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都可能遭遇虐待，不分时间与场合——无论是在家庭内部，工作中，或者只是行走在街道上。

受害者自家庭内部受到的虐待，通常被称为“家暴”或“家庭内部暴力”。问题在于，由于施暴者与受害者之间存在亲密关系，家暴行为几乎鲜有见诸报道。

家暴行为中，施暴者是指对家庭的任何其他成员（子女，父母，配偶，兄弟等）施加身体或心理暴力的任何人，在此类别中不考虑性别暴力，即男性对与之有情感关系的女性所施加的暴力行为。

尽管在全球范围内“家庭暴力”的含义各不相同，但“家暴”一词在谷歌网站（Google）的搜索结果可以证实，从2004年到2017年，受“家暴”困扰最为严重的国家是安哥拉，其次是乌干达和波多黎各；在搜索结果所示的71个国家中，美国排名第16位，西班牙排名第50位，排在最后一位的是意大利。

不过这些只能反映出家庭暴力字眼的搜索次数，并不能反映这些国家中此类暴力案件的数量，也就是说，或许有的国家很少发生家庭暴力事件，但国民对该行为非常敏感，导致谷歌网站上“家暴”一词的搜索量很大。

抑或恰恰相反，在家庭暴力已经根深蒂固人群中，人们对该问题意识淡薄，几乎没有对此进行任何搜索。

值得指出的是，在搜索该词的国家中，排名前20位有14个国家来自美洲大陆。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家庭暴力术语的使用在过去几年中有所减少；与2004年相比，2017年搜索量减少了50％。

如果对谷歌“家暴”关键字搜索量的季节性趋势进行统计分析，就会发现在2月、3月、9月、10月搜索量较大；而7月、8月、12月以及1月搜索量较小。

INE（西班牙国家统计局西语缩写）2011年至2015年家庭暴力与性别暴力数据（最新报告发布于2016年6月）显示，家庭暴力案件数量从2011年的7744起增加到了2015年的7229起。

在女性受害者方面，降幅最大的年龄段为70至74岁，从2013年的193例下降到2015年的87例；相反，18岁以下女性数据从744例增加到894例，增长最为显著。

在男性受害者方面，降幅最大的年龄段为20至24岁，从2013年的177例降至2015年的142例；18岁以下的男性数据增加最为明显，从2013年的465例增加到2015年的592例。

2015年的家暴受害者画像为一名出生于西班牙（83.9％）未满50岁（86.9％）的妇女（63.0％）。

在施暴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关系方面，2015年亲子关系占家庭暴力报道的65.1％，其中28.7％的受害者身份为母亲，11.1％的受害者为父亲，子女占25.3％。

如上所述，尽管有关机构收集并分析了所有数据，但由于受害者与施暴者之间存在亲密关系，无论是一种情感关系还是一种依赖关系，仍然有很多家庭暴力事件未得到准确报道。因此，即使有孙子对祖父施暴，也极少得到报道披露。

随着这类案件的关注度与报道可能性的提高，收集到的数据也将更加接近现实情况。

无论如何，有关方面必须注意受害者画像，以便建立案件报告以及救助机制；另一方面要关注施暴者画像以便采取预防方法。

“直接或间接生活在压力事件或具有极端威胁性、灾难性的环境中（自然灾害、事故、恐怖主义、攻击、虐待、辱骂或性侵、折磨、绑架等），会使受害者感到强烈恐惧、无力抵抗、受到威胁以及时空，造成创伤性后果。

发生特殊事件的情况下，创伤或心理损害往往会经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会出现惊恐反应以及普遍反应迟钝，特点为反应缓慢以及否认机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休克状态”。第二阶段会出现强烈的疼痛、愤怒、性功能障碍、负罪感以及恐惧反应，交替出现深切悲伤与倦怠。在最后阶段，可能会自发或在相关刺激事件发生之前出现缓解现象。这些反应会导致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如果有关现象随着性虐待、虐待儿童以及性别暴力一同长期存在，受害者可能会表现出身份关联能力方面的人格变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复杂性创伤。

这里必须注意的是，在某些情况下由于个人性格问题，在非创伤性的情况下也可能会产生心理损害。”

