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哥哥的真正身份到底是什么？
“我在一九八五年刚回国时，日本对我来说简直像外国一样。”老妇人接着说，“但是到了夏天，我看见大家在跳盆舞[2]，就忍不住流下了眼泪。直到那一刻，我才深深体会到自己回到了祖国。”
“——你一定有过许多悲惨的遭遇吧？”
“为了善加利用这些经验，我在这里接受遗孤们的咨询。如果你的家人有任何这方面的烦恼，欢迎来找我聊一聊。我每星期的二、四、六都在这里。”
“咦？你也是援助团体的职员吗？”
“是啊，我是这里的义工。”
既然她也是职员，或许有机会——
“请问——周围有没有可疑人物在偷听？”
“咦？可疑人物？”老妇人停了下来，我感觉到她的手肘晃了几晃，“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是这样的，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若有我帮得上忙的地方，你尽管说吧。”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到当初跟我在同一个开拓团里生活过的人？”
“这个嘛——可以查名册，上头记载了所有查得出来的数据，包含开拓团各家族成员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籍贯、出发日期、开垦地点、后来的下落等等。”
“你能帮我查一查吗？”
“当初是以同乡组团为原则，团员们在归国后大多有所往来，要找到从前的旧识应该不难。”
“刚刚那位比留间先生不肯帮我查，因此这件事务必请你帮我保密。”
“比留间先生不帮你查？这不可能吧？平常他总是很亲切地为遗孤们解决问题呢。”
“我想向熟知当时情况的人询问关于我哥哥的事，请你帮帮我。”
“好，我很乐意。”
我说了声谢谢，递出一张写着联络方式的名片，在公民馆外与老妇人道别。幸好公民馆的门口处有一幅用凹凸线条标示道路、建筑物及地形的盲人专用点字地图，让我得以事先确认了出租车乘车点。
左边的车道上有一阵汽车引擎声自后方靠近，超越我之后在前方不远处刹车。我走到该处，听见前方左右两边不断有往来的汽车引擎声，于是我贴近人行道的建筑物，前进时尽量跟建筑物保持平行，在导盲杖不再敲到身旁墙面的地点停下脚步，并将脚尖的方向调整至正对着前方。接下来，就是必须把握车声消失的时机穿过马路。
若是常走的路线，我可以在穿越马路后的地点找一个标志物，如此一来，我就可以确信自己平安抵达了马路的正对面。但第一次造访的地方，几乎没有什么讯息能让我确认前方的状况，穿越马路时需要相当大的勇气。
正当我迟疑着不知该在什么时机过马路时，导盲杖的前端敲到左边一个类似电线杆的物体。我伸手仔细一摸，那杆状物上有个方箱，上头刻着点字，似乎是个带有提示音功能的信号灯。我按下上头的“视障专用钮”，过了一会儿便听见模拟小鸡叫声的电子音，这表示已转变为绿灯。在有这种提示音装置的十字路口，就算前进的角度有所偏差，也能借由前方传来的电子音随时调整方向。
我放下了心中大石，开始穿越马路。抵达马路另一端后，我回想着刚刚记住的地图，转过了几个街角，朝着出租车乘车点前进。但是当我来到某处时，便发现不对劲。按照地图的标示，这附近应该有个可以向右拐弯的T字路口才对，但我走了半天，右边一直有建筑物。难道是公民馆的点字地图太过老旧了吗？还是我已错过了道路而不自知？我曾经遇到过转角处的路口停着一辆大货车，完全挡住了横向吹来的风，导致我没有察觉岔路的情况。
我不由得在永远的黑暗世界中左顾右盼。在这漆黑的环境里，我完全找不到能够判断正确道路的讯息。我现在在哪里？在哪个地点、因什么缘故而走错了路？每当我在没有路人通行的街巷内迷路时，就只能站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右前方传来了尖锐的平交道警示声，我一惊，心脏仿佛被人紧紧揪住了一般。片刻之后，又传来了刮磨铁轨的刺耳巨响及震动。好可怕——得离远一点才行——
我用导盲杖敲打路面，转身朝着平交道的相反方向前进。猛然间，一阵狂风袭来，风声有如狼群的嘶吼。不管是人声还是车声，都被这阵狂暴的风吹得一干二净，令我分不清楚东西南北。车道在哪个方向？是右边还是左边？是前面还是后面？一旦连声音也无法依赖，我心里就会顿时涌起被抛弃在废墟内的不安与孤独。
我沿着围墙前进，抵达围墙的尽头时，竖起耳朵聆听两侧是否有汽车引擎声。因风势太强的关系，车声已遭到了扭曲，难以辨别距离及方向。我无法肯定耳中听到的车声是来自远处，还是近在咫尺。咆哮的狂风宛如一桶黑色颜料，将我心中描绘的街景泼洒成了黑压压一片。
蓦然，车声停了。
我正犹豫着该不该迈步，突然察觉背后似乎站了一个人。我一回头，耳中登时听到某人吓了一跳的急促呼吸声。下一秒，原本我所面对的方向突然有道可怕的汽车引擎声，宛如凶恶的狂犬般直冲而过。
这意味着，有人企图将我推到疾驶中的汽车前——
我顿时全身颤抖，胸腹深处涌起一股凉意，心脏的鼓动只能以震耳欲聋来形容。
依我平常缓慢的行进速度，在我一步还没跨出之时，我就会听到疾冲而来的引擎声并停下脚步。但此时假如被人推了一把，想必我会整个人扑倒在车子前，耳中听到宛如要刺穿鼓膜的刺耳刹车声，鼻中闻到轮胎在柏油路面上摩擦的焦臭味，整个人被撞得像根枯树枝般在空中翻滚，人生中的种种昔日景象在鲜红色的视野中宛如走马灯般轮番上演。
“是——是谁！”我的怒吼声微微带着颤抖。
明明感觉到眼前有人，却完全没有听见脚步声。这个人就站在我的面前，但我不知道他是谁。到底会是谁想要把我推入车道，刻意营造出视障人士意外遭车撞死的假象？
我踏出一步，想要抓住对方，但我骤然听见了转身奔逃的脚步声。我的眼睛看不见，当然不可能追上去将对方制伏。我听着奔跑的脚步声逐渐远去，只能选择转身继续迈步。
就算对方又溜回来跟在我身后，我也无从得知。
* * *
[1]指战后因嫁给中国人而滞留中国的妇女。
[2]“盆舞”（盆踊り）是日本盂兰盆节时跳的一种传统舞蹈，使用的音乐及手势有各种不同的版本。
8
我坐在沙发上，拿出了一个看起来像两把尺子交叠在一起的工具。这是“纸钞辨别板”，只要将纸钞插入其中，并将纸钞边角抵住工具边缘隆起的部位，就能借由各种面额纸钞之间大约五毫米的长度差距来辨别纸钞的种类。在外出之前，我会先像这样一张一张确认纸钞的面额，并利用对折一次或对折两次的方式加以区分。折到第五张时，电话响起。
我摸索着来到内廊上的电话台旁边，拿起了话筒。来电者是在遗孤援助团体当义工的老妇人。
“我找到了一位曾待过相同开拓团的先生。”
“那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叫大久保重道，今年九十岁了，说起话来却精神矍铄。我跟他说起你的名字，他说他还记得你的母亲。”
“既然如此，他应该也记得关于我哥哥的事。”
“我还跟他提到你眼睛不方便，他说他可以过去找你。还说明天就有时间，但最好约在咖啡厅，比较能静下心来好好谈。”
“明天吗？那就——”我回想着住家附近的咖啡厅名称，说道，“请帮我转告他，约在黑猫咖啡厅，早上十点半，问他方不方便。”
我接着说明了黑猫咖啡厅的大致位置。
“我会继续帮你找开拓团的其他成员，不晓得是否帮上了你的忙？”老妇人问。
“已经帮了我大忙，真是谢谢你。”
挂断电话后，我用点字器在纸上记下了地址、相约见面的店名及时间。接着我吃了从便利店买来的便当，洗了澡，穿上衣服后，将手掌在餐厅桌上探摸。先是摸到了一个四角形的盒子，这里头放的是安眠药，三角形的盒子就在旁边。我打开盒盖取出了镇静剂。
配着烧酒吞下两颗镇静剂后，我打开了收音机，听了一会儿新闻，突然感觉上半身难以维持平衡，脑袋昏昏沉沉，全身使不出力气。或许是这几天走访了一些陌生的地方，耗费太多心神的关系，此时我骤然感受到强烈的睡意。我的双腿几乎不听使唤，踉跄着走向卧室，整个人瘫倒在床上。就在我咬着牙设定好闹钟的瞬间，意识已离我远去。
刺耳的电子闹铃声钻入了梦境，将我拉回现实世界。我按下闹钟上的按钮，闹钟旋即发出“上午九点”的电子语音，接着我又确认了今天是星期几。虽然差点睡过头，但时间上并没有出现空白。于是我起身梳洗，准备出门。我围上腰包，里头放了“液体探针”、折叠式的备用导盲杖及残障手册。为了安全起见，我又戴上一顶有帽檐的帽子，以及保护眼睛用的墨镜。
黑猫咖啡厅就在住家附近，几乎不可能迷路。我一推开店门，头顶上便传来吊钟的声响，刚烤好的面包及咖啡豆的香气扑鼻而来。我告诉店员自己跟人约在这里见面，店员引导着我走进店内。除了爵士风格的音乐外，我还听见了此起彼落的玻璃或陶瓷器皿的轻微碰撞声。店员带着我从相隔一定距离的客人交谈声旁通过，并指引我在一张桌子的桌边坐下。我点了一杯咖啡。
