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是秋天，我从偏远的郊区回来，路上着了凉，生病了。幸亏我发起烧的时候已经在县城一家旅店里安顿好了，所以我请来了县里的医生。半个小时后这位医生到了：他中等个头，瘦瘦的，一头黑发。他给我开了常用的发汗的药，嘱咐我敷芥子膏。他把脸转向一边干咳了几声，同时十分敏捷地把一张五卢布掖进了袖子里，然后就起身准备回家，然而我俩不知怎么聊了起来，他就留下了。我发着烧，浑身难受，知道这一晚上是睡不着了，所以很高兴能有个友好的同伴跟我说说话。我的医生打开了话匣子。他是个聪明理智的人，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又很风趣。这世上有些事情奇怪得很：有些人你和他相处了很久，关系也不错，却从来也没跟他掏心掏肺地谈过话；可有些人呢，你和他都没认识多久，却突然间对他——或者他对你——推心置腹起来，像在做忏悔似的互相倾诉着秘密。我不知道我是凭什么博得了这位新朋友的信任，但他无缘无故地给我讲了一件奇事。下面，我就要把这件事讲给你们这些好读者们。我会尽量复述这位医生的原话。

“您知不知道，”他用一种弱弱的、颤巍巍的声音说（吸纯贝列佐夫鼻咽的人一般都会这样），“您知不知道这儿的法官帕维尔·卢基奇·梅洛夫？不知道吗？好吧，没关系，”（他清清嗓子又揉了下眼睛）“嗯，是这样，这件事发生在，没错，大斋期，正是雪化的时候。我当时正在他家——我们法官家，呃，玩普列费兰斯 。我们法官是个不错的人，特别喜欢玩儿普列费兰斯。忽然，”（这医生总用这个词：忽然）“他们跟我说：‘有个仆人找你。’我问：‘他想干嘛？’他们说：‘他捎来了一张字条，肯定是病人家送来的。’我说：‘把字条给我看看。’那确实是一个病人家送来的。这没什么不好的，您知道，我们这行就靠这个吃饭啊。情况是这样的：字条是一位夫人——一位寡妇——写的，她说：‘我女儿要死了。来一趟吧，求您了！’她还说，‘车已经给您备好了。’嗯，这都没什么问题。但是她住在离县城二十里远的地方，当时外面都半夜了，路况又那么糟糕，啊！而且她自己也没什么钱，顶多能付我两个银卢布，这么多都够呛呢，没准到时候她只能用一卷麻布和一袋燕麦来抵诊费。但是，您也知道，责任，比什么都重要：一个同胞已经生命垂危了！我赶快把纸牌交给省委员会的卡廖平，然后就回家了。我到家一看，一辆可怜巴巴的小马车正停在我门口。车上套的是农用的马，特胖，胖极了，毛又厚又乱像毡子似的。车夫为表示尊敬脱了帽子坐着。我就想，‘明显这得病的不是什么富得流油的人家。’您笑我，但我实话跟您说，像我这种穷人就是得什么都考虑到了才行。如果车夫像个王子似的坐在车上，看见你帽檐也不碰，甚至还在胡子后面冲你冷笑，抖着鞭子，那就证明你准能挣上六个卢布。但是我能看出那天的情况不是这样的。然而，我想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一个人必须负责任，这是最重要的。我抓起最必需的药品就出发了。您相信吗？我差点儿都没能到那儿。