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09年的夏天,林恳5个月大时。
中午,天色阴沉,暴雨前的闷热。阿姨做好饭菜回家了,我抱着林恳,独自在家等先生回来。手机响,是陌生号码,一个略显沙哑的声音问我是不是咨询师,听上去是个年轻姑娘,莫名的激动。她说,她在一条河边,准备自杀,“不过死之前想再跟一个人说说话”。
身为职业心理咨询师,我知道危机干预的特殊性,它不同于日常开展的心理咨询,有很多禁忌和注意事项,好在一些基本技术是相同的。情况紧急,不容我犹豫,只有知难而上。我没有急于阻止和开解她,而是先给予关注和理解,安抚她的情绪,询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告诉我叫小忆),告诉她我怎么称呼。她的情绪稍微稳定了一点。
电话中,她反复说“我不配活,我跟人睡过觉”,我觉得那话音除了自暴自弃,还有挑衅的味道,并不是针对我,而是对自己,对想像中的生活和命运。
我表示愿意现在就听她详细说说情况,因为在不清楚情况之前,给任何建议都是不负责任的,既然要了解情况,就需要面对面交谈,所以,她要先告诉我,她在什么地方,我会立刻出发去见她。
如此这般,她渐渐平静下来,说自己不是本地人,不认识路。我让她看看附近有没有路牌,她找了一会,说看到一个“五台山大桥”的牌子。我估摸应该在那儿的古运河边,叮嘱她原地等我,答应会尽快赶来。挂了电话,抱林恳的手有些麻了,也才有功夫体会一直按捺住的紧张。
经过交谈,我大致判断她不会马上付诸行动。自杀前对外求助的,往往没有形成坚定的意愿,意识里是恋生的,还希望能有人关注自己,让自己找到活下去的理由,哪怕是陌生人。有人拉一把就活了,没有这个人出现,可能真的会绝望,走绝路。
我知道,除非天塌下来我必须去。一来,人命关天,不能爽约;二来,不是那么高尚的想法:既找上我,人总不能死在我手里。
原本是平静的一天。
怀孕期间因为保胎我减少了咨询量,新的咨询者有选择地接,老的咨询者了解我的情况也很体谅。出了月子,我维持先前的状态,基本以长期咨询者为主,尽量不耽搁咨询进度,不过咨询场所暂时从咨询中心改到家里。
林恳出生后,全是我带,因为母乳喂养不能离手。那之后,我抱着他边喂奶边咨询(女性咨询者)的场景稀松平常,他常常喝着喝着就睡着了,等睡得沉了,我便把他放着手边的沙发上。有几个咨询者是看着林恳长大的,至今还有会跟我回忆小人婴儿时的憨态。
那个时期,“妈妈”对于我是个陌生的新角色,从零开始,一路摸索。同时,我还负担着一份有压力的工作,承担着很多人的信任与希望。所以,我非常焦虑。
这天中午,我原先只是个抱着孩子,等先生下班回家吃饭的主妇,平平常常,忽然被化身为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这样的突发情况,实在称不上喜闻乐见,如果不是命运找上我,我恐怕不会去惹麻烦。
就在这时,先生顶着瓢泼大雨回到家,我简单说了情况。中饭是吃不成了,我抱上林恳,先生开车,一家三口在雨中直奔古运河。
中途我打了报警电话,110安排片区民警和我电话接头。出于保密原则,咨询者的情况不可随意泄露,眼下是保密例外,涉及人身安全的要在可控的最小范围内公开。警察的态度见怪不怪,就像医生开刀不眨眼,我听见性变态不会皱眉一样。事实上,我也不能肯定会顺利找到小忆,甚至可能是一场恶作剧。总之,我跟民警说好,他们赶过来,悄悄在河边观察,一边等我进一步消息。
一路上,我先给林恳喂了奶,依偎在妈妈怀里,他很安静,也很愉快。看着车窗外模糊的雨景,我想,还是小孩子好,饿不着,也不会有这些现世的痛苦挣扎。他不知道,爸爸妈妈大中午的饿着肚子顶风冒雨抱他出门不是去玩,实属无奈。我不知道,这一趟“充军”,等待我的是惊天动地,是一波三折,是皆大欢喜,还是爱莫能助、徒劳无功,又或者莫名其妙,荒诞不经。
