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常见的问题往往与情绪挂钩。放任情绪，会感到压力与焦虑；抑制情绪，则会变得悲伤消沉。

诚然，这意味着人们遇到问题时愈发敏感脆弱，需要心理上的疏导。同时也说明问题的普遍性，即多数人都会遇到。在心理健康领域，情绪对健康的影响远远超其他任何疾病。

悲伤是一种状态，当人们察觉自身不再“完整”，不再“正常”，便会觉得难过。它与幸福感、恐惧感一样，是一种常见情绪。

悲伤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心爱之人的亡故，某项目标无法达成，人都会难过。但没有比疾病侵扰更悲伤的事情了，尤其是不治之症或者慢性疾病。

长久以来，人们不断讨论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一个人身体一旦出毛病，精神状况便会直接受到影响，继而方方面面都变得不如人意，包括他/她为人处事的方式。

比如，有人患上了某种慢性疾病，他的情绪因此十分糟糕，精神状态严重受到重影，最终导致他患上抑郁症。

一旦出现抑郁的症状，情况就不容乐观。抑郁会降低病人生活质量，压抑他的情绪，同时破坏患者免疫系统，严重损害身心健康。然后，恶性循环就开始了。

身体状况变差，精神状态就会愈发糟糕；抑郁的症状越明显，身体受到的伤害就更严重。最终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

恶性循环会导致病情恶化——抑郁症状更加明显。病人生活质量每况愈下，承受能力降低，与其他患者相比，他们的病情预后不容乐观。

因此，尽早发现抑郁症的信号至关重要。及时治疗，遏制抑郁发展的势头，以免病人再度受到伤害。但抑郁症很难对症下药。有时候治疗慢性病的药物与治疗抑郁的药物药性相克，此时心理治疗就会暂时搁置。但许多人遭受慢性疾病折磨的同时往往也在承受抑郁的痛苦。

2014年的一项研究解决了该难题，研究成果于科学期刊《心理学》上发表。团队成员分别来自阿尔法拉比哈萨克国立大学社区健康护理系、约旦大学护理学院、沙特国王大学护理学院以及约旦侯赛因国王癌症研究中心。

参与实验的病人共计806名，女性患者比例达45%。这些患者均患有半年以上的慢性病，比如二型糖尿病、类风湿性关节炎、心血管疾病、癌症和肺病。实验将有过精神疾病的人员排除在外。

研究人员采用了六份译成阿拉伯语的调查问卷。分别是：评估个体对社会感受的多维领悟社会支持量表、甄别抑郁症状的贝克抑郁量表第二版、评定焦虑等级的心理压力量表、压力管理评价表、评价个体乐观程度的生活定向测试表以及生活满意度量表。

结果显示，这些慢性病患者中，有一半人出现了抑郁征兆，其中27%的人为轻度，31%是中度。

同时，有半数病人的心里乐观程度较低。他们生活满意度高、压力水平中等，社会支持水平低，压力管理能力只达到中等程度。

重要的是，数据来自患者本人亲自填写的调查问卷，因此，有些数据好于我们的预期，比如病人的生活满意度和压力水平。

但此项研究项目只评估了特定群体，因此存在缺陷。换言之，研究对象属于特定人群，他们都来自约旦，拥有独特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和民族特质。如果研究对象并非出自相同群体，实验结果是否依然成立？因此需要更深一步的研究。

此外，同一小组病人患有不同慢性病也会影响实验结果。比如，有人患了糖尿病，而有人却是癌症，结果自然不同。

为了优化实验，所选区的实验对象应患有同一种慢性病，这样的研究结果才更具针对性。

实验另一大缺陷：患有慢性病、同时也有精神疾病的人员被排除在外。如此一来，患者的病情预后就更加不容乐观。

尽管存在上述缺陷，但实验却证明了慢性病常常伴随着抑郁症。可病人却经常忽视抑郁，既不诊断，也不治疗。在慢性病与抑郁的共同作用下，病人生活质量就会下降。

不管有没有慢性病，抑郁都会影响身体健康，明白这点至关重要。抑郁影响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医学界一直在研究治愈方法，希望帮助常人免于抑郁的折磨，帮助抑郁患者战胜抑郁。

建立社会关系网是个常见的办法，因为它不仅可以预防，也可以治疗，帮助抑郁患者恢复健康。

抑郁产生的原因还有很多，如经济破产、情绪失落、下岗失业等。

这些诱发因素会使人的情绪理所应当地陷入“封闭”期，长此以往，就演变成严重的抑郁症。

抑郁产生的三因素：情感、行为和认知。三因素相互交织，互相影响，形成恶性循环，没有专业的治疗，难以攻克。

在认知因素影响下，个体看待事物变得悲观消极，面对实际状况无计可施。

而且，当现实变得不利，消极的念头被一再印证，思维便会就此定型，抑郁像幽灵般如影随形。那么问题又出现了：抑郁和经济状况有关吗？

2013年，波多黎各（美国）卫生部发布的一项报告，给出了确切答案。

报告对抑郁症产生的若干原因进行了分析。美国行为风险因素检测系统(BRFSS)同样使用了该报告，评测人类危险行为。

为了完成报告，研究人员通过电话，抽样调查了6000位成年人。调查对象占总人口的0.21%，大多来自西班牙，占总数的98.5%，其中女性比例达到64%。

同时，研究人员按照年龄大小，受教育程度和收入状况采集数据。

研究表明，45岁和54之间、55岁与64之间的人群患抑郁症的风险较高，前者患病概率为20.7%,后者则达到30.7%。而18岁到24岁年轻人，患病概率只有5.9%，风险远远低于前两个年龄段的人。