路况糟透了：又有河，又有雪，还有水流，忽然堤坝也决口了。简直不能更糟了！但我最终还是赶到了。那家人住在一间小茅草屋里。窗户里亮着灯，证明他们在盼着我。一位老夫人在门口接我，她看着很端庄，头上戴着便帽。‘救救她吧！’她说，‘她要死了。’我说：‘请别着急。病人在哪儿？’‘这边走。’我看见一个整洁的小房间，一盏灯摆在角落里；房间里的床上躺着一个少女，二十左右，已经不省人事了。她体温很高，呼吸困难——她发着烧。那儿还有两位姑娘，是她的姐妹，都吓得直哭。‘昨天，’她们告诉我，‘她还好好的，胃口也好得很。今天早上她说头疼，然后晚上，忽然就，您瞧，就这样了！’我又安慰她们：‘请别担心。’您知道这是医生的责任。我检查了她，给她放了血，让她们给她敷上芥子膏，又开了一副合剂。干这些的时候，我看着她。我看着她，心想，天哪！我从没见过那么美的一张脸！一句话，她是个尤物！我心里真是充满了怜惜。多可爱的五官！多漂亮的眼睛！谢天谢地，她好些了。她出了汗，人似乎也清醒了，她看看四周，露出一个微笑，抬手摸了摸脸。她的姐妹们弯腰凑到她跟前，问她：‘你怎么样？’‘没事，’她回答，然后就转开了头。我又看看她，她已经睡着了。‘现在，’我说，‘留病人自己在这儿休息吧。’我们就全轻手轻脚地出去了，以防万一，只有一个女仆留了下来。客厅的桌子上摆着茶炊和一瓶朗姆酒，干我们这行的可离不开它。她们请我喝茶并留下来过夜，我同意了。可不是，都那个点儿了，我还能去哪儿？那老夫人不住地唉声叹气。‘您怎么了？’我说，‘她会活下来的，您别担心。您还是去休息一会儿吧，都快两点了。’‘但万一有什么事，您会派人叫我吧？’‘当然，当然。’她这才走了，两个姑娘也回了房间。她们给我在客厅里搭了一张床。嗯，我也上床了，我当时累极了，但我居然怎么也睡不着。我总是忍不住去想我的病人。最后我再也忍不住了，所以忽然就下了床。我想，‘我要去看看病人怎么样了。’她的卧室就在客厅边上。嗯，我起来了，轻轻开了门。我的心‘砰砰’直跳！我往里一看：女仆睡着了，那婆娘大张着嘴，还直打呼噜！病人两手摊开躺在那儿，脸正朝着我。可怜的姑娘！我走过去，她忽然就睁开了眼睛，直直地盯着我看！‘是谁？是谁？’我有点儿尴尬，‘别害怕，小姐，’我说，‘我是医生。我来看看您感觉怎么样了。’‘您是医生？’‘对，医生。您母亲叫人到县城里请我过来的。我们给您放了血，小姐，现在请睡觉吧。上帝保佑，过个一两天，您就能下床了。’‘啊，是啊，是啊，医生，别让我死，千万别，求您了。’‘您干嘛这么说？上帝保佑您！’她又烧起来了，我想。我摸摸她的脉搏，是的，她又发烧了。她看看我，然后抓住了我的手。‘我告诉您我为什么不想死，我要告诉您。现在没有别人。就是，求您别说出去，跟谁都别说。听我讲。’我弯下身，她把嘴唇凑到我耳边，她的头发蹭到了我的脸上。我承认我当时只觉得头晕目眩。她低声说着什么，但我一个字也没听懂。啊，她是在说胡话呢！她说啊说啊，说得快极了，听着也不像是俄语。等她终于说完了，她打着颤倒回了枕头上，还竖起一根手指警告我：‘记住，医生，跟谁也别说。’我想法让她平静了下来，又给她喝了点儿水，叫醒了女仆，然后出去了。”

