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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0月5日周日晚上，牙买加的山姆·夏普广场。
牙买加第四任总理——麦克·曼利笔直地坐在长椅上，长椅就位于通往讲台的五级台阶旁。他佯作紧张地用手揉了揉脸，然后做了个鬼脸，朝坐在身旁的妻子咧嘴一笑。他搂着他们六岁的女儿，而她怀里也抱着刚满月的儿子，她捏捏他的手，两人相视一笑。谁也没预料到会来这么多人。就在一天前，受人尊敬的政治分析师卡尔·斯通还预言说反对党——牙买加工党（JLP）将在大选中遥遥领先。突然之间，形势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灯火通明的广场上聚集了十几万人，实际人数可能还要更多。广场附近的大街小巷里都挤满了人，而且他们看起来不像是来捣乱的。
虽然已经五十五岁了，但曼利看起来依然很年轻。他又高又瘦，一头灰发梳向脑后，戏谑的脸上嵌着一对黑色的小眼睛。他在之前的几次重大竞选活动中都大出风头。贝弗莉比他小十七岁，同样很上镜，和他一样坚定不移、能言善道。他甚至认为，她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携手合作或许还能再一次赢得此次大选，在重要关头险胜。谁又说得定呢。
警察局长——一位身穿警服的矮胖男人，沉着脸从街头走进来，和门口的一组工作人员交谈了几句后，他们就奉命离开了。
“先生，您现在该上台了”，他对总理说。“广场要挤爆了。再这么下去，会有人受伤的。”
贝弗莉站起来，视线不离怀里的婴儿。“局长，您觉得来了多少人？”
“应该有十五万人左右。”
曼利镇定地起身。是时候行动了。他做梦也没想到能来这么多人。 肯定有十五万。 他妻子关切地看着他，点头表示她对他的支持。他转身走上台阶。
一踏上讲台，炫目的闪光灯和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就朝他涌来。他举起双臂向人群致意，等待人群静下来。当然了，他来这里是为了宣布这一届的大选日期；但首先，他要提醒全世界，人民民族党（PNP）在执政期间取得的成就：公共住房计划、扫盲运动、妇女同工同酬、免费中学教育、免费大学招生名额、国家最低工资、工人银行、工会地位的强制认证、男性带薪产假，以及持续全面支持全球范围内的反种族隔离运动等政绩。在该党当政的近九年时间内能取得如此多的政绩，简直是超负荷运作了，但是正义不能被等待。
也许也是可以等待的。众所周知，此次选举不关注社会政治问题，而只针对经济问题，重点是要解决数目众多的牙买加平民将长期忍饥挨饿的现实问题。最近的地震对此没有任何帮助，真正的根源在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如果他能让人们相信这一点，那么即使是牙买加臭名昭著的《 拾穗者 》报——这份反自由主义的全国性报纸，也不能阻止他当选。
不过，现在一切都还是未知数。假设斯通确实说中了——现在工党领先，民族党也还有时间突袭制胜。于政治而言，一周的时间已经能改变很多事情，三周则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即使有《 拾穗者 》也没用。
曼利讲了两个小时。第一个小时，他追溯历史，回忆了民族党过去八年半的辉煌执政史。人群时不时地陷入沉寂，人们的脸上明显写满忧虑。第二个小时，他着眼未来，听众似乎又时不时地活了过来。当他宣布日期：10月14日为提名日，10月30日为大选日，台下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音乐声响起，人们随之舞蹈。
