“海上民族”确定为一个特定的种族群体表明静态社会无法理解那些靠海为生的人，以及现代学者希望为青铜时代找到一个恰当的启示录式结局的愿望。当时有许多人来往于海上，他们没有共同的文化，也不属于同一个种族，他们的共同点只有一个，就是想要通过海洋来实现他们的经济目标——从掠夺到定居，各自不同。他们冲垮了那种受限于宫廷的海洋贸易经济模式和它在其中运作的静态社会。这个过程的焦点可以从塞浦路斯的青铜神像和忧心忡忡的埃及祭司在寺庙墙壁上画下的“海上民族”之间惊人的相似性中推断出来。埃及人对这些不属于任何国家的旅行者很头痛，他们没有可以回去的家，也不服管教，很难向他们征税，更别说他们还带来了分享政治权力的危险观念。当大多数文化都把海洋视为危险和堕落的源头时，指责“海上民族”破坏了文明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情。埃及人的著作——它们与修士们对维京人活动的记述有着引人注目的相似之处——可能对柏拉图的观点造成了影响。

陆地上的城市和国家被静态的、单一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所束缚，当它们失去对金属供应的控制时，就没有多少价值了。新式商人之所以能获得成功，是因为他们追求的是利润，而不是土地和权力的象征，而且他们还发展出了一种使其能够为了共同的经济目的而合作的政治结构。冶铁技术的传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船舶来进行的——也有助于结束宫廷对贸易的垄断。海上民族通过出海和一起工作，摆脱了王室的控制，旧日的停滞状态被他们冲垮了，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甚至会诉诸暴力。

在利凡特沿海、塞浦路斯和克里特，产生了一种新型国家，它把商人国王和商业冒险家结合起来，使当地的生产和海上贸易融为一体。这些国家多半都只比最小的“城市”大一点，但却拥有令人惊叹的财富。腓尼基人的港口——它们似乎与海上民族有密切的联系——就是其中的典型：“它们由分散于各处的商人共同体拼凑而成，是海上贸易而非领土确定了它们的范围。” ^[20] 这种非同寻常的腓尼基共同体从公元前1500年前后一直存在到了马其顿人征服该地区并将之希腊化时。埃及的衰弱和经济停滞以及赫梯帝国于公元前1140年左右崩溃，使地区经济陷入低迷，而它们迅速从这种低迷中复苏过来。当爱琴海地区以宫廷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崩溃时，它们被新的政治组织所取代，这些新生组织简直就是大获成功的腓尼基海洋国家的复制品。

按照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决定论式观点，腓尼基是“迫于环境而成了一个海权”。腓尼基城市出现在一个沿海的狭长地带中，这里散布着许多有用的港口，其中有些是天然的，但人造的越来越多，这个地带没有几处地方超过7英里 宽，大部分地区背靠着遍布森林的山脉和陡峭的山谷，因此，腓尼基城市几乎不可能成为重要的陆上强国。相反，它们彼此保持独立，并且日益海洋化。约翰·罗斯金在《圣经》中读到的推罗城是一个岛屿，有一个天然港口，后来又另外建了一个人造的避风港作为辅助，它还拥有一处淡水泉眼。这是海权的理想处所，只要它能控制海面，输入粮食，它就是安全的。 ^[21]

腓尼基城市在公元前12世纪成为连接东西方的主要贸易中心。当埃及重振雄风，再度开始进行贸易时，位于腓尼基城市群最南端的推罗变成了最重要的城市。它开辟了通往爱琴海以及经以色列和红海通往东非的长途贸易。推罗紧紧地跟随地区势力消长的步伐，一旦埃及恢复过来并洗劫了耶路撒冷，它就马上和以色列断绝了关系。作为一个从事海洋贸易的国家，推罗人自己的利益是最优先的，他们有一个优秀的情报网络来帮他们做决定。 ^[22]

当人们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拥有的土地，努力开发更先进的农业方法时，腓尼基人靠贸易和工业养活了自己。制造业为开往外国的船只提供了货物和交易品。推罗的染料和染色布料享誉整个古代世界，他们的金属、象牙、宝石、陶器和玻璃制品也很有名。推罗人开创了夜间远洋航行的先河，就连居住于内陆的以色列人也认为这一成就值得被记录下来。

爆炸性的经济发展使人们的政治野心膨胀起来。公元前1000年前后，与以往的贸易国家相比，腓尼基城市，尤其是推罗，“开始对地区贸易采取一种更为霸道的，有时甚至是将之看作自己领地的态度，由此，它们在国外的政治行动更加明显地被经济逻辑所支配”。这些海权帝国的雏形使用岛屿和港口作为贸易站点和航线站点，控制海上通道和贸易而不是领土。腓尼基人在塞浦路斯、西班牙南部的加的斯和撒丁岛建立殖民定居点以获取金属供应，其中加的斯盛产银和锡。公元前8世纪，为了给前往那里的船只提供补给，他们建立了迦太基。 ^[23] 后来的海权帝国也同样利用了这些岛屿，这并非巧合。

铁的广泛使用结束了青铜商人的垄断优势，而且，公元前1000年左右，亚述军队来到了利凡特海岸，要求这一地区对帝国纳贡称臣，腓尼基海权摇摇欲坠。埃及对此做出了回应：公元前10世纪，一个新的利比亚王朝把首都迁回尼罗河三角洲上的塔尼斯（Tanis），抬高征服海洋的神赛特（Seth）的地位，并从爱琴海地区招募雇佣兵。亚述和埃及这两个超级大国的航运都要依靠利凡特和希腊。 ^[24]

