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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该对这件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二十七年来，母亲深信这个人就是自己的儿子，我怎么能伤她的心？难道我要再一次让她失去儿子？真相只要不被发现，就不是真相。每当我听见母亲那洋溢着幸福的声音，内心便萌生这样的想法。
“爸爸，”由香里低声对我说，“昨晚我又恳求了伯父一次，但他还是一样，连接受检查也不肯。或许是过阵子要出庭做证的关系，他变得很神经质。像今天早上，我看见一封写着中文的信掉在地上，只不过是好心帮他捡起来，他竟然凶巴巴地从我手中抢走——”
写着中文的信？难道哥哥跟中国那边的某个人还有私下的往来？倘若只是写给养母的信，没有必要匆忙抢夺。信中到底写了什么？寄信的对象是谁？难道是跟诉讼有关的其他遗孤？
此时我突然有了尿意，于是起身。“我去上个厕所。”
黑暗中传来哥哥的声音：“我带你去吧。”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这个人很可能是个跟我毫不相干的外人，我不想接受他的帮助。
我一边想着哥哥这个人可能的来历，一边走出了客厅。穿过每走一步都会发出宛如惨叫的吱嘎声响的木头内廊，我穿上鞋子来到了屋外。我轻抚着玄关的门板，弯了一个直角，用导盲杖的前端敲打着两侧泥土，前进了大约十步，摸到了一扇拉门。接着将手指移向门把，将门拉开，轨道有些不顺，中途卡住了两次。好不容易完全拉开，鼻子顿时闻到一股宛如将腐烂的生肉浸泡在水沟内的臭气。
我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用导盲杖确认前方地面的状况。这间厕所比我记忆中的厕所还要宽大，我用导盲杖左右敲击，竟然找不到马桶的位置。我伸出左手，在空中左右游移，摸到了木头质感的物体，那似乎是块横板，上头摆着纸箱、玻璃瓶等杂物。仔细一摸，这些东西都沾满了灰尘。或许是我一边想着心事一边走路，本来想要进厕所，却误走进了仓库。
我用左手手掌在空中左右探摸，想要确认仓库内的格局。寻找出口的最好方法，应该是以眼前的棚架为基准点。
于是我轻抚着棚架的横板，往右绕了半圈，开始一步步前进。右脚的鞋底似乎踏到了某样东西。那感觉有如踏在肉块上头一般，令我心里发毛，不敢弯下腰来一探究竟。
我抬起了脚，想要往后退，但一时失去平衡，赶紧抓住横板才没有摔倒。我自认为刚刚那一抓并没有造成棚架晃动，但背后还是响起了数道刺耳的声响。
我叹了口气，蹲下身子在黑暗中摸索，摸到了一个小纸箱，将其放回棚架上。但从刚刚的声音听来，落在地上的东西应该不止一样。
我继续在地上摸来摸去，忽然听见有人说了一句“你在干什么”，那是哥哥的声音，接着是一阵走进仓库的脚步声。我手中刚好摸到一个小瓶子，于是拿着小瓶子站了起来。
“我以为这里是厕所，不小心撞掉了东西——”
骤然，我感觉手腕一阵剧痛，手中的小瓶子跌落在地上。
“你干什么！”我骂道。
“混账！”哥哥扯开喉咙大喊，“那可是砒霜！”
“砒霜？家里怎么会有这种毒药？”
“拿来杀老鼠用的。”哥哥走离了数步，接着似乎踢开了某样东西，“这里就有只死老鼠。光是粪便就够让人头大了，真是的——”
我刚刚踩到的东西，多半就是那只死老鼠吧。
“老鼠一开始吵闹，就会发生火灾。‘火灾前的老鼠特别吵。’妈妈不是常这么说吗？”
那也是流传在岩手县的民俗传说之一。
“所以我要在老鼠开始吵闹前，把它们杀光光。”哥哥接着说。
右边的棚架上传来一声轻响，应该是哥哥将装有砒霜的小瓶子放回了架上。
“走吧，我带你去厕所。”
此时若拒绝，可能会引起怀疑，于是我接受了哥哥的协助。
在厕所内小便完，走出来发现，哥哥还在外头等着我。
“和久，你要搭今晚的巴士回东京吧？”
在这种情况下独自回东京而将母亲留在这里，实在让我有些不安，可怕的想象盘绕在我脑中挥之不去。
哥哥弄来那些砒霜，真的只是为了消灭老鼠吗？
“——对，今晚回去。我从一开始就是这么打算的。”
“嗯，那今天的午餐得吃丰盛点。”
哥哥踏着泥土的脚步声往三点钟方向走了几步，我听见一阵锁链声响，接着是一些金属碰撞声。我朝着脚步声的方向走去，又听见了禽类拍振翅膀的声音，在禽类粪便等的臭味空间中，一阵高亢的鸡鸣钻入了我的耳朵。
“你等会儿，我杀只鸡去。”
随着哥哥脚步声的逼近，我听见了鸡群振翅逃窜的声音。那些鸡想必感受到了哥哥所散发出的紧张感，明白死期已近。鸡群四下逃开，不一会儿，其中一只大声鸣叫。那鸣叫声从我身旁经过，到了鸡圈外。我一边用导盲杖四下敲打，一边追了上去。
“你离远一点。”
鸡的痛苦哀嚎声与翅膀挣扎声在我耳中盘旋不去。
“对不起——”
哥哥低声道歉后，便是一阵刺耳的凄惨鸣叫声。我感觉有两滴液体溅上了我的脸颊。在那一瞬间，我以为那液体已把我烫伤了，但那当然是我的错觉。鸡的鲜血有如焦油一般浓稠。
“我切断了它的颈动脉，得趁活着的时候放血，肉才会好吃。”
我听着鲜血滴落地面的声音，心中想象那些血渗入泥土的画面。
“——你对杀鸡很拿手？”
“待在中国的那些年，我连猪也杀过几头。”
心脏还在跳动的鸡，在接近地面的位置不断拍打着翅膀，原本洪亮的鸣叫声逐渐变得微弱。我眼前的黑色空间慢慢被染成了红色，幻想中的鲜血占据了我全部的思绪。
“——人跟禽兽也没什么不同。”哥哥的声音充满了自嘲，“是生是死，全看饲主的心情。”
我眼前蓦然浮现出哥哥每天在母亲的饮食中掺入一点砒霜的画面，一股寒意从膝盖蹿上了背脊。
“——哥哥，我有点口渴，先回屋里了。”
“好，我处理完这鸡就回去。”
我用导盲杖确认前方地面，在黑暗中不断前进，抵达主屋后开门走了进去。由于我走路只能仰赖触觉跟听觉，视力正常者只需花三十秒就能走到的距离，我往往得花将近五分钟。
我一踏上木头地板，登时又听见了吱嘎声响。手掌先摸到了电话台，接着又摸到了相隔约三步的纸拉门。我一边摸着纸拉门，一边走向客厅的隔壁房间。先摸到一根柱子，后头便是另一扇纸拉门。我拉开纸拉门，闪身进入房内，反手关上了门。这里是哥哥的卧室，不晓得桌子在哪里。
由于刚刚走得极快，此时耳朵听见了震耳欲聋的心跳声，紧握导盲杖的手心已冒出涔涔汗水。
我取出手帕擦拭了导盲杖的前端，接着一边挥舞，一边用左手手掌抚摸着墙壁。导盲杖敲到了东西，发出“喀喀”声响。我朝该方向伸出了手，却什么也没摸到，显然那东西并不高。于是我弯下腰，在腹部的前方一带探摸，摸到了一个正方形的物体，多半是电视机吧，旁边还有一个藤编的垃圾桶。
我避开电视机，转了个直角继续前进，导盲杖又敲到了柔软的物体。连敲了两三次，确认那是块坐垫。我迈过坐垫继续往前走，左手手掌摸到了木头以及一块突起物，那突起物摸起来像是抽屉的把手，这多半是一个衣橱吧。我继续挥动导盲杖，这次又敲到了坚硬的物体，蹲下来一摸，发现是张“ㄇ”字形的写字台。伸入膝盖的空间右边有三层抽屉，我抓住了把手，缓缓吐口气，让心情保持镇定后拉开第一层抽屉。
伸手进去一摸，登时摸到了几枚信封。以中文写成的神秘信件，不知是哪一封。若是写给遗孤朋友或是中国养母的信，当然不要紧，但如果不是的话……
我随手拿起一封，心头又涌出一个问题。就算拿到了信，该叫谁念给我听？就在我拿不定主意的时候，那封信竟然从我手中一滑，就此消失无踪。
“你要找喝的，恐怕找错地方了。”
头顶上突然传来哥哥的声音。我顿时吓得魂不附体，胃仿佛被一只冰冷的手掐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甚至不知道哥哥是在什么时候走进房间的，因此完全找不到借口。
“——和久，”哥哥的声音打破了沉默，“我们出去吧。”
我站了起来，跟着哥哥的脚步声走出房间。哥哥什么也没问，反而让我更加感到毛骨悚然。后来我们一家人吃了午餐，主菜是加入了大量鸡肉的乡土料理“扯汤[1]”，这是一种加入了小块面团并以酱油调味的汤。
“阿和，你还会再留一晚吧？”
年迈母亲的声音竟然像个孩童一样，一副生病的孩子哀求双亲留在自己身边的语气。
“由香里很担心夏帆，我们今晚就要离开。”
“——噢，这样子啊。”
我不禁感到胸口隐隐抽痛。隔了这么多年才回老家，竟然不是为了探望母亲，而是为了求哥哥捐出肾脏。
我不忍再面对母亲的悲伤声音，于是将脸转向哥哥的方向。在返回东京之前，有一句话得先向哥哥问个清楚。
“——对了，哥哥你为了打官司，是不是加入了一个团体？”
“是啊，叫‘找回遗孤未来互助会’。你问这个做什么？”
为了追查哥哥的真面目，为了搞清楚眼前这个人是不是伪装成村上龙彦的假遗孤，为了确保他不会用砒霜将母亲慢慢毒死，但这些当然不可能说出口。
我决定要将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 * *