运气不错,快到时雨小了。我撑着伞,边回拨刚才的号码边往河边寻过去。小忆接了,接得很快,口气像是热切盼我来,我们在电话中核对了半天方位,选了河边对街一个建筑物门口。到了地方,我让先生联系民警,我则下车,等着她。
漫长的几分钟后,小忆出现了。
我微微有些吃惊,这么说,因为我掩饰得很好,没有显得大惊小怪。
她和我想像的完全不同。想像中的她,消瘦而神经质,披头散发那种——逻辑的左脑和艺术的右脑合伙捉弄了我。眼前的她,只有20岁上下,个头不高,非同寻常的胖,头发剪得很短,短到没有发型可言,似乎是敷衍和潦草的结果。说句良心话,她毫无女性色彩可言,身上套着一件圆领白T恤,下面好像是牛仔裤。最特别的是,她拉着一个箱子,还背着一把吉他,说不清这给她添了颓废的艺术气质,还是潦倒的流浪色彩。与她有些怪诞的外表对应的,是她胖胖的脸上,引人注目的哀伤。
这是种少有的哀伤,不是文学和诗意的,是心理和精神的。混杂着不安、自卑、孤僻、多疑、消沉、无望、冷漠、抑郁。此外,还有提防和戒备,执拗和倔强。
约定的这栋建筑物,以前是家低档的休闲场所,看来像被废弃了,大门洞开,一层有圆形的厅和向上延伸的楼梯。外部装修陈旧过时,里面散落着垃圾,似乎还有人曾经留宿,或光顾过。外面还在下雨,我邀她进来。她一边掏出香烟点着,一边走进来。我们就在这栋破败的建筑里开始了对话。
我试着和她交谈,先从吉他说起,她打断我,说自己不会弹,到处背着只是因为觉得安慰。我顺她说,是不是这样有安全感……聊了一会,并不算投机,也没有切到正题,我已经对她有个大体印象。看起来她的表达很混乱,但不像精神病症状,可能主要是情绪所至。她让我想起那种小孩子,渴望获得爱与人交往受到关注,但本能地抗拒,逃避,举止别扭。
按照舒茨的人际关系三维理论,她属于被动情感式,期待他人与自己亲近,但自身显得冷淡,负性情绪较重。这大多源自童年期的人际需要是否得到满足。如果小时候得不到双亲的爱,经常面对冷淡和训斥,长大后就会出现低个人行为,比如表面友好,但情感隔膜,常常担心不受欢迎,从而避免有亲密关系。
不知她为什么有现下的表现。才这么年轻,我相信她总是遭遇了些什么。
正说着,民警来了。小忆先是讶异无措,而后像刺猬一样把自己包裹起来,抵触,敌对。民警解释说,有人报警,他们当然要出警。我心照不宣地帮衬:一定有人见她在河边徘徊,感到担心,所以报了警。小忆勉强接受了,但情绪又激动起来,声音也大了,又开始抛出她跟人睡过觉这样的“惊悚”内容。
民警见惯阵仗,也有些犯难,顾左右而言他地劝说。我想跟她多聊几句,但她注视着空气,执拗地说:我跟人睡过觉!我跟人睡过很多次!我不是个好人!我都这样了活着还有意义吗!说完挑衅地怒视我。
这些话也许是事实,但过分简单含糊,包含大量的未知成分(随便推想,都有八九种可能性),需要予以澄清,使之具体化,才可能给与有针对性的帮助。好比中医的望闻问切,总要了解症状之后,才能对症下药。眼下全无天时地利人和,民警又候着,看她满脸怨愤,起劲地跟我对抗(那是活得不好还愿意活着的兆头),我决定暂且放下。
稍事安抚后,我说,希望她先冷静下来,不要轻言轻生,我想了解她遭遇了什么,但显然三言两语说不清,如果她愿意,我可以请一位记者,另约时间(也是缓兵之计)详细采访她的故事,化名登载出来,也听听读者的反应(她沉默了片刻,同意了)。另外,接了她的电话,我全家饭没吃,抱着几个月大的孩子赶过来,现在还等着(指着外面的车给她看),时候不早了,先生下午要上班,希望她能体谅。
我这么说了,小忆瞪大眼睛听着,反而冷静了一些,停下自己的发泄,还向我道歉,表示感谢。她跟随一个警察去做笔录之类,我和另一个警察简要地交流过,而后离开。
对痛苦的人,要理解,要倾听,也要遵照现实原则,让他了解他人的难处,他人的付出,他人的自我——这是把他当作一个正常的有善意能理解的人看待,他自然会管理自己,拿出正常的行为反应——如果他做不到,正好帮他领会自我与他人的界限,帮他客观看待世界,摆正心理位置。