我按下语音手表的按钮，电子语音告诉我现在的时刻是“上午十点二十五分”。不久之后，略带苦味的咖啡香气随着脚步声而来，接着面前的桌上发出轻微声响。我端起咖啡杯，小心翼翼地啜饮，以避免烫伤。就在喝了大约半杯的时候，我听见低沉的说话声。
“请问你是村上和久先生吗？”
“是，你是大久保重道先生？”我朝着声音的方向反问。
“对，我当年也是三江省桦川县的开拓团成员，我还记得你的母亲，你不记得我了？”
“真是非常抱歉，我那时才四岁——”
“是吗——”
不知道为什么，大久保的声音有点像是松了一口气。
我听见了桌子另一头的椅子被拉开，以及有人坐在椅子上的声音。“请问要点什么？”一旁传来年轻女人的问话声。“一杯红茶。”大久保说道。他的日语发音还残留了一点中国腔。
“大久保先生，你是在战后回到日本的吗？”
“对，当初跟你们一起逃离开拓团，还进了同一处难民收容所。虽然我也搭了遣返船回到日本，但后来我又好几次前往中国寻找儿子，在中国住了许多年，连日语也几乎忘光了。可惜最后还是没找到儿子，他可能已经在地下长眠了，连成为遗孤的机会也没有。”
“我能体会你的心情。”
“谢谢。”
我听见女服务生说了一句“久等了”，接着却又狐疑地问：“呃——请问点红茶的客人是哪一位——？”
多半是我把自己的咖啡杯放在桌子的正中央，令女服务生有些摸不着头绪吧。此时或许是大久保举起了手，我听见女服务生低声说了一句“好的”。
前方的黑暗空间传来啜饮液体的声音。
“先不谈我的事了。村上先生，听说你有些话想问我？”
大久保的低沉嗓音勾起了遥远昔日的回忆，令我既怀念又有种莫名的安心感。既然我对他的声音感到怀念，这或许就意味着从前在东北我们曾经说过话。
“事情是这样的——我怀疑那个从中国回来的哥哥不是我真正的哥哥。”
“你认为他是假货？”
“是的，我认为有这可能，而且不是认亲时发生的误会，是刻意的冒名顶替。目的可能是母亲名下那一点遗产，或是日本的永久居留权。要不然，就是有什么连我也猜不出来的动机。”
“——你确认过伤痕了吗？”
“你指的是背上的刀伤？”
“不，你哥哥右手腕上应该有烫伤的痕迹。”
我努力回想深埋在记忆中的触感。当初哥哥刚回国时，我曾抓着他的手腕，泪流满面地说着“太好了，太好了”。我记得他的右手腕上——应该没有烫伤的痕迹。
“应该没有。我哥哥的右手腕曾经烫伤过？”我问。
“是啊，那时你还小，应该不记得了。你哥哥曾经遭火炉的火焰灼伤，听说是为了保护你。当时你父母都在田里工作，我听到哭声后赶去你家，为你哥哥包扎了伤口。”
“我母亲不曾跟我提过这件事。”
“可能是不想让你难过才瞒着你吧。如果你知道哥哥为了你而受伤，一定会相当自责。”
我心中的怀疑逐渐得到了印证。但有一点令我想不通，如果哥哥是假货，那就表示他背后的刀伤是刻意加上去的；但那是真正的刀伤，他必须叫人在自己的背上砍一刀才行。一个人为了假冒成我哥哥，可以做到这个地步，但为什么没有顺便复制右手腕的烫伤痕迹？
更何况，是什么样的动机让他宁愿背上挨一刀也要假冒我哥哥？如果只是为了获得日本永久居留权，大可以找个日本女人结婚。比起承受严重刀伤，这个方法不是更简单？
再者，假哥哥与真哥哥之间是否曾有过接触？倘若是的话，他们是什么关系？在战争结束后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是朋友，还是敌人？
真正的哥哥是否还活着？
我突然感觉到一阵恐惧自体内蹿起，仿佛有一群毒蜘蛛正从我的脚边往上爬。哥哥会不会已经在中国遭到了杀害？会不会已在土中化为白骨？这种接近妄想的景象在我的眼前一闪而过。
倘若哥哥已被杀了，凶手肯定就是如今住在老家的假货。
“如果没有烫伤的痕迹，你最好别相信这个人。你哥哥身上有着一辈子不可能消失的烫伤痕迹。那痕迹的模样像大佛，一摸就知道。”
我为这番忠告向大久保道了谢，接着便离开了黑猫咖啡厅。回到家里一检查电话答录机，发现有一则留言，来电者是那老妇人，留言的内容是希望我回电。
我按下留言中所说的电话号码，数响之后，话筒另一端传来了老妇人的声音。
“我又找到了一位女士，可惜本人已经过世了，我只联络上她的儿子，是第二代遗华日侨，他说他的母亲生前曾受你们家很多恩惠，因此想当面向你道谢。”
所谓的第二代遗华日侨，指的是日本遗孤在中国与中国人所生的孩子。虽然我已证实哥哥是假货，却还不明白他伪装成我哥哥的动机为何。他跟真正的哥哥是什么关系？人生中有何交集？只要向认识哥哥的人询问，或许就能探听出一些端倪。
“请问——我是不是反而给你添麻烦了？”
“不，没那回事，你帮了我大忙。能不能告诉我她儿子的联络方式？”
“当然没问题。他叫张永贵，住在江东区北砂町的一栋公寓里，地址是——”
我记下了地址，道谢后挂断电话。
走回客厅的途中，我在一片漆黑的世界里听到了“滴答”一声轻响。
于是我转进了没有门的浴室。水龙头或许是没关紧，不断有水滴落下。那水滴的弹跳声让我联想到了自伤口坠落的鲜血。滴答——滴答——滴答——
下了出租车后，我一面敲打导盲杖一面前进。导盲杖的前端敲到了金属质感的障碍物，为了确认形状而轻轻左右敲打。这似乎是一座楼梯，多半是设置在公寓墙外的铁梯吧。
我用左手在半空中探摸，摸到了楼梯的扶手。一踏上铁制的台阶，整座楼梯便因我的体重而发出吱嘎声响。我将导盲杖以垂直的方向上下移动，一边往上踏一边确认下一级的位置。在登上楼梯的时候，必须注意步伐不能歪斜，否则很可能会踏空。
登上十四级之后，导盲杖再也探不到上一级台阶，看来是已经抵达二楼了。我一边用手掌轻抚公寓外侧墙壁，一边沿着外廊前进。格子窗户、木制门板、格子窗户、木制门板、格子窗户、木制门板——我心想这扇门应该就是二〇三号室了。我的指尖摸到了突起的门铃，按了下去。
一阵脚步声后，我听见门把被转开的声音。我往右退开一步，接着便感觉到门板开启所带动的风拂上了脸颊。
“敝姓村上，请问是张永贵先生吗？”
“不是。张永贵，隔壁二〇三，这里二〇四。”
对方说话带有中国腔，或许这栋公寓住的都是外国人吧。这个房间明明是从楼梯数来第三间，却是二〇四号室？或许是因为房号是以离楼梯最远的房间为二〇一号室，跟我数的方向相反的关系吧。我道了谢，走向二〇三号室，背后又传来那男人的声音：“张永贵，上工去了。作业员，突然病了。张永贵，去替补。”
看来张永贵忘了今天跟我有约。
“工厂在哪里？”
“室井工厂，就在那边。”
“离这里很近吗？能不能告诉我怎么走？”
“下楼梯，左转，直走，第一个路口，右转——在那里，找不到，问路人。”
于是我下了楼梯，照着指示前进。挥舞于前方的导盲杖不时敲到砖块、围墙或电线杆。走了几分钟后，导盲杖的前端敲到了某种具有弹性的物体。我将敲击的位置拉高十厘米，再一敲，变成了金属的板状物，这应该是汽车的轮胎及钢圈吧。我平移一步，与轮胎拉开了距离，倘若走在轮胎旁边，有可能撞到车子后视镜。
过了这辆车子之后，前方再也没遇上障碍物。我来到了路口，谨慎地转了弯。就在我停下脚步思考接下来该怎么走的时候，头顶上忽然传来敲打棉被的噼啪声。我仰头询问室井工厂的位置，一道听起来像是家庭主妇的声音亲切而详细地回答了我，最后甚至还说要带我去。
“不用了，谢谢你的好意。”
我脱下帽子颔首致谢，戴上帽子继续前进。不论是健全者还是残障者，任何人都是仰赖他人的善意才得以存活。每当单独外出，我总是对这一点特别有感触。
我照着家庭主妇指示的路线前进，不久后右边传来机械声。现在的时间是十一点五十五分，但不晓得工厂有没有午休时间。
一到十二点，顿时涌出大量脚步声与说话声。
我朝说话声的方向喊了一句“请问”，有个年轻人应了，我向他询问认不认识张永贵。
“喂！张永贵在哪里？”年轻人问身旁的人。
“还在里头赶工。”另一人笑着回答，“他终于明白工作比吃饭重要了。”
“你听到了吧？若你有急事，我可以进去叫他出来。”
“那就麻烦你了。”
我听见年轻人的脚步声逐渐远离，等了大概五分钟，脚步声走了回来。
“他说希望你在晚上九点过后到公寓找他。”年轻人对我说。
我无计可施，只好先回家一趟。信箱里有一封信，我本来以为是广告信，但拆开一摸，又是一首俳句，这已经是第八封了。我用手指读了上头横书的点字。
“日出之国”指的应该是日本。向往日本却沾上了鲜血？这是什么意思？首先浮现在脑海的，还是那些遗孤，也就是遗华日侨。他们每个人都向往回到祖国，却有许多人在途中送了命。若这是这首俳句的主旨，那么寄信者或许是个遗孤。问题是他寄这些俳句来给我做什么？
我将这首俳句与过去其他俳句互相比对，还是找不出寄信者的动机及目的。一按语音手表，才察觉我已在这些俳句上耗费了数小时。
我收拾了信封，在晚上九点半时再度造访张永贵的公寓。空中不断响起盘旋飞舞的鸟叫声。
“我是中午曾到工厂拜访的村上。”
“我是张永贵，今天突然接到工作，完全忘了你要来。”
我伸出了手掌，对方迟疑数秒后，握住了我的手。就在这一瞬间，我的指尖碰触到了类似金属手环的物体，还发出清脆声响。
“我的房间在这里，请进。”
我在张永贵的引导下进入门内，脱下鞋子后夹上晾衣夹。一踏进屋内，每走一步都会碰到各式各样的东西——塑料袋、圆筒状的轻盈纸盒（大概是泡面容器）、塑料盒子、绑在一起的一大捆貌似杂志的纸张。整个空间充塞着一股恶臭，简直像是把头探进了装满厨余垃圾的垃圾桶。