公元前9世纪，腓尼基人吞并了塞浦路斯，以控制铜贸易和塞浦路斯人在第勒尼安海的商路，北欧的锡就是通过这些商路进入地中海地区的。塞浦路斯和希腊之间也有贸易。一拨又一拨的战士、商人和工匠在遥远的地方定居以获得金属和进行贸易。 ^[25] 他们的行囊里装着独特的海权文化，以船舶为标志，商业为表达，实行多元化政治。公元前7世纪，当亚述征服利凡特和埃及，建立普世君主国时，海权的吸引力变得明显起来。一个拥有庞大军队的消费国家亚述通过征服埃及，迫使推罗顺服于它，在这个地区，埃及是最后一个有实力抗衡美索不达米亚帝国的国家。这迫使腓尼基城市为亚述服务，被整合到它那追求更多贡赋的战争机器里，它利用他们的技术建造舰队并提供战争物资。 ^[26] 为了满足这些贡赋要求，腓尼基城市扩大了国际贸易和国内制造业，而军事化的陆上帝国统治、战争、攻城和不断增加的贡赋支付量都推动了位于迦太基的推罗定居点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公元前800年前后，腓尼基人开始在地中海西部殖民，定居点位于西班牙临大西洋的海岸上，越过了赫拉克勒斯之柱，它的名字是加的斯。加的斯是一个岛屿，距离当地的主要港口塔特索斯（Tartessos，古名为韦尔瓦，Huelva）有6英里，腓尼基人选择这样一个与陆地分离的位置定居，可以避免当地人觉得他们对土地怀有野心，也便于防守。 ^[27] 它成了里奥廷托（Rio Tinto）地区的金属出口和大西洋锡贸易的中心。以拥有良港的岛屿为定居点，表明定居者把海洋当作他们的生活重心。腓尼基人用制成品和奢侈品，如葡萄酒和精致的陶器来交换当地的矿石和金属。塞浦路斯、克里特和拉科尼亚（Laconia）是他们早期的贸易伙伴，腓尼基人从这些地方获取铜和铁，荷马在史诗中屡次提及腓尼基人的航海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撒丁岛和西西里也跟这个体系有关。腓尼基人的殖民活动相对较为灵活：他们想要的是贸易，而不是领土。

腓尼基与加的斯地区的商业联系似乎在公元前573年巴比伦洗劫推罗之后就衰退了，但是迦太基人在公元前3世纪使这种联系复苏了。地中海西部的其他腓尼基人定居点也落到了迦太基人手里，其中包括伊维萨岛（Ibiza）以及位于撒丁岛、西西里和最西边的沿海城镇，比如在葡萄牙和摩洛哥临大西洋的海岸上的居民点。 ^[28] 这些偏远的居民点重视航海和商业知识，把它们保存了下来，而推罗和迦太基都遭到了残酷的破坏，它们的书面记录是写在容易损坏的材料上的，再加上人们对历史上的“失败者”缺乏兴趣，结果，关于它们几乎没有多少证据幸存下来。由于与母城距离太远，腓尼基殖民地迅速发展出了独特的经济和政治观念。

腓尼基和希腊的海洋国家被证明是活跃的殖民者。他们寻找岛屿或孤立的地点，以获取金属、农地或航海用的战略基地：这些基地有助于确定势力范围，还能为用来控制海上交通的战舰提供支援。 ^[29] 殖民地和其母邦之间的文化联系非常紧密。到公元前7世纪末，腓尼基人和希腊人之间的贸易已经垮掉了。围绕贸易和资源展开的冲突可能是公元前6世纪末腓尼基世界普遍遭遇危机的结果，巴里·坎利夫（Barry Cunliffe）把这场危机与青铜时代的结束联系在一起，当时以控制青铜为基础的社会被控制农产品剩余额的社会所取代。其原因可能包括铁的广泛供应和人口的显著增加， ^[30] 这些发展使陆上大国能够发动大规模战争。

希腊人的挑战迫使腓尼基人与地区内的盟友合作。公元前600年，腓西亚的希腊人在伊特鲁里亚经济区的马萨利亚（Massilia ）建立了殖民地，把腓尼基人从阿尔卑斯山那边的市场中赶走，控制了西地中海的大部分海岸。60年后，由于波斯占领了他们的祖国，更多逃离家园的腓西亚人接管了阿拉利亚（Alalia，现代的阿莱利亚，Aleria）的国际贸易中心，这侵犯了伊特鲁里亚和迦太基的利益，并在公元前535年左右在撒丁岛附近引发了一场重要的海战。这场战斗可能造成了马萨利亚商人在几年后被赶出加的斯的后果。最终，腓尼基人的势力范围包括了北非、西西里岛西部、撒丁岛南部以及加的斯以西的海域，而希腊人则控制着爱琴海、亚得里亚海和意大利南部：第勒尼安海被一分为二。 ^[31] 制海权战略控制着进入关键市场的机会，划定了“势力范围”，因为海权会为了维护由贸易而非领土界定的专属利益范围而战。

迦太基的制海权让希腊商人无法接近西班牙南部大西洋沿岸的丰富矿藏。对希腊人来说，“赫拉克勒斯之柱”就是世界的尽头，因为加的斯的迦太基战舰阻断了通往更远的海洋的通道。 ^[32] 对海军力量的战略运用表明，到公元前6世纪或前5世纪时，迦太基人已经发展出一种与地米斯托克利在公元前5世纪80年代提出的海权概念相类似的概念了。虽然腓尼基人的思想影响到了希腊海洋文化的各个方面，但他们看待海权的方式基本上还是海洋/经济的，而希腊人在这方面的想法则总是包含着强烈的军事因素。在腓尼基人那里基本上找不到尚武文化的踪影，正是这种文化使得希腊政治变得好斗、分裂和傲慢。这种军事化的傲慢是希腊对海权之发展做出的主要贡献，鼓励它们为了贸易和独立而战。

作为人口有限的海洋国家，腓尼基城市在利用海上交通、金钱和结盟来比拼经济承受力的有限战争中是有效的，但事实证明，它们完全无法应付埃及、亚述、古巴比伦、波斯以及最终的马其顿王国的大规模军事力量。腓尼基城镇、城市和贸易站点惊人地相似：

它们都是紧凑的、地理位置十分明确的定居点，位于海岸边或附近，处于方便航行、容易防守的位置，很少有例外。离岸的小岛、半岛和岬角是最受欢迎的地方。作为贸易场所，它们几乎都位于有遮蔽的锚地（天然的海湾或港口、潟湖或河口）附近。 ^[33]

