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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学学院
图书馆开始工作的时间是1946年9月9日。对于我来说这是一座全新的城市：我姐姐以前就在艺术学院上学。德国人往市区丢下薄壳弹的时候，她确实还在维多利亚公园的基督教青年旅馆里住过（我刚来时那个弹坑还在）。我有位远房堂兄，名叫约翰·卡斯伯特·拉金。他从什鲁斯伯里过来担任韦杰斯顿男校的校长，正好这时候我也从十二英里外的威灵顿过来。虽然我先前听说过阿德莱家居店、密德兰文教用品店和德莱厄手工商店，但我还是得熟悉一下周边的环境道路。头三个月我和我姐姐一起住在拉夫堡，后来在伦敦街找到了一个可以俯瞰公园的房间。有轨电车轰隆隆一路碾压着经过这里到达石门（1949年所有电车停驶）。房间位于楼顶（这种环境对于我来说很熟悉：我的工作经历里有多半时间都住在顶楼——我现在还住顶楼）。顶层的电源线路让人极不放心，一旦它出现故障，我这位置可就没什么好羡慕的了。令人开心的是，虽然楼顶这一批群租单间的负荷超载程度经常高得可怕，却没有出过问题。
整个大学学院都被容纳在它最初的那栋大楼内（现在，我估计它已经改名为菲尔丁·约翰逊大楼了）。铜质门铃按钮的下方有一个小铜牌匾，写着“大学学院，莱斯特有限公司”。因为尽管它最近被列为大学拨款委员会的受益方，却仍然是一家有限公司。大楼原来是做疯人院用的，这已经众所周知。尽管如此，一览之下，这座楼还是极其漂亮。它的主室宽敞优雅，而侧翼构造出于某些明显原因却采取了小单间的形式。图书馆里的这些小房间，则构成了某种基础样式的研习室。图书馆占据了二楼半边的L形侧翼，下面就是物理系：它的入口位于主廊道的尽头，这条主廊道贯穿了整个楼宇的中央部分。
学院1945到1946年度的经常性拨款是一万两千英镑；“显然将来还会有所增长”，这是学院年报的预测。我很愿意把自己视为它的一分子，但其实我是被安排来替代莱拉·毕晓普的。她正准备调到雷丁大学图书馆。我对馆长班奈特小姐一直很感激，因为她冒险尝试选用了一位看起来不可能有什么出息的应聘者。她唯一的规限，就是要求我继续利用业余时间拿到职业资格认证（那年头这样办事还是有可能的）。说真的，二十世纪中叶所有那些大学学院，应该无限感激它们的各位女馆长，莱斯特的班奈特小姐、南安普敦的亨德森小姐、雷丁的柯库斯小姐，赫尔的卡明小姐！她们在人员不足、设备缺乏、资金紧缺的情况下，一路奋战熬过了饥荒岁月，而且从不认为哪件事做起来会有失身份：她们负责订购书籍、验收登录、编目、归类、移交流通、记录图书去向、找人装订，以及其他一切可能要做的事。单凭这些书籍的数量，可能就会（也确实会）让后任的馆长望而生畏。图书馆全体职员包括班奈特小姐、莫莉·贝特曼还有我自己。我们在开课期间的每周工作时间是六个上午、三个下午和一个晚上（晚上7:15结束）。我们轮班为读者提供服务，给图书重新上架，中途挤出时间按照中世纪的方式给需要入馆的书籍编目。每一张卡片都要手工抄写。我的工资是三百五十镑。1947年上半年涨过一次工资——每个人工资都有上涨——我的涨到了四百五十镑。
我上班第一天上午验收登录书籍时，往总目录里增添了E.刘易斯·利里藏书的一部分。利里博士是一位音乐爱好者，他把自己那些精彩的乐谱和书籍藏品都陆续捐给了学院图书馆：他的藏书票上有一句双关的引言：“羊肠竟然能够将人的灵魂从身体里拉出来，这难道不是很奇怪的事吗？”
我在干活时，莫莉就在旁边盯着看，无疑是在评估我的字迹书法。她后来告诉我说，她在剑桥大学图书馆上班的第一天，有位老馆员也是同样地看着她，十分钟过后，才细声细气地问她钢笔是否合用。当时剑桥的标准肯定严格得不得了。图书馆没有打字机。1948年我从市面上花三十镑买了一台二手货，馆里给我报销了费用。莫莉小姐的所有信件都是亲笔手书。后来我和利里博士也成了熟人：他使用绿色的墨水。他在借书登记卡上的签名（我们当时使用卡片而不是借书条），会让伊丽莎白一世的签名也显得像是公立小学用的铜版体。我们午餐时去伦敦街一家名为“闲谈者”的小饭馆：我相信它还在那地方。有段时间店里还养了一只名为马默杜克的橘猫。