[1]“扯汤”原文作“ひっつみ”，为岩手县有名的乡土料理。
5
东京
我一边用导盲杖敲打地面，一边前进，借由脸颊感觉到的热气，我知道现在是艳阳高照。前方传来了一阵尖细的说话声，但有些模模糊糊，仿佛被一道厚墙挡住了一般。我知道多半是几个女学生或上班女郎，正从前面街角另一边朝这个方向走来。
高跟鞋的声音一道道从我身旁经过，在数米远处逐渐变得细微，最后宛如化了般消失无踪。我试着叫住经过身旁的人，直到第三个人才成功，请对方帮我拦了一辆出租车。
“请载我到东京地方法院。”
从岩手县回到东京后，在向女儿道别之前，我请她先帮我查了“找回遗孤未来互助会”的联络方式。会长是个叫“矶村铁平”的人物，我打了电话给他，跟他约好今天见面。
矶村的住处位于东京都葛饰区东四木町的复杂小巷内。在失明前，我原本是个跑遍全国各地的摄影师，当时曾为了拍照而造访那附近的小工厂。那里聚集了不少铜板建筑[1]及灰泥斑驳的长屋[2]，各家各户的门口往往杂乱放置着盆栽、脚踏车及垃圾袋。若不是这三十年来因现代化而有了大幅改变，那一带对视障者而言实在相当不友善。
我在电话中反复询问地址的正确位置，矶村知道我找不到路，好心地跟我改约在他出庭的日子，在法院的门口碰面。
我按下语音手表上的按钮。
“下午三点二十分。”
看来应该赶得上约定的时间。
不一会儿，出租车司机对我说：“到了。”
我问了车资，一边让他查看残障手册，一边递出扣除一成的金额。我使用的钱包共有六个内袋，能够将硬币分类放置，相当方便。一万日元钞票对折一次，五千日元钞票对折再对折，一千日元钞票则不对折，如此一来就不会搞错。
“客人，钱不够。”
“一级残障者可免除一成车资。”
“咦？啊，原来如此。对不起，我刚入这行不久。”
“不，是我不好。应该在上车前先告知才对。”
我将残障手册交给他，接着听见在纸上写字的声音，多半是司机在记录载客日报吧。
“好了，下车请小心，直走就是地方法院了。”
我道谢后下了车，一边用导盲杖敲打地面一边前进。导盲杖数次打中路旁一整排行道树的树根，可惜绿色植物的芬芳完全被刺鼻的汽车废气掩盖。
霞关汇聚了外务省、财务省、经济产业省、合同厅舍等行政机关，因此进出的人潮相当可观。
我一定要在哥哥使用那些砒霜前查出真相才行。在老家仓库发现砒霜的那一天，我以担心老迈母亲误用为由，叫女儿到仓库把砒霜拿出来给我。想到哥哥可能会对母亲下毒，总不能任凭砒霜放在那里置之不理。但女儿回来对我说：“我找了半天，根本没看到什么装砒霜的小瓶子。”
这意味着哥哥已先将小瓶子取走了。当时我听到轻响，以为哥哥将小瓶子放回了棚架上，但他可能只是故意碰出声音，却将小瓶子藏在身上。
哥哥不希望砒霜被我拿走，就表示他需要这个东西。问题是他到底想毒死谁？
导盲杖挥至左侧时敲到了物体。我先用前端仔细轻敲，接着又伸出左手抚摸，确认那是一面石墙，于是我沿着墙边走，并不时抚摸墙面，确认没有走偏。
左手手掌碰到了突起物，仔细一摸，墙上大约手腕高度的位置挂了一块板子，上头似乎刻着“法院”。约好见面的法院门口，应该就在这附近吧。
就在走到墙壁尽头处时，我忽然听到了男人不耐烦的说话声。
“——矶村先生，请不要害我浪费汽油。我不是说过，今天会去府上拜访吗？”
“真是辛苦你了。一直跟着我，简直像警察一样。”
“我只是尽自己的职责而已。哪像你，拿国家的钱跟国家打官司。可别忘了，你的清寒补助金都是来自日本人的血汗钱。”
“难道我不是日本人吗？可别当我是外国人。我可是如假包换的日本人。”
两人不再说话，气氛却是剑拔弩张。我本来以为两人互瞪之后会大吵起来，没想到半晌之后，其中一人却低声下气地道了歉。
“对不起，我刚才拜访一个想法偏激的补助对象，跟他发生了口角，所以心情有些郁闷——请你见谅。”
“——总之我今天跟别人有约，你改天再来吧。”
两人约好了下次拜访的日期后，其中一方的脚步声逐渐远离。我一边用导盲杖确认地形，一边朝着留下的那人走去。
“啊，”那年老的声音说，“你是村上先生？”
对方多半是从导盲杖认出了我的身份吧。
“是的。”我颔首说道。
“我是矶村铁平，正以‘找回遗孤未来互助会’会长的身份对抗着国家。”
这个人的年纪应该已过七十，声音中流露的疲劳感，宛如病入膏肓的垂死之人。我伸出右手与他交握，或许是拜长年体力劳动所赐，他的肌肉简直像岩石一样坚硬。
借由肌肤接触，我才能实际感受到眼前这个人是有血有肉的存在。因此每次遇上素未谋面的人，我都会先跟对方握手。
“刚刚那位先生是区公所的职员吗？”
“说起来真是丢脸，粗活都被年轻人抢走了，我再怎么不甘愿，也只能靠国家给的钱过活。走吧，我们到日比谷公园的长椅上详谈。”
我一边用导盲杖敲打路面，一边跟在矶村后头。汽车废气的恶臭逐渐消失，我们来到了一处飘着花草植物清香的地方。我闻着花香，脑中浮现了失明前所拍的庭园景象：西洋风格的花坛里，盛开着排列成几何图形的各色花朵，有郁金香、三色堇、油菜花、水仙。想到这里，身边突然爆发出许多宛如小型鞭炮声一般的响亮拍翅声，朝着天空四散飞去。
矶村的脚步声突然消失了，于是我也停下脚步。
“大约八年前，我们在这附近发动了一场游行，从日比谷公园走向地方法院，接着又走向国会议事堂。我们用中国话及一些简单的日语单词大声呼喊，要求政府保障我们年老之后的生活。当我们向警视厅提出申请时，经办人员还以为我们是中国人呢。”
我们再度举步前进，寒冷的空气盘绕在身体肌肤四周，此刻我们多半是走在绿色回廊上吧。头顶上不断传来鸟叫声，听不出是鹡鸰还是麻雀。
借由视觉以外的四感，我看见的景象甚至比过去亲眼所见的还要鲜艳动人。话虽如此，后天失明者的嗅觉与听觉并不比一般人敏锐。我们只是因无法仰赖视觉，所以尽可能以其他感官来弥补。
“我是在一九四四年前往中国东北，当时我才八岁，后来——”
“抱歉，”我打断了他的话，“现在我得集中精神在导盲杖的触感上，能不能等坐到长椅上再谈？”
“好，真是抱歉。”
我跟他默默地走着，左侧的脸颊感觉到灼热的太阳光。不久之后，我跟他并肩坐在木制的长椅上。前方可听见大量水滴宛如骤雨般拍打着水面的声音。
“你说你想问关于阿龙的事？”矶村开口。
“是的，听说矶村先生跟我哥哥正联手打官司？”
“嗯，虽然人数不多，总共只有十五人，但也算是集团诉讼。”
“我哥哥经常跟你聊起从前的记忆？”
“当然，阿龙没跟你提过吗？”
“哥哥很少谈起从前在中国时的遭遇。”
“每个人都有一些不愿想起的往事。”
是不愿想起，还是挤不出来——？
“因为哥哥不太爱提，我只好向与他熟识的人询问。”
“我会尽量帮忙，不过你想知道些什么？”
“——哥哥口中所说的遭遇，有没有什么古怪或不合理之处？”
矶村一听，有半晌没有开口说话，我无法判断他现在的表情是皱起眉头，还是瞪大了眼睛。声音是我判断他人心情的唯一线索。
“村上先生——”矶村的语气变得相当谨慎，“难道你认为阿龙的经历有什么可疑之处？”
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才好。哥哥可能是伪遗孤，他可能根本不是村上龙彦，这些话实在有点难以启齿。
“嚓”的一声轻响之后，我闻到一股烟味随着冷风飘来，那味道相当辛辣，感觉会渗入五脏六腑。
“过阵子就要进行反方询问了。下次开庭，轮到阿龙上台做证，要是传出丑闻，对我们相当不利。”
“我只是——”
“你怀疑阿龙，是基于什么理由？”
“我的外孙女需要有人捐一颗肾脏给她，我求哥哥接受检查，但他说什么也不答应。我跟哥哥说，只要先接受检查就行，捐不捐还可再商量，但他连接受检查也不肯。”
我求哥哥了吗？等等，我求哥哥接受检查了吗？
记忆中的画面变得朦朦胧胧，仿佛罩上了半透明的袋子一般。当初在岩手县的老家，我到底跟哥哥说了些什么话，我竟然已没什么印象。越是努力回想，半透明的袋子反而层数越来越多，画面越来越模糊。
我不由得按住了额头，拼命甩动脑袋。
没错，我确实已跟哥哥提过捐肾的事，绝对不会错。
“偏头痛？”矶村问。
“没事。”我回答。
这多半是将镇静剂配烧酒服用的副作用吧。我试着凝聚意识，半透明的袋子一层一层破裂，记忆重新恢复了清晰。
“连接受检查也不肯，不是有些古怪吗？”我接着说道。
“舍不得捐出器官是人之常情。”
“就算我提出DNA鉴定的要求，哥哥也一定会拒绝。我曾考虑过瞒着哥哥偷偷送样鉴定，但我眼睛看不见，没办法偷捡他掉的头发。”
“以这种方式进行DNA鉴定恐怕有困难。访日调查团中，提出鉴定要求的遗孤或候补亲人也不少，我曾听他们提过。由于头发本身没有核细胞，直接拔下来的头发可进行鉴定，但自然脱落的头发不行。”
就算我趁哥哥睡觉时偷拔他的头发，也一定会被察觉。看来只能靠搜集线索来查出真相了。
“喂！你怎么乱丢烟蒂？”前方传来严厉的斥骂声。
鉴定是不用想了。我身旁的矶村发出了衣服摩擦的声音。前面那个人咂了咂嘴，脚步声逐渐远去。
这种随手乱丢烟蒂的习惯，是什么时候养成的？