这些海权定居点主要由商业区、市场、仓库和港口组成。工业加工，包括气味难闻的染布，是在繁荣的居住区以外的地方进行的。这些城市一开始就有一个天然港口，而像推罗和西顿（Sidon）这种较大的遗址则还有另一个设计先进的人造港口，这个港口是用经过切割的岩石或直接凿开坚硬的岩石建造的。这些港口里都有海军基地，它们位于令人印象深刻的城市防御工事内，由狭窄的、有围墙的入口保卫着，战舰和海军基地控制着贸易路线。

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800年间，腓尼基的“商业、海运、中间商社会”通过向私营贸易征税变得富有起来。然而，他们的集体身份是由他人建构的，就连“腓尼基”这个词也是希腊人发明的。他们脆弱的纸莎、纸草记录大部分都消失了，腓尼基人的历史落到了他们那缺乏雅量的希腊竞争对手、以色列邻居以及被布匿战争重创的罗马人手里。 ^[34] 结果，证据的缺失掩盖了腓尼基人在创造海权上的功绩，关于他们的先驱作用和精湛技艺，留存下来的记录很少。

幸运的是，有种极为重要的文物——腓尼基钱币，揭示了他们的自我形象。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钱币被广泛使用，它为出口商品提供了一种方便的支付方式，而且也是展示战略和文化力量的一种工具。许多钱币上有战舰的图案；西顿的钱币上有大海和城市的图案，而在城墙前面就有一艘战舰。马头鱼尾兽（hippocampus），或者说海马，强调了陆地和海洋之间的联系，而把雅典的猫头鹰和埃及的连枷、曲柄权杖结合在一起的推罗货币反映了一种把新旧事物联系起来的文化：用希腊货币的重量标准来铸造钱币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35]

充满活力的海上贸易与包容性政治的发展之间的重要联系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腓尼基城市的政治结构反映了商业/海洋的目的。它们的国王可能掌握着政治上的主动权，在宗教上也有一定的重要性，但他们通过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与商业精英分享权力。让富有的商人拥有选举权，这把政策与经济利益捆绑在了一起，确保国王不会忘记海洋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并为那些拥有船只的人发声，正是这些船只使得腓尼基城市变得重要。这些小城市的人民需要成为政治现实主义者：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作为大国的附庸生活着的，必须通过及时的让步、提供支持和缴纳贡赋来确保自己的经济利益。

随着航海距离越来越长，商人们需要资金来为投资和进款之间的那段时间提供保障。银行业由此而生，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个把贸易与投资联系在一起的金融“城市”。海上贸易的急剧增长可以通过高效的港口基础设施的发展来衡量。公元前1500年之前，帆船已经可以停靠在码头上，不再需要依靠驳船来装卸货物。随着交易量的增加，比布鲁斯（Byblos）等较小的港口被西顿和推罗等大型的、拥有多个港口的城市所取代。到公元前1000年，利凡特和地中海东部有了许多专门建造的码头，用来进行矿石、金属、木材和石料的大宗贸易。人们建造了人工港口，挖掘运河以便在它们之间运送货物，或是把货物运往市场。 ^[36] 经济回报清楚地证明这种做法是合理的。在潮差较小的地区，依靠简单的设备就可以随时装卸货物。推罗人在城市北边建造了一个6公顷大的人工港口，通过运河把它与岛屿南部的天然港口以及主要的市场区域连接起来。

位处岛上使推罗成了那个时代最宏伟的城市，凭借阿拉伯半岛和西班牙之间充满活力的贸易往来，它的财富惊人的丰厚。孤立的位置、身份和海权之间明显的协同作用被记录在以色列人的著作中，他们对邻居的繁荣大感惊奇。这座人口密集、高楼耸立的城市用航标和一位合适的新神麦勒卡特（Melquart）——他是循环复苏的丰产之神，也是海洋和海外冒险之神——取代了防御性的城墙。他的神庙成了为之提供资助的海上商人的导航灯塔。这座神庙有两根用黄金和翡翠做的柱子，地中海人关于它们的传言在加的斯的麦勒卡特神庙里都能听到，而在塔特索斯的神庙里则有它们的青铜复制品。 ^[37] 这两根柱子就像“赫拉克勒斯之柱”一样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赫拉克勒斯正是希腊版本的麦勒卡特。使用宗教建筑来实现这些平淡无奇的贸易功能强调了海洋在腓尼基文化中的中心地位。这些发展反映了这一地区虽然处于外部大国的控制之下，但仍保有相对的自由，这种自由使推罗得以吞并西顿，并与以色列进行粮食贸易，以便把劳动力集中在经济作物上。虽然这种“海上帝国”的模式会在军事大国重返该地区时被摧毁，但它是“一种战略出现的预兆，之后，地中海地区的海洋城市将会胸怀更大的抱负来采取这种战略” ^[38] 。推罗的政策选择与后来那些海权的政策选择之间的相似之处反映了经久不变的经济和战略现实。

腓尼基海权的工具是双列桨座战船（bireme），这是一种空间紧凑，但坚固的船，非常适合装载货物或与其他划桨船作战。相比之下，腓尼基军队除了防御城市之外并没有多大用处。它们的大部分军队是由盟国的军队和雇佣军组成，而本国人则组成了一支小小的“神圣部队”，负责执行仪式和维护国内治安。在面对美索不达米亚帝国主义者派来的大军和攻城器械时，这些城市毫无办法。腓尼基人自命不凡，但他们这个弱点实在致命。这表明了迦太基在试图成为一个大国的过程中偏离腓尼基模式有多远。迦太基的毁灭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教训：海权只有作为联盟的一员时才有可能击败大陆霸主。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500年间，地中海变成了一个单一的经济体系。公元前8世纪中叶有一个比较寒冷、湿润的时期，这提高了农业产量，使人口激增，有可能让爱琴海地区的人口翻一番。随后粮食产量的下降促使人们转向海外市场，对那些依赖进口粮食的人来说，海上航线和殖民地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对希腊雇佣军的需求可能也相应增加了。