“坐垫在这里，请坐。”
我小心翼翼地踏步，避免踩到地上的东西，伸手探摸到坐垫后坐了下来。
“我得吃饭，中午没有吃。”房间的右侧深处传来金属容器轻微碰撞的声音，“‘民以食为天’，但是日本人只在乎工作，想法跟中国人不同。从前一到了午休我就吃饭，结果被讨厌了。最近我明白了，没完成上头交代的工作，不能吃饭。”
“真是辛苦。请吃吧，不要在意我。”我说。
“谢谢。我日语说得不好，是中国人，薪水很少。我的工作是组装手机里的主板，每天一直做一样的事，像一台机器。这个工作不必说话，所以日语没办法进步，老是被日本人瞧不起。”
我没有搭腔。
“现在的工厂，已经好多了。以前的工厂，日本人的手指被机械切断，他们怪到我头上，说我操作错误。但是，他们根本没有让我做操纵机械的工作。我做的工作，都是单纯的重复动作。从前我的日语比现在更差，跟他们解释，也没有用。他们骂了我一顿，还把我开除，连薪水也不付给我。”
张永贵的言语之间不带丝毫感情，让我心中浮现出一只老旧的中国人偶，在异国的社会受尽风霜，连上头用毛笔画上去的五官也消失了。
我听了张永贵这番描述，再次体会“哥哥”在日本的生活有多么艰苦。当初我在老家的浴室为“哥哥”搓背时，他曾提到在中国获得了“先进生产者”的手写奖状，还说那是唯一一次工作受到了肯定。我心想，“哥哥”口中所说的“唯一一次”，或许还包括在日本工作期间。若是如此的话，他在日本可说是吃尽了苦头，竟然把那样的一纸奖状当成唯一的安慰。
“张先生——你没有取得日本国籍？”
“对，因为我资格不符。我的情况，妈妈是遗华日侨，而不是爸爸。”
“妈妈是遗华日侨，跟爸爸是遗华日侨，情况不一样？”
“嗯——这有点难解释。遗华日侨若是男性，第二代随时可以取得日本国籍。但如果遗华日侨是女性，只有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之后出生的第二代，在归国的三个月内提出申请，才能取得日本国籍。这根本是差别待遇。我早生了十个月，所以资格不符。”
我听见张永贵朝我走近，接着我正前方大约是我坐姿的腹部高度，响起了餐盘碰撞声。
“中国籍的遗华日侨第二代，遭到一年以上不得缓刑的判决，就会被驱逐出境。这很不公平。”张永贵叹了口气，接着说道，“我差一点就被驱逐出境了，幸好被判了缓刑。”
“请问你犯了什么罪？”
我心想，多半是窃盗或伤害吧。遗孤第二代、第三代所组成的不良帮派近年来气焰嚣张，经常闹上新闻。
“我涉嫌‘假认亲’——被警察抓到。”
“假认亲？”
“我在街上认识了不良帮派的人，听他们说，他们在找拥有日本国籍而且缺钱花的遗孤。他们告诉我，二〇〇九年，日本在修改《国籍法》之后规定，只要拥有日本国籍的男人承认并且提出申请，他跟外国女人之间生的小孩就能获得日本国籍，两人不需要具有婚姻关系，小孩也不需要接受DNA鉴定。我的工作是帮他们寻找缺钱的日本人，介绍给他们。他们会付给那个日本人报酬，还会付给我一笔介绍费。我答应了他们。‘无毒不丈夫’——意思是会干坏事才称得上男子汉。”
“但是被警察抓到了？”
“日本的警察很厉害，一下子就看穿了。他们调查了认亲的中国人待在中国的时期，以及母亲怀孕的时期。这门生意没做成，我也遭到了逮捕。”张永贵的方向传来叮当声响，“我手上戴着假的手铐，这是一对没有锁链的铁环，我用这个来警告自己。我太穷了，一不小心就会为了钱干坏事。因此我戴着这玩意，让自己不要忘记被铐上手铐时的绝望感。”
张永贵说得战战兢兢，就像是在地狱的入口处走着钢索，一个不小心就会失足跌入万丈深渊。
“——村上先生，你们家的事，我经常听我妈妈提起。”
“令堂说了些什么？”我问。
“她说，她很感谢村上女士为我外婆举办了葬礼。我妈妈在一九四一年跟着父母一起到了中国东北，当时她才六岁。但是生活实在太辛苦，过没多久外婆就病死了，每年五月十二日是她的忌日。村上女士不仅安慰悲伤的妈妈，还代替沮丧的外公为我外婆举办了葬礼。”
“这我是第一次听到。”我说。
“当初住在中国的时候，妈妈每年都会带我去扫墓。那是生下妈妈的外婆的坟墓，去扫墓也是应该的。每次扫墓的时候，妈妈都会告诉我当年的事。”
我听见了细微的咀嚼声、吞咽声及餐盘碰撞声。
“回到日本之后，每到外婆的忌日，妈妈总是担心，不晓得你们平安回日本了没有。妈妈经常在遗华日侨的聚会上到处问你们一家人的下落。”
“没有办法跟你母亲重逢，真是可惜。我跟我母亲在哈尔滨的难民收容所住了一年，才搭上返回日本的遣返船。虽然在逃难的途中跟哥哥失散了，但最后我们还是平安回到了祖国。令堂有没有跟你提过关于我哥哥的事？”
“有，妈妈最常提起的人，就是你哥哥。战争还没结束的时候，外公被军队征召，妈妈才十岁，没有人照顾，是你们村上家收留了她。”
我努力挖掘出童年时的记忆。当我们一家人围着餐桌吃饭时——确实有个小女孩，年龄比我大一些，绑着辫子，模样相当可爱。
“你哥哥对我妈妈说：‘我会保护你。’你哥哥拿出木头做的假枪，又对我妈妈说：‘苏联兵来了，我会保护你。’妈妈说，她那时听了好感动。每次提到你哥哥的事时，妈妈就会露出怀念的表情。”
哥哥当时才七岁，每天到开拓团里的一栋红砖盖的学校上课。当时高年级的学生都必须接受军事训练，使用真正的枪。哥哥还是低年级学生，只在体育课的时间用假枪练习持枪动作。
对当时的我而言，战争只是不存在于实际生活中的幻想情节。
我不禁在心中想象哥哥手里拿着假枪，打肿脸充胖子地跟一个年纪比他还大的女孩说“我会保护你”的景象。那个女孩——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她也曾跟我们一起逃难。哥哥的右手握着我的手，左手则握着那个女孩的手。但那女孩在途中突然发高烧，大人们没办法继续带着她走山路，只好在一处开拓团的遗址将她托付给一对中国夫妇。临别的时候，哥哥还曾经声泪俱下地跟她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答应要保护你，却没有做到……”
女孩正发着高烧，却在满是汗水的脸上挤出微笑，对着哥哥说：“谢谢你，阿龙。”
既然张永贵的母亲已过世，这就意味着那很可能是哥哥跟她这辈子最后一次见面。在追寻真相的过程中，我逐渐回想起原本早已遗忘的那些关于真正的哥哥的点点滴滴。
“对了！”张永贵突然提高声音，“除了我妈妈之外，好像还有其他人在找村上家的人。我想起来了，有个人在寻找你哥哥的下落。”
“那个人是谁？”我问。
“——请等一下，我找一下妈妈的笔记本。”
左边传来翻动一整捆纸的声音。
“有了，那个人叫曾根崎源三。这里有他的电话号码。”
9
我将“液体探针”装在杯口，倒入烧酒，液面碰触到探针的瞬间，仪器发出了“哔哔”声响。接着我摸到三角盒子，打开盒盖，取出两颗镇静剂，就在我打算配着烧酒将药吞下的时候，手机响起。
“喂？”我接了起来，对方却没有发出声音。知道这个手机号码的人，只有女儿及其他寥寥几人。“喂？请问你是哪一位？”
我正感到狐疑之际，手机另一头传来了带着中国腔的日语。
“请问——你是村上和久吗？”
“对，你是谁？”
对方迟疑不答，对话再度中断，我只听见了拿不定主意的细微呼吸声。
“我要挂电话了。”我说。
“等等——我是村上龙彦，是你的哥哥。”
我顿时瞠目结舌，一句话都说不出口，原本想要说的话都哽在喉咙，张大了的嘴只冒出嘶嘶气声。心脏宛如遭狂牛踢了一脚，在肋骨内侧剧烈弹跳，握着手机的手掌一瞬间已汗水涔涔。
哥哥？这个人说他是哥哥？
“你——”我勉强挤出了沙哑的声音，“你是——我哥哥？”
这句话连我也不禁觉得可笑，竟然问了这么愚蠢的问题，却没有提及关键。
“我的哥哥住在岩手县的老家，如果你只是想恶作剧的话——”我接着说道。
“住在岩手县的那个人是假货，我才是真正的村上龙彦。”
我为了证明住在岩手县的哥哥是假货而四处奔走，这两天才印证了自己的怀疑，没想到此时接到自称是真正的哥哥的男人打来的电话，我反而开始为岩手县的哥哥说话。这样的矛盾，只能用滑稽来形容。或许最大的原因在于我无法相信这个突然打电话来的男人吧。
“那家伙抢走了我的人生——因为他的关系，我没办法以遗华日侨的身份回归祖国。我迫不得已，只好在一个月前躲进了货柜船的货柜里，以偷渡的方式来到日本。那个假货已利用我的身份取得永久居留权，我除了偷渡之外没有其他选择。”
货柜，偷渡——这两个字眼刺激了我的记忆。前阵子我确实通过收音机广播听到了这个新闻。一大群偷渡客因货柜通气孔遭封住而死亡，只有两个人存活，其中一个人逃了，另一个人遭到逮捕，目前还在住院观察。
“我看过这个新闻。你就是那个逃亡的偷渡客？”
“对，我躲在尸体堆里，趁警察及入管局人员不注意时逃走了。据说在日本战败后，有些遗孤为了避免被苏联兵杀害，故意躲藏在同胞的尸体堆中。这次我用了相同的法子。”
我听着对方的声音，内心竟涌起一阵怀念。从前我一定听过这个声音——这是能够带给我安心感的声音——