“——最近到处都禁烟，走到哪里都会挨骂。”矶村也咂了咂嘴，“村上先生，这是一场相当重要的诉讼，希望你能协助我们。”
“我反对哥哥继续打这场官司。明知道赢不了，这么做只是在浪费时间与金钱——”
“连亲人都抱着这样的想法，阿龙承受的压力一定不小。你不明白这场诉讼的重要性，可见你一定不知道我们几十年来过着多么煎熬的生活。”
“战败的时候，我在东北也吃了不少苦。在难民收容所里——”
“阿龙跟我说过，你在战后第一年就顺利回到了日本，而我们可是被扔在中国长达数十年，你跟我们可说是天差地远，我希望你能仔细听一听遗孤的心声。”矶村谈起这个话题，语气仿佛蒙上了一层悲伤的阴影，“我在一九四四年前往东北，当年我才八岁。指派给我们那团人的土地太过贫瘠，不适合发展农业。‘拓殖委员会’早在事前土地勘查时就已得知这一点，却以‘这里是战略上的重要据点’为由，硬把我们那团人分发到那个地方。东北有着天寒地冻的气候，洗好晾起来的衣服，到早上都会变成冰柱。我们只能住在莎草编成的草屋里，从缝隙灌进来的风雪几乎快把我们冻死，连鼻水也快要结冰，当时我母亲常告诫我‘别让鼻水挂在脸上’。不论煮饭还是洗衣服，用的都是融化的雪水。”
跟他的情况相比之下，当时我在东北的家庭要富裕得多，不仅拥有十町步（约十公顷）的肥沃农田，而且还有余力雇用苦力（中国的基层劳动人口）。
日本战败后，有十多万人送命，死因各不相同。有的在与苏联军队的战斗中丧生，有的被掳到西伯利亚后丧生，有的因日本政府的全体动员令而丧生，除此之外，还有饥饿、严寒、疾病，以及——自杀。
在我的眼前，应该是一幅美丽的景色，这里有着直径长达三十米的喷水池、苍翠的树木，以及花坛里色彩缤纷的花朵。但听着矶村的话，浮现在眼皮内侧的画面仿佛逐渐遭乌云笼罩。我甚至可以闻到类似铁锈味的血腥臭气。矶村在法庭上做证时，声音一定也跟现在一样痛苦而嘶哑吧。
“我的母亲为了保住我的性命，只好将我交给中国人扶养。中国有句话说‘棒下出孝子’，意思是教育孩子必须严厉。养父母深信这句话，因此对我相当严格。”
矶村说到这里，突然低声唱道：“追着野兔的那座山——钓着鲫鱼的那条河——”那是一首著名的童谣《故乡》。矶村唱了两句后接着说道：“当初在中国的时候，我为了不让自己忘记日语，经常唱这些童谣或民谣，但我只能偷偷唱。我的境遇跟阿龙不同，养父母对我一点也不好，因此我不喜欢中国人。”
打日本人的是中国人，救日本人的也是中国人，哥哥经常将这样的话挂在嘴边。但矶村与哥哥不同，对中国人怀恨在心。
矶村继续描述着他的遭遇。他愤然离家出走，成了流浪儿，后又被送进了孤儿院。在孤儿院里，有许多中国孩童都是因父母遭日军杀害才成为孤儿。当时孩童之间流行一种在地上画方格并在里头踢石子的游戏，称为“跳房子”，但矶村根本无法加入他们的游戏，每天不是跟他们打架就是遭受欺凌。那些孩子最常骂矶村的两个字眼，是“东洋鬼”跟“日本鬼子”。
“过了一阵子，另一对中国夫妇领养了我。这对夫妇比一开始的养父母好得多，为了利用他们的善心，我一直装个好孩子。他们供我上高中，毕业后我当上了教师，收入还算不错。”
“——即使如此，你还是想要回国？”
“那当然，就算活在中国，我的心还是日本人。我满心期待只要能回日本，就不会再有人骂我‘日本鬼子’，从此就能过幸福快乐的日子。但是——这个心愿一直无法实现。”矶村的声音中充满着焚烧的怒火，“当时的岸内阁[3]走的是亲美、亲台湾路线，引起了中国的不满，后来的长崎国旗事件，更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日中友好协会在长崎市的百货公司内举办了一场中国商品展示会，有日本青年强行将会场上悬挂的中国国旗扯了下来。其虽一度遭警察逮捕，但警察事后以“国旗没有损坏，因此不能以器物毁损罪论处”为由将其释放。
我虽然眼睛失明，却可看出眼前的矶村就像一座盖上了盖子的熔铁炉，乍看之下有如粗犷而冰冷的铁块，其实内部熊熊燃烧着红莲烈焰。
“接下来就进入了‘文革’时期。我们这些日本遗孤，也背负了祖国的罪名。在‘文革’期间，我被红卫兵吊了起来，他们说我是日本派来的间谍，剃掉我的头发，最后他们剥夺我的教师身份，将我流放到农村。”
“中日恢复邦交，我记得是——”
“一九七二年九月。”矶村的语气中带了一丝谴责之意，似乎在怪我竟然没办法立刻说出这种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之年，“那时我分别寄信给日本的厚生省及北京的日本大使馆，请求协助寻找亲人，他们却不当回事，只回应我‘战争已经结束了’！我无计可施，只好亲自到北京碰碰运气。当时外国人专用的宾馆里，住了许多来到中国的日本义工及记者。宾馆周围聚集了许多日本遗孤，在那寒风彻骨的天气下，我们只能拉紧衣领，搓着手苦苦等待。最后有位亲切的日本义工走出来听我们诉苦，又经过一番波折，才促成了遗孤的访日调查团。”
直到一九八一年，厚生省才终于为此展开了行动。在媒体的舆论压力下，日本政府以公费将这些遗华日侨接至日本，展开了一连串的认亲活动。
“——你终于能回日本了？”
“事情没那么简单。你知道法务省对我们做了什么事吗？他们竟然把我们这些遗孤都当成外国人，要求我们提供‘身份担保人’！中国政府官员明明已拍胸脯担保我们都是日本人，日本政府却似乎把中国人都当成了骗子，完全不予相信。不仅如此，日本政府还祭出了《国籍法》第十一条当武器，‘自愿取得外国国籍者，将丧失日本国籍’。但我们可不是自愿取得中国国籍的！”
矶村的声音已不再哽咽，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恨意。我所回应的每一句话，都成了火炉里的燃料。我仿佛看见熔铁炉的盖子弹起，一条鲜红色的火焰之蛇从中喷射而出，想要将我烧成灰烬。
“日本政府基于国家政策而将人民送往中国东北，最后却对遗留在那里的孩子们置之不理，竟然还有脸说我们是自愿留在中国的！我们明明是日本人，想要回国却遭到重重刁难！如果在日本没有找到亲人，或是虽然找到亲人但对方不愿成为‘身份担保人’，我们就都会被遣返回中国！”
矶村说得口沫横飞，我完全没有加以制止。虽然我知道继续听下去很可能会产生不想再追究哥哥的来历的想法，但我还是不肯放弃。因为我心中抱着一丝期待，毕竟矶村是真正的遗孤，从他的话中或许能听出一些玄机。如果哥哥是假货，他在东北的那些回忆都是胡诌或是听来的，那就很可能会与矶村的描述有些矛盾。
“我参加了访日调查团，在代代木的会场里听见有人喊着‘铁平’，沉淀在内心深处将近四十年的记忆重新浮上心头。那是我的日本名字。我终于与母亲重逢了，身旁每个遗孤同伴都在向我道贺。”
“——矶村先生，我现在明白你想要控告政府的心情了。”
“不，日本政府总共抛弃了遗孤四次，我刚刚只说了其中三次而已。战败时抛弃一次，中日断交时抛弃一次，重新建交时抛弃一次——我们好不容易回国了，却又被抛弃了一次。”
“回国之后吗？”
“没错，我们这些遗孤无法说流利的日语，对日本生活也难以适应，日本政府却没有提供任何支持。我们就像被扔进了大海的正中央，身上连救生衣也没有。少得可怜的清寒补助金，根本无法让我们过正常的生活。在政府的严格监视下，我们只能假装自己会游泳——这种痛苦你能体会吗？”矶村的粗重呼吸声，宛如在恫吓一般，“现在还有许多愚昧无知之徒，把遗孤当成外国人。这种人若不减少，隔阂就不会消失。我们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也是堂堂正正的日本人。”
矶村接着又说明，他在中国担任过教职，回到日本后却只能领到每个月两万日元左右的年金。一九九四年后虽然通过了援助遗孤的法律，但遗孤们若要申请每个月六万六千日元的国民年金，得先缴纳保险费免除期间没有缴纳的每月六千日元的保险费[4]。
“我们遭到这种对待，当初抛下开拓团自行逃走的退伍军人却能支取高额退役俸禄——真是混账！而且我若与儿子同住，就无法继续支取清寒补助金，因此我就算身上有再多病痛，也无法叫儿子来照顾我。这样的制度完全拆散了我的家庭。不仅如此，我若选择支取那少得可怜的年金，清寒补助金的金额就会遭到削减。”
现在的日本社会，就像一条高速公路，每个人都狂踩油门往前冲，生怕在奔流中落后他人。像我们这种故障的“二手车”，根本跟不上这样的速度。同样的悲剧，也发生在这些遗孤身上；当初在中国的生活，已让他们的“轮胎”严重磨损，“引擎”也已老化，如今只能不知所措地徘徊在日本的道路上。
“——矶村先生，这么说来，你恨着日本？”
“当初刚提起诉讼的时候，社工常说我‘生活挺好的’。”矶村在模仿时，口吻充满了讥刺之意，“若我生活好过，我就不会提起诉讼了。我们不是恨着日本，只是想要争取一个能够安心养老的未来生活。”最后这句话说得感慨万千，“村上先生，算我求求你，别把事情闹大。”