说到这儿，医生使劲吸了一下鼻咽，有一阵子似乎被它的劲儿冲得说不出话来。

“可是，”他继续说道，“和我的预测相反，第二天病人的情况并没有好转。我想来想去，忽然决定留在那儿，虽然我还有别的病人需要治疗。您也明白我们不能不管病人，这会影响业务的。但是当时，第一这个病人的病情真的很重，第二实话说，她深深地吸引了我。何况，我很喜欢这一家人。虽然她们没有钱，却是少有的受过教育的人。这家的父亲是个学识渊博的人，一个作家。当然，他在贫困中去世了，但他在生前给了他的女儿们极好的教育，也留下了大量的书籍。可能是因为我对病人很上心吧，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我敢说，她们一家人都像爱亲人一样爱我。那几天，外面的路况简直差到了极点，几乎所有和外界的联系都断了，就连从县城买药都特别困难。那姑娘的病情根本没见好。一天一天，一天一天……但是，呃，”（医生顿了一小会儿）“我得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讲。”（他再次吸了吸鼻咽，咳嗽了一声，然后喝了点儿茶）“我就不拐弯抹角了。我的病人，怎么说呢？嗯，她爱上我了，呃，不，那其实不是爱情。然而，这实在，该怎么说呢？”（医生低下头，脸红了）“不，”他快速说下去，“真是的，她怎么会爱我！一个人不该自视过高。她是个有教养的姑娘，又聪明又博学，而我把学的拉丁语都快忘光了。要谈长相，”（医生微笑着看了眼自己）“我也没什么值得自夸的地方。但全能的上帝没有把我造成一个傻瓜。我不会颠倒黑白，我多少知道点儿事理。比如，我很清楚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这是她的名字——并不爱我。她只是对我怀有一种，一种，朋友层面的好感，或者尊敬，或者是别的什么。虽然她自己可能把她的感情理解错了——她当时就是这么以为的，您可以自己做出判断——但是，”医生前言不搭后语地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这时不无尴尬地补充道，“我好像说得有点儿乱。您肯定什么也没听明白。现在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按逻辑好好给您讲一遍。”