他们常常放大危险,并只关注个人的心理感受,逐渐与现实脱节,孤独地困在心理牢笼中。如果一味当他弱者、病人,反而会遏制他的能力,限制其成长,致使他安于糟糕的现状,乐得做个弱者,当个病人。
是的,这些角色有好处:可以理所当然地避免成长的阵痛,蜕变的艰辛;可以问心无愧地不去承担责任,不去面对人生;还可以要求他人无休止的包容照顾(所以他们的人际关系常常不良)——如果别人做不到,自己就有理由怨天尤人。因为,自己很惨,自己有病。
暴雨停了,乌云还未散,天凉快下来,雨后清凉略带腥味的空气在鼻腔里。林恳没有醒,乖乖真乖。
我跟先生说,一个人对自己负责,就是对他人负责,管不好自己,就会给他人带来痛苦麻烦。
举家回家,热菜吃饭。
下午,我联系了庆萍。她是晚报记者,负责一版情感故事专栏,彼此很熟悉。庆萍心地好,为人真诚,我放心交给她。
至于为什么采写小忆,因为小忆需要被人关注,这会使她有活下去的动力。同时这个栏目每期登载部分读者的读后评论(通常是正向的),我也希望小忆看看,别人怎样看待自己的遭遇,这会使她有活下去的勇气。
庆萍很快找到小忆。不久,庆萍打来电话,她的语气很沉重。
小忆的经历确实特殊。
年幼的她,被儿女众多,经济窘迫的父母送人,几岁时又因养父母婚姻破裂被送回生父母身边,被后者视作累赘,不是不闻不问,就是连打带骂,连学费都不愿为她负担。先后两次被抛弃的经历已难以承受,10岁时她又横遭不幸,村里一个40多岁的医生强暴了她。父母知道后,只表现出冷漠、羞辱和责骂,无助的她无力反抗,不敢声张,只得继续受侵扰,这样的伤害直到她13岁时离家出走才告终。
独自闯荡的小忆来到扬州,在一家企业落脚,整天在车间中埋头干活。进入青春期的她变得阴晴不定,喜怒无常。一个大姐注意到小忆,对她照顾有加,她也渐渐接受了这份善意,打开心门,告诉对方自己所有的不幸。大姐同情她,劝慰她,包容她,她却在依赖中忽视了对方的感受,甚至无视对方的自我,经常肆无忌惮地发泄自己的情绪。一次,大姐遇到一些烦恼跟她诉苦,处在抑郁中的她却恶语相向,口出污言……寒了心的大姐悄悄离开工厂,离开扬州,无论追悔莫及的小忆怎样联系她,她都沉默以对。
失去了精神依靠,小忆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把心寄托在另一个人身上。这是个憨厚本分的男孩,一个工友,同样关注到孤独的她,被她的与众不同所吸引,执着地追求她。对爱情的向往和对男人的恐惧,使小忆怀揣着复杂的心绪和他交往,想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却不愿再和男人有亲密之举。终于,男孩恼怒地说:“你不像女人!有毛病!”被刺伤的她夺门而出。
雪上加霜,小忆终于陷入了抑郁,无法自控,求医问药也只能缓解一时。濒临崩溃边缘,她动手误伤了在工作中一向关照自己,维护自己的组长,当即被辞退。第二天,19岁的她带着行李走到古运河边,当初她常常和大姐,或他,来这里,没有钱进公园,这就是属于他们的免费的美景。呆呆地望着河水,很久之后,她拨通了我的电话。
小忆是让人痛惜的,这毋庸置疑。但对很多人而言,她的心境可能不易被理解,行为更不可理喻。
我不能说我理解小忆的感受,反而应该说,我无法想像她遭遇的一切,也不愿去想像——再好的共情能力(设身处地的理解),在残酷的客观事实面前也会显得单薄无能。但所有来龙去脉,在我用理智看来一目了然。
被抛弃和被侮辱的童年,给小忆留下了无法愈合的创伤,粉碎了她基本的安全感、自信和他信,更不必说学习如何正确表达自我,如何与人和谐相处。她从未拥有过一段稳定的,有安全感的人际关系,这使她极其渴望被关注、被爱,因此容易把某个关心自己的人当做精神依靠,或过早地投身爱情。可是,即便她获得了友情爱情,人际关系的无力与低能,也使她无法与对方建立稳定有益互惠的关系,反而常常会破坏它,伤及他人,最终难以为继,令善待她的人们灰心失望,一一离她而去。