——创伤与暴力专家 弗吉尼亚·莫拉

在一次针对心理学学生的国际大会项目活动中，我曾经针对这一课题做了一次演讲，分享了我在一次生物遗传学研讨会上的体验。

这次研讨会包含一项应用了生物遗传学技术的集体活动，这项活动的假设前提为我们所具有的“主动”防御能力可以在床上情况下帮助我们过上正常生活。

这项活动的内容包括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一个姿势，与瑜伽所采用的姿势类似。根据预期，人体机能一旦耗尽，“防御力”就会下降，进而爆发各种种类的冲突或创伤。

我们十个人组成一个小组，小组成员陆续因筋疲力尽而屈服，随后大家便与其他成员分享自己的经历。

有一次，一个学生跌倒了，便用拳头击打小组围成的圆圈中间的垫子，同时尖叫着“为什么？叔叔，为什么是我？”

从她的肢体语言和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她某种程度上回想起了一次创伤事件，可能是童年时期遭受的虐待。然而在分享经历的环节她却只字未提，整个人变得严肃又僵硬，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根据生物遗传学理论，这名女孩已经“提高”了自己的防御能力，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远离了通过这项练习所回想起的痛苦。

通过这个例子我想指出的是，如果不进行治疗，即使时间过去了很久，曾经发生过的事件（如童年时期的虐待或暴力）仍然会在任何年龄阶段造成影响，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影响一个人的正常生活。

“为什么会产生创伤呢？一个人经历过的消极事件会导致创伤或心理损害，从而丧失面对问题的能力以及适应能力。当我们面对一种会引起强烈痛苦、恐惧、羞耻、无力感或恐慌的情况时，无论由于其发生时的强烈程度，还是因无法捍卫自己或逃避造成伤害的创伤事件，我们身体中的防御机制都有可能出现崩溃，无法适当处理发生的情形或制定控制反应。因此，防御系统将始终处于不恰当的永久警觉状态，使受害者受到与创伤相关的任何刺激之前，在生理、意识、行为和情绪水平方面触发与创伤事件中相同的反应”。

——创伤与暴力专家 弗吉尼亚·莫拉

在处理创伤方面，其中一个问题在于受害者报告的缺失。原因可能来自于受害者担心自己将面临施暴者所施加的严重后果，或者施暴者是自己的家庭成员或与家庭关系密切的人。

那些健康领域的专业人士有时会发现自己除了帮助受害者渡过难关以外，无法提供任何“解决方案”。

我的一位同事是来自拉丁美洲国家的大学教授，同时她也为贫困社区的人们提供治疗。在于她交谈的过程中，我本人也曾见证了上述现象。

她告诉我，她的一名病人是一位育有未成年子女的母亲，这位母亲曾遭到自己父亲的虐待，但却无法逃离这种环境。因为她缺乏独立生活的资源，而且无法把家庭完全抛在脑后。

同事遗憾地告诉我，这位母亲没有让女儿也参加治疗，只带来了自己的母亲，这种情况使干预治疗的效果极为有限。母亲在女儿面前遭受虐待却什么也做不了，这种情况实在让人无能为力。

“如何治疗创伤？对受害者的心理干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专业人员所采用的治疗重点和方法。

皮埃尔·让内、范德尔·科尔克以及赫尔曼等专门研究创伤的作家，都认为需要分阶段进行干预。

在称为“稳定”的第一阶段，干预目标在于减少或消除创伤后症状。就是为受到创伤的人提供资源和工具来调节并控制情绪，学习抵抗策略并增强他们的个人资源。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一阶段中必须激励自主。

第二阶段将更多地集中在针对创伤事实的干预方面。这一阶段的目标在于克服针对有关记忆的恐惧，适当处理有关事件，以便在个人的自我叙述方面进行“调整”。创伤性记忆常常呈现零散状态，缺乏叙述性，具有影响较强的感官记忆且缺乏整合。因此，这里的目标在整合。在这一阶段，可以使用诸如EMDR（眼动脱敏和再加工）之类的技术，该技术经证明在治疗PTSD和其他由创伤事件引起的疾病时疗效显著。

最后必须对这种整合进行巩固，加强治疗效果，并促使受害者再次与自身所处环境重新建立联系，通过最优方案适应日常生活以及人际关系。”

