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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与组织关系重构的驱动因素

文/孙波

“人与组织关系重构”成为管理领域最关键的一个命题。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人与组织关系重构?人与组织关系重构的驱动因素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回顾人与组织关系的发展历程。

在不同的时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也各不相同。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早期,社会生产力落后,个体需要从事大量的体力劳动,管理者采取的是垂直管理的方式,由组织下达命令,逐层传递信息,个体遵照执行,个体没有自主决策权,沦为劳动的工具。工业革命开始后,企业管理者提出了人和岗位的配置关系理论,通过将人员有效地配置到适合的岗位上,充分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今天,关注组织成员的个人发展成为组织经营的目的,组织为个体的发展提供了保障,人和组织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进一步激发个体的创造价值活力,促进组织进一步发展,我们提出了人与组织关系重构的课题。

无论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发展到哪个阶段,都是在漫长的实践中通过不断总结规律逐步形成人与组织的关系。很多时候,企业的管理理论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如果我们不能找到人与组织关系变化的驱动因素,就无法预测组织和个体关系会如何演变。怎样才能找到人与组织关系重构的驱动因素?这就需要我们从人和组织两个方面着手,探寻答案。

(一)第一动因:技术不断突破和应用

我认为组织形态发生变化的第一个驱动因素更多来自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应用。

我们先来看一首诗:“双眸剪秋水,一手弹春风;弹尽琵琶怨,醉难入梦中。”你可能跟我一样震惊,这首充满意境的诗出自机器人之手,人工智能技术向人的大脑发起挑战。谷歌也曾展示运用AI技术处理复杂事务,那是人脑无法企及的高度。

我们必须正视这种变化,要认真思考这种变化会对组织产生怎样的影响。

李开复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说:“在未来的10年之内,世界上有50%的工作将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尤其是翻译、记者、助理、保安、司机、销售、客服等岗位。”这些工作都被人工智能替代的时候,组织内部的架构一定会发生变化。

2017年1月初,我应邀参加了阿里巴巴研究院主办的“远见2046——第二届经济智库大会”,此行彻底改变了我原来对阿里巴巴不太美好的印象。会上有嘉宾提出在未来的10~20年,有710万个岗位将会消失,在702种职业中有47%的工作会被人工智能取代,数据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充当了主要角色,其价值会超过石油、土地,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武装起来的新的实体经济会取代旧的实体经济。

我非常认同阿里巴巴研究院对前沿事物的很多判断和观点,阿里巴巴将不再是虚拟经济体,将发展为新的实体经济。而新的实体经济对于在当下经济体中生存和发展的组织一定会产生巨大影响。因此,驱动人和组织关系变化的最主要因素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院长在演讲中说:“我们过去做咨询的主要方式是依据我们的逻辑所展现出来的严密思考来引导客户的过程,现在不是这样了。现在,人工智能比人的逻辑性更强,并且能够处理大量的数据,这是人所不能企及的。”麦肯锡今后在全球范围内招聘管理咨询师的时候,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只招聘MBA、EMBA这些具有经济学与管理学背景的人。 他们希望招聘一些艺术类的人才来做管理咨询师,因为时代需要一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创新思维。这是不得了的变化,它一定会带来整个组织内部工作模式的重组。我们对此应该如何理解?

阿里巴巴研究院的人员认为,人工智能技术会推动组织形态演变,比如在新的实体经济里,新的组织形态叫作平台经济体,它把组织的分工协作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阿里巴巴研究院的人员认为,平台经济体具有四个特征,即数据驱动、平台支撑、开放协同和普惠共存。阿里巴巴研究院院长高红冰说:“在互联网经济之初,我们把它称作一代数字经济。互联网经济对数据和技术的应用带来了更大的贫富差距,但是平台经济是具有普惠性的。”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突破和应用,新的实体经济将会取代旧的实体经济,使得企业从传统组织向平台经济体转型。

那么,阿里巴巴所说的新的实体经济是什么?我发现新的实体经济有以下几个关键点。

(1)个人成为实体经济中的主体。

(2)当企业是公司的时候,公司与就业者签订劳动合同,但企业从公司演变为平台经济体的时候,开始以个人为中心,公司和个人之间所建立的劳资关系不会继续成为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体。

当我试图对新的实体经济的概念进行总结的时候,看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魏际刚提出的新经济的八大特征。这八大特征基本上印证了技术推动整个组织变革的过程。

