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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依旧未能从听闻自己怀孕带来的恐惧中彻底恢复。尽管避孕药在60年代早期就已面市，但单身的“好女孩儿”是不会服用的，因为“好女孩儿”不需要它们——“好”就是“贞洁”的代名词。自恃为好女孩儿的我在婚前自然是不会跟这些东西沾边。要想拿到避孕药的处方，我得先去约见家庭医生，后者会问各种令人尴尬的问题，并且很有可能告诉我母亲。而我母亲则一定会用无休无止的长篇大论讨伐我，质疑我道德的沦丧，再告诉我，我将永远也找不到想娶我的人。
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好上手”的姑娘——这是60年代早期的流行说法。但我觉得很不公平，为什么男孩子就可以四处“播撒种子”，而女孩子则要压抑身体的欲望，直到新婚之夜来临？我的女性朋友中有多少人能成功做到这一点？反正我没做到。我的初夜给了高中时的“固定”小男友，而直到19岁我才意外怀孕，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因为我的生理期一直都不规律，要是在那次之前我也曾怀过孕并自然流产过的话，我也并不觉得意外。
现代的年轻女性不可能明白，未婚先孕在60年代初是怎样一种奇耻大辱。要知道，性解放运动直到60年代晚期才开始，直到那时，人们才能够轻松地购买到口服避孕药。在那之前，解决未婚先孕最常见的手段只有结婚。我的一位16岁怀孕的朋友就是这么做的。通常因为怀孕而结婚的当事人会假装自己在宣布婚讯前几个月就已经秘密举行过婚礼了。哪怕经历过如此瞒天过海后，准妈妈也将被迫转学到其他高中。准爸爸却不会有同样的遭遇！他这个橄榄球明星要是转走了，学校的连胜纪录可就保不住了。
另一位怀孕的朋友则是以“要帮助年长的亲戚”为由被迫退学，孩子出生后就被送给其他家庭领养。还有谣传另外一个女孩儿年幼的弟弟其实是她的孩子。那个年代发生丑闻后，人们不得不为了保全颜面而做出一系列举动。
R.C.是我孩子的父亲，我当时疯狂地爱着他，但我们俩都没想过要孩子。我们正靠着兼职打工收入支付大学学费，过得捉襟见肘。我们一致觉得，堕胎是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要在1964年找到个肯帮人堕胎的人并非易事——当时那可是非法的。当我们开始向据说曾经历过“这种事儿”的朋友们打听时，他们给出的标准回复是“去墨西哥吧”。不过对于到了那儿之后要怎么找到医生的问题，没人给过我们具体指示。我考虑过几种“自助流产”的方式，包括从公寓楼梯上滚下来、坠马，以及用毛衣针将胎儿从子宫里撬出来等等，但没有哪一种是能让我鼓起勇气着手执行的。
我怀孕快满三个月了，可施行堕胎的时间所剩无多。于是R.C.和我决定先结婚，再继续寻找堕胎医生。我们双双辍学，为结婚证和婚戒而筹款。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学校将我们退学的事情通知了双方家长。一天清晨，R.C.被重重的敲门声吵醒，他父亲正在门外喊着他的名字。开门后，面对他的是父亲和叔叔对于他为何辍学的质问。他们坚持要将他带回家。几天后我收到来信，他在信中说，他已想通结婚对我们并没有好处。那之后不久他就去了其他州。
读着那封信，我无比迷茫，心痛到几乎狂乱。那个我用一颗赤子之心去深爱的男人，却如此轻易地就将我抛弃，蹂躏着我的信任。曾向我保证过会共渡难关的人现在一走了之，突然之间我将独自背负怀孕的问题。我悲痛欲绝，除了回家之外再无选择。
我时常觉得，在性和孩子这件事上，男人总是幸运的一方。他们可以彻底放纵自己，完全不用担心怀孕或声名狼藉。有好几个男孩据说都搞大了别人的肚子，可他们并不需要承担任何不良后果。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影响的话，这反倒给他们加上了“坏男孩”的光环。
