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戈特弗里德（Gottfried K）的奶奶带他去维也纳大学医院儿童门诊部（Children's Clinic at the University Hospital）检查。九岁半的戈特弗里德身体非常不协调，所以，年轻的心理学家安妮·韦斯（Annie Weiss）诊断他为“弱智”。戈特弗里德的奶奶告诉韦斯，虽然孙子的行为举止也叫她感到困惑，但他是个聪明敏捷的孩子。韦斯边听，边记录。戈特弗里德的奶奶带他来对地方了。韦斯期待着和自己的同事讨论这个病例，尤其是新来的儿科医生汉斯·阿斯伯格，他对敏感的天才儿童特别感兴趣。

1906年，汉斯·阿斯伯格生于奥地利。早年，他加入了一群自称“漫游学者”（Wandering Scholar）的青年学者团体，他们经常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远足，在荒野中高声读诗。在一次徒步旅行中，他遇见了自己未来的妻子汉娜·卡门（Hanna Kalmon）。

从维也纳大学毕业后，阿斯伯格成了维也纳大学医院儿童门诊部的儿科医生。维也纳大学医院是当地最有名的医院之一。欧洲各地的医生都前往此地，到大手术室观摩外科手术，并与业内权威人士会诊。自20世纪10年代中期起，维也纳一直是文化沙龙的举办地，在这些沙龙上，医生、科学家、艺术家和音乐家同席而坐，一起讨论政治、艺术、科学和哲学。这种文化激荡的源头是12世纪繁荣的维也纳犹太社区。一战以后，这座城市五分之一的居民是犹太人，这所大学的教职工比例也是这样。

医生和社会改革家欧文·拉扎尔（Erwin Lazar）创办了儿童门诊部。通过将医学、心理学和进步教学法（progressive pedagogy）相结合，拉扎尔形成了一种帮助儿童实现自身潜能的方法。该方法的理论基础是19世纪的“治疗性教育”（Heilpädagogik）。在精神分析学家奥古斯特·艾宏恩（August Aichhorn）的启发下，拉扎尔创建了特殊教育所（Heilpädagogik Station）。特殊教育所的员工关系密切，其中有阿斯伯格、韦斯、心理医生格奥尔·弗兰克尔（Georg Frankl）、心理学家约瑟夫·菲尔德纳（Josef Feldner）和维克托林·扎克修女。他们诊断的方法都是基于拉扎尔的密集观察法。拉扎尔认为，要评估儿童的真实情况，就必须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对儿童进行一系列测试远远不够。阿斯伯格诊所的主诊医生弗兰克尔最擅长这种亲密观察法。

住进医院第一天，虽然戈特弗里德一直在哭，但他逐渐适应了新环境。规律的日程表似乎让他安定下来。韦斯获悉戈特弗里德情况好转后，去看望他。9岁的戈特弗里德比同龄人更聪明，但大多数小孩知道的常识戈特弗里德却不知道。1934年，韦斯移民美国，第二年她在《美国康复精神病学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戈特弗里德的深度个案研究报告。

十年里，阿斯伯格和他的员工一起检查了两百多名儿童，这些儿童都表现出同样的症状：社交能力低下、能力早熟、喜欢规则、条文和日程表。阿斯伯格他们还检查了一些符合这些症状的青少年和成年人。阿斯伯格认为，这些人的症状虽然显而易见，也“并不罕见”，但是之前的医生却不知为什么没有察觉到这点。

早在二十年前，俄罗斯心理医生苏哈雷娃（Grunia Sukhareva）记录过相似的一群拥有惊人的艺术和音乐才华的莫斯科年轻人。她认为，这些人的症状与精神分裂症相似，但却不是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成年患者的病情往往会恶化，她的病人却常常急剧好转。她称这种病症为“分裂性人格障碍”（schizoid personality disorder）。

尽管，阿斯伯格不知道苏哈雷娃的研究，但是他注意到这些病人的情况和瑞士心理医生尤金·布鲁勒提出的“自闭性思维”（autistic thinking）相近。1908年，布鲁勒提出“自闭性”一词，来描述“一位退居于自己的世界里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阿斯伯格则用“自闭性精神病”（autistic psychopathy）来描述这些人的病症。

阿斯伯格在其研究生论文中描述了四个“原型”（“prototypical”）案例。震惊于这些男孩的科学天赋，阿斯伯格认为，这些病人对权威的公然藐视可以培养成科学家必不可少的怀疑精神。他将这些独具特色的潜能、态度、技巧，以及能力统称为“自闭性才能”（autistic intelligence）。他在特殊教育所的工作是去教这些孩子如何运用自己的这份才能。他把这些孩子称为“小教授”。