他喝下了整整一杯茶，再开始讲时声音就平静些了。

“嗯……她的病越来越重了。好先生，您不是医生，所以理解不了一个医生的心情，尤其是他刚察觉疾病在他们的斗争中占了上风时这可怜人心里的想法。您不知道他的自信受了怎样的打击。你忽然就慌了，这变化简直不可描述。那时候你就觉得，你把以前知道的所有东西都忘光了。你觉得病人对你也没有信心，别的病人也会注意到你心烦意乱的样子，于是不愿意把他们的症状告诉你。你觉得他们都在怀疑地看着你，嘀咕着。啊！那太可怕了！你会想，这病肯定有对症的疗法，我只要找到它就行。这个行吗？你去试这个方法，但不，不行！你不给药物足够的时间来生效，你抓了一样来，立刻又去试另一样。有时你拿起一本处方集，心想就是它了！有时候，老天啊，你只随便挑一个方子，心想听天由命算了。但是，一个同胞就要死了，而别的医生可能救得了他。‘得请人会诊，’你说，‘我不要自己承担这个责任。’在这种时候你简直是颜面扫地！嗯，时间长了你就习惯了，这些就不算什么了。人死了，但那不是你的错，你按规矩治过他了。更让人难受的是见到病人无条件地信任你，却你知道根本无能为力。嗯，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一家就是这样盲目地信任我，她们都忘了这姑娘还有危险。我呢，我也安慰她们说没什么大事，其实心里难受极了。当时路况特别差，简直是雪上加霜，车夫出去找药走了好几天。我一直守在病人屋里，我离不开她。我会给她讲好玩儿的故事，或者，陪她打打牌。夜里我就在她边上守着她。她母亲热泪盈眶地感谢我，可我心里想的是‘你不值得她感谢。’现在藏着掖着也没用了，我实话跟您说，我爱上我的病人了。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也逐渐喜欢上了我，有时候只要我在房间里，她就不让别人进来。她开始和我聊天，问我问题：我在哪儿念的书，生活如何，家里有什么人，跟谁交往。我觉得她不该讲话，但要禁止她，坚决地禁止她讲话，您也知道，我做不到。有时候我两手抱着头问我自己‘你这恶人在干嘛啊？’她就会拿开我的手，拉着它，久久地望着我，然后转开头，叹口气，说：‘您真好！’她两手发烫，眼睛睁得大大的却没有神采。‘对，’她说，‘您是个好心、友善的人，不像我们的邻居。不，你不是那样的。为什么我没有早些遇见您啊！’这时我就说：‘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请平静平静吧。我觉得，说真的，我不知道做了什么事值得您这么看重我，但是您先平静平静吧。一切都会好的，您的病也会好的。’说到这儿我得告诉您，”医生朝前倾过来，扬起眉毛继续说道，“她们很少和邻居交往，因为那些地位低下的人跟她们不是一个水平，而她们由于自尊也不愿去攀附有钱人。我跟您说，她们是极有教养的一家人，所以您可以理解我感到非常荣幸。她只肯从我手里拿药吃。可怜的姑娘，我帮着她坐起来，她吃了药，就看着我。这种时候我就激动得好像心都要涨裂了。但在那期间，她病得越来越重了，越来越重了。她活不长了，我想，她肯定会死的。相信我，我恨不得要死的是我。她母亲和姐妹们观察着我的举动，看着我的眼睛，她们对我的信任一点点没有了。‘她怎么样？’‘哦，没有大碍，没有大碍！’怎么没有大碍！我的脑子都乱了。嗯，一天夜里我单独坐在病人边上。那女仆也在一边坐着，睡得鼾声震天。可我也怪不得那可怜的丫头，她也够累了。那天整个晚上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都很难受，她烧得特别厉害。她一直在床上翻来覆去，直到午夜才静下来，看起来是睡着了。至少她不再翻动了。屋角的灯在圣像前亮着。我坐着，就那样，低着头。我甚至打了个盹儿。忽然我觉得有人从旁边碰了碰我，我转过去一看，天哪！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微张着嘴，脸蛋烧得通红。‘怎么了？’‘医生，我会死吗？’‘别说这些！’‘不，医生，别。请别跟我说我还能活下去，别说。如果您知道我的真实病情，——听我讲！——看在上帝的份上别瞒着我，’她的呼吸变得特别急促，‘如果我能确切地知道我要死了，我就把什么都告诉您，全告诉您！’‘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求您别说了！’‘听我说。我根本没睡着。那么长时间我一直看着您。我求您了！我信任您。您是个好人，是个诚实的人。我求您，看在世上一切神圣事物的份上，告诉我真相吧！您不知道这对我有多重要。医生，求您告诉我吧。我的病危险吗？’‘啊，您让我说什么呢，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天啊，我求您了！’‘我瞒不过您了，’我承认，‘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您的病是很危险，但上帝是仁慈的。’‘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她似乎很高兴，整张脸都开朗了起来。我害怕了。‘您别怕，您别怕！我根本不怕死，’她忽然用胳膊肘撑着身子半坐了起来，‘现在，现在我就能告诉您了：我全心地感谢您，您是个善良的好人，我爱您！’我像傻了一样愣愣地瞪着她，您看，我被吓坏了。