我看着朋友们结婚生子，然后离婚。女方通常会拿到孩子的抚养权，男方却不一定会支付足够的抚养费，也不一定会积极参与到孩子的生活中。男人们很快就会回到相对自由的单身生活状态，而女人们则不得不兼顾起方方面面：家庭、孩子，通常还有工作。时间和金钱对她们来说永远都不够用。我嫉妒男人不被孩子的责任所束缚的自由，以及离婚后他们能相对不受孩子影响地生活的能力，同时还可以继续追求他们的教育、目标和梦想。
父母的教导让我相信，我的能力无限广阔，只要通过努力，任何目标都可以实现。年少的我如饥似渴地读书，大多都是女性主题的：居里夫人、南丁格尔、安妮·欧克利
、萨卡加维亚
、圣女贞德、克娄巴特拉
、波利安娜
、南希·德鲁
、伊丽莎白一世
，还有维多利亚女王
等等。这些女性的故事都给我以启迪，并培养了我的独立精神，让我渴望走上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对我来说，那条路上没有生儿育女的身影。
可我怀孕了，似乎唯一的选择就是等到足月后把孩子生下来，再送给人领养。我母亲用灵敏的第六感（遗传给了我）猜测到我回家的原因。一天早上，当她发现我正对着马桶干呕时，她的怀疑得到了证实。她的答复是：“我们得找个堕胎的大夫。”我对她的反应感到讶异或震惊吗？完全没有。在我整个青春期里，母亲常提出，堕胎是解决意外怀孕的一种可接受的手段。我在她去世后获悉，她也曾试图用人工流产终止过妊娠。但因为这个想法过于超前，医生拒绝了她的要求。
我母亲是个多面体：智力超群、报复心强、有控制欲、机智风趣、撒谎成性、工于心计、狡黠机敏，而且神通广大。她有不少熟人，其中一位是医院管理人员，通过后者她找到了本地一位能做堕胎手术的医生。接下来就是费用问题了。手术需要600美元——大约相当于今天的4000美元。幸运的是，我哥哥有几千块钱存款，我耍了点手腕（具体方式已经不记得）从他那里借了出来。1964年11月17日，在那位医生无标识的办公室里，我在没有任何止痛药和麻醉剂的条件下接受了堕胎手术。那种疼痛钻心刺骨。我躺在办公桌上，除了内裤之外衣着完好，以防出现意外需要紧急撤离。我觉得那过程漫长得像是永远不会结束。手术给我带来唯一的负面效果是情感上的——我希望在身旁与我共度这痛苦时刻是R.C.，而非我母亲。
怀孕让我第一次理解了想要孩子的渴望。在短暂的妊娠期里，我产生了对这个孩子的保护心理，并能感受到与之的情感纽带，这让我确信，我是有母性本能的。即便在堕胎多年之后，我仍会想象着那个孩子可能会成为怎样的人，现在大概几岁。迄今为止，知晓我那次堕胎经历的人寥寥无几；那并非是我会与人讨论的事情，即便对方是我的挚友。彼时尚未有为经历堕胎的女性而成立的支持团体，所以我独自一人默默承受着悲恸。手术结束后，在开车送我回家的路上，母亲对我说，我的选择是正确的。除此之外，我们再未讨论过此事。现在要做的就是继续生活，忘记R.C.。重建生活并非难事——我成为驻纽约的一名空乘。忘记R.C.却不容易。
堕胎后六个月，正当我参加派对时，一只手搭上我的腰间。我转过身，看到那只手的主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尽管已有九个月未见面，话也没说过一句，可在R.C.的怀里被他紧紧拥抱到快要透不过气时，我意识到他的感情跟我一样，我们都不想分手。我们需要谈谈，需要避开来自四周的朋友们的好奇目光，好好沟通。等到我们单独相处时，他说出了使我震怒不已的可怕真相——他当初离开的真正原因。
不出所料，我那好管闲事的母亲出手了，于是就有了后来R.C.抛下我一走了之的事。一收到我退学的消息，她就猜到我一定是怀孕了，并且在考虑跟R.C.结婚。在跟R.C.的父母通过电话得知他也退学了之后，她做了一个“好妈妈”该做的事情：撒谎。她对R.C.的家人说，必须阻止我们的婚姻，这是为了R.C.好。为什么？因为我母亲告诉他们，我精神不正常。
R.C.不过是个20岁的年轻人，他听从了父母的话。虽然知道是个骗局，但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安抚双亲，服从于他们的意志。于是他跟我分手，离开了那座城市。听到他向我讲述我母亲的谎言，我惊呆了。可我了解那个女人，知道她能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我丝毫不怀疑R.C.那晚所讲的故事的真实性。六个月后，我和R.C.结婚了。结婚当天他准备参加征兵体检，并且很有可能将被派往越南。结婚第一年里，我企图和他谈论在他离我而去时自己是多么绝望，以及如果堕胎过程中有他陪伴左右，我在情感上会好受许多。他回避了这些话题。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了，而且过得很幸福。