他已经知道——人人都很清楚——接下来的二十五天将是暴力血腥的二十五天，支持两党的民众会因为任何政客也无法控制或理解的理由而送命。他能怎么办？大选势在必行。天佑众生。
宣布完日期，他向支持者们致谢，照例向妻子致敬。她牵着女儿的手走上台，但没有带婴儿。她在拥抱亲吻他之后，就站到他身后为他鼓掌。一切似乎都设计得恰到好处，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他们不是那种会事先演练陈词滥调的政治夫妻。
当他们最后离开演讲台时，成群结队的人们还在跳舞。
当晚到场的人谁也不知道，世界其他角落又出现了另外两起骚动。电话声此起彼伏，文件档案敲响桌面，临时性的行动方案被重新提上议程、送往部委进行讨论。第一起骚动发生在弗吉尼亚的兰利空军基地，第二起则在伦敦军情六处指挥部。两者不相上下，都极为冷酷、充满算计。
1980年10月7日周二，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桥路，军情六处总部。
俯瞰主干道的偌大办公室里，八位四十岁到六十岁之间的男士围坐在长形方桌前。四位美国人，四位英国人。每位都西装笔挺，看上去就是资历深厚，人人面前放着一摞文件夹。两位靠在椅背上抽着烟斗。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接下来怎么办？”副标题：牙买加。坐在椅子里的一位是德雷克·考斯比，他是美国中情局加勒比地区行动部的副指挥，是位小个子男人，蓄着短髭，长着一头尖刺似的灰白发，红彤彤的脸上有几个疤痕。
“还不清楚的人请注意，这次行动叫‘狼人二号’，一号是七六年最后一轮大选期间进行的行动，但以失败告终。不过这次我们更有把握。”
英国秘密情报局（也叫军情六处）加勒比地区行动部的部长罗杰·帕顿坐在考斯比右手边。他四十五岁，鹰钩鼻，眼皮耷拉，稀疏的头发梳向脑后，有点四十年代电影明星的影子。他面带微笑地说，“德雷克，你就当我们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傻子，再说明白一点。这样，我们才能知道你到底有什么计划，或许能提些有用的建议。”
“你难道没看简报吗？”考斯比说道。
“这也太疯狂了。别忘了，牙买加是君主立宪制国家。我们和她的关系紧密，可能会因此损失重大。我们一直很关注细节。”
考斯比耸了耸肩。“好吧，我们不想再看到曼利当权，最迟十一月份是我们的底线。这个人是个无能的活宝，破坏了整个地区的稳定。我们的后院里不能有这样的疯子。如果他这次当选，我们有绝对的理由相信他会在牙买加搞独裁。”
坐在桌子中间的托比·摩尔举起手说，“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会这么想，”他试图削弱自己难懂的康沃尔口音。“他从未表现出丝毫建立一党制国家的野心。”
“这不重要，”考斯比回道，“我很确定，这个人以为他能继续做个有头有脸的民主党人，但他错了。”
“噢？”
“他从IMF那儿拿了很多不该得的好处，但IMF的人不信任他——讲白了，他们鄙视他——他已经和IMF闹翻了。这次大选的内容就是关于这个的，托比，你难道之前没听说吗？曼利想要牙买加‘自主发展’。如果他的计划开始实施，那么普通老百姓就要做出巨大的牺牲，而人们是不会心甘情愿这么做的。现在，从中期角度转为长期来看，他要么无奈地顺应现实，辞掉总理一职，要么就得直面现实，强硬起来。我是说要真得 强硬 起来。就别再想什么自由言论、自由流动、集会自由的人权屁话。不论他现在想得有多好，最后文明社会的一切基石都会荡然无存。紧要关头来临时，苏联当然会给他撑腰，古巴也会。两年内——相信我，这些很快就会发生——这个地方可能就会出现莫斯科情报局一样的机构。我们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你们不能。我们也不能。”