——创伤与暴力专家 弗吉尼亚·莫拉

因此，虐待将为人的情绪带来重大压力，然而这种压力对每个人的影响都不尽相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情绪智力发展情况，尤其在于复原能力。

“有些人抗压能力更强，因此更能抵御创伤。这些人的特征在于能充分控制自己的情绪、更加正面的自尊心、生活方式较为平衡，并享有社会支持等。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抗逆力或复原能力，人类有能力承受逆境的影响进而克服逆境，甚至可以在逆境中变得更加强大。”

——创伤与暴力专家 弗吉尼亚·莫拉

然而根据一些幸存者的证词，复原能力往往出现在受害者能够承担的极端情况发生之后，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纳粹集中营。

针对这些案例，研究人员展开了研究来分析，在同样经历了残酷战争的情况下，为什么有些人得以幸存下来，而其他人却没有做，以及幸存者中为什么有些人可以“重建自己的生活”而另一些人却沉沦在自己的绝望中。

在诸多分析以及证词之中，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开发了可以用来治疗创伤的意义疗法，进而发展出应对逆境的“公式”。根据这种“公式”，复原能力似乎与人的性格存在关联，同时也与人们思考和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关。

抗逆力是一种可以进行学习与培养的能力。人们每天都在承受压力，因此这种能力在保护个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经过适当培养抗逆力之后，人们可以学会如何克服困难。同时这也是学龄教育的重要性所在，这种能力可以帮助一个人避免一生中可能遭受的虐待或暴力所带来的影响。

情绪智力是情绪心理学在80年代热潮之中最重要的应用分支，情绪智力领域发展出了一整套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陌生的详细术语，其中包括抗逆力。我们可以把抗逆力理解为一个人在应对极端恶劣情形（如遭受虐待或暴力）进而取得“胜利”方面的能力的总称。

有些人认为抗逆力好比领袖气质，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个人品质。不过这种能力通常被认为是可以训练与培养，进而使人拥有克服生活中最艰苦环境的适当工具。那么，多大年龄适合开始进行抗逆力方面的训练呢？

香港大学针对这一问题主导了一项研究，研究结果发表在科学刊物《环球健康杂志》（ Universal Journal of Health ）上。

这项研究的参与者为257名学生，其中86％年龄介于16到20岁之间，其余参与者的年龄都在20岁以上，其中一半比例为女性。

研究人员向参与者发放了一套问卷，用来测量他们的压力水平，如是否存在与压力相关的生理症状、抑郁症症状、自信心水平、自尊水平以及乐观情绪等。

结果表明，一半的参与者认为他们具有足够的抗逆力、良好的自尊心水平以及良好的自我控制能力。

在性别差异比较方面，这项研究发现女性的焦虑和压力水平较高，而社会知觉水平有所下降。

与其他同龄人相比，单亲家庭的孩子（占参与者的10％）表现出的抗逆力和自尊水平较低。

研究显示，一半的学生抗逆力水平较低，这种结果些许堪忧。抗逆力可以通过培养来获取，而且对提高个人自尊心水平与学习成绩都非常有用。另外正如作者提到的那样，抗逆力不足会导致与焦虑症有关的睡眠障碍以及其他心身失调。

这项研究强调，这些年轻人仍处于发育过程中。教育中心通过一系列措施确保年轻人参与体育运动培育生理机能，同样也可以通过一系列项目来培养学生的抗逆力，提高学生的情绪智力以及面对压力与焦虑的能力。根据此前的其他研究，抗逆力对女孩产生的影响尤为明显，然而这一现象并未得到充分解释。

因此，培养抗逆力是支持虐待受害者的基本途径，可以帮助他们克服生活中的压力，尽可能摆脱这些经历继续生活且避免产生创伤。创伤会影响受害者看待自己以及自己与他人之间产生关联的方式。

家庭或学校是培养未成年人抗逆力的最理想场所，通过培养可使未成年人做好准备承受生活中任何形式的打击，减少与虐待或暴力有关的心理影响。 d6o44ZFJFpNGc8MrVzGOJ4TsAFAqlD5xIvuQzpEVcbQL7SfSLuZuSDvGTP/DB1w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