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罗斯金把威尼斯海权的毁灭追溯到当地哥特式建筑被取代的时候，这是一种把罗马、拜占庭、阿拉伯和意大利的建筑风格与从大陆输入的帕拉弟奥式巴洛克风格混合起来形成的建筑样式，很适合用来修建与海事有关的建筑。这一选择反映了更深层次的文化潮流，在失去了自己的海上帝国之后，这种潮流引导着这个城邦将注意力集中在其他方面。他确定了在所有海权身上都会出现的主题：包容性政治、商业在公民生活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反对普世君主国和热衷征服及统治的霸权国家。霸权的威胁来自奥斯曼土耳其、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和罗马教会，这些威胁至今依然能够在英国读者当中引起共鸣。最重要的是，海权为贸易而战。近代，英国凭借自己的两栖部队强行打开了中华帝国的大门，就像威尼斯人利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建立了他们的海上帝国一样。不管他们个人的宗教观点如何，威尼斯的领袖们都在进行精密的“计算”，如若违背他们的信仰，国家可以获得哪些经济上的优势，因为“威尼斯的核心是战争，而不是崇拜” ^[1] 。在一段针对他所属的时代写下的文字中，罗斯金指出，威尼斯的衰落随着贵族统治的终结而开始，由于个人信仰的丧失而加速。

在此之前两年，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迟了点，但“海权国家”的概念还是被加进了英语词典。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在他的不朽著作《希腊史》（ History of Greece ）第五卷中使用了这个概念，当时英国正与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进行海军军备竞赛。格罗特认为，无须刻意把英国和雅典的海权联系在一起：与他同时代的人根本不会忽略这一点。正是他在这本书里首开先河使用了“seapower”和“thalassocracy”这两个术语，而格罗特是直接从古代作家那里把这些术语沿用过来的，它们被写进了《牛津英语词典》（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他用它们把当代英国人的关切与作为典范的雅典国家联系起来，呼应了希罗多德认为雅典有意识地把自己变成一个“海洋强国”的观点。 ^[2]

十年之后，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 ob Burckhardt）进一步发展了罗斯金的观点，围绕着“作为一件艺术品的国家”这个命题，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国家、文化和权力进行了权威的分析。 ^[3] 布克哈特运用“建构身份”这个概念来分析现代早期的意大利各国。他们两个人都认识到了“选择”在国家演变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而国家的身份易变，绝非固定的。罗斯金沉浸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那种充满海洋气息的文化当中，他选择关注威尼斯，而土生土长的巴塞尔人布克哈特则把目光投向了佛罗伦萨。

1890年，美国海军军官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上校出版了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在书中，他做了一种较为乏味的尝试，试图对海权的构成要素进行分类。 ^[4] 与罗斯金和布克哈特不同，马汉没有触及海权之魂，他只停留在战略层面上。他把这个希腊术语拆分成一个短语——“sea power”——因为他无法援引威尼斯或英国来为他的祖国提供海权（sea power）先例。它们太小、太弱，特别是太过于海洋化，不能给一个正在崛起的大陆超级大国构建自己的身份提供参考。作为替代，马汉看中了罗马共和国的海军力量，罗马是一个大陆军事帝国，致力于统治它所在的那个半球。他提出的经典模式不是迦太基海权的崛起，而是罗马军事力量对它的毁灭。同样的，他在现代世界中为美国找到的榜样也不是英国的崛起，而是大陆强者法国没能获得粉碎其脆弱的海权对手，并在波旁王朝、共和国或拿破仑帝国的统治之下成为一个新罗马帝国所必需的海军优势。马汉希望他的同胞们理解的是，法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其糟糕的战略选择，而不是它的大陆身份，因为他认识到，美国要继承的是罗马的衣钵，而不是英国的。

虽然对想要学习战略的学生来说，马汉可能是位更好的指导者，但罗斯金对海权的处理方法比他要复杂得多，也重要得多。他以雄辩的文字创作了一部宏大的作品，对威尼斯的建筑与其海洋帝国交织在一起的历史进行了考察。罗斯金并没有把海权问题当成一个选择来处理；他将之视为威尼斯伟大时代的一种根本品质。选择是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做出的。他认为推罗是这样的，他还知道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也是这样的。 ^[5] 罗斯金把英国编进了一条“海权之链”中，通过威尼斯把英国和《旧约》里最富有的城市联系起来。 ^[6] 这种海权的传承具有显而易见的目的：衰落的前景始终困扰着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在这个大国里，一种担忧正在四处蔓延，人们害怕国家已经达到了荣耀的顶峰。这也是一个深受古典文化影响的社会：像罗斯金这样受过教育的人读过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Peloponnesian War ），他认为这本史书是部“对全世界都很重要的悲剧”，和乔治·格罗特的历史巨著一样。 ^[7] 置身技术快速进步和全球统治的空前盛况中，罗斯金在寻找国家的灵魂。他为自己的祖国忧虑，在他的余生中，忧虑驱使他的笔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威尼斯、文化和命运的主题上来。