我若揭发哥哥是个假遗孤，下次询问证人时，被告方的律师一定会针对这点紧咬不放。如此一来，原告方将处于极度不利的位置，最后在诉讼中败北，导致无辜的归国遗孤们继续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
“矶村先生，我明白你的立场，也能体会真正的遗孤们所遭遇的困境。但如果我哥哥真的是假遗孤，我认为还是应该公开真相。”
“何必如此看重血缘关系？”
“遗孤们不也是渴望回归祖国，渴望与血亲重逢？注重血缘关系，是人之常情。”
“你们已当了将近三十年的兄弟，难道还不能成为真正的兄弟？”
“若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也不打算追究，但哥哥可能企图用砒霜毒死母亲，我不能置之不理。哥哥为了打这场官司，日子过得非常拮据，我想他一定很想拿到遗产。”
“砒霜——？这不可能吧？”
“还有一点，如果现在的哥哥是假货，那就表示真正的哥哥另有其人。他可能还在中国，也可能住在日本的其他地方，只要能找到他，或许他会愿意将肾脏捐给我的外孙女。换句话说，这场调查行动关系到我母亲及外孙女的性命。”
要查出哥哥的真正身份，只能向当年跟我的家人待过同一个开拓团的人询问详情。但这样的人要上哪里找？是不是该向专家寻求协助？
“请问你是否认识经常帮助遗孤们的专业人士？请放心，我绝对不会给你们添麻烦。就算查出了真相，在你们的官司结束前，我也会尽量不对外公开。”
矶村沉默了一会儿，我听见了抚摸纸张的细微声音。那是什么声音？是他在翻看笔记本吗？但若是如此，为何我没听见翻动纸张的声音？
“比留间雄一郎，遗孤援助团体的职员。我跟阿龙当初获得永久居留权，受过他不少帮助。”
“谢谢你，还有一点——请你不要跟我哥哥说我在调查他的事。”
从矶村的声音听来，他又陷入了迟疑。
“——好吧，我不会说的。”
“谢谢你。”
我站了起来。就在这时，我的膝盖内侧不小心撞到长椅的边缘，陡然失去了平衡。为了避免跌倒，我急忙扭转身体。但就在身体向前倾的瞬间，我撞到了某物体。就触感而言，那应该是某个人的身体。我本来以为我撞到的是矶村，但我听见右侧传来“啊”的一声轻呼，那是矶村的声音。既然前方这个人不是矶村，那就肯定是路人了。
“对不起。”我对着前方的黑暗空间鞠躬道歉。
对方什么话也没说，我只听见快速离去的脚步声。
有很多人在给他人添了麻烦后，一发现对方是视障人士，就会选择默不作声地悄悄离开。但这次的事情是我不对，而且我也道歉了，照理对方该给个回应。我甚至无法判断，对方就这么默默离开，是因为心情差，还是因为完全不放在心上。
回到家之后，我又收到了一封信。里头仍是用点字组成的俳句。同样是寄到了老家，哥哥再转寄给我。算起来这已经是第六封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有人寄给我这种让人背脊发凉的俳句？我摸索着从抽屉中取出过去的五封信，用手指重新读起上头的点字。
意思完全连贯不起来，却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恨意。
我在东北到底做了什么事？当时我才四岁，怎么可能做出令人恨之入骨的事情？难道因为年幼无知，对某人做出了某种残酷的举动，而我丝毫没有自觉？
这些信到底是谁寄的？目的又是什么？
* * *
[1]“铜板建筑”是日本一种传统的住宅兼商店建筑形式，外墙铺贴铜板，故此得名。现在的铜板建筑大多建造于昭和初期，拥有悠久的历史。
[2]“长屋”是一种日本传统的集合式住宅，由数间长方形屋舍组合而成，左邻右舍墙壁相连。多见于江户时代至近代的中下阶层地区。
[3]“岸内阁”指的是日本前首相岸信介在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〇年之间组成的内阁。
[4]根据日本国民年金保险费制度，每个月的保险费虽可申请免除，但所能领到的年金也会跟着减少。若想支取全额年金，就必须补缴原本欠缴的保险费。
6
透析仪不断发出细微的声响。
医生曾告诉我们，床边有监控装置，在进行洗肾的过程中，护理师与临床工学技师可以随时观察血液量及透析液的温度等数值。许多医院都禁止病患洗肾时家人陪在旁边，但由香里挑选了一家没有这个规定的医院。
“唉，没事做——好无聊，好无聊——”夏帆咕哝道。
我想办法挤出与外孙女的共同话题。
“对了，夏帆，你不是在踢足球吗？最近还有射门成功吗？”
“我不踢了。”
“不踢了？身体变得那么差吗？”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透析室里，没办法跟其他队友一起练习。”夏帆的声音有气无力，简直像是发条松了的机关玩偶。
“你知道吗？医生跟我说过，还有其他洗肾的方式呢。”
“腹膜透析，对吧？”
“对，就是那个。”
所谓的腹膜透析，是事先在腹部插入导管，病人每隔数小时自行更换透析液包。虽然配件的清洁维护有些麻烦，但好处是不必到医院，自己在家里就可以排除血液中的废物。
“我很讨厌那个方法。以前体育课换衣服时，同学说我肚子上有根管子很恶心。”夏帆说道。
“腹膜透析不管用了。”后方传来由香里的声音，“听说持续了五年之后，腹膜就会渐渐失去机能，所以我们才换成了血液透析。”
“原来如此——”
“妈妈，帮我拿那本书。”夏帆对由香里说道，似乎是不想再与我交谈。
“来，拿去吧。”
听说血液透析通常使用的是非惯用手的手腕静脉，必须插两根针管，所以人没有办法自由活动。
我默默地坐着，坚持了三十分钟左右，每隔几分钟，我就会听见翻动书本的声音。
“——外公，你知道‘かんじん’这个词的汉字怎么写吗？”夏帆突然说道。
“肝脏的肝，肾脏的肾，‘肝肾’？”我回答。
“嗯，因为肝脏跟肾脏都是很重要的东西，所以‘肝肾’这个词的意思就是‘重要’。但是我的‘肝肾’已经坏掉了其中一个——不对，肾脏有两个，所以是坏掉了其中两个。”
夏帆或许是在强忍悲伤，这几句话说得轻描淡写，简直像是在诉说童话故事中的公主的遭遇。然而，这样的态度更令我感到心疼。
“外公，你的眼睛不是看不见吗？为什么会看不见？”
“这个嘛——”
我一时拿不定主意，不晓得该不该说。由香里曾提过，夏帆在小学里跟健康的同学们相处时，总是郁郁寡欢，连老师都必须提心吊胆地随时注意着她。但是在透析室里，她跟年龄、性别都与自己不相同却同样必须洗肾的病人们相处时，却显得相当开朗。这种必须目睹他人的不幸才能让自己振作起来的精神状态，实在令人感叹。但若我的不幸遭遇能成为她的精神食粮，那就无所谓。不如就跟她说吧。
“应该是在中国生活造成的。至少外公是这么认为。”
母亲曾跟我提过，一九二九年美国发生大萧条，日本也遭到波及，城市里有几百万人失业，农村里卖女儿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两年后，日本东北地区桑叶严重歉收，养蚕业者无法继续养蚕，再加上蚕丝价格因大萧条而暴跌，蚕茧卖价跌落至每贯两日元八十钱，不到往年的三分之一。母亲的老家正是经营养蚕业的，生计因而遭受严重打击。
就在这个时期，区公所职员开始大力鼓吹农民到中国东北开垦。他们声称只要过去，就可获得十町步的农地，能够栽种出大量农作物，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于是，这些满怀希望的农民便在日本国旗及“万岁”呼声的欢送下，搭船自新潟港出海，来到了三江省桦川县[1]。开拓团周围一带尽是农地，必须走上很久才能看见森林或河川。
虽然地广人稀，但就像当初区公所职员所说的，每一户都分到了一头牛、一匹马，以及十町步的农地。跟当初住在日本时相比，农地面积是原来的十倍以上，加上土壤肥沃，大豆、玉米等农作物年年丰收。母亲一家人不仅雇用了三名苦力，而且还扩大耕种面积，三年后收获的谷物已多达十二吨。
我便是出生在这片广大的中国土地上。
在东北生活的点点滴滴，此时历历在目，令我有种错觉，仿佛人生的轨道硬被拉成了V字形，现在与过去已联结在一起。多次听母亲提起的生活琐事，与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已难以区别。岁月的界线变得模模糊糊，全没入了记忆的奔流之中。
有一次，我发高烧昏睡了一整天。到了三更半夜，我偶然醒来，从棉被里坐了起来。转头一看，哥哥就睡在我身边，父亲则盘腿坐着，不眠不休地照顾着我，我左右张望，却看不到母亲。
“——妈妈呢？”
“在外头熬夜为你祈福。”
当时我的烧已经退了，于是我打开门向外望去。苍白的月光，母亲正独自用毽拍将毽子往上打。母亲身上穿着颜色朴素的雪袴，黑色头发盘在头上并用手帕包住。
咚——咚——咚——
除了毽拍一次又一次将毽子往正上方送的声音外，我还听见了母亲的清澈歌声。
一是最初一之宫
二是日光东照宫