“你忘了吗？当年在东北的时候，你才四岁，一天到晚跟在我后头。那时我很照顾你，现在轮到你帮助我了。”
我的本能——或者该说是我体内所流的血，在告诉我“这个人是真正的哥哥”。但我不能囫囵吞枣地相信他的话，还是得找到明确的证据才行。
“若你是我真正的哥哥，现在立刻来找我，证明给我看。”
“现在不行，我正被一群可怕的家伙追杀，一旦泄露行踪，马上就会没命。”
“是谁要杀你？”
“这我不能说。总之，你不能相信除了我以外的任何人。”
“我可还没有相信你。”
“别以一副陌生人的口气跟我说话！我要说什么，你才会相信？逃难途中被日本兵砍一刀那件事？渡过松花江时被冲走那件事？还是右手腕上的烫伤？”
大久保重道告诉我，我的哥哥曾被火炉的火焰烫伤，是他为哥哥包扎伤口的。这件事应该只有大久保知道——难道这个人真的是我哥哥？
“还是要我告诉你，我被一对中国夫妇救起，他们把我扶养长大，还给我取了个名字叫‘徐浩然’？”
“徐浩然——这就是你的名字？”
岩手县的“哥哥”是被一对姓刘的夫妇救起并收为养子的。倘若电话里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哥哥，那就代表那对姓刘的夫妇也是假货。这三人（他们说养父已经去世了，但这可能也是假话）联手欺骗了我跟母亲。
“我刚刚说的，你都没听进去吗？徐浩然只是我的中国名字，我的本名是村上龙彦。”
“——对我来说，你现在还只是徐浩然。”
在掌握明确证据之前，我不能随便称这个人为“哥哥”。或许他只是当年在东北曾跟我一起玩过的中国孩童。若是如此的话，我对他的声音依稀有些印象，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开拓团里有不少中国工人，这些人的孩子们经常与我跟哥哥玩在一起。
“老大，别死，再来比相扑，约好了。”
我蓦然想起，在抛弃开拓团家园的那一天，有个中国男童与被誉为“横纲”的哥哥相拥而别，嘴里说出了这句话。
“好吧——”徐浩然的声音夹带着叹息，“你现在就当我是徐浩然吧。总有一天，真相会水落石出的。总而言之，千万别相信假货说的话，否则你也会有生命危险。”
这两个“哥哥”，到底哪个是假货？抑或，两个都是？
“你是怎么查到我的手机号码的？”
“——这太简单了，方法多的是。”
这句话显然只是在搪塞。为什么他不肯实话实说？知道我手机号码的人，只有由香里及从前帮助过我的视觉障碍训练中心职员，还有最近才联络的遗孤援助团体职员比留间及那位老妇人。若不是其中一人告知，他绝对不可能知道我的手机号码。
徐浩然到底是从何处得知了我的手机号码？要查出训练中心职员或比留间等人跟我之间的关联性，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对一个刚偷渡至日本且遭警察及入管局通缉的人而言，更是难上加难。这么说来，应该是由香里？难道她将徐浩然藏匿在她的住处？仔细想想，女儿倘若遇上了我的亲哥哥，绝对会紧抓着不放吧。因为我哥哥与夏帆属于六等亲之内，符合捐赠器官的规定。难道由香里是以捐赠肾脏为条件，才答应让徐浩然躲在她的公寓里——？
“我可是警告过你了，”徐浩然说道，“千万别听假货说话。那些假话听久了，总有一天耳朵会烂掉的。”
对方挂断了电话。紧贴着手机的耳朵里，依然缭绕着徐浩然最后那句警告之语，久久无法散去。
我一回过神来，就依着早已记下的步骤操作手机，打开来电记录，回拨了那个号码；但我只听见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嘟——嘟——嘟——”的电子信号声。
“您拨的号码没有响应。”电话另一头的语音如此回复。
我咂了咂嘴，切断手机通话。看来徐浩然已不打算与我对话，这个人擅自打电话给我，却又擅自挂断电话。
于是我改为拨打女儿的号码。
“干什么？夏帆要开始洗肾了。”由香里的口气相当不耐烦。
“没什么，只是那个——”
“什么事？有话快说。”
“啊，嗯——刚刚我接到一通电话，该怎么说呢——”
“不能下次再谈吗？”
“等等，我只问你一句话。你——是不是让徐浩然躲在你家里？”“什么？那是谁啊？”
对于我这突如其来的问题，由香里丝毫没有表现出不自然的反应。
“啊，没烟了——”
“烟？你抽烟吗？”
我回想起当初在公民馆会议室内，与比留间交谈时闻到的那一丝烟味，当时在场的第三人到底是谁？
“不行吗？”由香里说，“只要我死了，就可以把另一颗肾脏给夏帆了——我开玩笑的，这种话可不能在夏帆面前说，不然她又要哭着跟我道歉了。我想听她说的是‘谢谢’，而不是‘对不起’。”
女儿那种强忍悲伤的口气，令我听得心如刀割。
“洗肾要开始了，先这样吧。”由香里挂断了电话。
我疲惫不堪地吁了一口长气，整个人瘫坐在沙发上。到底哪些事情是真的，哪些事情是假的？到底是谁，为了什么目的，说了什么谎言，又欺骗了谁？我已经被搞得晕头转向。
刚开始只是为了调查哥哥是否为假遗孤，没想到越查越是疑点重重。向遗孤援助团体的比留间寻求协助，却遭到言辞暗示与恫吓。回程的路上，又差点被人推入车道，若不是我及时回头，恐怕已经被车撞个正着了。甚至连岩手县的“哥哥”也打电话来，说有人看见我拿走了装砒霜的小瓶子。
而现在——我竟然接到了自称真正的哥哥的人打来的电话。
我到底该相信谁？
高中毕业后，我选择成为一名摄影师，而非上班族。摄影界是个相当封闭的圈子，要成功只能仰赖严格的师徒制度、私交及人脉。但我并没有因此放弃，我持之以恒地靠着手中的相机保存了日本各地景色、历史及传统。
一九六六年，我与为了出版我的摄影集而尽心尽力的女编辑结了婚，三年之后生下了由香里。我拍的照片渐渐受到青睐，靠着夫妻俩的收入，我们买下了一栋房子。若刨除待在难民收容所那噩梦般的一年，我的人生到这时为止都还算是幸福的。
但当年在东北的那些遭遇，并没有随着时间流转而成为过眼云烟。那段过去宛如滴着鲜血的恶鬼之爪，神不知鬼不觉地暗中伤害着我的身体。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是感到视野变得模糊，小字看不清楚而已，但那时我已接近四十岁，我满心以为那只是来得有点太早的老花眼。当时我正沉浸在拿着照相机跑遍全日本的快乐之中，根本没有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直到眼睛的问题开始影响摄影工作，我才前往眼科就诊。一检查，发现自己得了白内障，我这才回想起当年刚离开难民收容所时，曾因营养失调而一度双眼失明。如此想来，病灶很可能早在那时候就潜藏在眼球中了，由于眼睛内的水晶体没有血管及神经，就算出现了病变也不会感到疼痛。
白内障的恶化没办法以服药的方式阻止，水晶体中的混浊物绝对不会消失，而且水晶体无法随意更换，不能与照相机的镜头相提并论。我的视力越来越差，只剩下动手术一途。做法是将硬化的水晶核整个摘除，并植入人工水晶体。据说只进行局部麻醉，手术过程中身体会有感觉，听得见周围的声音，也可以开口说话。
医生的说明让我越听越害怕，最后我选择了逃避。过了好一段日子，当我再度至眼科就诊时，已错过了能动手术的时机，我从医生的口中得知，再过不久我就会完全失明。我的社会地位、人际关系及价值观都在那一瞬间完全瓦解，一股人生已走到尽头的绝望感，令我整日食不下咽。我原本抱着医生有可能是误诊的期待，前往其他医院接受检查，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绝望。
“在下初雪的日子洗眼睛，眼睛就会变得很健康。”
我想起母亲说过的这句故乡俗谚，曾经也试着照做，迷信成了我唯一的希望，但没有收到任何效果。我失去了四十一年来肉眼所看见的世界，也失去了长年使用的文字，从那时候起，我便活在黑暗当中。
日常生活的一切琐事都变得困难至极，就连在自己家里，我也没办法独自走动。那时由香里还是初中生，正在准备考试，我却没办法帮上任何忙。吃饭的时候，用筷子夹菜也变得相当困难，我曾经在失败了数次后，气得直接用手抓起菜肴塞进嘴里。
早知如此，就应该在确定即将失明时，先接受生活训练才对。点字、步行、饮食、外出——听说在失明前先学会这些基本能力，失明后的生活就会完全不同。当初医生劝了我很多次，但我无动于衷，总认为一旦接受训练，就等于接纳了失去光明的未来，最后的一丝希望也会消失。长期不肯面对现实的结果，就是我变成了什么也做不到的废人。
“吃饭的时候掉饭粒，眼睛会看不见。”
小时候每当我吃相不雅，母亲就会用这句话告诫我。难道我失明真的是因为小时候没有好好吃饭的关系？去他的，当然不是。
“要不要买根导盲杖？学会使用方法后，我陪你出去走走。”妻子菜菜美好几次向我提议这件事。
根据《道路交通法》第十四条的规定，视障人士外出必须使用导盲杖，或是带导盲犬。但我就是不愿意这么做，一旦依赖了那种东西，长年建立的尊严就会土崩瓦解。
失去了视力之后，我依然选择逃避现实，整整有七年的时间，家成了我的全世界。就算走到户外，眼前依然是一片漆黑，那跟待在家里有何不同？熙攘的人群？喧嚣的都市？大自然的气息？失去了景象之后，对我来说这些都不过是幻觉。