《威尼斯之石》激起了一股浪潮，在整个大英帝国中，无数威尼斯哥特式建筑修建起来，把由先驱者奠定的海权概念构建成英国特性的知识核心。它静静地躺在那里，直到被一位美国海军上校的直接论辩和沉闷的散文惊醒，这位上校猛然发现，他因为向英国人讲述了他们起码在三百年前就已经知道的事情而名扬天下。

罗斯金和马汉都在古代历史中追寻海权的踪迹，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古希腊的智慧成就仍然是探索作为战略、文化、身份或帝国海权之意义的基础。早在那时，这个主题就经常出现在雅典人的辩论中，这并不是因为雅典人发明了船，进行航海，组建海军或建设海洋帝国，而是因为他们对这些现象所产生的想法以及塑造了它们的历史进行分析并将之记录下来，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里对它们的意义进行讨论，并创造了第一个海权大国。他们明白，海权文化是雅典政治、经济发展、艺术和身份的核心。最重要的是，他们意识到，成为一个海权国家比建立一支海军要复杂得多。

在这里，对“海权”这种建构出来的国家身份和“制海权”这种海军强国的战略做一下区分是很有必要的。马汉把源于希腊语thalassokratia的“seapower”一词拆分成一个短语，以增强其论点的影响力。 ^[8] 在此过程中，他改变了这个词的本来意义。迄今为止，“海权”一词指的是一个一直选择强调海洋的国家，它通过有意识地构建海洋文化和身份来确保海洋控制带给它的经济和战略优势，以此作为一个大国发挥作用。海权是海上的帝国式大国，依靠控制海上交通来获得凝聚力、商业利益和控制力。而马汉创造的新短语则仅仅是指任何拥有足够的人力、财力和港口建设的海军国家对海洋的战略使用。这是必要的，因为马汉的目标是说服当时的美国人建立一支昂贵的海军战斗舰队，而美国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就已经不是一个海洋国家了。在1890年，世界上只有一个海权大国，但马汉关注的是大陆军事强国法国由于其糟糕的战略和政治选择，结果未能击败英国，而不是英国这个经济和人力资源都有限的海上王国崛起为一个海权世界帝国。他劝告同胞不要重蹈法国的覆辙，也不是效仿英国。美国太大、太大陆化了，不可能成为一个海权国家。他大力主张建设一支用来控制海洋的战斗舰队，以确保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要再遵循美国常规的海军战略，即只把舰队用在商业袭击和海岸防御上，这样的战略从未成功阻止或击败过英国。这形成了他这本书的结构，还解释了为什么马汉以1782年作为它的结尾，因为在这个时候，法国舰队取得的胜利已经确保了美国的独立。1781年，当格拉斯伯爵（Comte de Grasse）的船只把英国军队孤立在约克镇并迫使他们投降时，英国政府接受了这个不可避免的结果。马汉想让他的美国同胞们理解拥有一支管理有方的战斗舰队对国家安危有什么样的影响。他仔细地衡量了制海权对陆地而不是海洋的影响。一旦美国采用了海军强国的战斗舰队模式，马汉就把焦点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在随后的著作中，他强调了英国在崛起过程中拥有多么强大的海军力量，并提醒他的同胞们，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是堪为典范的海军领袖。

马汉认识到，英国通过战胜法国波旁王朝获得了主宰海洋的权力，而这发生在1688年“光荣革命”引进了建立海权国家所必需的政治和财政工具之后：具有包容性的政府，集中控制在中央手中的财政，通过政治谈判来决定如何征收税金，根据海军的战略优先地位持续对海军资产和基础设施投资以及优待海洋贸易。这些都是有意识的选择，刻意呼应了其他海权大国的建立过程。英国跟雅典、迦太基、威尼斯和荷兰共和国一样，通过积极构建以海洋为中心的文化身份，成了一个海权国家。这一进程是由政治选择推动的，当权者利用国家资金建设来控制海军及其所需的基地，并通过海军和陆地建筑、精心挑选的船只及其与宗教的联系，从而确保船只和建筑物传达出海权的核心信息。他们在海边建造寺庙，以此作为醒目的航海标志和导航信标，并用海权艺术装饰他们的公共空间——创造独特的文化形式来表达他们与众不同的意图。这种有意识地精心打造出来的身份传播到了政治精英和利益相关方之外的地方：它流进了大众文化、陶器、硬币、涂鸦、书籍、印刷图像和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中。这些产出中有许多是由国家赞助、认可或以其他方式给予支持的，这强调了该计划对国家的意义。这种文化在更广泛地流入共同体之前，得到了那些以海洋为生活重心者或是喜欢开明政治者的支持。而且，它还被积极地传播出去。从古代的推罗到大英帝国，硬币在整个贸易世界中传递着海权信息，它们利用船只、神祇和权力的形象来表达对海洋的所有权。由于海权国家从本质上来说实行的都是寡头政治，所以这些选择反映的是辩论和多数人的意见。在所有海权国家里都有一个敢于直言的反对派，它强调土地、陆军和农业那不言自明的优先权。这一反对派通常是由贵族和社会精英组成的，在维持海权国家存在的政治话语中，这是一个关键部分。修昔底德就是这样一位贵族，他在阐述海权的战略影响时，也对海权的政治后果提出了重要批评。只有当政治国家做好准备来维持它的时候，“成为一个海权”的选择才有持续下去的可能。1672年，约翰·德·威特（Johan de Witt）的悲惨命运凸显了这种被构建起来的身份有多么容易被推翻。多年来，德·威特塑造和指导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海权共和国，但在最后，他在海牙的大街上被那些想要恢复传统君主统治的人撕成了碎片。对五个国家如何创造出这样的身份——因为没有任何两个国家是完全相同的，即使它们拥有许多共同的核心要素——以及第六个国家的尝试为什么失败的考察证明，这个过程必须是由政治驱动的、在经济上有吸引力的和在战略上有效的。