阿斯伯格注意到这些孩子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工程师和科学家，表明这种障碍症有可能是基因遗传导致的，但他认为，因为患者的行为和性格非常复杂，并且显然病因不止一个，所以只研究基因是不可取的。

1943年，阿斯伯格把论文提交给导师弗朗兹·汉博格（Franz Hamburger）之际，纳粹占领奥地利已经5年了。医院老员工从200名锐减到不到50名。阿斯伯格的同事安妮·韦斯和格奥尔·弗兰克尔已经逃离奥地利，其他人则要么流亡，要么关押在集中营，或死于自杀。阿斯伯格公开支持身心有缺陷的孩子，那时从美国传入的优生学说还没有残忍到要杀害这些孩子。

1887年，英国人法兰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首创优生学（eugenics）一词，也就是“遗传健康”（“well-born”）的意思。高尔顿是查尔斯·达尔文的表弟，他以发现模式的能力而著称。此外，他使“回归” （regression toward the mean）这一术语在统计分析中得到了普及，并率先在法医学研究中运用指纹技术。

美国是第一个实施优生政策的国家。1909年，加州通过了一项法律，授权公共健康部门人员可以对州内罪犯和精神病人进行绝育。另外30个州也通过了类似的法律，一股绝育浪潮席卷全美的精神病院和监狱。

1921年10月，第二届国际优生学大会（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Eugenics）在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召开，这场为期一周的盛会不仅得到了美国最著名的博物馆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科学》（ Science ）和《科学月刊》（ Scientific Monthly ）的大力推广。发表大会欢迎辞的时候，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长费厄菲尔德·奥斯博恩（Henry Fairfield Osborn）呼吁同行“告诉政府要防止无价值的社会成员的扩散和人口繁殖，包括心智缺陷的、智力低下的、道德低下的和身心健康有问题的人。”

美国优生学家在国内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在德国受欢迎程度甚至超过在美国。1913年，格扎·冯·霍夫曼（Geza von Hoffman）出版了《美国的种族优生》( Racial Hygiene in the United States ，德语为 Die Rassenhygiene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Nordamerika )，这本教科书是德国应用优生学学生的主要教科书。

1924年，阿道夫·希特勒在兰茨伯格监狱服刑期间读到了《伟大种族的灭亡》（ 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 ），从书中了解到优生学。这本书的作者是毕业于耶鲁大学的麦迪逊·格兰特（Medison Grant），他在书中提到，高尔顿鼓励“天才阶层”（“genius-producing classes”）男性和女性结合的策略无法阻止“白痴阶层”的崛起。他指导其他优生学家要提出更便捷的方法来清理弱者和不适应社会的人。这对希特勒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好消息。从监狱，希特勒向副手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口述成书《我的奋斗》（ Mein Kampf ），宣称出于对胎儿生命的仁慈和保护，未来的元首会把强制绝育作为建立新社会的关键。

20世纪30年代，随着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the National Socialist party）的上台，为了防止“雅利安人”的基因受到污染，纳粹根据美国优生法制订政策。但与美国的优生法不同，德国优生学家并不打算对精神病院、监狱和心理机构有所保留，相反，他们想将优生学落实到每一处。1933年7月，他们颁布了《基因遗传疾病预防法》（ Law for the Prevention of Genetically Diseased Offspring ），规定凡有精神分裂症、酗酒、躁郁症、亨廷顿氏病、遗传性眼盲或耳聋以及癫痫症状的德国公民，一律绝育。

1934年6月，奥地利总理恩格尔伯特·多尔夫斯（Engelbert Dolfuss）遭到纳粹暗杀，继任者是一个反犹的亲德派。到1935年，在新法律的名义下，犹太人的财产、工作和公民基本权利被剥夺殆尽，于是，奥地利出现了一场大规模的逃亡浪潮。在阿斯伯格的团队中，安妮·韦斯是第一个离开德国的，于1934年来到美国。天赋过人的门诊医生格奥尔·弗兰克尔也于1937年离开德国，并在一位几年前离开奥地利的犹太医生的帮助下移民美国马里兰州。

1938年3月12日，德国吞并奥地利，奥地利沦为纳粹德国的领土。成群的德国平民自称为“突击队”（Rollkomandos），他们洗劫了犹太区的店铺，而警方通常会助纣为虐。短短数几周，维也纳大学就从学术运动的思想中心转向把“改善种族”和“种族研究”作为医学规划的重中之重。在德奥合并前，维也纳拥有5000多名医生，到了1938年秋季，只剩下不到750名。许多维也纳大学教授不是在集中营死去，就是自杀身亡。