坐在考斯比左边的美国人是埃尔默·克罗尔，顶着一头扎人的硬发，轻声笑了起来。“托比你放心，那时候他们肯定不会唱‘天佑吾皇’。”
“他们现在也不会唱。”考斯比反诘道。“他们的国歌是‘牙买加，我们热爱的家园’。”他靠向椅背，突然唱起来，两手跟着调子挥动起来：“‘永恒天父，保佑我国，用您全能之手指引我们。’”他垂下手，嘿嘿地笑，身体前倾。“就这样唱啊，唱啊。你们懂的。”
每个人都边哈哈大笑边摇头，好像这 很不像话 ，根本不是成年人该做的事。但这无损考斯比的天才。
“‘天佑吾皇’是他们的皇家颂歌，”有人在混乱中说道。是坐在英国人那一侧的史蒂芬·摩尔，他是个典型的书呆子。“只是澄清一下，”他补充道。
“没错，”考斯比说，好像早就预料到英国佬会这么一本正经。他清了清嗓子。“根据现有信息——甚至不需要刺探相关情报来检验真伪：他们的国家报纸上就有写”——他举起一份 《拾穗者》报 ——“已有五千多名古巴人在牙买加。五、千、人。先生们，你们自己说：那些共产党人在等什么？他们比迈克尔·曼利有远见，这是肯定的。不过，应该感谢上帝得是，他们还是不如我们。我们这么做，不仅是为了曼利，也是为了其他所有人。没错，那家伙是个空想家，还有点混蛋，但我也不是很想看到他被人们吊死在路灯上。”
“当然，我们也不想看到他把别人吊死在路灯上。”埃尔默·科尔说。
“先生，那您的计划到底是什么？”特伦斯·克恩斯温声问，他是两位抽烟斗的英国人中的一位。“能请您给我们解释一下吗？除非有人还有其他的问题要问？”
有几位想问民主面临的威胁，但这只是转瞬即逝的想法。因为这么问有损男子气概，所以谁也没开口。
“我们准备做的事，和在智利七三年新年时做的一样，”考斯比说。“扰乱国家安全，散布谣言，瓦解各方势力。当事情明显失控时，人们就会责怪政府。现在牙买加的局面已经相当糟了，之后还会糟糕十倍。人们会怪罪曼利，到了十月三十号就会抛弃他。”
“这对谁有好处？”一个英国人问道。大家都转向声音的主人：一位戴着塑框眼镜、大腹便便的中年人。他是战略预测部的杰克·麦迪森，“我觉得是军队。”
考斯比摇摇头。“我可不是奥古斯都·皮诺切特将军的粉丝。依我看，他就是第一号暴君。他从来都不适合领导智利。而牙买加这边，好在后方我们已有最佳人选。还是反对派的领袖，出生于马萨诸塞州、毕业于哈佛的爱德华·西加。
“所以牙买加没理由不能继续走民主道路，”埃尔默·克罗尔补充道。
“唉呀，埃尔默，这是这个国家坚持民主道路的 唯一 办法，”考斯比说。“就像我和你说过的，曼利的第三个任期将会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爱德华很可靠，如果他当选，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他摇了摇头，似乎突然又有什么新想法。
“当然，如果他不搞砸的话。不然，我们只能祈求上帝保佑了，但现在他是我们最大的希望。”
“他有多少胜算？”麦迪森问。“我是说，不靠我们出手。”
“民调结果显示他一直遥遥领先，”考斯比说，“但和往前一样，我们没办法做到高枕无忧。在曼利宣布大选日的时候，警方统计有十五万人到场，全都是他的支持者。我们这边的支持者估计只有他的2/3，但仍然引起了足够多的关注。你看，牙买加是个暴力频发的国家，即使没有我们，人民民族党和牙买加工党也时常剑拔弩张。他们不像受人尊敬的政党，倒更像两个敌对帮派。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他们继续有理由、有机会针锋相对就行。有机会的话，还可以让他们斗得更狠一点。”
“‘继续针锋相对’的意思是，”麦迪森说，“我该理解为，让他们互相残杀么？”
“进口一大批轻武器，”考斯比回道。