“海权国家采用的制海权战略”，这种说法容易把这个单词和这个短语的含义搞混，但这个问题其实很容易解决。当今世界，俄罗斯、中国和美国都掌握制海权，这是任何一个拥有海岸、金钱和人力的国家都可以行使的战略选择，但这些大陆军事超级大国不是海权国家。海洋在它们的身份中充其量只是一个边缘因素。

本书通过对雅典、迦太基、威尼斯、荷兰共和国和英国这五个海权大国进行总体分析，探讨了海权文化和身份的性质和重要性。这个群体不同于俄罗斯这样的陆上大国，古代的罗得斯 和近代早期的热那亚这样的海洋国家，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这样的海洋帝国。这五个国家都创造了海权身份，并利用先驱者的思想和经验——它们公开承认这是它们欠下的知识债务。这个群体在促进贸易、知识和政治包容方面做得比它们的陆地同侪更多：它们塑造了足以定义当代西方世界的全球经济和自由价值观。 ^[9]

大多数海权国家的目录都比这本书里列出的要长，它们使拥有强大的海军或海外帝国这两点获得了不恰当的重要性。 ^[10] 虽然从波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陆大国都拥有这两样东西，但获得它们并未改变这些国家的基本文化，在几乎所有情况下，这些国家的文化都是陆地的和军事性的，把商人和金融家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一般来说，这些国家太大、太强，无法从海洋身份中获利。“海权身份”表示国家承认了自身相对来说是较为弱小的，因此，它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寻求一种不对称的优势。以1890年到1914年间的德意志帝国为例，既存的大国即使获得了海军和殖民地，也改变不了迫使其维持庞大陆军和继续以欧洲大陆为政策导向的基本战略及文化现实。正是这种大陆逻辑推动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古代王国、罗马共和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西班牙帝国、波旁王朝和拿破仑时代的法国以及20世纪的大陆霸主德国和苏联的议程。也正是它决定了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的海军革命必然会失败，以及当代的超级大国都是陆上帝国。

在今天，马汉所定义的制海权掌握在西方手中，这是一个由自由、民主的商业国家组成的联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贸易，并采取集体行动确保海洋贸易不受海盗、冲突和动荡的影响。虽然战略性的制海权要由美国来提供，但从英国和丹麦到日本和新加坡，这群二三等的强国分享海权身份。这些国家倾尽全力参与全球贸易，异乎寻常地依赖进口资源，并对其文化进行调整，使之适应海洋活动。海洋是其民族文化、经济生活和安全的中心。海权身份仍然是一个举国上下参与海洋事务的问题，是一个为那些与生俱来的——甚至可以说是关乎其存亡的——只要失去对海洋交通的控制就会受损的国家准备的定义。由于这个定义包含了神话、情感和价值观，所以无法对其进行准确的计算。 ^[11] 长期以来，海权的文化遗产一直被包裹在包括美利坚合众国在内的西方自由贸易国家的集体身份中。它受到害怕变革、包容性政治、自由市场的政权和意识形态的挑战。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学者而言，它仍然是重要的分析资源。

本书的中心论点是，马汉创造的短语“sea power”——描述拥有海军的国家可以做出的战略选择——改变了这个词在古希腊语中原本的含义，从代表一种身份变成了代表一种战略，这削弱了我们把海权理解为文化的能力。对古希腊人来说，海权是一个以海洋为主导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拥有庞大海军的国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用“thalassokratia”来描述作为文化的海权。所有希腊国家拥有的海军加起来也没有波斯的海军多，但波斯仍然是一个陆上强国。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使用海军力量击败了雅典，但它永远无法成为一个海权。然而，雅典是一个海权，这种身份的深层文化含义解释了它与斯巴达发生冲突的原因，以及为什么斯巴达会和波斯结盟，并利用其胜利迫使雅典成为一个正常的大陆国家。海权文化所具有的颠覆和破坏稳定的性质，把追求平等的民粹主义政治与海上商业、帝国扩张和无尽的好奇心结合在一起，吓坏了它的许多评论者。柏拉图（Plato）对它的厌恶是显而易见的，孔子（Confucius）也是如此，虽说修昔底德对它的忧虑表现得更微妙些，但同样清晰可见。这些反应强调了横亘于政治、经济、社会和战争中的文化冲突，这种冲突把海权国家与大陆强国区分开来。