公元前8世纪，当亚述人控制了利凡特海岸时，推罗即使位于岛上也无济于事。这座城市巧妙地遵照条件顺服于帝国。为了向亚述缴纳作为贡品的银，推罗人把他们的贸易圈扩展到了地中海对面，推动货物、人口和思想跨越遥远的距离向外传播。贸易并不局限于地中海地区：在远至英格兰的范围内，北欧的产品和金属矿石被用来交换地中海货物。 ^[39] 这些贸易中有许多是围绕撒丁岛展开的，在战略性的制海权产生的过程中，这座岛是一个焦点。腓尼基人经常利用外交关系来积极地寻求新市场。贸易和不断扩张的城市把铁器时代的地中海连为一体，为罗马的统治创造了先决条件。 ^[40]

腓尼基海洋国家在地区处于相对平衡的时期繁荣起来，通过让两个或更多的大国相互竞争来保持独立。然而，当普世的军事—官僚国家亚述在公元前8世纪中叶征服利凡特时，好日子就到头了。推罗虽然得以幸存，但其他的腓尼基城市都被征服了。另一个大国埃及在一个世纪之后被征服，消除了地区平衡的最后残余。亚述人在富丽堂皇的宫殿建筑群的墙上庆祝他们的胜利，在那里，利凡特的城市和船只与其他被奴役的人民挤在一起，出现在征服者的艺术作品之中。在亚述的统治下，贸易衰退了，被征服的土地由外国官员统治，人民被迫迁徙，对贡品的索取与日俱增，再加上“区域经济的强化和重组”，创造了一种“指令性经济”，这是大陆帝国的正常模式。 ^[41] 在多极的国家体系中，商人可以设法减轻税收或破坏税收对他们的影响。正如弗雷德里克·莱恩（Frederic Lane）所观察到的，“一位国王消灭了他的商人，就会削弱他与其他国王竞争的能力”。多极国家体系所带来的经济机会能让更多的财富留在个人手中，而个人往往会利用这些财富来进行创新。 ^[42] 普世君主们没有这样的自律。

亚述需要的金属越来越多，并推动了地方经济专门从事布料、染料、象牙和其他奢侈品的生产，以服务于帝国的目的。推罗在公元前730年进贡了4500千克黄金，这或许就是长途贸易剧增和公元前701年推罗人发动起义的原因。许多推罗人跟随他们的国王流亡到了塞浦路斯。一同起义的其他城市则被重建为亚述的领地：西顿被重新命名，变成了一个有用的经济工具，用来控制推罗，此时，推罗在内陆地区的领土已经被剥夺了。 然而，亚述的军事力量被限制在坚实的陆地（terra firma）上。辛那赫里布国王（King Senna cherib）在尼尼微（Nineveh）的宫墙上设置的浮雕显示，推罗的舰队在公元前702年从他的军队手里逃脱了，而他并没有追击它们的力量。 ^[43]

推罗人的起义为希腊商人创造了一个经济机会，他们的城市仍然处在美索不达米亚大国无法企及之处。希腊人对腓尼基人的模仿结合了钦佩和怀疑。腓尼基人的饮食和酒文化还有字母语言对希腊的影响意味着密切的接触和自觉的借用。从伊比利亚到阿提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腓尼基人的文化和身份被广泛地模仿了。确实，海权的历史就是部无穷无尽的、知识上的模仿史。海权国家通过殖民来进行扩张，从而增加了这些观念的影响范围和分量。为了控制贸易路线而占据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和河口，是随着人们获得当地身份而放弃国王统治制度的首批地点之一。在这些地方，由于害怕来自外国商人的竞争，中间阶层很快就对“他者”进行诋毁和定型。腓尼基人擅长欺诈和贪得无厌的名声就是希腊人编造出来的。 ^[44] 这些观念在不断扩张的商业城镇中迅速传播，这些城镇是公元前7、前6世纪所形成的新兴文明的中心。海上贸易通过迫使各国确立核心价值观，并通过法律维持这些价值观来让各国文明化。随着社会变得稳定以及民众得以分享政治权力，其军事力量从混乱变得有序，从战士和海盗演变为公民军队和常设海军，服务于国家利益，而不是精英统治者。

亚述帝国灭亡之后，短命的新巴比伦王国获得了利凡特的统治权。新巴比伦王国吞灭了它的前辈，破坏了腓尼基城市，在公元前587年洗劫了耶路撒冷并掳走了那里的人民，还围困推罗13年，最后在公元前572年占领了它。推罗的最后一位国王在囚禁中死去。西顿屈服于这场风暴，因而得以幸存，成了利凡特沿海的主要城市——在征服者的浪潮退去之后很久，它仍然保持这个地位。新巴比伦王国的专制主义、残酷的资源榨取以及对包括基于海洋的共和制寡头政治在内的其他文化模式的毁灭，都是普世君主国的典型特征。腓尼基在美索不达米亚帝国主义者的野心和不加思索的残暴之下失去了它历史悠久的海上支配权，他们为了追求中央集权而摧毁了海上贸易。西普里安·布鲁德班克（Cyprian Broodbank）指出：“对某些高度大陆化、以冲积平原为中心的帝国而言，来自海洋领域的混乱所造成的威胁超过了其经济吸引力和利益。” ^[45] 然而，巴比伦无法压制海上活动，它继续运作，造福其他海洋强国。

在地中海经济急剧扩张之际，为创造海洋经济做了大量工作的腓尼基人却再也无法从中获利了。腓尼基人的生意越来越多地落到“自由的”希腊人和迦太基人手里，与老对手腓尼基人相比，他们拥有明显的经济优势。当波斯在公元前539年征服巴比伦时，西顿仍然是腓尼基最主要的贸易城市和海军总部。波斯让沿海的贸易城市别无选择，只能服从、纳贡和服务于它：对叛乱的惩罚是死亡、破坏和更高的税收。相比之下，小亚细亚的吕底亚王国通过鼓励商业和适度征收贡品而兴盛起来。 ^[46] 克罗索斯（Croesus）的智慧强调了海洋国家和大陆军事帝国的区别。