三是佐仓宗五郎
四是信浓善光寺
五是出云的大社
六是各村镇守神
七是成田不动明王
八是八幡的八幡宫
九是高野弘法大师
十是东京的招魂社
祈求各方神明庇佑
让吾子平安无病痛
母亲看见了我，蓦然停下动作，毽子跟着落到地上。她小跑步朝我奔来。“怎么起来了？快回去躺着休息！”
“好——”我点了点头，“刚刚那是什么歌？”
“妈妈在向神明祈求让你早点恢复健康。”
我回到房间，听着母亲的歌声沉沉睡去，隔天早上，身体已完全恢复健康。
后来母亲告诉我，毽子是用“无患子”的果实制成，因为其字面上的意思，经常被使用于祈祷孩子平安无事的仪式。
仪式中所唱的歌，似乎是日本孩童之间流行的手鞠[2]歌。前面的十句，举出了十种神佛寺社的名称，借以沾其法力；后面的两句，则据说典出小说《不如归》。在这部小说中，有个名为浪子的少女，因此歌词原本唱的是“让浪子平安无病痛”。但是中文的“浪子”带有不肖子、坏儿子的意味，所以母亲将歌词改成了“吾子”。
后来母亲病倒了的时候，我也以拍毽子唱数字歌的方式为母亲祈福。当时正下着大雪，我一边冷得发抖，一边拍着毽子。刚开始的时候，我总是在第七句或第八句处失败，但持续练了好几小时之后，我终于能够将数字歌唱完一轮了。
“和久！”父亲喊了我一声，“快回房间去吧，别把身体冻坏了。那个歌只能为孩子祈福，对父母没效的。”
当时我才四岁，个性却比任何人都顽固。从那天起，我每天都在外头拍着毽子唱数字歌，直到被硬拉进屋里为止。母亲在四天后恢复了健康，我一直为此感到自豪。
对我而言，相较后来的人生，在东北生活的那段日子要幸福得多。那时候，我的父母每天一大早便忙于农务。当时他们采用的是“犁杖农法”，将一种名为犁杖、外形类似锄头的农具套在马身上，牵着马耕田。这跟故乡的农耕方式不同，虽然不太适应，但好处是能活用牛、马的力量，不必做得腰酸背痛。
鸡都放养在住家的周围，我只要发现鸡蛋，就会偷偷吃掉。此外，开拓团的加工厂还能生产酒及酱油，在食物上完全不虞匮乏。
我跟哥哥经常与开拓团的其他孩子一起游玩，有时我们会比赛吐西瓜籽，看谁吐得远。家里雇用的苦力们也对我很好，我经常跟他们要馒头吃。如今回想起来，那些馒头应该是他们的珍贵粮食，但雇主的孩子在一旁不断吵着要吃，他们不敢不给。
我们虽然没有玩具，但还是能想出玩的法子。哥哥在相扑游戏上特别有一套，虽然身材矮小，却能将年纪比他大的中国少年摔出去。对方往往也不甘示弱，不管被摔倒多少次都会爬起来继续挑战，但哥哥一次都不曾输过，久而久之，每个孩子都把哥哥当成了老大。当时我年纪还小，在孩子群中拥有“横纲”地位的哥哥一直是我心中的骄傲。
但是就在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年），风云突变，苏联开始攻打东北日军。在一个月前的全体动员令（以十八岁至四十五岁男性为对象的征召令）中，包含父亲在内的所有开拓团男人都被征召了，开拓团内只剩下老弱妇孺。
就在这时，一名传令兵骑着马来到了开拓团的驻扎地。
“大事不好了！苏联军队终于要打过来了！”
聚集在一起的开拓团成员们都吓得说不出话来。
“不快点逃会没命的！”
所有人吵成了一团，几乎听不见传令兵的声音。该不该抛下好不容易建立的家园？苏联军队应该打不过日本关东军吧？
“我们应该相信日本的军队！”母亲大声说，“在崇山峻岭之间乱窜实在是太危险了！”
“听说关东军早已抛下我们独自逃走了。”
“不可能，军队绝对不会对我们见死不救的。”
“我也不愿意相信这种事，但是——”
“我们应该对军队有信心！”
开拓团成员们出现了意见分歧。大部分成员都将身家财产及粮食分别装上数辆马车，离开了驻扎地。但包含我们家在内，有二十多人选择留下。
过了两天之后，留下来的人也逐渐失去了信心。向关东军发电报，却得不到任何回应，甚至有人听到谣言，其他开拓团已被全灭。
“我们还是快逃吧。”留在驻扎地的妇人们开始带着孩子整理起行李，“再不逃，恐怕真的会被那些苏联兵杀光。”
“可是——难道要抛弃这个家？”母亲疑惑地问道。
“是啊。”
“再等一天——不，再等半天看看吧。”
“天一亮，容易被发现，要走就得趁现在。”
其他开拓团成员的态度相当强硬，母亲最后只好屈服。打包完行李后，母亲在家里的柱子上用日文及中文刻下了一家人的姓名及日本岩手县的老家地址。当然，中文的部分我是看不懂的。
“爸爸要是回到家里却找不到我们，一定会很焦急，得让他知道我们已经回日本了。”母亲说道。
就在我们即将出发之际，突然有个中国孩童朝哥哥奔了过来，他先用中国话吆喝了几句，接着又用别扭的日语说道：“老大，别死，再来比相扑，约好了。”
哥哥将拳头举到下巴前，接着与中国孩童互相拥抱。之后，我们与将近三十人的开拓团成员一同出发，所有的食物及毛毯都堆放在一辆由一匹马拉着的马车上。
我们趁着夜色不断赶路，有时会看见天上飞着宛如恶魔眼珠的红色光点，伴随着可怕的轰隆声。一旦被发现，就会遭到机枪扫射。
在阳光耀眼的大白天，我们一行人躲藏在高粱地里头。从前这种里头可以躲人的高耸农作物是被禁止栽种的，没想到此时高粱地反而成了逃亡时的最佳掩蔽。
我每跨出一步，前方开了口的鞋子便发出“啪啪”的声响，裸露在外的脚指甲沾满了污泥，变成了茶褐色。
一架苏联飞机陡然朝我们飞来，在轰隆声中迅速下降，用机枪对着我们扫射。地面的泥土不断弹跳，宛如承受着骤雨的水面。灰尘满天飞舞，妇人们一个接一个倒下。几乎每个人都陷入半疯狂的状态，甚至有精神错乱的母亲带着孩子跳进了附近的井里。
那简直跟地狱没两样。放眼望去，尽是遭机枪子弹撕裂的尸体，地上随处可见残缺不全的手或脚。
敌机离去后，幸存者面面相觑，五官皆因恐惧而扭曲变形。敌机随时有可能带着其他敌机返回，要活命就得尽快离开此地，每个人都以类似这样的话互相催促，匆忙捡拾散落一地的行李。马匹卧倒在血泊中，早已肚破肠流，这意味着众人失去了马车。
每个人各自背起行李，匆匆迈开步伐。
太阳逐渐没入山峦的棱线后方，一望无际的高粱地都被夕阳染成了深红色。数不尽的高耸穗株在风中摇摆，形成了波浪状的景色。当时在我眼里，那就像是大量战场亡魂的鲜血所汇聚成的大海。
就在我们走到第五天的时候，西方一片宛如白骨的白桦林的另一头，传来了枪响及爆炸声。
看来是死定了——
不知是谁发出的悲恸呢喃，宛如传染病一般蔓延开来，感染了所有人的心情。开拓团成员一个接一个跪倒在地上。
团长身上携带的手枪及手榴弹，是一行人唯一的武器。
“——现在是让敌人见识大和魂的时候了。”年老的团长环顾众人说道。
妇人们的扭曲面孔上，流露出了某种觉悟。团长掏出数颗胶囊，分给了几个人，没有人开口询问胶囊里塞的是什么。
“药不够，其他人我会另外想办法。”
“——这很有营养哟。”一位头发盘在脑后的妇人带着半哭半笑的表情将胶囊塞进怀中婴儿的嘴里，自己也吞了一颗，接着以宛如捧着佛珠一般的姿势双手合十，念起了佛号。
“把这个药吃下去吧。”另一位瘦削的妇人对着年幼的女儿说道，“这样就能到佛祖的身旁，吃很多好吃的东西。”
瘦得头上清晰可见头盖骨形状的女儿抬头问母亲：“妈妈也能吃好吃的东西吗？”
“当然，我们一起去极乐世界吧。”
过了一会儿，吞下胶囊的那些人开始猛抓喉咙，痛得在地上打滚，口中不断喷出鲜血。我瞪大了眼睛，看着这惨绝人寰的景象。身旁其他人的表情各自不同，有的别过了脸，有的开始啜泣，有的大声哀号。
哥哥神色茫然地看着眼前的噩梦，突然摇了摇头。
“不能死——”他用微弱的声音说道，“得活下去才行——”
但孩童基于本能所发出的呢喃，根本不会有人在意。
年老的团长接着要剩下的妇人及孩童排成一行。每个人都跪在地上，凝视着前方的某个点。团长站在所有人的后方，用手枪朝着每个人的后脑勺一一开枪。
开了六枪后，第七名妇人双手交握，闭上了眼睛。但第七声枪响迟迟没有响起，妇人似乎是等得心焦，睁开眼睛望向身后。团长紧握手枪，对着她摇头说道：“只剩下一颗子弹了。”
“既——既然还有一颗——”妇人抱住了团长的脚，“请用这颗子弹杀了我吧。”
“我得为自己留一颗才行，抱歉。”
“求求你行行好——请你一定要杀了我——下一个明明轮到我了——”
团长紧咬嘴唇，举起手枪将最后一颗子弹打进了妇人的脑门。接着团长环顾剩下的人，取下腰际的手榴弹高高举起。
“所有人都过来吧。这是最后的法子了——”
十多个人全都凑了过去，为了尽量靠近握着手榴弹的团长，所有人你推我挤。团长的手宛如生了病一般颤抖个不停。
“我不想死——妈妈——我想活着回日本——”哥哥抬头看着母亲。
我与哥哥手牵着手，被母亲抱在怀里。
“大家都准备好了吧？”
团长这么一问，所有人都点了点头，一位抱着小女孩的妇人念起了南无阿弥陀佛。
“天皇陛下万岁！”
团长拔下了手榴弹的插销。就在这时，白桦林的深处走出了几道人影，那是身穿军服的日本人，是自己人。所有人察觉这一点后，都急忙站起，想要远离团长手中的手榴弹。团长的手指或许是僵住了，没有做出扔掷的动作，一声轰天巨响，泥沙喷上了天空，数人的身体像纸片一样飞了出去。
