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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四周的景色总算较为贴近我们对喀尔巴阡山脉的预想，我们时不时停下车，用相机捕捉大自然的美丽：塔特拉山（the Tatra Mountains）
傲然屹立在我们的右侧，山峰高耸入云，灰蓝的薄雾笼罩在山峰周围；在山麓与这条小路之间，先是一丛茂密的针叶林，然后接着一片青翠无比的芳草甸，草地上遍撒着白色、黄色和蓝色的花朵，美得像一张明信片；我们的左侧有一排排阿尔卑斯风格的小木屋，其屋顶十分陡斜，简直都要触到地面了，旁边还有许多房子正在动工，而那些已竣工的房子大多挂有醒目的标牌，上面写着“宾馆”二字——当地的旅游业显然正在蓬勃发展。
我们在一座村庄停了车，打算买些食材作为补给，也想找个合适的地方吃午餐。我们拐进一条窄窄的土路，这里有块空地横在两栋尚在修建的房屋之间。布莱恩在茂盛的草地上铺开一块薄布巾，是他前段时间在印度买的男士纱丽，随着我们的想象力发挥出各种作用：吃饭时，它是桌布；休息时，它是绑在两辆自行车之间的遮阳布；洗浴后，它是包裹身体的浴巾；亲热时，它是铺在睡袋上的床单。
布莱恩脱了鞋盘腿坐下，从装着食物和器具的大包里一件件取出物品。
我去灌木丛后上了个厕所，便赶紧回去和他一同制作三明治，这时，有个男人从布莱恩身后那栋未完工的房子走出来，用英语同我们打招呼。
“那里有很多蛇，”他提醒我们，“几天前，有个游客就坐在那里被蛇咬了。”
我立刻停下脚步，不敢再走向他说的那个事发位置。我最怕在野外遇到蛇了，虽然知道蛇能察觉人类走路的震感，甚至能发现悄然驶过的自行车，主动退避三舍，人踩到蛇的概率很小，可我仍然害怕它会贪图温暖的栖息地，而爬进我们的帐篷，或钻到帐篷底下。
“我不想过去！”我害怕地说，“我们去别的地方吧！”
“斯内扎娜！”布莱恩喊着，“我才刚脱下鞋子，做午餐的东西都已经拿出来了！”
他发火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这么大声说话。我之前就知道布莱恩不怕蛇或其他野生动物，他还常说，“旅行和露营时根本不必害怕动物，需要害怕的只有坏人而已。”我也认同这一点，但若有人提醒我正坐在蛇窝旁边，我就无法再保持淡定了。
布莱恩收好物品，打包装车，全过程一言不发，一举一动却都流露出不满之情。
“请便吧，去找别的地方吧，都随你！”他的语气满是愤怒。
我骑到前面，又回到大路上。村庄下边有座大加油站，里面有可供人吃东西、休憩的桌子和长椅，我便在那里停下。
做三明治时，我问布莱恩：“这里不是更好吗？”
“这不是重点，”他说，“你总有那么多担忧，下雨会困扰你，潮湿会困扰你，连那条可能是别人瞎编出来的蛇都能困扰你。我很好奇，你决心骑车环游世界的时候，心里都期待着什么美事呢？”
“布莱恩，作为一个女人，我对某些事物会比你更敏感。我想尽量照顾好自己，让身体保持健康，这趟旅行本身就非常艰辛，为什么还要无端地自讨苦吃呢？”我想解释清楚。
“我也有和很多女人一起骑行和露营过，她们根本没有这些问题。”他接着说，“你的一些想法并没有事实依据，而且每个国家的养生理念都不同，这一点我们已经探讨过了。”
我们的确多次谈过这些问题，无论是在西西里岛，抑或旅行结束后的视频通话。塞尔维亚人很关注风寒问题，这一点不置可否，很少听到其他国家会在意这方面。我们还有句这样的俗语，“鞋可让头部免遭风寒，帽则不然。”但这句话其实是错的，科学家用仪器扫描人体时，发现多达40%的热量都是从头、面部流失的，只有20%的热量散发于四肢。我承认布莱恩对感冒的观点更科学，却无法接受他对感冒本身满不在乎。在西西里岛的那几天，气温仅勉强达到10℃，还刮着冷风，他却敢直接穿上刚洗好的衬衫，或只穿一条骑行短裤。我提醒他这样可能会得肺炎，对前列腺也不好，可他毫不在意，也不愿意听，还说，“人们就喜欢杞人忧天，很多美国人都担心胆固醇过高和心脏病，墨西哥人则担心会得肝病。”