在一个多极时代里，凭借联盟、金钱和外交手段，推罗和后来的迦太基免于遭受更强大的国家的沉重打击，以准独立的经济海洋行为体的身份繁荣起来。就算出现了军事超级大国也不是一场灾难，只要存在至少两个这样的国家，其势力相互牵制，就能给海上强国留下可以操作的空间。但它们无法与建立了霸权的超级大国竞争。当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摧毁推罗，罗马把迦太基夷为平地时，他们存心要消灭的，正是“海权”这个概念。

美索不达米亚的普世君主国消灭了只有在势力均衡时才能存在的腓尼基海洋国家，并促进了真正的海权的产生。随着优势的天平向更大的港口和贸易共同体倾斜——这些港口和贸易共同体可以为商业提供保护，并为海上基础设施、码头和港口的建设提供资金，以促进贸易——它们出现在快速扩张的城市中，这些城市成了地区经济生活的中心。这些城市还建造了大型的寺庙，它们可以充当导航灯塔。寺庙跟灯塔使用的是相同的工具、技术和材料，这表明经济和文化所关注的问题之间有着重要的协同作用。这两者的资金来源都是税收，或是富裕公民祈祷时的供奉。迦太基是当时地中海地区最大的城市，它靠贸易收入迅速发展起来，意大利中部和爱琴海的城市也是如此。

这些变化与海洋城市政治结构的转变有关，这一转变始于迦太基，时间为公元前650年左右。这个过程使商人获得了特权，同时增强了中间阶层在希腊海洋世界里的政治作用。现在海洋城市的统治者——国王、僭主或寡头，做什么都必须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与同时期的大陆军事强国不同，迦太基由一个元老院和两名每年通过选举产生的执政官——也称苏菲特（suffetes）——统治，他们都来自精英阶层。 ^[47] 执政官“从土地、船只和贸易的结合中获得权力，通过与祭司的关系得到认可”。为了巩固新生国家，祭司们尊奉了一位新神：巴力·哈蒙（Baal Hammon），用他取代了实行王制的推罗所崇拜的神麦勒卡特。 ^[48]

公元前566年，雅典设立了泛雅典娜节（Panathenaica），这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国家宗教节日，把昂贵的仪式与大规模分发肉食结合在了一起，肉食对大多数雅典人来说是种奢侈品。这可能是对腓尼基的发展所做的一种有意识的仿效，也可能是海洋国家的政治、字母文字、商业和银行业的协同作用在希腊引发了与腓尼基相似的现象。正如柏拉图所观察到的，严格来说，这些观念是通过海上贸易传播的。为了资助和保护海上贸易，海洋国家实行了寡头政治甚至是民主制。当雅典的寡头把较低阶层带进大众参与的民主制度里，以约束其他寡头时，他们创造出了一种公民生活概念，这种概念强调辩论、权力分享和进步。梭伦（Solon）把精英责任变成了公民义务，尽管这个促进社会平等的过程进展得很缓慢。

为了获得经过扩大的全体公民的同意，新式的政治领袖会向他们展示政府的慷慨大方和恢宏气度——开展与来自本地区以外的观念和方法有关的文化活动。萨摩斯岛（Samos）的波利克拉特斯（Polycrates）雇用了美索不达米亚的科学家和天文学家，建造了一座图书馆，组建了一支配有船坞的战舰舰队，以加强他的合法性。 ^[49] 后世的希腊作家断定他把萨摩斯变成了海权。希腊人和腓尼基人都以埃及模式为基础，建造了巨大的寺庙和纪念性雕像，以显示他们的力量和身份。

这些发展反映了海上贸易的迅速扩大，运输成本的下降创造了一个泛地中海市场，将贸易集中到越来越大的地区中心。到公元前6世纪晚期，爱琴海成了一个主要的贸易产生地，成了“新利凡特，一个独立的、活跃的海上贸易中心的集合体，在东方那庞大、集中的消费者世界和分散在罗盘其他方向上的不断扩展的资源和市场马赛克之间起着接口作用” ^[50] 。亚述人在征服利凡特以后，迦太基开始向一个独立国家演变，尽管它与利凡特还有文化上的联系。巴比伦对利凡特的征服完成了这个过程，它彻底地破坏了腓尼基人的交易体系。迦太基从腓尼基商人和水手的大量外流中获得了很多好处，为了控制伊比利亚的贸易，它封锁了西部海洋。这些野心体现在罗马与迦太基的各种条约中，它通过专业的海军部队和由国家控制的港口来实现这些野心。在选择独立的同时，迦太基也选择成为一个海权。

腓尼基的毁灭还给希腊水手创造了机会来利用其遭到打击的前辈的知识和方法。可以在雅典文学中找寻这一过程的踪迹，在这些作品中，大海开始占据中心地位，一些作家开始质疑汗流浃背的桨手和贸易在公民生活中所处的不起眼地位。萨拉米斯战役之后，雅典人选择以西顿战舰作为胜利仪式上的祭品，这是对腓尼基人高超的航海技能以及他们在创造海权文化中所起的关键作用献上的敬意。最终，希腊共同体为使他们得以繁荣昌盛的独立而战——这就是他们所珍视的自由。他们为之战斗的观念和使用的许多工具——从三列桨座战船到字母文字——都带着更古老的文明印记。雅典海权深深地扎根在一个更古老的文化之中。

公元前的贸易网络变得越来越高效，城邦的自我意识也越来越清楚。旧日把商业和肆意的暴力糅合在一起的贸易混战被“分割更明确的势力范围”所取代；希腊人和迦太基人划定了各自的专属海域，分别守护着它们。随着贸易的扩展和船只的增大，权力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早期的希腊商业领袖科林斯（Corinth）和埃伊纳（Aegina）让位给了雅典，雅典有更好的港口，其位置正好适合连通东方的贸易网络，而且它还拥有极为重要的白银矿藏。为了方便操作，贸易会在货物上岸时，也就是在港口和市场里被收税，这使大型贸易城市变得异常富有，特别是那些作为转口港的贸易城市。雅典创造了外邦人这种身份，以容纳涌入的富有商人，同时又承认本邦身份的重要性。大多数城市更喜欢独立的港口，以便把市民跟贸易中心的不稳定性和文化多样性隔离开来。罗马的港口奥斯提亚（Ostia）和波图斯（Portas）都与城墙相隔甚远。