海权国家并不强大，正因为它们弱小，所以它们专注海洋，为了自己的生存和繁荣选择了一个不对称的重点。此外，海权身份完全是人为制造出来的。由于任何政治组织的文化边界都是由家庭、部落、信仰、土地和财产来确定的，因此，海洋身份既不寻常又不自然。它不是在地理或环境的作用下产生的结果。海权身份的创造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通常是对自身弱点和脆弱性的自觉反应。虽然海权身份可以使国家成为大国，但既存的大国不会选择成为海权，哪怕海洋对其国民生计很重要也是如此。法国有大量的海军和几处海外殖民帝国，但它们从未取得与欧洲扩张和大陆军队同等重要甚至更为优先的地位。

尽管一些小型政体受其地理位置、人口和经济生活的影响，几乎是身不由己地成了海洋国家，但在这种身份中，总会有一种自觉的选择。然而，这些国家的战略和政治重要性是有限的。古代的海洋国家，那些弱小的贸易政体，利用它们临海的地理位置和航海技能来防止和改善被大陆帝国的吸收，或是让这种吸收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虽然米诺斯凭借它位于海岛之上的优势缔造了一个神话般的海权（thalassokratia），但海洋国家腓尼基就只能靠政治技巧和适时的让步来保身了。只有在大陆列强之间的水域里存身时，海洋国家的运作才是最有效的：在普世君主国或国家间贸易微不足道的时代，它们会变得无足轻重。

包容性政治与海权之间的协同作用至关重要。作为贸易网络的一部分，经由海洋传播的开明政治意识形态一直是海权国家武器库里最重要的一件武器。这些观念吸引着那些从事海上贸易的人，使他们意识到有必要挑战僵化的专制制度。雅典为了建立帝国而到处传播民主，这让斯巴达和波斯大为惊愕。雅典选择了海权身份之后，很快就把近似于神话的米诺斯海权奉为先驱，以免被扣上标新立异的帽子。塑造这些国家的观念从本质上来说是一样的。雅典和迦太基在腓尼基这个先驱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而后来者则很重视雅典人的争论和迦太基身上的悲惨命运。

雅典之所以会成为一个海权，是因为它面临着来自普世君主国波斯的毁灭性打击。就是这个原因促使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在公元前5世纪80年代对雅典进行了改造，用政治和文化手段把它统一起来，使之成为海权，有能力建立一支目标明确的海军，并最终建立一个海洋帝国来支撑其财政。这一决定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雅典已经经历了一场民主革命，这座城市通过合作制定决策的机制和对外行动取得的回报，把它迄今为止一直潜藏的力量释放出来了。其结果令人震惊：雅典的人口迅速膨胀，使它更加依赖遥远的黑海麦田，因此，也越来越容易受到海军封锁的威胁。雅典人通过投票做出这个与众不同的抉择，这决定了它的身份在希腊世界里会变得越来越独特，而这一身份又引发了人们对变革过程和方向的深刻思考。

公元前466年，当雅典的两栖部队在攸里梅敦河（Eurymedon river）击溃了一支庞大的波斯舰队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技巧、侵略性以及——最重要的——传播其民主制度的野心，吓住了斯巴达人，而他们想要解放埃及的企图也令波斯大王决定支持斯巴达这个一心维持希腊现状的强国。最终，斯巴达的军队、波斯的黄金和雅典的傲慢摧毁了这个海权国家。两个获胜的大陆强国瓦解了雅典的民主制度，消灭了它的舰队，破坏了使雅典成为人工岛，并且强化了其海权身份的长墙。海权与陆权的差异所造成的威胁使罗马消灭了海权国家迦太基，因为它是一种根本不同的、具有深远威胁的文化选择。虽然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迦太基都不再是一个军事强国了，但罗马人读过柏拉图：他们知道真正的威胁来自文化。

鉴于陆地和海洋国家在这些竞争中的战略权重完全不成比例——海洋国家缺乏人口、领土和大规模的军队，更大、更强的大陆竞争对手对海洋国家的恐惧需要得到解释。答案在于文化层面。海权依赖包容性的政治制度，这主要指的是实行寡头政治的共和国，它们的开明制度挑战了君主专制政体以及与它们同时代的大陆国家中的社会精英僭主。这种具有包容性的模式至关重要，只有通过政治包容来调动所有的人力和财政资源，弱小国家才有希望与规模更大、军事更强的对手竞争。这种政治现实使帝国式的国家惊慌失措，这些国家是用军事力量、所占领的土地和所控制的人口来衡量实力的。对这些国家来说，包容性的政治，不论它是寡头共和政体还是民主政体，都是混乱和变革的可怕先兆。大陆列强的理想解决方案是建立一个普世君主国：只有一个统治者、一个国家、一种文化和一个中央集权的指令性经济。