‘您听见了吗，我爱您！’‘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我怎么值得呢？’‘不，不，您不懂，您不懂我的意思。’她忽然伸出胳膊，两手捧住我的头，亲吻了我。说真的，我差点叫出声来。我一下跪了下去，把头埋在了枕头里。她不说话了。她的指头在我的头发间发抖，我一听，她哭了。我试着让她平静下来，宽慰她。我不知道我都对她说了什么。‘您会弄醒那女仆的，’我跟她说，‘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请相信我很荣幸，但请您平静下来吧。’‘别说了，别说了！’她固执地说，‘别管她们，让她们醒吧，让她们进来吧。我不在乎，我都要死了。您有什么可害怕的？您怕什么？您抬起头来。哦，是不是……您不爱我，也许我想错了。那样的话，请您原谅。’‘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您说什么哪！我爱您啊，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她直视着我的眼睛，张开了胳膊。‘那抱住我吧。’实话跟您说，我不知道那晚上我怎么没发疯。我觉得我的病人在折磨自己，我看得出她的神志不太正常，我也清楚，她要不是相信自己不久于人世了，肯定根本不会考虑我。不管您怎么想，她才二十岁，没爱过就要死了，肯定不甘心的。所以她才难受，她才绝望到向我投怀送抱。现在您懂了吧？她抓住我不放。我求她，‘可怜可怜我吧，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也可怜可怜您自己。’‘为什么，’她反问，‘我还有什么顾虑？您也知道我要死了。’她反复说着这几句，‘如果我知道我会活下来，重新当个淑女，那我当然会觉得羞耻，但现在我想那些还有什么必要？’‘可谁说您一定会死呢？’‘哦，别，别说了！您骗不了我。您不会撒谎。真相都写在您脸上了。’‘您会活下来的，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我会治好您的。到时候我们就去求您母亲同意。我们就能结成夫妻了，然后高高兴兴地过日子。’‘不，不，您已经对我说了，我会死的，您已经保证过了，您告诉我了。’我觉得，这很残酷，原因有很多。有时候，一件小事就能引发很多痛苦，它看起来根本不算什么，但是让人非常难受。她忽然想起来问我的名字——不是姓，是我的名字。很不好意思，我叫做得利丰，对，就是这么个俗气的名字。得利丰·伊万内奇。这家人都叫我医生。不过，我也没办法，只好说：‘小姐，我叫得利丰。’她皱起眉，摇摇头，用法语嘀咕了一句什么——啊，肯定不是什么好话吧！——然后笑了，笑得也挺揶揄的。反正，我就这样和她过了一晚上。天亮前我走了，觉得自己快发疯了。我再进她屋里就是白天了，我喝完早茶去的。天可怜见！我几乎认不出她了。坟墓里的死人看着都比她好些。我发誓，用我的名誉发誓，我不知道……现在回头想想，我完全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那一段的。我的病人又弥留了三天三夜。那几个晚上啊！她跟我说的那些话！最后那夜，您想象一下，我坐在她旁边，不停地向上帝祈祷，只求祂一件事：‘带她走吧，’我说，‘快一些，把我和她一起带走。’忽然她母亲走了进来。前一天晚上我已经和她母亲明说了：希望微乎其微，最好请位牧师来吧。那生病的姑娘看见她母亲，说：‘你来了正好，你看我俩，我们爱对方，已经互相发了誓了。’‘她说什么？医生，她说什么？’我慌得脸色都变了，‘她神志不清了，’我辩驳说，‘她发烧了。’那姑娘却插了嘴：‘嘘，嘘，您刚才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您还接受了我的戒指呢。您为什么要装作没有呢？我妈妈是好人，她会原谅我们的，她会理解的，我都要死了。我用不着撒谎。把您的手伸给我吧。’我跳起来从房间里冲了出去。老夫人当然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我还是长话短说吧。回忆起这事，让我挺难受的。我的病人第二天就去世了。愿她安息！”医生叹息着匆匆地补了这句，然后说，“她死前把她的家人请了出去，只留了我一个跟她一起。

“‘请您原谅我，’她说，‘恐怕是我对不住您，我这病——可是请相信我，您是我最爱的人。请别忘了我，收好我的戒指。’”

医生说着别过脸去。我握住他的手。

“啊！”他说，“咱们说点儿别的吧，不然，您想不想玩儿几局小赌注的普列费兰斯？我这种人不配为那些高级的情感伤心，我还有别的事需要考虑呢，比如怎么才能让孩子别哭，怎么才能让老婆别骂骂咧咧。您看，那事已经是好久以前了，我后来有了一场所谓的‘合法婚姻’。哦，我娶了个商人的千金，嫁妆有七千卢布。她叫阿库林娜，倒和得利丰挺般配的。我得说，她是个泼婆娘，好在她成天到晚只知道睡觉。好了，玩儿不玩儿普列费兰斯？”

我们坐下玩起了普列费兰斯，赌注半戈比。得利丰·伊凡内奇赢了我两个半卢布，很晚才回去，为自己的成果高兴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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