我无法阻止他用自己的身体冒险，但决不会任凭他拿我的健康开玩笑。布莱恩的前妻和女性朋友们不介意睡在水里，还能整天浑身湿透地骑行，这些都跟我没有半点关系，我很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不想毫无必要地考验身体的抵抗力。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有些女人卵巢不好，坐在凉的地板上都会生病，还有些女人身体好，哪怕光脚走在冰冷的大理石地面都不会不舒服。”我接着说，“我已经40岁了，很清楚自己的体质。你为了让我相信自己只是在杞人忧天，就拿我和你的朋友们对比，我真的不喜欢你这样。”
“好吧，我很抱歉。”他说，“但从我的角度来看，这很不公平。我只想说，你的那些顾虑使我感到很难和你一起旅行和露营。”
我不快地回应道：“我也有同感。”
我开始思索我们对彼此的抱怨和各自的担忧。我们各执己见，都认为自己是对的，而且从各自的角度来看，或许也的确如此。然而作为一对情侣，执着于自己的想法对这段亲密关系毫无益处。现在，我们已陷入僵局，处在意见分歧和互相排斥的状态，得赶紧采取行动打破这种局面，需要有人为关系的和解作出退让。
我怀着歉意率先开口：“我知道怀着种种忧虑是无法将旅行坚持下去的，也知道自己必须坚强起来，可我需要时间，这一切对我来说真的很难，毕竟岁数大了，又缺少野外生存的经验。此外，你的态度对我也毫无帮助。”最后，我承诺道，“我会尽力的，但你必须得有耐心。”
听了我的话，布莱恩沉思了一会。
“你说得对。我忘记这一切对你来说都是陌生而困难的，而且我们每天都不是用你的母语进行交流，这些因素的确会让旅行变得更困难。我会尽量耐心，给你更多支持和帮助。”他也作出了保证。
我们这段关系的首次重大危机终于化解了，我舒了一口气。
那天晚上，我们在帐篷里互相需索，用行动给对方一种确切无疑的信号，即一切的一切都复归其位，回到原来的模样。我们如胶似漆，但那种感觉与过去不同，更像两个不再相爱、不再互相吸引的人仍想亲近对方。
次日，我们离开塔特拉山。沿途的乡镇看起来愈发贫困，许多房屋年久失修，那些建于社会主义繁盛时期的多层楼房简直就像剥了皮的丑陋巨兽，墙面大片大片地剥落，青草从墙体的裂缝中钻出。
塔特拉山东面的民族结构显然不同于波兰北部，那里主要住着斯洛伐克人，这里则更多是吉普赛人，他们比斯洛伐克人显得更自然大方、平易近人。每当我们停了车，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会自然而然地靠近我们，他们笑容灿烂、充满好奇地看我们进食或休息。吉普赛人基本都不懂英语，我便带着玩心用塞尔维亚语、俄罗斯语和斯洛伐克语试着与他们交流。
我们骑到一个村口——布莱恩后来告诉我这座小村叫维波尔纳（Výborná）——十几个深色皮肤的男孩占据了整条道路，远远望去，还以为他们在马路上踢足球。我们骑到附近才发觉这是场埋伏，因为前面有辆车一开过去就遭到围追堵截，孩子们试图围住这辆车，还伸出手大喊，“欧元！欧元！”
而我们也骑在这条缓缓的下坡路上，布莱恩在我前面，拼命踩动脚踏，大喊道：“一直往前骑就行了！”
男孩们追着他跑，试图抓住自行车后面的驮包，想把它们从车上拽下来，但又跟不上布莱恩的速度。有几个男孩摔倒了，其他人也随之放弃。
然后他们看到了我，一窝蜂冲了过来，想抢我车上的东西。他们叫嚣着，大笑着，纷纷向我伸出小手，还有些男孩不断地拉扯、踢我的驮包。
有两个男孩瞄上我自行车后的驮包，试图扒走，我只得大喊，“嘿！放手！”
马路右侧约两百米的地方有栋房子，有两个成年吉普赛人站在离我最近的一个阳台上，这一男一女正倚着栏杆看街景。看到他们，我安心了一些，以为事态不会继续恶化，不会再出现什么危险，便停了车。
就在这时，我身后却冒出两个男孩，他们把中间包袋最上面的水壶一把抢走，还试图强行拽走整个驮包。我才意识到在此刻停车是多么愚蠢，用力拍打其中一个男孩的手，想重新跨上自行车，但几个男孩已经抓住了自行车的把手和前轮。
我听到布莱恩大喊：“快跑！”
我极力摆脱那些男孩，也注意到布莱恩掉转车头，以最快的速度向我骑来。他高呼着，发出令人费解的声音，成功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我抓住这片刻时间突出重围，疾驰下坡。