10月3日，在大学医院的讲堂，阿斯伯格发表了历史上首次关于自闭症的公开演讲。他详细讲述了那些病人的病历，引导听众了解自闭症。随后，他就认知障碍提出了一种与种族优生教条相悖的激进的思维方式。他说，治疗的目的必须是教人面对困难，而不是去抹杀困难的存在。不幸的是，虽然，他用四个原型案例向纳粹高级官员说明了有什么好处，但由于这些案例的样本是那些滔滔不绝的小教授，而不是机构里那些身心缺陷更严重的儿童，这导致接下来数十年里人们普遍对自闭症产生误解。阿斯伯格最重要的发现是自闭症并不罕见，而且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根据阿斯伯格论文中作为原型例子的四个男孩，许多临床医生认为，阿斯伯格只注意到了“高功能”（“highly functioning”），这掩盖了阿斯伯格的最重要的发现——自闭症其实是“一点都不罕见”（“not at all rare”）的广谱性疾病。

那晚，赎罪日——犹太人最神圣的节日——才刚刚开始，在接下来的24小时，纳粹冲锋队和突击队突袭了犹太社区，烧杀劫掠，无恶不作。一个月后，在“水晶之夜”（the Night of Broken Glass），95所犹太教堂被大火吞没，犹太人的房屋、医院、学校和商铺都被严重破坏。在柏林，超过3万名犹太人从家中被带走，关入集中营。

同时，阿斯伯格以前的同事欧文·杰克利乌斯(Erwin Jekelius)在党内地位蒸蒸日上，并担任维也纳最大的精神病院——埃姆·斯珀格朗地儿童医院（Am Spiegelgrund）（前身是埃姆·斯泰因霍夫儿童医院）的院长。在他的帮助下，纳粹启动了安乐死计划，史称“斯泰因霍夫大屠杀”（“the mass murderer of Steinhof”）。1941年，因与希特勒的姐姐保拉·希特勒相恋（Paula Hitler），他被希特勒投入大牢。短暂服刑后，被征召入伍，赶赴俄罗斯前线，在那里他被苏俄红军俘虏。40岁死于膀胱癌（urinary bladder）。

1939年2月20日，在莱比锡，一名叫格哈德·克雷施玛（Gerhard Kretschmar）的男婴呱呱坠地，但先天失明，智力低下，只有一只胳膊和一条发育不完全的腿，还时不时痉挛。早在兰茨伯格监狱服刑期间，希特勒就一直在等待这样的好机会。他派自己的私人医生检查这名婴儿，然后下令对这名婴儿实施安乐死。

8月份，严重遗传性疾病登记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the Registration of Severe Hereditary Ailments）发布命令，要求但凡患有先天性畸形的儿童，一律前来登记。医生和助产护士必须向委员会报告一切情况。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拉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序幕。12月，希特勒签署了一份秘密命令，成立T-4行动项目。德语Aktion T-4是Tiergartenstrasse 4的jianc4，T代表着柏林残障关爱机构的地址。为了向医学生宣讲儿童安乐死和T-4行动（目标人群是残障成人），纳粹在德奥各地也举行了闭门会议。这些项目使得之前希望病人存活而无法进行的医学研究得以开展。这些项目导致20万残障儿童和成人死于非命。还有医生和护士故意杀死成千上万的人。

阿斯伯格从未加入纳粹党，据他女儿说，是因为他对“漫游学者”的忠诚。他拒绝将他的年轻的病人汇报给帝国委员会（the Reich Committee），这使得他陷入危险的境地。盖世太保在他的诊所将其先后逮捕两次。两次都是弗兰茨·汉博格（Franz Hamburger）施以恩惠，利用他党内的权势干涉而最终案件无疾而终。

后来，德意志帝国前线急需医生，于是，阿斯伯格被征召加入德国陆军，派往战地医院当外科医生。1944年9月，阿斯伯格驻扎在克罗地亚，协约国轰炸了维也纳儿童门诊部，特殊教育所也在炮火中化为废墟。天花板塌陷时，维克托林修女用双臂护住一名男孩，双双被埋在废墟下。 iOG8aGqrRlI7wxF8qgoPpru/jC2imAp8KfYZpLmFpS/p+d7AYL0Bwm7Al5on6GS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