公元前5世纪中叶，为了争夺贸易路线和经济区的专属控制权，专门用于战斗的舰艇——三列桨座战船和昂贵的常备海军出现了。在三列桨座战船时代，海军力量的成本迫使海洋国家去开发新的资源。到此时为止，私人拥有的多用途五十桨帆船（penteconter）——有两排桨，使用了多达50名桨手的船只——对贸易和战争来说已经足够了。但跟三列桨座战船相比，它们就不足道了，三列桨座战船是专门用来作战的舰艇，可以用它装备撞锤发动强有力的撞击，其上层甲板还能装载重装步兵，用来进行接舷战或两栖作战。三列桨座战船有三列坐成阶梯状、相互联系的桨手，船桨有170只，其配置以战斗为目的，能够通过撞击和使敌船丧失行动能力来解决对手。可以用一支三列桨座战船舰队来控制海洋，这依赖的是航海技术而不是士兵。赫尔曼·沃林加（Herman Wallinga）把这一技术突破归功于西顿和迦太基，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40年，此时距它们在第勒尼安海被腓西亚希腊人打败还没有多久。这种昂贵的新设计迫使各国建立自己的舰队，而不再依靠私人拥有的船只，并使海军力量集中到“几个特别富裕的城市”手里。 ^[51] 为了保护它们的投资，这些城市里建起了大型的船坞建筑群，可以把三列桨座战船拖到岸上晾干并进行改装。海权带来的经济利益证明国防支出的那些令人咋舌的增长是物有所值的：商人被吸引到了那些在保卫、税收和政治参与之间达到最佳平衡的城市里。边远地区作为供应中心、市场和殖民地，逐渐融入了新的地中海世界。到公元前500年，地中海已经有效地融为了一体，有着共享的贸易，以及共同的交换手段——还有日益标准化的战争方法。商业在主导着推动这种协同作用的文化交流。充满活力的城市和国家为了繁荣而时刻盯着大海；它们需要海军力量来获得必要的控制，在这个过程中，它们成了海洋国家。

随着海战规模不断扩大，海洋国家、小型港口城市或岛屿的战略潜能被海权，也就是有意识地选择海洋的更大、人口更多的国家压倒了。虽然雅典可能是从腓尼基和它附近的埃伊纳（Aegina）那里获得海洋国家知识模式的，但它拥有白银、繁荣的出口和对黑海地区粮食供应的控制，正是这些使它有能力成为一个海权。

另一个古代海权迦太基“坚定地面向海洋，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背后的大陆，还认为与其所处位置的海洋逻辑相比，它在北非的存在只是次要的东西” ^[52] 。它对当地共同体几乎没有多少影响，直到公元前7世纪和前6世纪，它的母邦推罗和西顿被奴役，迦太基变成一个独立的贸易中心时，这种情况才发生了变化，不断增长的食品需求迫使这座城市向陆地扩展。迦太基在一个更良好的环境中发展了腓尼基的海权模式。刚开始时，它从撒丁岛和西西里获取木材和食物，用先进的腓尼基农业方法开发当地资源。当地人被同化了。更为关键的是，迦太基控制着获取利润丰厚的西班牙金属的贸易路线，它会为了保护它们而战。

迦太基与其他任何一个大国都相隔甚远，不需要拥有强大的陆军，而在作为其根源的腓尼基文化中，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帮助它应对大陆军队那野蛮的重装步兵。由于不需要花费多少成本就能保证陆地安全，迦太基成了地中海最大的城市，在巴比伦征服腓尼基和埃及之后，海洋的经济中心向西转移到了这里。到公元前5世纪，迦太基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城邦，在海上非常强大，它靠着用奴隶划桨的桨帆船从遥远的港口索取贡品（他们也加强了对内陆领土的征收），但它后来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明显的陆地军国主义——基本上是靠雇佣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外国侵略的一种回应，首先打过来的就是全副武装的、执行探查任务的希腊人”。 ^[53] 迦太基的经济在公元前5世纪实现了货币化，这主要是为了招募雇佣兵来对付西西里岛上的希腊人。

随着地中海成为一个封闭的政治体系，争夺资源的斗争不断加剧，实力最强的国家都在寻求成为帝国，它们对海军的运用使得暴力水平逐步升级。 ^[54] 虽然许多国家拥有数目可观的海军，但它们大多不是海权。公元前5世纪，雅典凭借它丰富的银矿资源、激增的人口和使其公民成为在社会上广受尊重的重装步兵的尚武文化建立了一个帝国。在公元前508年至前507年的民主改革之后，这些资产就被精英领导者所用，他们还利用了中间阶层的政治影响力。政治参与的增长反映在公民生活的其他领域——艺术、戏剧和商业中。

作为第一个超级大国，波斯使希腊半岛面临着与亚述统治时期的腓尼基城市相似的处境，“虽说它周围的海洋空间更广阔，有更多的回旋余地”。波斯统治的人口比整个地中海海域的人口还多，而且它还控制着地中海海岸的将近四分之一，塞浦路斯、安纳托利亚（Anatolia）、利凡特和埃及都是它的领土。服务于它的附庸舰队——它们拥有一流的三列桨座战船——使希腊和迦太基舰队相形见绌，它似乎是决心要超越之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帝国的领土界限。利凡特和爱奥尼亚（Ionian）的卫星国把雅典的陶器和阿哥斯的紫色布料卖到了遥远的苏萨（Susa），从中获取了丰厚的利润，作为回报，它们要为波斯提供海军力量。这些城市都是承包海军业务的附庸国。波斯不是一个海权，对海洋没有概念，也没有比“投送陆军部队”更进一步的海洋战略眼光。 ^[55]