在往事的阴霾之下,小忆的心理世界阴云密布,暗淡无光,偶尔照进的善意不足以照亮,浓重的阴影反而会弥漫出来,笼罩在她的现实世界。那些被她伤害了的,善良而平凡的人,比如大姐,比如爱过的他,比如组长,他们不明所以,也伤透了心。他们曾经想用一己之力来承担她的生活,改变她的未来。结果呢。
也许我下面的话很冷血,但我还是要说——这人即便是全世界最痛苦最不幸者,若不振作自强,亦永无天日。他瘫倒在地,你可以背着他走,但能背去哪里,背到几时,你奈他何?上帝救自救之人。举例来说,看起来是我阻止了小忆轻生,事实上,是她打出的电话救了自己。
小忆需要救助,最需要自救。
自救,是一种态度。
并非要那个人独自在深渊中苦苦挣扎,而是不要继续沉溺其中,沉沦下去。
自救有很多种,打出一个电话,向一个朋友倾诉,求助一家专业机构,走出家门来到人群中,努力过有规律的正常生活,给予周围的人善意和帮助,投入一个爱好,完成一些小事获得成就感,读一本好书后掩卷思索。
日本人森田正马创立的“森田疗法”有八字精髓:顺其自然,为所当为。不管内心如何痛苦也要坚强承受,该做的事一件都不拉下。这个疗法主要适用于神经症,后来推及到除自知力丧失的精神病患以外的各类人群,一如其别称“禅疗法”,本质是一种人生哲学,对普通人亦有启迪。
接纳内心,拥抱现实——多难受都受着,该干吗就干吗的味道,绝非消极,是真正强者的姿态。在千疮百孔的内心背景下,持续建设眼前的现实世界——终有一天,你会意识到,那些痛苦并没有击倒你,你还站在这里。
你还在,你的生活还在,你脚下的路还在,一直向前。
当然,我没有看轻这个案例的复杂性。修复童年创伤向来困难重重,如小忆的遭遇更具难度,既要剜去毒瘤,又要消除烙印,想一想就知道不可能“除根”,但仍有办法设法缓解疼痛,淡化疤痕。
其中重要的一步,是对自我的接纳。不接纳自我,是阻碍一个人告别过去,迈向未来的拦路巨石。无论这个自我是有过失的,还是被伤害的,我们都要竭尽全力去面对,去试着安抚,试着拥抱——如果你开始能接受有错的“我”,就更要努力去接受没错而受了伤的“我”。勇敢接纳自我的人,才可能被他人接纳,被生活接纳。
反过来,即便曾经有人深深伤害过你,他们现在统统跪地求饶,以命相抵,也不能解脱你——如果你的心还在深渊里。
希望,也许是一直支撑小忆的力量,微弱的,顽强的希望。希望还有人需要自己,希望还有人值得自己需要。因为,“我们有一个地方永远不能被锁住,这个地方,就是希望”(《肖申克的救赎》)。
但希望的力量或许能让她活下去,却不够让她活得光明。
面对无助的小忆,庆萍有自己的困惑:同样普通的我们,不知如何才能真正帮她。我说:每个人都有他在世间的定位和责任,除了自己,我们没有能力承担任何人的人生,伸出手,做些什么,就是帮助。庆萍释然了些。
我请庆萍转告小忆,我可以提供一次咨询,但我对她的帮助是暂时和有限的,她需要经过系统的心理治疗,考虑到她的经济情况,建议她寻找一家有影响的公益性质的专业危机干预中心。
她的当务之急其实是生存,我在博客上写了情况,希望有人能提供简单、临时的工作。很多人看,有留言,没有实际回音。对一个要跳河的,心理不大正常的年轻女孩,大家都很同情,但没人敢招惹。
采访的最后,小忆告诉庆萍,如果将来自己有能力了,一定要经常去孤儿院,给孩子们唱唱歌,弹弹她还没学会的吉他。
在心理上,小忆就是个孤儿。
后来,听说小忆去了外地,大姐在的地方。她带着登载出来的报纸,想找到大姐向她说声对不起,然后继续开始自己的旅程。不知道她找到没有,找到又会怎样。
小忆没有再给我来过电话。
后来,我问过自己,对没有义务地,持续地帮助她,我内疚过么。
我没有。
每个人都要对自己负责,对自己负责就是对他人负责,包括那些你亲爱的人。
不能对自己负责,就会给他人带来痛苦麻烦,包括那些陌生的人。
如果你想承担更多,先管好自己。
如果你想帮助他人,就做分内之事。
你做的,最好是你承担得起的。
其实,人生都得自己来。
我们走的都是自己的路。
都在孤身前行。
就当我自私吧。
2014年10月 时隔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