海权国家抵制这种帝国霸权，因为除此之外，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卑躬屈膝地屈服军事力量，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的经济利益和身份消亡：港口和思想将被封闭起来，不再用于交换货物和交流观念。维持海军力量——这是海权国家最主要的战略工具——所需的成本高昂，这使得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服务于资本和商业利益，而商业滋养了舰队，同时又依赖舰队的保护。这些顾虑迫使海权政治家们结为联盟，共同反对霸权国家和普世君主国及其指令性经济。一旦它们的安全得到保障，海权国家就会把海军力量的经济负担转移到海外商业帝国身上，对贸易征税，以此来资助它们的舰队。

海权身份有着明显的限制。那些弱小的大陆国家即使成为海权，也会受到地理条件的约束，还容易遭到陆上军队的攻击。而岛国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海洋会给它们带来安全、贸易和帝国。古代的克里特岛（Crete Island）开发了远距离的海上贸易网络，并拥有强有力的海权文化，它的商业、码头、划桨船和取之不尽的富含油脂且对增强大脑功能很有用处的海鱼都是这种文化的表现。 古代的海权本能地寻求一个与大陆隔绝的地理位置，因此，雅典人不禁为他们的城市位于大陆之上，并且离海有一段距离而哀叹。为了扭转这一现实，地米斯托克利建造了连接雅典和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的“长墙”——斯巴达随即对此举提出了警告，这表明整个希腊世界都理解了他的意图。虽然海权钟情岛屿，但本书力求避免粗糙的地理决定论。只有一个海权大国完全是个岛国，那就是1707年以后的不列颠王国 。其余的海权大国，包括威尼斯在内，都是靠着从毗连大陆领土上取得的资源来实现这一地位的。类似的，1867年到1945年间，日本帝国尽管是个岛国，并且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却没有成为一个海权国家。日本是个专注于征服大陆的陆军强国：海军是用来确保它与朝鲜、满洲和中国中原地区之间的军事交通的。

正如雅各布·布克哈特所观察到的，以批判的眼光来看，海权国家的建设是件艺术品，通过国家文化的镜头来观察能够最好地理解它。随着国家走向海洋，它们的艺术、思想和文学越来越多地承担起传播海洋形象、文字、概念和价值观的重任——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它们与其他海权——不论是当代的，还是历史上的——不断接触的影响。然而，在身份形成过程中，凹透镜成像是一种比模拟更为有效的机制。与海权相类似的国家不会威胁到它的生存。国家身份发生如此重大的转变，更有可能是为了回应大陆霸权国家的野心所造成的生存威胁。对荷兰共和国来说，这些霸权国家，首先是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后来是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作为一种被构建出来的身份，海权需要不断更新和重复：那些出于种种原因而忘记自己海洋身份的国家，会缓慢而确定无疑地失去其海洋身份。这种身份可能会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消失，必要的技能也会随之消逝。现代英国正处于这样一个失败的边缘：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大海只不过是一个休闲的去处。然而，大陆列强难以长期保持海军力量。俄罗斯海军无休止的周期运动——产生、盛极一时、衰败和重建，这或许是世界史上唯一一个真正的循环模式——证明，任何没能成为国家身份之核心的东西都会在逆境中被牺牲掉。尽管海洋并没有给大多数俄罗斯人带来麻烦，但是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在2014年占领克里米亚的决定表明，在这两场大战中，要塞化的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海军基地进行的英勇防御深深地刻在了俄罗斯人的灵魂里。

尽管海权在政治上包容、对外开放、充满活力，但它们很弱小。弱小迫使它们只能进行有限的战争、寻求盟友并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它们没有能力做得更多。海洋不同于陆地，不会受到永久的控制或绝对的统治。陆上大国经常以无限的、关乎存亡的战争来解决问题——最典型的就是罗马——因为它们能够做得到。只要丧失了对海洋的控制，海权就会被击败，但想要击败陆上强国，就得在战场上战胜它们，并占据其核心领土。

现在，关于海权的起源和性质的讨论被局限在一个狭隘、循环的实用主义战略思想框架中，这个框架根据现代实践去解释古典文本。 ^[12] 举个明显的例子，马汉声称他在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的《罗马史》（ History of Rome ）中发现了制海权在历史上的主要作用，这凸显了封闭精神世界所具有的危险性。蒙森生活在德国走向统一的时代，1863年到1884年间，他在普鲁士议会和后来的德意志议会中任职，是德国民族主义的代言人。蒙森对迦太基的憎恶可能受到了他强烈的反英情绪的影响。他公开主张使用暴力来扩大德国的势力，并禁止罗马帝国史草稿的出版，因为它可以被解读为对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追求普世君主国野心的批评。他所写的关于罗马共和国历史的巨著出版于19世纪50年代，他对德意志统一的拥护在这本书中有深刻的体现。他不带丝毫疑问地接受了罗马一方对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看法，尤其是罗马人对战争大前提的看法：罗马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抵抗由狡猾、奸诈的野蛮人汉尼拔领导的侵略成性、破坏条约的迦太基。这个敌人的形象与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以及拿破仑三世（Napoleon Ⅲ）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