极为关注贸易的雅典支持爱奥尼亚的希腊人起义反抗波斯的统治，这激怒了大流士国王（Darius the Great）。公元前494年，一支庞大的波斯/腓尼基舰队在拉德之战中击溃了起义军，使希腊本土暴露在危险之中。仅仅14年之后，希腊就凭借决心、战术洞察力和尚武精神在萨拉米斯重创了波斯舰队，扭转了普世君主国的潮流，并宣告海权作为一种文化和战略的基本要素登上历史舞台。

作为对独特环境的独特社会—政治回应，海权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500年之间出现在地中海东部。海洋城市的形成是为了满足内陆大国——埃及、安纳托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资源需求。海船把木材和金属运送到越来越远的地方。最大的海洋城市，位于岛上的推罗，依靠海洋来保障安全和获取财富。到公元前1000年，为了获取稀缺金属，这些网络向西扩展，抵达了西西里、撒丁岛和大西洋沿岸。这些贸易使控制海洋变得有价值，并促进了贸易商和供应商之间的文化交流。贸易需要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以免遭到敌对国家或海盗的掠夺，这成了海洋国家的核心任务，也是它们与陆地国家之间的关键区别。商人改变了地中海的面貌，他们从沿海或靠近海岸的城市着手去做，起主导作用的就是人工的港口设施和市场。为了获取保障海上安全的资金，人们建立了海洋帝国，以控制贸易并对它们征税。 ^[56] 海洋成为受控制的空间并通过立法确定国家对海洋的专属控制，这把掠夺者变成了海盗，处理这种威胁使海洋国家获得了内部的政治合法性。只有把国家重建为一个有权征税、包容性越来越强的政治组织，才能取得维持专业常备海军所需的资金。用来对付海盗的保安部队也可以用来阻止敌对国家利用重要航线。实现这一转变的工具是三列桨座战船，它是能够代表古代海权的标志性主题。相比之下，专制的大陆帝国通常不重视海盗引发的经济问题，它们的海军是用来镇压海权国家并投送其陆军力量的。

虽然有许多城市和国家在海上很活跃，但如果不能维持对海洋的控制，那么统治海洋就只有有限的战略意义。青铜时代的大国，在同一块土地上运转的大陆帝国，通过争夺关键的陆地交通枢纽来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没有哪个重要的国家会把制海权当成严肃的战略选择，除非它们被广阔的水域隔开，而海军能够控制这些水域，阻止经济活动和通过海路运送军队。因此，海权身份只适用于小而弱的国家，这些国家可以通过聚焦海洋来获得不对称的优势。

随着贸易的扩大，海洋国家的政治也发生了变化。青铜时代的宫廷文化被不那么正式的结构所取代，而具有“强烈商业兴趣”的精英团体主导着这个新结构。 ^[57] 贸易摆脱了城市和国家的控制，但它们不得不为了争夺一个不受约束的离岸世界的税收份额而竞争。海洋文化影响到了陆上强国，此前一直安常守故的大陆国家埃及曾几次把首都北移到尼罗河三角洲上。当亚历山大大帝在海边营造一座新都城时，他强调了埃及迟迟未能融入广阔地中海世界这一点。阿拉伯人征服埃及之后，将它的首都重新搬回开罗，这标志着它的另一个重大文化转变——从地中海国家到中东国家。充满活力的海洋文化催生了字母文字，并把这一地区的语言减少为希腊语、布匿语、阿拉米语和拉丁语四种。

在公元前5世纪，随着迦太基和雅典建立海权帝国，“极好地适应并成功地利用了地中海的特性和节奏”，制海权成了一种重要的战略力量。 ^[58] 两者都利用了内部机会和外部机会的特定组合，然而，它们那受人爱戴的政府和令人羡慕财富也引起了陆上强国的恐惧和嫉妒。最终，从公元前480年的萨拉米斯之战到公元前146年迦太基的灭亡，一系列的冲突使地中海变成了一个单一的政治和经济单元，它通过海上贸易连为一体，但全部处于罗马大陆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罗马剪除了所有的对手——不论是海洋上的还是陆地上的。

以海洋为基础的文化和代议制政府形式克服了更大、人口更多的、以河流为基础的神权政体——它们总是经历洪水和丰收的周期变化——的反对，这是因为它们提供了希望，最重要的是提供了进步——知识和物质的进步。人们在港口城市过上了新的生活。希腊人开始主宰文化层面，通过字母语言、海上贸易和战争的胜利传播他们饱含活力和包容性的思想，影响了西方大国罗马和迦太基的发展。希腊人能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建立公民政治权威，以及在抵抗波斯人将其单一文化强加于希腊的企图时形成共享的“希腊”概念。从根本上来说，海权是对在一个不稳定的世界中扩展海上贸易体系这个挑战的回应，巨大的、静态的大陆/军事文化一有什么奇思妙想，这个世界就会动荡不安。

萨拉米斯之战把海权变成了一股政治力量。在一条把一个岛屿和大陆分开、靠近港口和贸易城市的狭窄水道中，一群暴躁易怒、被分散的政治结构和由来已久的竞争搞得四分五裂的城邦集中了它们所有的资源，以此来捍卫一种思想。它们的敌人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优势，而且它们的领导者雅典已经目睹了自己的城市沦为废墟。拯救它们的是一种共享的对希腊身份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主要是在希腊半岛以外的地方产生，它来自许多城市的男子共同参与的海洋事业。为了应对这个想象出来的家园所面临的生存威胁，希腊人准备——哪怕只是暂时的——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这种“暂时性”是海洋文化的产物，该文化强调个体、竞争和多样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三列桨座战船撞在一起时，使希腊人占据优势的战斗方法——全副武装的重装步兵，正是他们特有的自相残杀的产物。如果希罗多德的记录可信的话，那么叙拉古的希腊人也是用这种方法于萨拉米斯之战的同一天在希梅拉 （Himera）击败了迦太基人。通过这些胜利，创造了地中海世界的多个进程达到了高潮。

说海权在萨拉米斯对波斯的野心上施加了决定性的一击，这是恰如其分的评价。难怪希腊人觉得他们有义务为此战提供一部史前史 ，并就其意义展开了一场至今仍能引起共鸣的辩论。从古典时代的地中海发展出来的海权国家将成为其他海洋帝国的典范：这些帝国中的最后一个——大英帝国，将把这些统治了爱琴海的观念运用到它的世界帝国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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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Fernand 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in the Ancient World ,London:Allen Lane,2001,pp.17,73-74,82.