据说有百分之八十五的讯息来自视觉，换句话说，我仅能获得百分之十五的讯息。但就连这些借由其他感官获得的讯息，我也弃之不理。我选择了依赖，在视力正常者的帮助下，生活不再困难。
菜菜美及由香里不再当着我的面看电视。失明前，家人之间争夺遥控器也是生活乐趣之一，不论谁赢了，三人都会看得很开心。
如今家里不再有笑声，每天都像在办丧事一样。我则像是变成了灵魂，自空中俯瞰着自己的葬礼——
失明之后，每当沉默之时，我的眼中便会“看”到焦虑、不耐烦与不满的面孔。因此，只要妻子及女儿不说话，我心中就会有股难以克制的怒火。
“怎么不说话？一定又在想逃离我身边的方法吧！”
即使是一点小事，也会让我大发脾气。每当菜菜美建议我报名参加住宿制的视觉障碍训练中心课程，我就会产生被害妄想，破口大骂：“你想甩开我这个包袱，对吧？”由于看不到表情，妻子的啜泣声更让我感到焦躁、不耐烦。
由香里参加成人式后一个月，菜菜美有一天将笔递到我手里。
“大学要交的数据，需要父亲的签名。”
在黑暗中写字并不容易，但只要使用有着长方形开口的签名尺，就不用担心字写歪或超出范围。
我依着菜菜美的指示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从这一天起，菜菜美再也没有回过家。我察觉不妙，伸手到柜子及书架上一摸，发现许多东西都不翼而飞了。
我每天过着完全依赖菜菜美的生活，竟没有察觉她的东西一天比一天少。又过了几天之后，我才得知我们已经离婚了。菜菜美知道我绝对不会答应离婚，因此骗我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名。
当我得知这件事时，我歇斯底里地推倒了空荡荡的书架。但随着呼吸越来越急促，心情却逐渐恢复冷静。原来妻子如此想从我身边逃走，我成了她的沉重负担。当我醒悟时，一切已经太迟了，就算后悔也无济于事。
或许我可以控告妻子伪造文书，但我没这么做，既然她这么想离开，放手才是对双方都好的决定。
由香里打从一开始就知道母亲想跟我离婚。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母亲的东西一天天减少，除了我之外任谁都会发现。由香里说她曾试着说服母亲，但最后还是无法让母亲回心转意。我能明白菜菜美的心情。在我失去视力的同时，也失去了希望的光芒。每当我迷失在黑暗中而无法自拔，就只能仰赖身旁的人伸出援手，帮助我重新恢复理智，但我马上会再度迷失，每天的日子便在重蹈覆辙中度过。菜菜美忍受我的任性想法与火暴脾气整整七年之久，想必已达到了忍耐的极限；女儿由香里基于对我的同情，没有跟着母亲一起离开。从那天之后，打扫、洗衣、购物、做菜都落在由香里一个人的肩上，每天她大学一下课，就必须立刻回家，只要稍微晚了一点，我就会不断拨打她的寻呼机。只是洗个衣服，我也没办法自己处理，随着科技的进步，洗衣机的功能越来越多，操作也越来越复杂，我根本搞不懂。
就连吃饭，我也需要女儿的协助。
有一次，她对我说“饭在右边”，我将手掌朝右边伸去，手指却浸入了液体之中。我顿时感到又麻又烫，大喊一声“烫死我了”，反射性地将手挥开，打翻了汤碗，转眼间满桌都是味噌的气味。原来女儿所说的“右边”，指的是对她自己而言的右边。
女儿忙着擦拭，我凶巴巴地对她说：“你只说左边右边，我哪搞得清楚？直接把碗拿给我！”
我对着前方的黑暗空间伸出左手手掌，女儿将饭碗放在我手上，我紧紧捧住了，将碗移到脸前，用筷子扒饭。
那个时期，我唯一的兴趣是“欣赏”那些充满回忆的相片。
我的工作室书架上陈列着数百本相簿，柜子里也堆满了底片。
“你看，由香里。”我翻开了珍藏的相簿，“右上角这张，是爸爸出生时的照片，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照片里的婴儿，右脚踝绑着一条缎带，上头有乌龟的图案。”
“多半是充当‘守背神’吧。当时的习俗，会把象征吉祥的龟、鹤等图案缝在和服的背上，帮孩子驱赶妖魔鬼怪。”
我一边解释，一边翻向下一页。这是我最珍惜的一本相簿，里头放的都是我精挑细选的照片。除了我的照片之外，还有母亲及女儿的照片。由香里出生、七五三[1]纪念、入学典礼、毕业典礼——由于这本相簿我已翻看了无数次，哪一页有什么相片，我记得清清楚楚。
“你看，你在阳光下笑得多么灿烂。”
“嗯——”由香里的口气也充满了怀念，“我在公园里，比着‘耶’的手势。”
我经常像这样翻开相簿，与女儿分享从前的回忆。对无法见证女儿的成长与都市发展的我来说，记忆与照片所营造出的过去才是唯一的现实。
菜菜美在离婚后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一无所知。但两年后，我接到了讣闻，菜菜美因车祸去世了。刚开始，我心中的痛楚只像是指尖被针扎了一下那么轻微，但在她的葬礼上，我竟忍不住号啕大哭。
某个寒风呼啸的冬夜里，我在工作室内一边抽着烟，一边沉浸在怀旧之情中。蓦然间，香烟从我的指尖滑落，我惊呼一声，整个人赶紧趴在地毯上摸索。在哪里？那根烟到底掉到哪里去了？
抽了一半的香烟实在太小，摸来摸去总是摸不到。桌脚的周围、椅子的滚轮边、堆积如山的杂志附近——所有可疑的地方，我找遍了。
我张着鼻子四下嗅了半天，并没有闻到任何焦味。我趴在地上摸了老半天，指尖终于碰触到柔软的物体，这种宛如蚯蚓尸体的触感——绝对不会错，是香烟的烟蒂。
我放下了心中的大石，摸到桌上的烟灰缸，将烟蒂扔了进去。
我坐回椅子上过了不久，却听见了毕剥声响，一股烟味蹿入了我的鼻子。我错愕地转头一看，眼前的空间由漆黑变成了深蓝色，这意味着前方出现了相当强烈的光芒。
我心中大喊不妙。眼前的火焰燃烧声正迅速扩散，我忍不住伸手往前一探，手指顿时感觉到了热气。果然没错，房间正在燃烧。我刚刚捡起来的香烟，多半是从前掉落在地板上而没有察觉到的烟蒂吧。真是太大意了。
我在黑暗中四下翻找，想要找出那本珍藏的相簿，却说什么也找不到，背后不断响起火舌吞噬木材及书籍的声音。
该死——！
我放弃了那本相簿，摸黑找到书桌，确认房门口就在我的正后方。就在我转身想要一口气奔出房间的时候，一股热气扑上了我的脸，令我心惊胆战。若是再近一点，那温度足以在一瞬间烧焦皮肤，我变得不敢贸然行动。火焰到底是从哪里烧起来的？若是房门周围已遭火焰吞没，草率冲过去可能会被烧死。该不该从右侧窗户跳下去呢？但这里是二楼，跳下去肯定会骨折。
犹豫了一会儿后，我还是决定朝着房门口猛冲。热流霎时包覆了全身，我撞在木门上，慌张地寻找门把，浓烟钻入了眼鼻之中。一摸到门把，我立刻将门打开，奔出了门。
“爸爸！这边！”
由香里拉住了我的手腕，我跟着她奔下楼梯，冲出了大门。看热闹的人群不断喊着“失火了”，远方传来了消防车的警示音。
房屋没有全毁，也没有延烧至邻居家，可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屋子虽然重新整修了，但数百本相簿及大量底片付之一炬，我感觉人生也被烧得一干二净。对已经没有光明未来的我而言，失明前所拍下的家人容貌及美丽景致是我的一切。然而一场大火，夺走了这一切。
就在我万念俱灰之时，由香里将一本极厚的书递到我的手上。
“爸爸，你最珍惜的相簿没事。它放在另一个地方，所以没被烧掉。”
我战战兢兢地翻开那本相簿，抚摸第一页上头的照片。
“那是婴儿时期的爸爸，右脚踝上绑着乌龟图案的缎带。”
我一页一页地翻过去，每次抚摸照片，女儿就会对我说明照片中的景色与状况。我将相簿抱在怀里，忍不住泪如雨下。我找回了我的过去。这本相簿是我一生的证据，是我曾存在于这世界上的证据。
从这一天起，我戒掉了烟。在女儿的坚持下，参加了视觉障碍训练中心的课程。那里是个充塞着欢乐笑声的地方。学员们虽然残疾程度不同，但毕竟都属于视障人士，因此待在那个地方令我感到自在且安心。
我挑选了一根比身高短四十五厘米的导盲杖。视障人士手持导盲杖有三项功用：第一，避免撞上障碍物；第二，确认自己的位置；第三，让周围的人知道自己是个视障人士。
我在中心学会了导盲杖的拿法、挥动法及保持节奏的方式，借由导盲杖前端敲在地上的声音，判断周围的环境变化。走在住宅区里、横穿马路、过十字路口、搭乘交通工具——各种不同的情境都必须练习。
“就算没办法笔直前进，也不要气馁。”老师振振有词地说，“视力正常的人也是在不知不觉中借由视觉矫正方向，才能够走得笔直。只要一点一点修正，就可以了。”
有一次，老师带着我进行室外训练，走到了半路上，老师突然不再开口说话。在那之前，老师会提醒我很多事情，例如，“前面有个沟，非常危险，要走慢一点”。如今老师默不作声，令我有种在黑暗中遭到抛弃的不安。
我喊了一声“老师”，依然没有听到响应，就在我手足无措之际，老师突然开口：“我若提醒你太多事情，会让你产生依赖的心态，以为随时随地都有人在旁边帮着你。从现在起，除非真的有危险，否则我不会再告诉你任何讯息，请你自己加油。只要你能自行渡过难关，就能产生自信。”