浓浓的烟雾遮蔽了我的视线，幸好我一直紧握着哥哥的手，才不至于离得太远，勉强爬到哥哥的身边。母亲及哥哥都还活着，虽然三人身上的衣服都沾满了鲜血与肉块，但都没有受重伤。
之后我们便与那几个幸存的关东军士兵一同行动，有的士兵甚至还带着孩子。那些士兵对我们说，他们一群人没有赶上避难的列车，只好在山中东逃西窜，一次又一次的遭遇使得同伴不断减少。那些士兵皆满脸胡楂，身上的军服脏污不堪且破损严重。
在手榴弹爆炸后，存活的开拓团成员仅剩八人，包含四位妇人、三名孩童及一个婴儿。至于关东军士兵那边，则有五名士兵及一名孩童。双方聚集在一起，重新展开逃难行动。
当时是八月，正值东北的雨季，夜晚下起了滂沱大雨。
“苏联的军舰都守在松花江上。这孩子的哭声比铜锣还响，必须封住他的嘴才行！”
就在一行人来到松花江支流附近时，一名士兵如此说道。哥哥为了保护婴儿，背上遭士兵砍了一刀。这件事发生之后，关东军残党决定跟开拓团分道扬镳，提早半天渡河。说穿了，就是扔下不断发出婴儿哭声的开拓团一行人。
我们忍受着豪雨，等了半天的时间，直到旭日开始绽放光芒，为我们掩藏身影的夜色逐渐遭到晨曦驱赶，才站了起来，朝着松花江支流的岸边迈步。母亲扔下身上所有行李，将包扎了伤口的哥哥背在背上，我则跟在母亲的身旁，紧紧抓住了母亲所穿的雪袴。
因雨季而水量大增的河面，将大地切割成了两半。河的对岸笼罩在灰色的大雨及薄雾之中，朦朦胧胧看不清楚。气势惊人的波涛浊流不断冲刷着岸边的土石，将枯木及杂草卷入河中。关东军的残党们全都站在河岸边，不知如何是好，放眼望去根本不见苏联军舰的影子，看来那只是讹传而已。打从一开始，就没有必要将婴儿杀死。
看来只能等雨停了之后水势减弱再渡河——某人如此提议。但没过多久，远方传来了枪响及爆炸声。此外，还有强而有力的车辆引擎声及随之而来的大地颤动，那恐怕是战车吧。这次真的是苏联军队逼近了。
士兵们只好抱着横竖都是死的心情开始渡河。如今河面的浊流正激起阵阵漩涡，就算是卡车恐怕也会遭到吞噬。士兵们的身影一道道消失在大雨形成的幕帘及薄雾之中。就算士兵能勉强渡河，女人跟小孩又该如何是好？就在妇人们都望河兴叹的时候，竟有一名士兵走了回来。这个人正是当初企图杀死婴儿的士兵，他的身上绑着一条麻绳。
“我把绳子的另一头绑在对岸的树干上了，你们拉着这条绳子过河吧。”
关东军士兵早已全身湿透，说话时上气不接下气。由于这一侧的岸上没有能够绑麻绳的大树，他只能像拔河一样奋力将麻绳拉撑。
一行人于是踏入了颜色如枯叶一般的混浊河水中。
母亲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哥哥。
“不用担心我。”脸上冒着汗珠的哥哥笑着说道，“有绳子，我可以拉着过河。妈妈，你背和久吧。”
哥哥那勉强挤出来的笑容，如今依然烙印在我的记忆深处。当时他才七岁，只比我大了三岁，却抱持着保护弟弟的责任感。
母亲迟迟无法下决心，但她知道自己绝对没有体力来回两趟，而且年仅四岁的我不可能独自渡河，因为当我站在河底时，河面会淹过我的头顶。
母亲最后只能选择背着我过河。浊流不断以强大的力量朝我们推来，我感觉背后仿佛有只手要把我拉入水中。由于母亲的双手紧紧抓住了绳索，我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攀附在母亲的背上。大浪一次又一次淹过我的头顶，我必须等浪潮过后努力将头探出水面呼吸。鼻孔一进水，脑袋里顿时变得一片空白。
就在隐约可看见对岸的时候，走在前面的哥哥松开了抓着麻绳的手，下一瞬间已遭浊流吞噬。
母亲尖叫一声“龙彦”，朝着哥哥消失的河面伸出手臂，却差一点连自己也被卷走，赶紧重新抓住了绳索。
倾盆大雨中，母亲一边哽咽一边渡过了河。来到河岸上时，她整个人瘫倒在地上，哀伤地凝视着滚滚河水。
这条河的下游似乎有个东北人的村子，沿着河往下游寻找实在是冒太大的风险。开拓团每个人都告诉母亲：“只能放弃了。”
一行人继续朝着东北方不断前进。
当我们来到了某个荒废的开拓团旧址时，我们全被送进了一间仓库，这间仓库如今被当成了难民收容所使用。
窗户玻璃早已破损，进入十月后，风雪不断从窗外灌入。此地冬季的气温，有时甚至低于零下三十摄氏度。每个人都只能将麻布袋的底部挖个圆洞，套在身上勉强抵御寒风。更可怕的是，这里蔓延着大肠黏膜炎、痢疾、感冒、肺炎、流行性斑疹伤寒等在当时的中国被合称为“伤寒病”的各种疾病。每当有人断气，活着的人身上就多了一点御寒的衣物。
收容所里永远弥漫着死亡与绝望的氛围。有一位妇人流着眼泪剪下死去的女儿的指甲，期盼在回归祖国后能为女儿盖座坟墓；另一位妇人的儿子生了病，却因为没钱买药，只好到中国人的店里恳求对方“收养这孩子”；还有一个男孩总是拿一顶钢盔在街上乞讨，那顶钢盔似乎是他父亲的遗物。
失去父母的孩子们，则像子宫中的胎儿般蜷曲在地上整日昏睡，这些孩子的头上满是虱子，白得像是撒上了一层石灰。
我总是紧紧抱住母亲，躺在粟梗编成的草席上头。每天的食物只有少许高粱粥，除此之外，只能找些烤地瓜的皮、白菜的根、白萝卜的叶子等食物残渣来充饥。我们总是拿钢盔当锅子，或许是因为里头渗入了汗水的关系，煮出来的开水都是咸的。
由于泥土都已冻结，无法挖掘墓穴掩埋尸体，大家只能将一天比一天多的尸体胡乱堆叠在一起，在上头盖上一层雪了事。每天早上总是会出现啃咬死尸的野狗。我亲眼看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一边歇斯底里地挥舞铲子，一边大喊“别吃我的孩子”，但赶走了野狗后，她还是挥舞个不停，直到数小时后断气为止。野狗围绕在尸堆周围的景象，如今依然清晰地残留在我的脑海里，自从失明之后，每当听见狗叫声，当时的可怕记忆就会宛如从坟墓里被挖了出来。
到了来年，我们才得以被送回日本。后来我看到报纸上的统计，死亡的八万名开拓团成员之中，有六万名是死于难民收容所。
当时每个日本人都拿到了一张用蓝墨水写在粗纸上的“退去证明书”。当看到遣返船时，我忍不住掉下了眼泪，终于能回祖国了。通过港口的检疫关卡时，每个人都被撒上了大量除虱用的杀虫剂，全身白得像是拿了一整只麻布袋的太白粉倒在头上一样。但一想到这是回归日本的最后一道程序，大家就都没有放在心上。
然而回国之后，我的眼前犹如蒙上了一层薄纱，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原因大概是收容所的生活条件太不卫生，以及营养失调吧。我到医院就诊，并且摄取正常标准的营养，视力渐渐有了改善；但疾病的种子，此时已潜藏在我的眼球之中。在接近四十岁的时候，我的视力开始快速恶化，到了四十一岁时终于完全失明。
说完了这一长串悲惨的经历后，夏帆语带哽咽：“好可怜——外公，原来你吃过那么多苦——”
回想起来，就像遣返船的船底破了个洞一样，自从搭上那艘船，我的人生便不断往下沉。
“是啊，外公吃过很多苦。”
“我是不是比那些人幸运得多？至少我还活着。”
“——幸不幸运没有必要跟别人比较。夏帆吃了多少苦，只有夏帆自己最清楚。”
“能够活着回到日本，对外公来说是件幸运的事？”
“日本刚战败时也有很多问题，每个人都活得很辛苦。”
“完全没办法玩游戏？”
“不，正因为每天都活得很辛苦，所以更加热衷于微不足道的游戏。”
“‘微不足道’？要怎么玩？”
“‘微不足道’不是游戏的名称，而是一点也不重要的意思。小陀螺、尪仔标、剑玉、抓鬼、跳绳——虽然娱乐不像现在那么多，但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密，大家都热心助人——”我苦笑着摇了摇头，“算了，别说这个了。一聊起过去的事，就会忍不住抱怨。每个人都必须活在当下，不能活在回忆之中。夏帆，外公并没有瞧不起现在这个你所生活的时代。”
身旁传来八音盒的童谣旋律。洗肾似乎终于结束了，我听见夏帆疲惫不堪地吁了口气，接着是护理师们匆忙来去的声音。夏帆似乎下床想要穿上拖鞋，却突然发出一声尖叫。
“好痛！妈妈，我的脚——我的脚抽筋了！”
我听见了由香里奔近的脚步声。
“对——就是那里——”夏帆重重叹了口气，说道，“每次洗完肾，都很容易抽筋，而且还会头痛——呜呜，好想吐——”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为她找到肾源呢？遗体肾脏移植的排队等候人数实在太多，希望相当渺茫。除非能找到愿意将肾捐给夏帆的六等亲之内的血亲——
倘若如今跟母亲在老家一起生活的哥哥是假货，那或许真正的哥哥还活在世界上的某处。只要能把他找出来，也许就能说服他捐出肾脏。我揭穿哥哥真面目的决心变得更加坚定了。
一回到家，又收到了俳句信。这已经是第七封了。我用指腹读了上头横书的点字。
* * *
[1]原属吉林省，伪满洲国时期被划入三江省，今属黑龙江省。