我们的婚姻维持了12年。在他攻读电气工程学位期间，我靠着秘书的工作养家糊口，随后他则支持着我读完了政治学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跟我的父母一样，他鼓励我不断超越自己，去完成那些我觉得自己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例如攻读硕士和从事政治顾问的工作。
离开R.C.是我接任《平等权利修正案》
的说客之后的事情。这份工作需要我搬去州首府。我们原以为能经受住异地婚姻的挑战，但很快就发现各自的日程很少能把我们凑到一起。为了追求各自事业上的成功，我们两人已经分别为其投入了全部精力，而留给婚姻的则所剩无几。当我告诉他我将离开时，他哽咽了，问道：“你是在报复当年堕胎的事情，对吧？”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我当年堕胎时所经受的感情伤害表现出来一些理解之情。
让我决定不要孩子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我母亲当年的一句话。我十几岁时曾问过她，生孩子是什么感觉？到底有多疼？她的回答是那就好比我每个月的痛经，不过要疼得多。“我可绝对不会让自己遭那份儿罪的，”我这样想着。因为当时我痛经得很严重，经常痛到令我呕吐或是昏厥的程度。
研究生期间在写作一篇关于堕胎的论文时，我发现有研究表明，那些不想要孩子的女性，其意愿的强烈程度，堪比想要孩子的女性的求子欲。起码对我来说，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在我二三十岁时，人们会问及我何时想要组建家庭。当我回答“我不打算要孩子”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你会改主意的。”时间长了，我已经学会不去争辩，但我知道，自己心意已决。
我在32岁时做了输卵管结扎术。45岁时，我摘除了子宫。终于，我从自初潮起就每月必经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了。
与那次堕胎手术同样令我记忆深刻的，是联邦最高法院公布罗伊诉韦德案
判决书的那一天。听到广播里宣布判决结果时，我难以自控，泣不成声，脑中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感谢上帝！”现在，其他女性可以再也不用经历我1964年的那种苦难了。
我非常尊重我那些有孩子的朋友们，他们身上具有我所缺乏的那种无私、坚韧和耐心。我从未后悔过自己不生儿育女的决定，因为这个决定让我过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这在我有孩子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实现。我将朋友家的小孩和我教过的学生视作自己孩子的化身。在许多方面，我与他们的关系正如我羡慕过的男人与孩子的关系。我可以选择与他们互动的时间与方式，然后抽身离开，享受自己的独立生活。我能成为他们的“欢乐梅姑”
，根据自己的安排给予他们礼物、时间或关心，与他们共享天伦。
一位朋友曾告诉我，中国人认为，那些选择不生孩子的人都有着成熟的内心，不需要用生儿育女来使生命获得完整。或许这就能解释，为何我对自己的决定没有过后悔、遗憾或者愧疚感。
诺玛和丈夫已结婚30年，两人一同住在德州山乡
的农场中。她受聘于一家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公司，教授政治学课程，同时还出售古董和二手服装。
“总的来说，母亲和家庭主妇们是唯一得不到定期休假的工人。她们是伟大的无假期阶级人士。”
——安妮·莫罗·林德伯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