约莫一个月过后，秋季学期开始，我可以就此了解自己新加入机构的类型性质了。学校共有二百十八名全日制学生，所有人都在积极准备伦敦大学的校外学位。多数院系的教职成员是一名教授或系主任，再加上一到两位协助他工作的讲师：在两次大战期间，多数系主任都是单枪匹马地做事情。（现在那些挑剔各自“学术领域”的年轻讲师们，不妨想象一下当年场景：一个人要与另一个人分担全部教学任务，考试则通过某个外部机构来安排和评分。）教职员工一起吃午餐，是在当时被称为校外食堂的地方。头两道菜由女招待端上来，但是两盘布丁却摆在校长和副校长面前。他们分坐在餐桌两头，给同事们分菜。谈话气氛非常融洽。“那个罐子里有啥？”有一位职位较高的教员会问。“不是你想要的。”另一个则会这样回答。
许多年轻教职员都没有结婚，所以大家的社交活动很频繁：在废弃很久的球场上打网球，还有舞会和戏剧表演。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我们确实不谙世故。我始终没听说过大学教师协会（AUT
）。我从来没看过图书馆委员会的备忘录，也不清楚元老院里正在讨论什么。我对图书馆拨款的规模或来源一无所知，更不知道怎样改进图书馆办公空间不足、安排布局经常很荒唐的问题。工人们习惯于不打招呼就过门，然后开始挪动调整：1947年11月的某一天，因为我下午不用值班，所以吃完午饭就准备离开。这时来了一帮铺地毯的人，让我赶紧腾出六个超大的空书架。我想都没想就放弃了后半天的休息时间。今天的助理图书馆员们可不会如此温驯。
当时没有学生工会，但学生自己就是凝聚力很强的团体。我来校第一个学期快结束时，他们发起了为期三天的罢课运动。这样做不是为了推进自身利益，而是为了抗议几位人缘极好的系主任没有荣升到新设立的职位。这是我首次体验到如此剑拔弩张的场面。罢课后的第二天，有位记者在空荡荡的教学楼大厅里向我打招呼。他问我，学生们不来上课的时候，教师们在做什么。我恐怕自己当时有暗示说，他们正在享受这种被动的闲散时光（莫莉和我当然照常工作）。这句话出现在当晚的《莱斯特水星报》后，引起了人们的极度愤怒。幸运的是这句话只是匿名引用。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充满了尊严体面，它丝毫没有沾染今天常见的各种政治意味：有些学生先前服过兵役，他们的举止彬彬有礼，而且富有责任感。即使当时“参与”这个概念已经存在，他们显然也没有加以滥用。1948年11月，当王室宣布查尔斯王子诞生时，他们当中有位同学对学院没有升旗而感到愤慨。最终学院升起了一面英国国旗。这位学生说，旗子挂颠倒了。
我在1950年9月份离开时，学院已经发生了相当多的变化。图书馆的一侧翼楼进行了扩建：图书馆通过广告招聘到了新员工，级别上有比我们高的，也有比我们低的。莫莉和我继续修习函授课，最终成为图书馆协会的注册助理馆员。我的工资飙升到了五百英镑，学生的奖学金数额则达到了七百。学校迅速盖起了一些新大楼：某个类似于临时食堂的房子已经建成。我们的午餐配送也不再通过女服务员与校长、副校长联手配合来完成了。学院从整体来说正在变化：它变得更大、更少人情味。到处都是脚手架和成堆的砖头，而且（曾经）还有一长排的厕所在等待兴建。当我离开时，生物楼（或阿斯特利·克拉克实验室）仍然在使用。还有一座名叫沃兴顿的大楼，里面有新的教师交谊厅：在我的记忆里，这两幢大楼比后来出现的什么大学建筑群要雅致多了。
我最终离开时，思绪里更关注的是未来，而不是过去。我当然没有想到，自己曾经隶属的这个所谓学术共同体，很快就会被取代，然而它所具备的优点，到了一定时期将显得弥足珍贵。这种反思，是二十五年过后能够带来的最佳收获。
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