[2]“手鞠”是日本传统的球类玩具，主要在女孩之间流行。
7
莲蓬头喷出的热水冲击着头发，流在瓷砖上。
我伸出手掌探索，摸到了一个容器，先轻触其瓶身，洗发精的瓶身侧面有着凹凸纹路，这是为了避免与润发乳搞混。接着我从右侧的钢架上取来了头皮按摩梳，在失明之前，我使用的是橡胶材质的梳子，但由于掉到地上时几乎没有声音，找起来相当麻烦，后来换成了塑料材质的梳子。
用按摩梳按摩了头皮，冲去泡沫，并完成润发之后，我擦干身体走出浴室。先穿上衣服，用吹风机将头发吹干，然后走进厨房。取出“液体探针”，装在杯子上头，倒入烧酒，不久便听见“哔哔”声响，于是停止倒酒，从三角盒中取出镇静剂，配着烧酒吞下。
接着我打开了收音机。收音机与电视机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没有画面，只靠听力就可以理解内容。今天报的都是一些令人心情忧郁的新闻：遭少年凌虐致死的流浪者、因清寒补助金遭取消而饿死的贫困者、遭遗弃的婴儿尸体、老人赡养院里死于意外的老人。
最后一则新闻是关于集体偷渡的，似乎是之前发生的案子的后续报道。一群人企图利用日本企业“大和田海运”的货柜船偷渡进入日本，通气孔却遭人蓄意封闭，导致偷渡者几乎全部死亡，只有两个人存活。其中一人依然在逃，另一人则遭到了逮捕，目前尚在医院接受治疗。
我关掉了收音机。服药一小时之后，开始有种飘飘然的感觉。正打算入眠时，电话却响了起来，我叹了口气，起身以五斗柜为基准点，来到了内廊，沿墙面走向发出铃声的电话，拿起了话筒。
“和久？是我。”是哥哥的声音。
“——你以为现在是白天吗？”
我故意将左手手腕靠近话筒，按下语音手表的按钮，手表旋即发出声音：“晚上十一点三十分。”
“那是什么声音？算了，这不重要。我想问你，你把装砒霜的小瓶子拿到哪里去了？仓库里又有老鼠了，赶快还给我。”
“你怎么会向我讨？当初在仓库里，那小瓶子不是被你拿走了吗？”
我担心哥哥对母亲下毒，曾暗中吩咐由香里到仓库取走那小瓶子，但女儿从仓库回来后，说没看到那种东西。
“哥哥，不是你将小瓶子藏起来了吗？”
“不要装傻了。我刚刚打听过了，有村人看见你带着小瓶子走出了仓库。”
我带走了装砒霜的小瓶子？这不可能，哥哥在说什么鬼话？那间仓库我应该只进去过一次才对。我试着回想当时的状况，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待在岩手县老家的最后一晚，我到底做了些什么。这段往事完全从我的记忆中消失，宛如电影胶卷被剪掉了一节。
“一定是哪里搞错了，我没拿砒霜。”
残破不全的记忆让我感到恐惧。我这么说，有一半是为了说服自己。
“——好吧，那就算了。”哥哥停顿了半晌之后，以充满怀疑的口吻说，“我只提醒你，千万别干下什么蠢事。”
哥哥挂断了电话。我紧握着话筒，愣愣地站着不动。每当我想要挖掘那零碎得犹如万花筒景象的记忆时，大脑便宛如遭到无数细针扎刺一般疼痛。到底有没有取走砒霜，我自己也不敢肯定。难道在吩咐由香里去拿小瓶子之前，我已偷偷将小瓶子移往他处保管？
我沿着墙壁回到客厅，从架子上取下一把锉刀，坐在沙发上。每当我感到压力时，就会用这把锉刀磨指甲。我不使用指甲刀，因为容易将指甲剪得太深。
一边用锉刀磨着食指的指甲，一边细细回想那一天发生的每个细节，但脑袋宛如一条干毛巾，不论怎么拧，都挤不出一滴记忆。
事实上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当初在老家里，由香里曾对哥哥说过，“吃镇静剂会造成记忆力受损”，哥哥因而得知我的记忆力已变得不可靠。于是哥哥利用了这一点，对我灌输错误的讯息，想要将罪责推到我头上。如此一来，我就成了毒杀母亲的凶手——
倘若如此，哥哥为了将这个局布得完美，如今一定是在村里到处对人说我拿走了砒霜。
“好痛！”
我忍不住大喊。一个不小心，竟用锉刀磨掉了指尖的肉。我将手指拿到鼻子前面，顿时闻到了浓浓的铁锈味。我感到头痛欲裂，起身倚靠着客厅墙壁。
过了好一会儿，我想要让背部离开墙壁，却察觉出不对劲。将手伸向身后，在墙面上一摸，竟发现墙壁呈圆柱状。此时，头顶上方传来一阵宛如铁桶在铁板上滚动的轰隆声，而且伴随着震动逐渐远离。右前方则传来断断续续的宛如用木槌敲打大地的撞击声。我的皮肤感受到了微风——而我的手上竟然拿着导盲杖。
我转身仔细抚摸那根圆柱，探索了一会儿后又将左腕往旁边探出，感觉手掌摸到了一片粗糙的墙壁。眼前的黑暗完全没有任何变化，但触摸到的物体竟已完全不同，像是电线杆跟某一户人家的庭院围墙。
我什么时候跑到户外来了？耳中听到的撞击声，似乎是道路施工的声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刚刚不是还在客厅里吗？
我战战兢兢地按下语音手表的按钮，发现时间已变成隔天的下午。空间跟时间都不同了，这意味着我有半天的记忆消失得一干二净。此时我的心情就像是意识曾遭另一个人格占据。这也是镇静剂的副作用吗？自从开始怀疑哥哥，我增加了镇静剂的服用量。
今天——对了，今天是赴约的日子。我跟遗孤援助团体的比留间雄一郎约在公民馆见面。据说每星期的二、四、六，他都在那里为遗孤们提供咨询服务。
我摸了摸身上的衣服，确认已换上外出的服装后，努力让心情恢复平静，接着朝走近的脚步声询问公民馆的位置。那个人带着我走到了大路上，我一边敲打导盲杖，一边跟着人的说话声前进。熙来攘往的说话声能带给我安心感，因为至少我能确定自己还走在人行道上。
都市里的风会被写字楼、公寓或广告牌等障碍物阻挡及反弹，产生诡异的风声。相较之下，还是岩手县乡下那种吹过田野、拂过草木的凉风更令人身心舒畅。
接着，我来到了一个人潮密集的地方。高跟鞋的声音及香水味、沉重的脚步声及汗臭味，若有似无地像流行乐一般掠过我的身旁。不知何处的自动门时开时关，每次开启时都会流出电子提示声及店内播放的音乐声。无数的脚步声、说话声、往来车声及扩音器宣传声环绕在我的四周，我不知所措地停下脚步，心里有种遭到噪声洪水淹没的错觉，到底该往哪个方向走，我已没了头绪。声音太多，不仅没办法成为判断的依据，反而会令我头晕眼花。
我摸到了右边有一排围墙。于是我一边敲打着导盲杖，一边沿着墙前进。骤然感觉一道横向的冷风向我袭来，这意味着围墙已到了尽头，果不其然，导盲杖也挥了个空。有时，风的流向也能成为掌握环境状况的线索。
我拐过转角，笔直前进了一会儿，向附近交谈中的路人询问，确认自己来到了公民馆的前方。我站在原地等了十五分钟，却没有人过来与我相认，就连原本进进出出的脚步声，此时也都消失了。
此刻，我的心情就像是独自站在没有街灯的夜晚的街道上。有些人在黑夜里也能看见东西，他们可能会做出对我不利的事。不，这些也可能是幻想，我的大脑记忆机能出了严重的问题，我担心自己很可能随时会移动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例如，满心以为自己一直站在公民馆前，却在一眨眼后移动到某栋大楼的屋顶上。一想到这个可能性，鸦雀无声反而令我更加恐惧了，还是说话声等各种声响能带给我安全感。
相约见面的对象迟迟没有出现，我心里不由得浮现种种担忧。是不是搞错地点了？是不是搞错时间了？是不是我在不知不觉间移动到其他地方了？
“——请问你是村上先生吗？我是比留间。抱歉让你久等了，遗孤的就业咨询多花了不少时间——”
对方终于出现了，那声音相当古怪，简直像是从老旧铁管深处传出来的一样。
“谢谢你拨冗与我见面，我是村上。”
我递出写着手机号码及住家电话号码的名片，接着习惯性地伸出右手，对方也伸手与我紧紧交握。但我发现对方的手掌形状似乎与一般人的不太一样——
“你发现了吗？我从前在东北时，冬天铲雪冻伤了，失去了中指及无名指。请跟我来，我们进会议室谈。”
“能不能让我抓住你的右手肘？”
“当然可以，请。”
我先找到比留间的手腕，接着轻轻抓住了手肘，在他的引导下，我一边敲打着导盲杖，一边走在发出冷硬声响的走廊上。接着似乎转进了会议室里，导盲杖敲在地上的声音变得清脆，应该是木头地板。我摸到一把铁椅的椅背，于是坐了下来。前方似乎是张长方形的木桌。
“比留间先生，你也是遗孤？”
“不，我很幸运，在战败的来年就回日本了。”
“在那之前，你一直在中国东北生活？”
“是的。”
从回音的状况听来，这间会议室比我想象的要小得多。没有其他说话声，会议室很可能只有我们两人。
“归国之后，你就投入遗孤的援助活动了吗？”