老师这番话说得相当有道理，但我还是抱着希望得到帮助的心态，与其自行努力，我更希望有人随时在我身旁帮着我。刚开始的时候，中心里有许多处境相同的人，因此待在那里令我感到轻松自在；但自从老师开始训练我独立生活的能力，我感觉肩膀上的负担一天比一天沉重。
到头来，我只学会了导盲杖的使用方式，便离开了视觉障碍训练中心。
相较之下，由香里学得比我更加勤快。她戴上眼罩，实际体验视障人士的感受，并通过这次经历，学习协助行走及照顾日常起居的技巧。她的学习成果，在父女相依为命的生活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例如，在餐厅里，她除了会念出菜单上的名称及价格之外，还会用“时钟方位”告诉我各餐盘的摆放位置，而非过去的前后左右。她所使用的“时钟方位”是以一小时为单位，即使是在同一个餐盘内也适用，例如，六点钟方向有炸虾，十点钟方向有高丽菜，两点钟方向有西红柿，等等。
我逐渐开始享受跟女儿外出的乐趣。
“今天的天空是什么模样？”
“云有点多。”
“云长什么模样？”
“长得像响板。”女儿发出了温柔的笑声。
过去她一直避免跟我谈及跟视觉有关的话题，但其实正因为我眼睛看不见，才更希望她告诉我各种事物的模样，我才能在心中加以想象。有了她的说明之后，我的世界开始出现色彩丰富的画面。
“闻到鲜奶油的香味了吧？右边有家可丽饼店。”
就像这样，由香里会利用一些能让我活用听觉和嗅觉的话题，引起我对外出的兴趣。不仅如此，她还会将地面高低差、道路状况、人群拥挤程度、车辆往来等沿路讯息巨细靡遗地告诉我。
“爸爸，这边有块突出的招牌，你一个人外出时要小心。”
“你会跟在我旁边，我一点也不担心。”
由香里突然不再说话。我一边用右手挥舞导盲杖，一边用左手抓着女儿的右手肘。由于女儿身高较矮，我必须微微躬着身。
“我们身高差太多，爸爸不太舒服吧？要不要请个负责带路的护理师？”
“不，我要你带。若是换成了陌生人，我会不自在。”
由香里再度陷入沉默。
女儿大学毕业后，进入了一家旅行社工作，但我跟她之间依然维持着“视障者与看护者”的关系。每次女儿介绍男朋友给我认识，我都会向那个人提出“带我出去走走”“你得搀扶着我”或是“你得扛下我女儿肩上的一半责任”之类的无理要求。有些年轻人为了讨女朋友的父亲的欢心，会爽快地答应，但过了两三个月，就会以“跟我毫无关系”等种种理由与由香里分手。
十年之间，我大概吓跑了由香里五任男朋友。这时我已六十岁，女儿也三十二岁了。一天，我赶走了由香里带回家里的新未婚夫。我端坐在椅子上说：“真是没用的家伙。我问的问题，没有一个答得出来，连看护技术也不肯学，还敢来见我。”
“我受够了！”由香里的怒骂声钻入了我的耳朵，“上次我就说过了，他每天都要加班，哪有时间照顾爸爸！”
“只要有心，一定腾得出时间。”
“——我不想一辈子只为了照顾爸爸而活。”
“你怎么突然说这种话？没有了你，我要怎么过日子？”
“别再说这种任性的话了！”
“你以为是谁把你养大的？”
“我想过我自己的人生！既然你是我的父亲，不是应该为我着想吗？要是你没办法一个人过日子，怎么不请个居家护理师？”
“你想跟你妈一样弃我而去吗？”
“一下安抚，一下责骂——我受够了！”
我气得咬牙切齿，愤然站了起来，手腕在桌上一撞，接着便听见玻璃材质的块状物落在地板上的声响。我趴在地上摸索，却摸不到那只跌落的玻璃杯。我越找心情越是烦躁，好不容易才摸到那只圆筒状的玻璃杯，紧紧握在手中。
“爸爸，我要睡了，明天早上你自己一个人吃早餐吧。”
我一时火冒三丈，气得失去了理智，强烈的无力感与怒火的冲动，让我不由自主地扔出了手中的玻璃杯。我本来以为女儿已经离开，这一掷只是想掷在墙壁上，以表示对女儿的抗议。没想到下一瞬间，我听见了尖叫声及玻璃碎裂声。
我整个人呆住了，只能愣愣地站着不动。
“我的脸——流血了——”
女儿痛苦的呢喃声钻入了我的鼓膜。
“你不要紧吧？我不是故意——”我朝声音的方向踏出了一步。
“别过来！”由香里的声音竟然是从大约膝盖的高度传过来的，“地上都是玻璃碎片——好痛。”
这一掷，不仅粉碎了玻璃杯，也粉碎了我跟女儿的关系。由香里说她的右脸颊留下了明显的疤痕，两天后她便打包行李搬了出去。我并没有阻止她，对于自己的冲动行为，实在是悔不当初，心中残留着苦涩的罪恶感，久久难以忘怀。
于是我回到了视觉障碍训练中心，开始接受独立生活的训练。我所遭遇的困境，就好比是一个人被扔进了连月光也没有的大海正中央。习惯了接受他人的协助，便会把协助当成天经地义的事情。
既然必须在不依赖视觉的前提下过生活，那我只好学习利用其他感官的技巧。刚开始时，练习的是“拿东西”之类的简单动作，用手背靠近小指的部位轻轻抚过桌面，若碰到东西，就把它拿起来。重复失败会令自己失去信心，甚至对人生不抱希望，但只要能成功，即使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能增添自信。
从前的我是个生活相当邋遢的人，东西总是随手乱丢；但自从失明之后，我开始极度重视东西的摆放位置，要是随便乱丢，下次要用时就得摸索好一阵子才能找回来。
点字的学习相当困难，据说就算是视障人士，点字的识字率也只有一成左右。但为了提升往后余生的生活质量，我决定挑战看看。
“只要能摸出第一段是一个点还是两个点，就可算是学会了八成。”老师充满热情地说道，“接下来只是使用相同技巧继续往下摸，确认第二段及第三段是一个点还是两个点。”
但过了六十岁后，指尖触感灵敏程度已不若年轻时，光是要做到这点就不容易，其困难程度有点像是年纪大了才想学外语。不仅如此，要让手指每次只横向平移一个字（点字都是横书），也不是件简单的事，因此要读出排列在一起的文字可说是难上加难。字与字之间的间隔并不算宽，摸起来像是所有的点都黏在一起。
刚开始每天练习时，使用的是排列了数十个六点都是凸点的“め”（me）的教材。这可以让手指习惯每次只平移一个字的宽度。由于每一排的长度不一，读完了一排后就要回到排头，接着跳到下一排。
努力练习了半年以上，我已能读完一整页的点字，只不过要花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老师说希望我再努力练个一年，以五分钟读完一页为目标。如今已过八年，我依然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但已将时间缩短至十分钟左右。
我终于习惯了全盲的世界，开始能够一个人生活。但心中的孤独与落寞从来没有消失过，妻离子散的人生，就像一艘老朽的小船漂浮在波涛汹涌的海上。我好想挽回女儿的心，与外孙女创造共同的回忆。
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无论如何，必须让夏帆获得器官捐赠才行。
我收到了第九封点字俳句。
1.蝙蝠的别称。
* * *
[1]“七五三”是日本神道教习俗，三岁（男、女）、五岁（男）及七岁（女）的小孩，必须在该年十一月十五日至神社参拜并举行各种仪式（男女不同），合称为“七五三”。
10
导盲杖的前端敲到了类似塑料袋的物体，我试着上下左右地敲打那个物体，声音各不相同。有敲在纸板上的声音，有敲在塑料板上的声音，还有似包装盒一般略硬却带有弹性的声音，显然是袋垃圾。
对了，今天是收垃圾的日子。但最近实在太忙，完全忘记要清掉家里的垃圾，看来只能下次再丢了。
我一边敲打导盲杖一边继续前进。
“村上先生，请等一下！”右边传来女人的说话声，“你是不是将垃圾袋扔在我家门口了？”
“咦？我今天没丢垃圾。”
“——噢，那到底是谁？真没公德心。”
我听见那女人不耐烦地在垃圾袋里翻来翻去，多半是想要找出足以证明垃圾主人身份的东西。虽然我不知道她是否还在看我，但我还是向她行了一礼才转身离开。
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我忍不住想起了那几首俳句，里头的用字遣词一句比一句耸动。
这些信到底是谁寄的？为什么要做这种事？这些俳句有个特征，那就是没有“季语”。若是日本人，应该会知道俳句中表现季节气氛的“季语”的重要性。当然，若是中国人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据说中国式俳句的“汉俳”，并不特别重视季语。
寄这些信的人，会不会就是自称村上龙彦的徐浩然？他在中国住了这么久，照理应该熟悉汉俳胜于俳句。但他的动机是什么？他到底想要向我传达什么讯息？不对，他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大可不必使用这种神秘兮兮的联络方式。倘若这些俳句中隐藏着暗号，那就表示寄信者处于只能以这种方式与我联系的状态。
