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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的医生对人体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由于印刷机的出现，以及安德雷亚斯·维萨里和马修·贝利对人体解剖学的贡献，盖伦学说受到了挑战。
1533年，现代人体解剖学的奠基人安德雷亚斯·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来到巴黎大学，学习盖伦的解剖学和病理学。令他失望的是，这里没有人体器官图来引导手术。于是他决定自己绘制。开始在巴黎附近的墓地里搜寻骨头和尸体作为标本。毕业后，他成为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外科学和解剖学的教授，并于1538年出版了解剖学的教材。他试图在他的人体解剖图中标注出盖伦的四种体液以使解剖图发挥出实际用处。淋巴系统携带着青白色的水样液体；血管充满了血液；黄胆汁存在于肝脏。但盖伦所述的黑胆汁却不见踪影。他只是按照自己亲眼所见的东西来绘图，并不发表意见，但在他的教学中对盖伦学说提出了质疑。
1793年，伦敦的解剖学家马修·贝利出版了一部教材，名为《人体重要部位的病态解剖》（The Morbid Anatomy of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ts of the Human Body）。这本书为肿瘤切除手术奠定了理论基础。
和维萨里一样，贝利本是要寻找盖伦所说的黑胆汁，但在正常的人体解剖图中却无迹可寻。一开始他以为黑胆汁只存在于肿瘤中，而不会出现在正常组织中。但无论他多么努力去寻找，依然无法在任何地方找到黑胆汁——即使是在肿瘤中。像维萨里一样，贝利只描画他所实际看到的解剖现象和癌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