现代的学术研究推翻了蒙森的夸张描述，驳斥了激发马汉灵感的战略难题。 ^[13] 19世纪晚期的美国战略家马汉愉快地重复着德国历史学家的看法，因为他们主要关注的都是他们本国的帝国扩张大业。这两个国家都是大陆国家，都建立了一支以跨海投送军事力量为目的的海军，这使得他们对制海权的分析带有特殊的陆军性质。 这两个国家都不是海权国家。蒙森和马汉忽略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还有修昔底德和色诺芬（Xenophon）对海权国家本质所做的大量辩论。而且，他们两个都错了。

蒙森认为，由于迦太基缺乏海军力量，无法跨过地中海中部投送一支大军，所以汉尼拔决定通过高卢入侵意大利，他的这个看法完全是错误的。而马汉把它当成了一种思想体系的基础，这种思想体系把“海权”（sea power）等同于海军力量，而非一种文化选择。蒙森把迦太基视为与罗马势均力敌的帝国。实际上，迦太基比罗马弱得多，汉尼拔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够把罗马控制在地区体系之内的联盟；他并不想打倒这个强大的共和国，也没有计划摧毁它。他穿过高卢进军是为了招募军队和盟友，而不走海路运送军队是因为迦太基在意大利海岸没有海军基地：获取这样的基地是他对意大利发动战役的主要目标之一。

虽然罗马人摧毁了迦太基海权留下的记录，但希腊人的争论却从希腊化世界里经由罗马和拜占庭一直传到了威尼斯。在那里，活字印刷使海权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普遍财产。古希腊是16世纪英格兰海权智慧的源泉，受过大学教育的学者如伯利男爵（Burleigh）、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Francis Walsingham）、约翰·迪伊（John Dee）和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都接触过古希腊文本，他们全都拥有由威尼斯人文学者和出版商阿尔都斯·马努提乌斯（Aldus Manutius）制作的希腊文版修昔底德著作。 ^[14] 迪伊率先用它来宣扬“大英帝国”成为海权的愿景，将国家的法律、领土和经济利益与海洋身份融为一体。 ^[15] 他设定了英国海权的知识参数，鼓励别人从他的书里汲取灵感并进一步发展他的思想。都铎王朝的国王们摆脱了由神圣罗马帝国和教皇主宰的欧洲体系对英国的限制，同时推动了海权进入英国文化和战略的过程。他们把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与国家身份联系起来，在这种身份中，击败无敌舰队成了英国的“萨拉米斯之战”，这一事件证明了过去几十年来的主张和争论的正确性。在这一过程的每个阶段中，观念的形式和焦点都在改变，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现实，同时保留它们不容置疑的古代权威。

这种流动性告诉我们，有必要采用一种长远的视角，以区分原本的观念和后来的粉饰。维多利亚时代对古克里特岛的典型反应并非来自对近似神话的过去的考古学见解，而是来自这个时期对大英帝国的假设。考古学家阿瑟·埃文斯（Arthur Evans）在掌握证据前很久就认为米诺斯王国是一个和平的维多利亚式海权帝国。 ^[16] 然而，在英国人把它确定为海权的同时，来自大陆国家的考古学家却对证据提出了截然不同的假设。埃文斯的许多主张都得到了现代研究的支持。

归根到底，这本书主要论述的是国家改变其文化的能力——从陆地到海洋，然后再次回到陆地，这是由政治选择而不是地理上的必然性驱动的——以及选择成为海权对少数几个成为大国的海权国家的影响。本书强调了马汉的制海权——一种可以由大陆列强掌握的战略工具——和成为海权国家的文化现实之间的根本区别。

对那些不得不与海权国家打交道的大陆军事强国来说，拥有一支专业的海军是个理所当然的选择。然而，从波斯到苏联，这种海军的目标都是摧毁海权，而不是获得它。罗马通过消灭海权和把足以摧毁其他所有选择的单一罗马文化强加于人，从而成了地中海世界的普世君主国：正如迦太基人所领略的，这是罗马人在推行和平的同时制造的“沙漠”。

罗马的行动反映了他们对非正统文化模式的极度恐惧。他们对海权的政治包容性和文化活力而不是战略力量感到震惊。罗马摧毁的是海权文化，而不是战略性制海权。是文化而不是军力导致了罗马人对迦太基的忧虑和对汉尼拔的迫害。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扎马战役结束之后，罗马已经没有理由再害怕汉尼拔的军事天赋了；西庇阿（Scipio）在战场上击败了他，罗马拥有了更强的军队。他们之所以把他赶出迦太基，是因为他动员人民按照民粹主义的包容性路线重建国家，这与那些控制罗马元老院且拥有土地的寡头所青睐的路线大不相同。这种恐惧一直持续到汉尼拔去世。