我静静地等着信号灯变绿。前方不断传来疾驶而过的车声，感觉等了大约两分钟，左侧与我前进方向平行的车道开始传来车辆前进的引擎声。旁边的平行车道既然是绿灯，眼前的垂直车道应该是红灯。我竖起耳朵仔细聆听，确认前方没有车声后，才一边用导盲杖敲打路面，一边跨入了车道。两步、三步、四步——我蓦然听见“啪”的一声清响，手上的重量顿时减半，再也感受不到导盲杖前端传来的触感。
我心里惊疑不定，拿起导盲杖一摸，竟然已从中折断。视障人士所使用的导盲杖与老人的拐杖不同，不需要承受身体的重量，何况刚刚也没有发生不小心插入脚踏车车轮缝隙之类的状况，导盲杖怎么会自己折断？
我独自站在完全无法掌握周围环境的马路中央，一时慌了手脚。借由导盲杖的前端，我可以获取地点、距离、方向、地形、有无障碍物等讯息，但如今我失去了这重要的工具。
难道是有人为了不让我继续追查下去，故意在我的导盲杖上动了手脚？
蓦然间，我想起腰包里还有一根备用的折叠式导盲杖，赶紧将它拿了出来。若不是随身携带着它，如今我就只能站在斑马线上发呆了。
无法折叠的直杆式导盲杖比较有韧性，而且能够使我清晰感受到前端传来的触感，但缺点是体积较占空间。相反地，折叠式导盲杖具有携带方便的优点，但容易折断，且杆身连接部位会吸收震动，减弱了触感传达力。
我用这根用不惯的折叠式导盲杖敲打路面，好不容易走到了马路的对面。
突然间，我的左手手腕感觉到了束缚，似乎有人抓住了我的手腕。由于毫无前兆，我吓得心脏扑通乱跳。
“请问——有什么事吗？”
或许对方只是一片好心，想要帮助视障人士，我尽可能不让语气过于严厉。
“你是村上和久吧？”
对方的声音相当嘶哑，仿佛抽了太多烟，损伤了喉咙一般。
“对，请问你是——？”
“我们是东京入管局的人。”
对方用了“我们”这个字眼，显然至少有两个人。入管局应该是东京入境管理局的简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专门处理外国人问题的单位。他们来找我，若不是与岩手县老家的“哥哥”有关，就是与偷渡进入日本的徐浩然有关。
对方依然抓着我不放，我甩开了对方的手。
“真是失礼的家伙。”
“请问——是不是遇上麻烦了？需要叫警察吗？”突然有个年轻女人说道。
“小姐，请别误会，我们是入管局的人，这是我的手册。”另一个男人对她说道。
“——上头写着法务省，照片也是你本人没错——抱歉，看来是我误会了。”
接着我听见高跟鞋的清脆声响快步离去。
“我很想让你也看一看，可惜你的眼睛不方便——”
“没关系，我并不是怀疑你们，只是手腕突然被抓住，吓了一跳。你们找我有什么事？”我说。
“你知道徐浩然这个人吧？他是否曾跟你联络过？”嘶哑的声音说道。
这个人说话口气相当蛮横霸道，令我想起了战争期间的关东军士兵。对于他的问题，我不敢贸然说出真话。那个偷渡进入日本的徐浩然，声称自己才是真正的村上龙彦，倘若此话属实，这意味着他是个在平成年号已过二十多个年头的现代，依然无法回归祖国的遗华日侨，更是——我的亲哥哥。我的一句话，可能会害他被强制遣送回中国。
“那是谁？他姓徐？是个韩国人吗？”我问道。
“别装疯卖傻了。他是个中国人，应该曾跟你接触过。”
“你们会不会认错人了？”
“徐浩然是个在中国遭到通缉的罪犯，他很擅长欺诈，他企图诓骗拥有日本国籍的人，好取得居留资格。他还有一些同伴，这些人也参与其中。”
“不会吧——”这话一出口，我赶紧闭上了嘴，但已经太迟了。
“看来你认识他。”嘶哑的讪笑声传来，“你已经被他骗得团团转了，快告诉我他在哪里。”
我心中迟疑，不晓得该不该说出曾接到他电话一事。难道徐浩然只是为了伪装成遗孤，才调查了村上龙彦的经历，然后打电话来诓骗我？抑或，这些都是想要将他逮捕归案的入管局人员所胡诌的说辞？我到底该相信哪一边？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说道。
嘶哑的声音咂了咂嘴，朝我踏出一步，我可以清楚感受到他的敌意与暴躁的情绪。
“好吧，算了。”另一个男人开口，“如果徐浩然再跟你接触，请你一定要联络我们。这个人满嘴谎言，说起谎来连他自己也信以为真，难怪每个人都被他唬得一愣一愣的。”
特别看护赡养院的泡茶间里，看护人员与老人的闲聊声此起彼落。有的人说话快得像连珠炮，仿佛要利用人生最后的时间能说多少就说多少，也有人说得相当缓慢，简直像是机器生了锈一般。但所有的声音都有个共通点，那就是语气开朗愉快，不带丝毫感伤。
右边还不时传来将棋或围棋的棋子在棋盘上碰撞的声音。
我坐在椅子上，一边喝着绿茶一边等待。没过多久，我听见了宛如尖叫的吱嘎声响逐渐靠近，最后停在我的桌子对面。
“我是曾根崎源三，真是非常抱歉，我只能坐着轮椅跟你说话。”
这个人的声音让我联想到涩柿子。第二代遗孤张永贵告诉我，这个人也曾到过中国，而且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找村上龙彦，也就是我的哥哥。
“你好，我是——”我站了起来，隔着桌子伸出右手。
“抱歉，我是左撇子。”对方说。
于是我改为伸出左手。对方的手掌宛如受尽寒风摧残的枯枝。
“我是村上和久。”
“噢——！”曾根崎的沙哑嗓音中带着几分感叹与兴奋，“你是村上家的次男，对吧？”
“是的。曾根崎先生，你也去过中国？”
“对，我是长野县出身。”
“长野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去中国人数最多的一个县？”“没错，这是县的方针。早在大正年间，长野县的信浓教育会就以海外发展主义为主流，把到海外去当成五大教育宗旨之一。老师一天到晚跟学生强调海外有多么美好，鼓励学生到海外发展。每个市镇都设置了信浓海外协会分部，学校也设立了‘拓殖科’。我的父亲就在教育界工作，经常对我提起这些。”
我突然想起那位担任义工的老妇人曾经提过，“当初是以同乡组团为原则”，我家是岩手县，为何这个人却是长野县出身？
“曾根崎先生，你不是岩手县人？”
对方突然陷入了沉默。周围老人们的欢谈声似乎变得更响亮了。
“——同乡组团不是绝对原则。我们真的在同一团里，听到战败的消息后，我们还一起逃难，你不记得了吗？”
曾根崎不仅吞吞吐吐，而且似乎急着辩解。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隐瞒了什么？
“抱歉，我当时才四岁——”
“嗯，这么说也对，你那时年纪还小。我却是记得清清楚楚，简直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
“曾根崎先生，听说你战后一直在寻找我哥哥？”
“——是啊，我一直在找他。如今我晚上做梦，还是常常梦到你哥哥被松花江的滚滚河水吞没的那一幕。我当时实在应该背着他渡河才对，但是我那时候实在是自顾不暇——”
这句应该是曾根崎的真心话吧。他的声音让我联想到一棵伤痕累累的老树，一字一句都是充满了血泪的肺腑之言。
“曾根崎先生，这不是你的错。”我也受了他的影响，心中百感交集，“——那个时候，母亲选择背负年幼的我，而不是哥哥，所以哥哥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渡河——结果他就被冲走了。”
回想起来，不管是在中国东北，还是战后的贫穷日本，母亲一直是全心全意地照顾着我。但在我四十一岁失明之际，母亲也成了我宣泄怒气的对象。我满心认为自己罹患眼疾，全是当年在难民收容所内营养失调所致，最大的证据就在于当时我两眼失明了一阵子。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恨母亲愚蠢，当初竟然相信关东军会保护开拓团，因而延误了逃难的最佳时机。
“——当年的村上龙彦，我也记得一清二楚。在逃难的时候，他背着沉重的背包，走起路来摇摇晃晃。”
背包？我一听到这字眼，心里蓦然有个说不上来的疙瘩。仔细寻找四岁时的记忆，我想起来了——没错，哥哥确实背着一个塞满了食物及衣服的背包，除了睡觉之外，他随时都背在身上。对了，我又想起来了——那是因为苏联战斗机的机关枪射死了马，令我们无法再用马车载运行李。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景象。
但令我不解的是——
如果哥哥一直背着背包，怎么会被士兵的军刀砍中背部？但他的背确实被砍了一刀，那一幕是我亲眼所见，何况我还见过那伤痕。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的记忆似乎不太对劲——再试着回想，却引发了一阵剧烈的头痛，仿佛被人用木槌在脑门上敲了一记。
我按着额头摇了摇脑袋，朝曾根崎问道：“你一直在寻找我哥哥，是因为你认为该对我哥哥的不幸遭遇负责？”
“我——”
曾根崎沉吟了好一会儿。右边依然不断传来将棋或围棋碰撞棋盘的声音。