“从二十五年前开始的。”比留间的深沉嗓音流露着难以承受的悲愤，“当初在难民收容所里，母亲在昏迷中不断呢喃着‘口好渴’，我在她的嘴里倒了一点水，她露出了笑容，对我说了一句‘啊啊，终于活过来了’——接着她就断气了。一星期后，收容所的日本人搭上了回日本的船。没有办法让母亲也回归祖国，一直让我觉得好不甘心。”比留间说到这里，突然话锋一转，以坚定的口吻说道，“遗孤们渴望回到祖国的心情，我非常能够体会，所以我想要尽可能地帮助他们。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人误以为遗华日侨的问题是中国人的问题。我想让大家知道这个理解是错误的。这些遗孤都是日本人，而且这是个攸关日本人尊严的问题。”
我等比留间恢复平静后，才开口说道：“比留间先生，听说在我哥哥申请永久居留权的时候，你帮了不少忙。今天我前来拜访，是有件事想征询你的意见。或许你会觉得很突兀——我觉得哥哥的行为举止有些古怪。”
“你跟尊兄曾失散多年，当然会感到疏远。”
“哥哥一直心怀不满，仇视日本政府，而且想法相当自私，满脑子只想着打官司，毫不在乎给人添麻烦。”
“这也很合理。遗孤们与骨肉至亲被活生生拆散数十年，当然会有愤怒、不满及绝望的情绪。加上生活贫穷，就算想要回中国探望养父母或扫墓，也没有办法办到。你知道吗？倘若他们回中国探亲，‘旅行期间’的清寒补助金就会被扣除。”
“——过去不是发生过多起亲人认错遗孤的悲剧吗？”
比留间停顿了一下，似乎是在琢磨我这句话，半晌后才说：“是的，毕竟只能仰赖身体特征及离散时的情况来判断，虽然认亲的过程相当慎重小心，但还是无法完全避免悲剧的发生。”
“我哥哥会不会也是这样？”
“你怀疑龙彦先生并不是你的兄长？”
“是的，哥哥的一举一动都让我感到不对劲。是因为他是遗孤，还是因为他是假货？我想查清楚。”
“假货？”
比留间的声音显得颇为错愕，我这才察觉自己失言了。“假货”这个字眼实在用得过重。
“——难道你认为龙彦先生是假遗孤？”
既然已说漏了嘴，我只好老实说出想法，征询专家的意见。
“是的，我确实这么怀疑。”
“你没有证据吧？”
“我正在找证据。当年我们一家人参加的是三江省桦川县的开拓团，我想要寻找这个开拓团的归国人士，向他们询问当年的详情。任何一位都可以，能不能请你帮我查一查地址？”
我听见比留间用鼻孔吁了口气的声音。
“请恕我说句老实话，我建议你别这么做。万一真的如你所说，你们不是亲人，这会带来巨大的悲伤与痛苦。曾有遗孤确信找到了亲人，还为此举办了庆祝会，却在会场上被厚生省的人员告知‘经检查确认无血缘关系’。那个遗孤当场痛哭流涕，最后甚至想不开而自杀了。”
“如果哥哥心知肚明自己是假货，怎么会感到悲伤？”
“就算尊兄不悲伤，令堂也会悲伤。我记得龙彦先生是在一九八三年归国的，换句话说，在长达二十七年的岁月里，令堂一直当他是亲生儿子。如今倘若得知儿子是个毫无瓜葛的外人，你能想象她会多么绝望吗？我相信令堂的年纪应该很大了，还是别伤她的心为好。更何况倘若这一切都只是你多心，这样的举动会伤害所有人。”比留间说得头头是道。
当年的日本正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因此政府对于迎回遗华日侨一事表现得相当消极。大部分的遗孤都具有中国籍身份，日本政府将他们比照外国人办理，要求他们在日本的亲人必须担任身份担保人。担保人得视情况负担遗孤的归国旅费及生活费，而且负有督促遗孤遵循日本宪法的责任。但这些日本的亲人大多已经退休，仰赖儿女扶养，不见得有能力扛起这些责任。因此，有些人虽确认了与遗孤的亲属关系，却拒绝担任担保人，导致这些遗孤无法返回日本。
“遭到亲人无情对待，想必是心如刀割吧。有些亲人则是考虑到遗产继承问题而反对遗孤返回日本。在这些案例里，遗孤必须先签下放弃继承权的同意书，亲人才愿意担任担保人。”
比留间就像一名以知识为甲胄、以理论为长刀的战将。我心里想要调查、揭穿哥哥真面目的意志，被他毫不留情地斩断了。为了与他对抗，我也只能拔出自己的刀。
“如果你知道我哥哥为了遗产而打算毒杀我的母亲，你还会这么认为吗？”我说道。
比留间顿时陷入沉默。
“哥哥偷偷藏有一小瓶砒霜。我母亲最近病倒了，或许正是因为哥哥每天在饮食里下了一点毒。”
我说到这里，忽然闻到一股抽烟后的残余烟味自我身旁飘过。我霎时感到一阵寒意自背脊蹿上了后颈，一时之间忘了呼吸，只觉得口干舌燥，嘴里的唾液似乎都消失了。
在我身边还有另一个人？这是我的错觉，还是——？
如果这个人正因紧张而心跳加速，或许我可以听到他的心跳声。我抱着这样的期待仔细聆听，却什么也听不见。
我故意做出在胸前口袋掏摸的动作。“比留间先生，要不要来根烟？”
“——谢谢你，但我不抽烟。”
其实我已戒烟将近二十年。本来打算如果比留间真的要拿烟，我会说刚好抽完了。既然比留间不抽烟，我刚刚闻到的残余烟味又是怎么回事？是谁身上穿着沾染了烟味的衣服？这会议室里应该只有我跟比留间两个人才对，难道有人蹑手蹑脚地偷偷跟在我旁边？
我竖起了耳朵，仔细注意着周围的动静，心里有种想要举起双手在四周乱挥的冲动，若是这么做，或许会在不应该有人的地方碰到人的身体。
我故意轻轻呼吸，装出平静的态度。“比留间先生，你反对我调查哥哥的事？”
“是的，我反对。”
“好吧，但我不会放弃。我会让真相摊在阳光下，拯救母亲跟外孙女的性命。”
“当你看着深渊，深渊也正看着你。”
“什么？”
“尼采的名言。”比留间用低沉的嗓音说道，“太靠近黑暗，可能会落入黑暗之中。”
“早在二十八年前，我就已经落入黑暗之中了。”
“每个人都有不欲人知的过去。抱着半吊子的好奇心乱揭他人的疮疤，可能会惹祸上身。”
这突如其来的恫吓，令我一时哑口无言。这男人原本态度谦和，此刻却说出这种威胁之语，更令我心里发毛，不得不信以为真。此时我的心情，就像是被他用一把沾满鲜血的尖刀抵住了喉咙一般。如今这个人在我眼里已不是战将，而是夜叉。
比留间一定知道些什么隐情。但哥哥到底是何方神圣？这让我回想起了从前看过的一部电影。剧中描述一群纳粹高官为了逃避战争罪责，在战败后乔装成了犹太人。哥哥是否也跟比留间暗中勾结，想要掩盖某种天理难容的罪行？
伪装成日本遗孤，能得到什么好处？
“很抱歉——我不能帮你这个忙。这种怀疑家人、查探过去隐私的行为，只会招来不幸而已。”
比留间说得斩钉截铁，看来我再说下去也只是白费唇舌。
“好吧——谢谢你的意见。”我站了起来。
“我送你到门口。”
“不必了。”
我听见椅子脚在地板上摩擦的声音。比留间的脚步声绕过了桌子，朝我的后方而去，接着传来转动门把、拉开门的声音。
“门口在这边。”
我一边敲打导盲杖，一边朝声音的方向前进。走了几步后，导盲杖的前端敲到了障碍物。轻敲两三次之后，确认那是一面墙壁，接着我沿墙面平行移动，数步之后导盲杖不再敲到墙面，显然那里就是门口。
“告辞了。”
我走出门，来到走廊上，对着门内微微颔首，接着一边确认墙壁的位置，一边在走廊上前进。拐过转角时，我忽然听见不远处传来老妇人的声音：“啊，你的眼睛看不见吗？”
“对，请问出口要怎么走？”
“这里的路有点复杂，常常会搞得人一头雾水，实在应该在墙上贴一张大地图才对。来，请往这里走。”
我感觉导盲杖突然遭到拉扯，一时之间差点摔倒，赶紧说：“请不要拉这根棍子，很危险。”
“哎呀，真是抱歉，是我一时心急。”
对方放开了手，于是我将导盲杖的前端放回地面上。
“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让我抓着你的右手肘？”
“我都这把年纪了，手肘像枯树根一样，如果你不介意，请抓吧。”
我用左手抓住老妇人的右手肘，一边敲打右手中的导盲杖，一边跟着她前进。老妇人似乎左足微跛，走路慢条斯理，令我感到安心。
“你也是遗孤吗？”
“不，我是遗孤的亲人。”我说。
“你的家人们一定也吃了不少苦吧？我不是遗孤，是遗妇[1]。当年在东北——”
老妇人边走边絮絮叨叨地说起了自己的过去。我抓着她的手肘，无须花太多心思在注意环境上，因此可以一边走一边听她说话。
“——日本战败后，有很多日本女孩像我一样为了活下去而嫁给中国人。不仅能求得温饱，连自己的家人也能受到照顾，当时哪个日本女孩会拒绝？”
老妇人接着对我解释，当时的中国还存在着“童养媳”的风俗，许多人会事先买下将来要作为妻子的女童。在一九五〇年的《婚姻法》明文禁止这种做法之前，买卖婚姻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我为了亲人着想，只好嫁给了东北人。当时就算是在日本的农村，为了维持家庭生计而结婚也是常有的事，穷到必须卖身的少女更是不少，因此我并不特别感到排斥。”
说起结婚，我突然想到了一件往事。从前我曾询问哥哥为何一直不结婚，他迟疑了许久后回答：“一个当不成日本人也当不成中国人的窝囊汉，怎么讨老婆？”
然而，已婚的遗孤相当多，大多数都曾娶过或嫁过中国人。哥哥年过七十依然未婚，恐怕有难言之隐。例如，因为某种缘故而必须躲避追踪的假遗孤，当然不适合拥有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