布莱恩在后面大喊“别停下！”我全速骑行，根本不敢回头看他，不知他能否冲出男孩们的围剿。我一口气骑了几公里才敢停下，心脏怦怦乱跳，双膝颤颤发抖，对刚才的事情心有余悸。
没过两分钟，我就看到布莱恩骑过来了，我无比开心，对他充满感激之情。
他把车停在路旁，一边走向我，一边问：“你没事吧？”
我说：“我没事。”
他抱着我，说：“抱歉，我刚才冲你大喊大叫了。”
我也向他道歉：“对不起，我竟会蠢到停下车来，我都不知道自己刚才在干什么。”
“遇到这种情况，千万不要停车，只有一直向前骑才有可能逃出来。我在埃塞俄比亚也曾遇到类似的事情，当时也是一伙男孩像刚才那样拦截我们。”他说。
“谢谢你调头回来救我。”我之前并未指望布莱恩为我付出什么，所以他刚才的江湖救急令我由衷感激。
“不客气呀。”他微笑着说。
我们长吻了很久很久。分开时，他问我：“你还能骑车吗？”
我打趣道：“呃，我不知道。我的膝盖一直抖个不停，刚才是因为害怕，现在则是因为这个吻。”
他也淘气地说：“那我们应该找一个不必站着接吻的地方。”
我指向眼前的那条路，说：“走吧，龟剑客
，我跟着你。”
他骑到前面，没几分钟又放慢了速度，与我并肩骑行。马路上一般会有来往的车辆，我们鲜有机会这样齐头并进，而现在正骑在一条支路上，这里没什么车辆。
我们穿过波普拉德（Poprad）河流下游的一片山谷，恬然自在地蹬着踏板，欣赏两侧的丘陵风光，时而相互交流内心的感受，抑或单纯地微笑对望。连太阳都从云层后钻了出来，仿佛来给我的幸福锦上添花，就这样一路阳光灿烂着，直至夜幕降临。
我们在斯达拉·路博夫纳（Stará L’ubovňa）附近的一个山脚下车，看见山顶有座城堡。我让布莱恩决定今晚露营的地点。我们沿着一条远离吉普赛人家的土路前行，骑到一片被栏杆围住的大鱼塘旁边，在那发现了一片高地。这片高地看起来很安全，栏杆周围到处是聚光灯，鱼塘入口处还有一个保安室，我们便决定在高地上搭帐篷。高地四周风景优美，视野绝佳，上有山及城堡，下有河流。
搭好帐篷，布莱恩开始准备晚餐，我在河边清洗衣物，这时，有辆车朝我们驶来，停在鱼塘门口。一位身材魁梧的斯洛伐克人下了车，过来问我们打算在这住多久。我们不禁笑了，告诉他明天就会出发。他便邀请我们去围栏里面露营，那一整片地方都是他的。
男人提醒我们：“周围有很多吉普赛人，待在外面可不安全。”许是感到歉意，他又解释，“我不是种族主义者，但确实和他们有些纠纷，抢劫财物和私闯民宅在这里是常有的事。”
我们白天刚遭遇吉普赛儿童的拦路抢劫，便欣然接受了他的好意。要把搭好的帐篷搬到其他地方并非易事，所幸有这位鱼塘主人的热情帮忙。搬进去后，他说如果我们愿意，可以住在小木屋里，但里面只有一张小床，另一个人得睡在地板上。布莱恩向他表示感谢，却回绝了。男人又询问我的想法。我心里无比渴望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美美地睡一觉，而不必半夜起来给睡垫充气。天晓得何时才有机会好好休息，我便用眼神试探着布莱恩。
他说：“我可以睡在帐篷里，你自己决定吧。”
我无法从他的声音和表情察出任何端倪，他真的不会介意我抛弃那“斯巴达式”席地而卧
而选择这个舒适的木屋吗？我不敢肯定。而且他今天的英雄救美也使我感到有义务忠于我们的感情。
“谢谢你，”我对鱼塘的主人说，“我们睡在帐篷里就可以了。这里的草地非常平整，边上有片雨篷可以当作厨房，还有一个洗手间，已经很好了。”
男人便耸耸肩，用手指向按铃处，让我们离开时按铃呼叫警卫开门，又道了声“晚安”便离开了。
布莱恩没有对我的选择发表任何看法，但他整晚都非常健谈，与我坐着聊了很久，甚至忘了写他的旅行日志。后来，我们试着拍摄夜色中被灯光照亮的城堡，虽然我们的相机都不善于拍摄夜景，但这过程仍然妙趣横生：我们在栏杆旁边找到一个最适合作三脚架的东西——一根高高的水泥柱子，便将相机安置在柱子上，设置了定时拍摄，却怎么也拍不到想要的画面，再加上蚊子的疯狂叮咬，我们最终还是放弃了。这里的蚊子真的太多了，防蚊手环都起不了作用，我们只得回到帐篷里面继续接吻，我的膝盖再次颤抖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