“当年的一切，都让我后悔不已。”曾根崎顿了一下接着说，“在难民收容所里，我跟我的儿子分开了，当时他病得快死了，有个中国人看不下去，叫我把孩子让给他当养子，我只好答应。半年后，我活着回到了日本，但这期间一直不知道儿子的生死吉凶。二十多年前，我参加访日调查团举办的认亲活动，竟然真的与儿子重逢了，他的脸上有烧伤的疤痕，那是在逃难的时候被炸伤的痕迹，让我可以肯定他就是我的儿子。我很想紧紧抱住他，但我强忍着泪水，对周围的人说：‘这个人不是我儿子——’”
“为何你要这么说——？”
“当时我已退休，生活过得很拮据。我没有能力扛起身份担保人的那些沉重义务，只好选择逃避，我也是迫不得已。后来虽然有了非亲人也能担任身份担保人的制度，但那时我儿子已经在中国病死了。”
曾根崎说得痛心疾首，仿佛随时会被自己说出来的话语压垮。我仿佛看见了一棵因无人照顾而逐渐枯萎的孤独老树。
“我寻找村上龙彦的理由——”曾根崎用鼻子吁了一口气，痛苦地说，“抱歉，我现在还没有说出口的勇气。我希望有一天能跟他见一面，说上几句话，在我断气之前——”
哥哥与曾根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我无从想象。在我的记忆之中，当初逃难时，我们一家人与其他家族并不常交谈，但毕竟是四岁时的记忆，早已模糊不清。
这个人一定隐瞒了什么。我心中抱持着强烈的怀疑。曾根崎话锋一转，用他那沙哑的声音说道：“对了，听说你到处探访当年的开拓团成员？”
“是的，我拜访了一些人。”
“在我寻找村上龙彦的下落时，曾遇到一位女士，据说她跟你们一家人是在同一时期到的东北。”
“真的吗？我想跟她见一面。”
我将身体往前凑。若是与母亲在同一时期前往的东北，应该跟哥哥相处过不短的时间。
“——她住在北海道。若你需要她的地址，我查一查再联络你。”
右边传来了在棋盘上放置棋子的声音，接着一名老人大喊：“将军！”
11
东京正下着倾盆大雨，有的雨滴声像是敲打着铁板，有的雨滴声则像是拨弄着无数枝叶。我用左手拿着雨伞，右手拿着导盲杖。晴天时敲打路面的声音清脆响亮，下雨天敲打路面的声音却是阴湿忧郁。前进了一会儿，我听到不少雨滴敲击塑料布的声音在周围来来去去，一阵雨滴弹跳声越来越响，经过我的面前后又逐渐远离。
视障人士不适合穿雨衣，因为雨帽会阻碍听觉。相较之下，雨伞则是很好的选择，因为障碍物会先碰到伞，脸部的安全多了几分保障。
今天我没有走在导盲砖上，因为下雨天的导盲砖又湿又滑，相当危险。自从摔过一跤之后，只要遇到下雨天，我就会避开导盲砖。车辆引擎声伴随着宛如舰船乘风破浪的水声，在我的右边疾驶而过。
到了邮局后，我利用具备点字画面提示功能的提款机领了一笔钱。只要拿起一旁的话筒，计算机就会以语音的方式告知金额，通过这样的方式，就不用担心被别人听见，而且视障专用提款机在独立隔间内，也不必担心有人在背后偷看。
昨天，曾根崎打电话至我的手机，告诉我那位女士叫稻田富子，并提供了地址给我。据说她原本是土生土长的北海道人，后来搬迁到岩手县，来年便在区公所人员的鼓吹下前往东北。一九四六年归国，其后便一直住在北海道。曾根崎似乎是到处询问了不少人，才探听到这位女士的联络方式。
搭飞机需要花费一笔不小的钱。
我再度踏入了豪雨之中。汽车引擎声也几乎被雨声掩盖，等到我听见车声时，车子往往已近在咫尺。
我走得比平常更加小心谨慎。大雨冲刷着一栋栋混凝土建筑的外墙，令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灰泥的气味。蓦然间雷声大作，宛如天摇地动一般。由于我看不见闪电，突如其来的雷声往往会把我吓一大跳。
继续前进了一会儿，我听见不少雨滴撞击铁板的声音，伴随着汽车引擎声，在前方数米远处穿梭着，并不时交杂着喇叭声。强烈的恐惧，令我感觉心脏宛如被揪住了一般。每当我想象车子突然自黑暗中冲出来的景象，就会害怕得全身动弹不得。倘若听到尖锐轮胎声才闪避，根本来不及。雷声气势惊人，宛如神正用铁锤击打着大地。
回到家门前，伸手到信箱里一探，摸到一封信。走到客厅拆开，又是点字俳句。
寄信人到底想对我表达什么？回想过去的俳句，全是“背叛之犬”“沾上鲜血”“沾满鲜血的双手”等耸动骇人的词句。是否就像上次所想到的，这些俳句都没有季语，可见作者是中国人？会不会就是徐浩然，那个声称自己才是真正的村上龙彦，一口咬定岩手县的“哥哥”是假货的男人？但入管局人员说，徐浩然是个在中国遭到通缉的骗子。我到底该相信哪一边？
在被大雨封闭的世界里，我听见了手机的铃声，一接起来，另一头传来熟悉的声音，竟然是遗孤援助团体职员比留间雄一郎。仔细一想，我确实曾递给过他一张名片。
“有什么事吗？”我问。
“听说你要到北海道拜访稻田富子女士？”
我的警惕心顿时攀升，不禁紧紧握住了手机。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
“曾根崎先生向我询问稻田女士的地址，我查了之后告诉他，随口一聊，才知道你们见过面。”
“原来如此，所以你才打电话来——”
打电话来威胁我？
“什么意思？”
“没什么——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我说。
“若你还没决定由谁带路，就请让我陪你去吧。我对北海道很熟。”
“今天是吹什么风来着？”我依旧没放松警惕，满心狐疑地问，“你不是反对我挖掘哥哥的秘密吗？”
“——我就实话实说吧。警察正在调查龙彦先生的事。”
我一听，顿时吃了一惊。警察正在调查“哥哥”？
“是关于假遗孤的事？”我问。
“是的，有刑警来向我们援助团体问话。”
“刑警说了什么？”
“总之——问了一些事。”
“既然是查假遗孤嫌疑，我应该有权利知道吧？”
“这么说也没错——但警察并没有告诉我详情。你也知道，警察向来是只问问题，不回答问题的。”
“那就告诉我，警察问了什么吧。”
“倒也不全是关于龙彦先生的事，该怎么解释呢——说起来我也觉得很遗憾，但假遗孤及第二代在歌舞伎町一带干下不少违法勾当是事实，警察主要想查的是这个。”
“警察怀疑哥哥也是假遗孤，对吧？”
“——倒也称不上是强烈怀疑，但既然惊动了警察，总不能置之不理。毕竟当初是我协助龙彦先生取得的永久居留权，我有责任证明他是真的遗孤。你似乎非常怀疑他的遗孤身份，虽然我们的出发点不同，但追求真相的心情是一样的。既然如此，何不一起去拜访稻田女士？”
他说得相当诚恳，若不是上次遭他莫名其妙地威胁，我恐怕会相信他的话。他跟“哥哥”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看样子绝非单纯协助哥哥取得了居留权。他到底对我隐瞒了什么？
但是断然拒绝他的提议，似乎也不是明智之举，要是不让他陪同，他反而会设法暗中阻挠，令我更加困扰。现在有机会掌握主导权，就不该轻易放弃。更重要的一点是，我在失明后从不曾单独外出旅行。打从昨天开始，我就一直在烦恼着该找谁带我去北海道，比留间愿意当我的“眼睛”，也算是帮我解决了一个难题。
“好，那我们就一起去吧。”
谈完了具体的行程细节后，我切断了通话。片刻之后，手机再度响起。
“喂？”
“和久吗？是我。”打电话来的是住在老家的“哥哥”。
我心想，绝对不能被他察觉我在怀疑他，一旦让他发现不对劲，他可能会马上对母亲下手。当然，或许比留间早已将我的行动一五一十地向他报告了。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手机号码？”
“你家里的电话打不通，我只好问由香里。她现在还是经常打电话来求我捐肾脏。”
“你要我劝她别再打电话？”
“我说过很多次了，我不会捐出肾脏。不过我今天打给你，是想问你愿不愿意搬回老家跟我们一起住。我一个人照顾妈妈，实在很吃力。”
“——我一个瞎子，能做什么？”
“虽然你眼睛看不见，但总归是多一个帮手。例如，当我下田工作时，你可以在家里照顾妈妈。”
“算了吧，我连照顾自己都感到吃力。”
不过话说回来，倘若“哥哥”真的是假货，我确实该思考一下未来该如何照顾独居的老母亲。
“和久，我跟你说，我今年想回中国探望那边的妈妈。我不在的时候，希望你能代替我照顾这边的妈妈。”
一想到他可能是假货，便觉得他这句话充满了虚伪。我忍不住讽刺：“生母跟养母，对你来说哪边比较重要？你为了回中国，宁愿抛下体弱多病的妈妈？”
“——这怎么能放在一起比较？”哥哥沉吟了一会儿，“对我来说，养母也相当重要。她养育了我几十年，跟亲生母亲已没什么不同。养育之恩当然大过血缘关系。”
“我可不这么想。有句话叫‘血浓于水’，不是吗？”
“一边是抛下自己的生母，一边是养育自己几十年的养母，当然会觉得养母跟自己比较亲，这是很正常的事吧？”
我心想，这家伙终于说出真心话了。
“哥哥，这么说来，你认为我们在东北抛弃了你？妈妈选择背我渡河，而不是背你，所以你心里恨着我跟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