[2] F.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in the Ancient World ,pp.90-91,95-96,121.

[3] D.Fabre, Seafaring in Ancient Egypt ,London:Periplus,2005,展示了祭司阶层对海洋的极度厌恶。

[4] Cyprian Broodbank, 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Sea:A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mergence of the Classical World ,London:Thames ＆ Hudson,2013,pp.464,401.

[5] Broodbank, 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Sea ,p.69;Peregrine Horden,Nicholas Purcell, The Corrupting Sea:A Study of Mediterranean History ,Oxford:Basil Blackwell,2000,pp.347-350.

[6] Broodbank, 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Sea ,p.367.

[7] Horden and Purcell, The Corrupting Sea ,pp.348,347-350;Barry Cunliffe, Europe between Oceans:Themes and Variations 9000 BC–AD 1000 ,New Haven,CT,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8,pp.179-182;Broodbank,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Sea,pp.336,377-389,394395,415.

[8] Horden and Purcell, The Corrupting Sea ,pp.5,11.或者，正如马汉所观察到的：“就像公路、铁路与河流竞争是徒劳无益的一样——更快的速度并不能弥补运载量的不足。”A.T.Mahan, The Problem of Asia ,Boston,MA:Little,Brown,1900,p.38.

[9] Horden and Purcell, The Corrupting Sea ,p.5.

[10] Horden and Purcell, The Corrupting Sea ,pp.342,438.

[11] Horden and Purcell, The Corrupting Sea ,p.11.《奥德赛》对这些航线做了描述。

[12] Cunliffe, Europe between Oceans ,pp.188,199-200.

[13] Broodbank, 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Sea ,pp.352-357,引文位于第357页。

[14] Braudel, 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Sea ,pp.381-388,410-411.

[15] Cunliffe, Europe between Oceans ,pp.187-196.

[16] Broodbank, 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Sea ,pp.381-388,410-411.

[17] 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in the Ancient World .pp.149-150.

[18] Glenn Markoe, The Phoenicians ,London:British Museum Press,2000,pp.15-21.

[19] Broodbank, 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Sea ,p.450.

[20] Markoe, The Phoenicians ,p.11.

[21] 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in the Ancient World .pp.208-209.

[22] Markoe, The Phoenicians ,pp.22-37,威尼斯人、荷兰人和英国人也是如此。

[23] 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in the Ancient World .pp.214-215.

[24] Broodbank, 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Sea ,pp.494-503.

[25] Cunliffe, Europe between Oceans ,pp.236-253.

[26] Markoe, the Phoenicians ,p.98.

[27] Cunliffe, Europe between Oceans ,pp.289-291.

[28] Markoe, the Phoenicians ,pp.182-188.到公元前650年，推罗人已经在和摩洛哥靠大西洋一侧的埃苏拉港做交易了。

[29] Cunliffe, Europe between Oceans ,p.285.

[30] Cunliffe, Europe between Oceans ,pp.298-299.

[31] Cunliffe, Europe between Oceans ,pp.270-298;Horden,and Purcell, The Corrupting Sea ,Map p.127.

[32] Rhys Carpenter, Beyond the Pillars of Hercules:The Classical World Seen through the Eyes of its Discoverers ,London:Tandem Books,1963,pp.143-144.

[33] Markoe, the Phoenicians ,pp.87,68.

[34] Broodbank, 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Sea ,p.484.

[35] Markoe, the Phoenicians ,pp.199-201,164.

[36] Broodbank, 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Sea ,pp.357,445,485-486.

[37] John Naish, Seamarks : Their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London:Stanford Maritime,1985,pp.15-24.

[38] Broodbank, 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Sea ,p.488;Horden and Purcell, The Corrupting Sea ,pp.115-122.

[39] Broodbank, 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Sea ,pp.492,496.

[40] Broodbank, 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Sea ,p.505;Horden and Purcell, The Corrupting Sea ,p.116.

[41] Broodbank, 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Sea ,pp.508-509.

[42] F.C.Lane, Profi ts from Power:Readings in Protection Rent and Violence-Controlling Enterprises ,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79,pp.3,10.

[43] Herman T.Wallinga,‘The Ancestry of the Trireme’,in J.Morison, The Age of the Galley:Mediterranean Oared Vessels since Pre-Classical Times ,London:Conway Press,1995,pp.36-48.reproduced at p.43.浮雕图像展示了装有撞锤和没有撞锤的五十桨帆船。

[44] Broodbank, 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Sea ,pp.525-535.

[45] Broodbank, 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Sea ,p.537.

[46] Broodbank, 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Sea ,pp.536-537.

[47] Broodbank, 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Sea ,pp.520-521.僭主是寡头，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权力而削弱其同侪的权力。苏菲特经常被称为“国王”，但这是一种不合宜的称呼。

[48] Broodbank, 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Sea ,pp.542-543.

[49] David Blackman,Boris Rankov, Shipsheds of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关于萨摩斯岛请见第210—213页。

[50] Broodbank, 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Sea ,p.547.

[51] Broodbank, 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Sea ,p.561.

[52] Broodbank, 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Sea ,p.569.

[53] Broodbank, 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Sea ,p.581.

[54] Cunliffe, Europe between Oceans ,pp.317-318.

[55] Broodbank, 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Sea ,pp.583-584.

[56] Broodbank, 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Sea ,p.603,607.

[57] Broodbank, 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Sea ,p.603.

[58] Broodbank, 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Sea ,p.606. 79RnRB3gFFQXQv/pymfHUyxA9s4vok/yBmooPMi7FTDgSyTApHp8oizRSGOPgmk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