伯里克利（Pericles）和修昔底德在海权和有限战争之间建立了密切联系。作为商业资本主义国家，海权拥有比依赖土地的陆权更强大的财政资源，如果它们能躲在岛屿上或躲在坚不可摧的城墙后面，避免遭到没有限制的还击，它们就会比敌人更有持久力，让敌人疲惫不堪，最后就能达成妥协，实现和平，这就是海权用以替代“决战”的手段。决战是彻底打倒敌人的猛烈一击，大陆军事思想家们为了实现它而绞尽脑汁。在“葬礼演讲”中，伯里克利有效地颠覆了希腊战争的逻辑，用以水陆两栖作战、经济战和坚持为特征的海洋战略取代了重装步兵之间短暂而激烈的陆上战斗，几个世纪以来，希腊人为了解决争端一直在进行这样的战斗。伯里克利被称为“克山提波斯（Xanthippus）之子”不是没有理由的，他的父亲克山提波斯是雅典舰队的司令官，曾指挥一支两栖攻击部队在攸里梅敦河摧毁了波斯的残余舰队，打通了达达尼尔海峡 （Dardanelles Campaign）以获取粮食供应，并确保了雅典在爱琴海上的霸权。 ^[17]

正如朱利安·科贝特（Julian Corbett）在1911年所证明的那样，海权依赖有限的战争和海洋战略，因为这是唯一能让它们成为大国的选择。它们通过专注海洋获得了不对称的优势，但不得不接受由此产生的限制。科贝特简洁的论述值得重复，因为它强调了海权的战略是海上的，依赖海军和陆军的联合作战。他大概想起了在斯法克特里亚（Sphacteria）的雅典人 ，以及1759年在魁北克（Quebec）的英国人 ：

鉴于人类生活在陆地上而不是海上，所以，处于战争中的各国之间的重大问题总是取决于——除极少数情况外——你的军队能对敌人的领土和国民生活做些什么，或是敌人对于你的舰队能让你的军队有做到这些事的恐惧。 ^[18]

大陆强国的武器是大规模的军事动员，试图动用这件“武器”的海权——1689年到1713年间的荷兰共和国，以及1916年到1918年间的英国——会被它们自己的努力摧毁，哪怕是它们“赢得”了战争。只有大陆列强可以使用海军来推行以歼灭和无条件投降为目的的全面战争战略。曾被罗马采纳的这种战略模式是马汉留给美国的遗产。罗马拥有战略性的制海权，但罗马和美国都不是海权国家。以塑造了海权国家建设过程的独特、偶然的决定与彼得大帝治下的俄国创建一个强大海军国家——这个过程是由一位热衷于获取大陆军事霸权的王朝独裁者推动的——的决定做对比，可以凸显这两个概念的差异。

作为博学多闻的国家，海权对先例有着深刻的认识。它们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以前就已经有人做过了，它们把这个事实作为塑造其身份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来表达。然而，它们的敌人同样擅长利用过去。海权陷入了深刻的文化冲突中，先驱国家的思想和主张被用来解释、辩护、谴责和相互抵消。虽然没有哪两个海权国家是完全相同的，但它们的共同之处比任何差异都重要得多。它们形成了一个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群体。这些模式以及思想跨越时间的传播，使得这种集体评估具有连贯性和说服力，而争论也没有结束：海权身份的关键要素作为联系和差异的重点，仍然是西方先进集体的核心。

从长时段观察最容易理解海权作为文化的重要性——海权之间的协同作用增强了从个别例子中得出的见解。此外，海权文化所积累的知识以多种形式，经由相继而起的海权传递下来，这是历史服务社会的最佳例证。海权依赖海洋活动，并采用马汉制海权的不同版本作为其战略选择。然而，这一战略也可以被主要的大陆国家使用，无须进行重大的文化变革。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随着我们对世界其他地区——从红海和印度洋到东亚和波利尼西亚——的认识不断增加，以往那种以欧洲为中心的海洋史得到了补充，各地区的历史被整合到了一起。这些历史突出了具有强烈海洋身份的国家、对制海权战略的运用和航海技术的惊人发展。 将本书的焦点集中在欧洲经验上的决定反映了我的意图，即把本书视为对一个连贯的、相互关联的海权国家群体的集体研究，这些国家对其先驱留下的知识遗产有着敏锐且明显的认识。1900年前后，这一经验传遍了全球：中国、日本和美国的海军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欧洲式的。本书所考察的每一个国家，包括沙俄在内，都以欧洲过去的历史为先例，为了成为或保持海权，从过去发生的事中吸取经验教训。最能证明这一论点的证据是，第一个海权大国古希腊发明了克里特岛米诺斯王国这个海权，以免因成为第一个这样的国家而背上标新立异的恶名，并以此把它欠腓尼基人的巨大知识债务掩盖了起来，后来的每一个海权都是在这份遗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是一种思想的历史，它的传播跨越了时间。

---

注释：

[1] John Ruskin, The Stones of Venice ,Vol.I: The Foundations ,London:Smith,Elder,1851,pp.6 and 11.