新经济具有以下八大特征。

(1)以人为中心。在新经济当中,企业间的关系不再构成社会的主体,而是以个人为主体,劳资关系也不再是社会经济主体,而是以交易关系、市场关系为主体。

(2)实现数字化连接。

(3)新经济基于新的要素,其中最重要的要素是数据。

(4)全方位的协同和集成。

(5)自动化,包括全价值链的自动化。

(6)智能化。

(7)一切皆服务。

(8)大生态化。我们现在所谈到的生态圈、服务等内容其实都是新经济体的特征。

据此,我认为组织结构演变的一个很重要的驱动因素是来自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应用,尤其是AI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应用。

(二)第二动因:社会需求基准不断提高

从人的角度来说,新生代的产生对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提出了挑战。现在,企业管理者会发现传统的激励手段无法对新员工产生作用。是因为人发生了变化吗?代际之间出现的沟通问题是如何产生的?这就需要我们回归事物的本原,转换视角,重新看待问题;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传统的激励手段对新生代不起作用。

其实,我们可以将这种现象理解为社会需求层次发生了改变,也就是社会需求基准不断抬高,这是驱动人与组织关系重构的第二个重要因素。

“社会需求基准”是我创造的词汇,它所包含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进行分析。在研究、思考社会整体需求变化的时候,给出了以下三个基本假设。

(1)社会整体的需求层次也应该呈现出金字塔式的分布结构,大多数需求应该是底层需求。

(2)社会需求基准会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而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脱离了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开始寻求更高层次的需求。

(3)社会需求基准决定主流组织形态。众所周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府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或许表明一些人早已脱离了最基本的需求,但是社会整体没有达到这个层面。而我认为的主流组织形态是由社会需求基准决定的。

当整体的社会需求基准达到了情感与归属需求的标准时,就意味着绝大多数人已经脱离了基本的生存需求。

哪一个群体的需求基准在这个点位附近?就是现在的“90后”,尤其是城市家庭的“90后”。这部分人大多是独生子女,父母已经为家庭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当他们进入职场的时候,其需求基准已经提高,生存需求不再是他们的基本需求。他们的需求是什么?我认为是尊重的需求,甚至超越了这一阶段,直接上升到最高需求,也就是自我实现的需求。

关于这个问题,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所著的《我们孙子辈的经济可能性》中提出:“从满足每个人的生存需求角度来说,经济问题可能会在100年之后得到解决,随后工作量减少到每天3个小时,也就是一周工作15个小时。”

那么,当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满足我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社会整体需求基准提高的时候,会带来什么问题?我认为是人与组织关系重构的问题。

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随着人们需求层次的不断提高,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必须重构。

(三)未来最本质的问题——价值

既然找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两个驱动因素,我们就可以展望未来。人与组织关系重构之后,接下来可能发生哪些变化?

当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机器人取代了人类的绝大部分工作,并且满足了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后,就业不再是主要问题。此时,人们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剩余时间用来干什么?”经济学、管理学的问题由此演变为哲学问题。

经济学家凯恩斯说:“随着工作量减少到每天3个小时,就会出现如何打发剩余时光的问题。人们可能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道德规范,把社会从经济需要的‘隧道’中带入‘日光’中来。在此之前,全世界的人都不得不信守一种异化的,建立在与资本积累相关联的贪婪和剥削之上的丑就是美的道德标准。”

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很早就提出一个经典命题:什么叫美好生活?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但有两种主流的观点,一种是活力主义观点,一种是实用主义观点。活力主义者说人们要主动寻找需要克服的障碍和解决的问题,如果实在找不到,就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去寻找问题并加以解决。实用主义者说人总得做事情,不管做什么事,都有可能会遇到障碍。不管你的职业目标是什么,必须发挥聪明才智,全身心投入,以此来解决问题。这本身就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把这两种观点加以总结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共性。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哲学家,他们讨论的都是同一个问题,也就是价值的问题。假设未来会呈现出某种趋势,就必然存在价值的重新定义,以便与这种发展趋势相匹配。而价值包括组织的价值、个体的价值、用户的价值、社会的价值等。 JWeA3nNiYOEGWDdqjuPnR+s5PiNnQSxCa5Lgi1gexyx9iJMKHbF/mJMTGR9Cly5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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