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患抑郁症的风险较高。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相比，他们患病概率达到21.3%，而后者只有14.4%。

为了明确经济状况与抑郁症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根据参与者的收入水平，将其划分成了六类。观察发现，收入少于1.5万美金的群体患抑郁症的概率更高，达到了23.2%，收入超过7.5万美金的群体患病概率只有9.2%。

接下来分析研究存在的缺陷。首先，实验数据由电话调查采集，没有电话的人群就被排除在外。采集到的数据并不全面，而忽略的这个群体的经济状况可能十分糟糕。

此外，研究结果没有区分抑郁症的类型，重度抑郁还是精神抑郁？实验没有阐明。而且，经测试，实验群体是可变因素，可研究人员给出的数据无法比较群体差异，因而无法进一步分析数据。

虽有瑕疵，但实验却得出了重要结论。受教育水平不高、年龄在45岁和60岁之间、收入微薄的人群患抑郁症的风险最高。

与之相反，年龄在18-24岁之间的年轻人，接受过高等教育，年收入在3.5万和4.9万美金之间浮动，或高于7.5万美金，这类人患上抑郁的风险最低。

如此看来，问题的答案就浮出水面——抑郁症与经济状况确实存在关联。但并不是钱越多，抑郁的风险就越低。一些人的年收入能达到25万到34.9万美金之间，但是患抑郁症的概率与年收入在5万-7.49万美金的人群相差无几。

虽然无法从理论上解释抑郁与经济状况的关系，但贫穷是造成抑郁的关键因素，这样的担忧完全合情合理。拥有更好的条件，享受更优质的资源，就可以将抑郁扼杀在摇篮之内。即便抑郁缠身，如影随性，也可以适度缓解，情况便不会太糟糕。

我们讨论金钱与抑郁的关系，并不是指抑郁本身会消耗社会资金，而是指一旦患上抑郁，病人就要承担巨额花销。可是，政府公共管理部门并不认同，他们凭借资源投资，人员投资，尽力优化不同部门与公共事业之间的资金分配，优化社会服务。

抑郁症不仅影响患者的心理健康，也严重扰乱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患者变得食欲不振、睡眠不足，无法与亲朋好正常交流。

而且，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工作表现，都无法尽如人意。长此以往，他们将面临失业，以及与好友分道扬镳的风险，身边一切重要的人或事，都将离他们远去。

目前有多种干预疗法，比如心理治疗，药物治愈。药物一旦失效，电击疗法就会取而代之。

每种治疗方法都要求专业人士操作，同时需要促进技术进步，成立监管中心，官方机构也要“掏腰包”。那么在第一世界国家，抑郁症的治疗成本有多高呢？

德国汉诺威医学院，法兰克福大学和耶拿大学携手展开研究。研究人员尝试寻找问题答案，并于2014年在杂志《抑郁症的研究与治疗》公布了研究成果。

该研究项目由德国卫生部门的70名医师组织实施。医生将项目内容事先告知抑郁症确诊病人，征得他们同意后，重新评估病人状况。研究最终调查了626名病人，女性患者占多数（75.7%）。项目开始时，他们接受了第一次检查。在项目开始半年和一年的时间点，又分别接受了一次检查。

研究人员从每位患者处采集了5条相关数据：服用的药物种类、参加的全科医生会诊次数和专家会诊次数、心理治疗方法以及住院次数。凭借这些信息，参照德国联邦统计局估算的标准化表格，研究人员提取了抑郁患者花销信息。

重度抑郁症患者的年平均花销为3813欧元。男性患者与女性患者的花销状况基本持平。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德国每年要拨出156亿欧元（近19万亿美元）的经费用于医治重度抑郁患者。

虽然抑郁症是最常见的心理疾病，但治疗所需的费用却不是一笔小数目。研究人员建议，在病情初期，及时实施医疗干预，寻找新型高效的治疗方法，减少医生会诊次数。最重要的一点——减少重度抑郁患者的总开销。

以上研究成果阐述了抑郁的相关问题，但并未明确指出，治疗抑郁的花销会略高于其他疾病的治疗费用。也不能就此评定公共管理部门经费投入是否充足，更不能因为治疗抑郁投入大笔资金，而忽略其他病症。

综上，抑郁并不是小问题。不仅患者本人的生活受到影响，也会波及经济领域。

为了尽早诊断，确定治疗方法，首先要明确抑郁症与其他的情绪问题的区别。毕竟虽然两者都会令人悲伤，但情绪问题并不会演变成重度抑郁。 CqBU0e31//11CilCQUBaiaexlw6xmm14IkUI4YGIa/lv0LYUm/dogpwYKdQJJh9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