[2] 乔治·格罗特（1794—1871），作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历史学家之一，他把自己的创作生涯奉献给了一部12卷本的不朽巨著《希腊史》，该书出版于1846年至1856年间。G.Grote, History of Greece ,Vol.5,London,1849,pp.69-70.另一项对海权的研究强调了一个关键点，即海权身份不是由无可变更的“规律”，而是由作为规律代理者的人类创造的，见Frederic Lane, 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 ,Bal 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p.180.

[3] J.Burckhardt, The Civilisation of Italy in the Renaissance .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860年，很快就大受欢迎，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

[4] A.T.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Boston,MA:Little,Brown,1890, chapter 1,pp.25-89,包含了马汉海权论点的核心。

[5] 罗斯金关于迦太基海权身份的讨论见他的第一部著作， Modern Painters ,Vol.I,London:Smith,Elder,1843.由E.T.库克（E.T.Cook）和亚历山大·韦德伯恩（Alexander Wedderburn）编辑（1902—1912）的罗斯金作品图书馆版将这段文字放在了第三卷。见该书第112—113页。

[6] John Ruskin, The Stones of Venice ,Vol.II: The Sea Stories ,London:Smith Elder,1853,p.141;R.Hewison, Ruskin’s Venice ,New Haven,CT,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p.38.

[7] John Ruskin, Praeterita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197.罗斯金使用的是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在1835年出版的版本。阿诺德在延续罗马人对迦太基和汉尼拔的控诉中所扮演的角色将会在第三章中提到。他的儿子马修（Matthew）思考了英国身份的性质和衰落的可能性；S.Collini, Matthew Arnol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74,担心英国正在“衰退成一个更大些的荷兰”。关于维多利亚时代对古希腊的痴迷，请见R.Jenkyns, The Victorians and Ancient Greece ,Oxford:Basil Blackwell,1980;F.M.Turner, The Greek Heritage in Victorian Britain ,N ew Haven,CT,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1981.

[8] 马汉致罗伊·马斯顿（他的英国出版商），1897年2月19日：R.Seager,D.D.Macguire, Letters and Papers of Alfred Thayer Mahan,3 vols .,Annapolis,MD:USNIP,1975,vol.II,pp.493-494.

[9] 这本书不打算面面俱到。它关注的是相互联系的古代和现代欧洲世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是一种被传播和共享的文化——以及受到欧洲思想影响的欧洲和亚洲国家。海洋国家的全球史请参见L.Paine, The Sea and Civilisation:A Maritime History of the World ,London:Atlantic Books,2013.该书索引中没有包含seapower或sea power的条目。

[10] C.G.Reynolds,‘“Thalassocracy”as a Historical Force’,in History and the Sea:Essays on Maritime Strategies ,Columbia,SC:University of South Caolina Press,1989,pp.20-65.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篇论文发表于1977年。

[11] C.E.Behrman, Victorian Myths of the Sea ,OH:Ohio University Press,1977.这是对海权身份建构中事实与寓言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的经典评价。

[12] C.G.Starr,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on Ancient Histor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4.

[13] Mahan, The Infl uence of Sea Power ,pp.iv-v,13-21.特奥多尔·蒙森的《罗马史》是一部关于罗马共和国的三卷本研究著作，出版于1854—1856年，书中充斥着德国民族主义思想；G.P.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 ondon:Longman,1913,p.458.

[14] 威尼斯学者、出版商阿尔都斯·马努提乌斯在1500年至1510年间制作了第一部希腊文版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著作。M.Lowry, The World of Aldus Manutius ,Oxford:Basil Blackwell,1979,pp.144,300.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著作出版于1502年。都铎王朝时期的英格兰用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航海专业知识和航海文献，以及来自低地国家的航海图和海权图像来补充这些资源。

[15] W.H.Sherman, John Dee:The Politics of Reading and Writing in the English Renaissance ,Amherst,MA: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95,pp.126,152-153.

[16] J.A.MacGillivray, Minotaur:Sir Arthur Evans and the Archaeology of the Minoan Myth ,London:Jonathan Cape,2000,p.85.

[17] 伯里克利关于制海权的理论可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50年代他在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经历。L.Rawlings, The Ancient Greeks at War ,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7,pp.105-106;R.Meiggs, The Athenian Empir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p.173,fn 3.

[18] J.S.Corbett, 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 ,London:Longman,1911.科贝特的文稿，特别是第14页，阐释了像英国这样的海权大国在面对大陆军事对手时可以做出的战略选择。 oRzBsqiTOu3DUzt674A8/Ku93iRAbvrYGwKhCqeYWUFWa4+s95JJvWHcdcvOQE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