“我说，杰克，你有意见吗，”一个美国人边说边轻蔑地一挥手，“有的话，去加入救世军啊。”
“我没说有意见，”麦迪森回答，“我只是问问，想弄清楚点。”
“做大事不拘小节，”考斯比装作很耐心地说。“我知道，这让人觉得有点遗憾，但比尔说的没错。如果你不能认识并接受这一点，那你就入错行了。”
“一定要算上我们，”罗杰·帕顿说。“还要感谢你们一直事事通知我们。”
“这说明我们关系特殊嘛，”考斯比回道。“有一件事我还没提，那就是报告的内容，”他用一种“我想你们不知道我现在究竟在说什么”的口吻补充道。
“你说，”帕顿回道。
“没有一场仗能只靠幕后英雄赢。牙买加的情况——特别是金斯敦——已是千钧一发。我是说要溃乱成一盘散沙。只有安插进我们的人，才能从根本上管控好局势，才能保证未来不会给我们带来太多麻烦。当然，前提是西加的计划能给这个计划铺路。我们希望你们也能派个人去。这样一来，我们的特工就能并肩作战、彼此照应，好让我们步调一致、皆大欢喜。”
“我们肯定能找到合适的人，”帕顿回道。
“我说的是一个黑人，”考斯比说，“你肯定能在你手下的黑人里找出一个来？”
美国人居然一个也没笑，虽然他们的笑意明显越来越浓。
“你确定他一定得是黑人？”帕顿问。
“是她也可以，”考斯比温声说。
“罗杰，这当然说得通，”麦迪森插嘴道。“黑人能通行无阻，而白人可能···嗯，猜都猜得到会有些麻烦。”
“别忘了，大多数的杀戮都是黑人造成的，”考斯比说。
帕顿和麦迪森交换了一下眼神。
考斯比站起身，看上去很高兴。“先生，要是没有什么问题，我想我们已经达成一致了。再次感谢你们的到来。麻烦尽早通知我们你们挑的人的名字，好吗？”
“她叫鲁比·帕克，”麦迪森说。
会议室顿时陷入一阵短暂的沉寂，就好像桌子被猛地砸了一拳一样。美国人看上去一时乱了阵脚，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而帕顿看上去却像是被这一拳打在了脸上。他盯着麦迪森，好像麦迪森疯了似的。
“那当然是极好的，”考斯比用蹩脚的英式口音说道。
每个人都被这句俏皮话给逗乐了。大西洋两岸的代表握手后，一位年轻的女秘书被叫进来护送客人离开大楼，然后又送他们上了出租车。
门关上后，只有一位英国人又坐了下来。帕顿走到窗边看着美国人离开。其他两个人迅速扫视自己所能看到的地方——桌子和椅子底下——寻找窃听器。也许是“关系特殊”，但是语言的含义是千变万化的，现在这四个字有很多种含义。最终，所有人又坐下来开始新的会议。
“你 他妈 疯了吗？”帕顿问麦迪森。
“那 你 推荐的‘黑人’又是哪位？”麦迪森说。
“我们本可以从非洲或者加勒比海的什么地方随便找个人。”
“那你给我个名字。”
“我不 知道 他们该死的名字，大多数我都不会念。这不重要。别他妈在这儿自作聪明，这不符合你的风格。”
“也就是说，找个无名小卒。要训练有素、冷酷无情、忠于祖国、像你我一样聪明，但更有野心。”
“还要足够捉摸不透。”
“这些全都说明她已经吸取了应得的教训。她又没给我们带来任何损失。再说了，这次她又能造成什么损失呢？”
“杰克，我真的很火大。别想说服我。”
“我是不想让你像个傻子。他们很清楚我们在军情六处没有第二个‘黑人’。我们还活在该死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叹了口气。“这种空白那时候就已经过时了。也许这是一记警钟。”
帕顿做了个鬼脸。“哦，那可真是太好了。”
这场谈话从头到尾，另外两人都一直默默地坐着，看起来越来越坐立不安。其中一位将烟斗往烟草袋里磕了磕，然后收进了外套口袋。
“这个‘鲁比·帕克’究竟是谁？”他问。
帕顿和麦迪森看着他，好像忘了他还在似的。然后他们对彼此皱了皱眉，意思是： 是你告诉他，还是我来？
“哈里，你想听谁说？”麦迪森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