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枪匹马，未经训练

1943年秋天，劳工部来信问我最近在做什么。我原本想回信说：我刚上完大学，读完英语文学专业，目前正在家里写小说。但我随即做出正确判断，发觉这种问询不亚于一种警告：最好还是赶紧找些事情来做。我翻出当天的《伯明翰邮报》（那年头我们订阅的报纸），很快发现了一个小城市的地方议会招聘图书管理员的广告。工资每年一百七十五英镑（外加日用津贴，依照惠特利工资标准 ，男性是四十五英镑十先令，女性是三十六英镑八先令）。工作责任范围是“借阅图书馆（向公众开放）的每日常规运行，以及浏览室监管任务”。

我翻查了一本地名词典，发现那座城镇距离某位大学朋友最近任职的学校约有十二英里。他在那里担任临时助教，当时也在创作一部小说。这貌似是吉兆，于是我就提交了申请。在规定日期内，我收到了要求参加面试的通知。我想了想，觉得还是要找些东西看，了解一下对外开放的图书馆究竟怎样运营。本地图书馆有一位很友善的高级助理馆员，她非常好心地花费了一上午时间告诉我怎样订购图书、怎样入库登记和编排目录，然后给了我几小袋单独的标签条，是图书外借后塞入借阅者卡片档里用的。“明天再来吧，”她说道，“我跟你说说馆际互借的事。”

我父亲不动声色，笑盈盈地递给我一本绿色封面的调查报告。报告出版的时间是前一年，标题为《大不列颠公共图书馆体系》。我在11月13号把它带上了火车，参加面试的那一天。外面的雨水拍打着车窗玻璃，我看到作者寥寥几笔就概括了数家服务于两万到三万人口的图书馆典型代表：“建筑古老，库存单调，没有像样的传统来支持……管理方法古老陈旧，包括还在使用颇为肮脏的检索指示卡［这是啥玩意儿？］……工具书阅览室里的全部家当，是两小架相当无用的物件……”关于“I”类图书室的记述，也格外让人心惊胆战：“儿童书籍甚至比提供给成年人的书籍还要污秽得多。没有像样的借阅台；单枪匹马的图书管理员完全未经训练。”当时我猜想，自己刚刚提交申请的地方当局，它所在地区人口数量比这地方还要低：那里的图书馆会不会更糟糕？可以肯定的是，它准备招收的图书管理员看上去就像是单枪匹马，而未经训练的程度几乎也是无人堪比。

麦克柯尔文先生，也就是我刚才引用的这几句犀利话语的作者，他这番话其实已经客气得不能再客气了。我提交申请的那家地方议会，此前曾征引《图书馆法案》，建造起一座图书馆来庆祝爱德华七世的加冕。这是一座朴素的两层楼建筑，有一间阅览室，一楼有锅炉房，还有一个借阅馆，楼上另有一间基础级的办公室兼参考书阅览室。图书馆漂亮的正面石墙上铭刻着“公共图书馆”的字样，还记录了它成立的原因和时间（我记得年份是1903年）。伍尔弗汉普顿市一位破产书商的儿子，被任命为图书管理员兼守门人。最令人吃惊的是，当我四十年后出现在这里时（因为我的求职申请通过了），几乎一切都没改变。那位管理员兼守门人仍然还在。他现在已经是一位年龄不低于七旬、气宇轩昂的老先生，在屋里还戴着帽子，而且时常漫不经心地擤鼻涕，就好像有人在远方奏响了长号。多年以来，除了本职工作，他每天早晨还要擦洗地板，再给锅炉生火，而且原本可能以此终老。他离职后从没到图书馆看过书。我后来只见过他一次。他在闭馆后过来串门（“有人在吗？是老混蛋来啦”）。我们一起聊了会儿天，主要是说他养老金怎么不够用，还有他的葬礼安排（“我已经告诉老婆了，让她留在家里喝点儿威士忌”）。我惶惑不安地联想到，自己将来的生活是否也会跟他差不多。

1903年的时候，图书馆当然仅限于内部使用。到了三十年代，它开始努力改进运营方法，以期变得现代化，并向读者敞开大门，还新建了借阅台。馆里甚至还购入了一册刚出版的杜威著作。在其他方面，它仍然保持着古老面貌。那个锅炉虽然不需要我每天去生火，但我得给它添煤。暖气片几乎没办法烧热，怎么看都像是安错了位置。这幢房子里唯一的温暖来源是煤气灯。它们只能用长蜡烛点亮，而蜡烛油容易滴得满地板都是。我在学会怎样处理这种事之前，自己经常被滴落一身。馆里没电话。存书量总共约四千册，其中三千册是小说，其余的则是非虚构类和少儿读物（小孩子可以进馆，对于我的前任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书架非常高，但饶是如此，仍然还有好几摞蒙着厚厚灰尘、撤架很久的书籍堆放在架顶上。我真希望自己先前能把这些书和目前的库藏记录得再详细些：总体来说，它就像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早期小说广告页的画面复活过来一样。一大批读者都是老年人。他们觉得爬楼梯挺费劲，但还是打算克服困难，到这里来阅读亨利·伍德夫人、弗洛伦斯·L.巴克莱、西拉斯·K.豪金、罗莎·N.凯瑞和其他许多人的作品。 其余的或是小孩子，或是满怀希望的成年人，其中有些是从外面来的陌生人，他们已经习惯于接触到更好的东西。

我的日常工作首先是收拾当天的报纸杂志，把它们及时摆放到阅览室，再在上午9点对外开门。然后我就撤退到闭架借阅处去处理邮包。工作虽然不起眼，但还是要一张张填表申请馆际互借，再把一本本要归还的书籍打包寄送（幸运的是，邮局就在图书馆正对面）。在这以后，直到下午3点到5点对外借阅“轮班值勤”开始之前，这段时间都属于我自己了。房东太太真心不愿意起早生火取暖，于是我就到馆里写小说，吃完午饭后再带回家继续写。晚上6点到8点时我再值一次班，把图书杂志放回书架，并及时理清事务，再在8点半关闭阅览室。这样一天过得很漫长，从某些方面来说挺累人。刚开始做的时候，我的记录里有一周是在二十小时内借出了九百二十八册书，换句话说就是每七十七秒钟一册——也许不算太多，但我还有同等数量的一批书籍要归架，而有些书架只有爬梯子才能够得到。刚开始上班时，因为连续不断地给图书盖章，我的一只手都磨出水泡来了。

显然，无论是馆藏还是人员配备，相对于读者的潜在需求，甚或是切实的需求来说，这家图书馆的基础条件根本就不完备。与此同时，想要找到解决办法也有难度：有难度，是因为我实在不知道怎样跟市议会周旋。比如说，要求再任命一两名助手，把购书拨款额翻一番，或增加两倍（我觉得，当时其实并没有这种款项）；或是给图书建档做目录，完成大楼设施的现代化，等等。另外，就算我知道怎么做，考虑到当时正处于战争状态，估计也拿不到钱来做事。好在图书馆的管理委员会对我很是理解同情。委员会主席是一位态度友好、具有前瞻眼光的学校校长。他们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书架上开始出现新书（我听到有人说我“把图书馆里装满了脏书”——不是麦克柯尔文定义的那一类“脏”书，而是劳伦斯、福斯特、乔伊斯、衣修伍德等人的作品）。一年九个月后我找到了一位助手，这样借阅室在上午也能够“轮班值勤”了。读者人数扩大到原先的两倍。借书量也同样增长，从每月三千册到了六千册。我上班后最夸张的增长数值，是馆际互借数量。它从我刚来时的年均六十八册发展到我离职当年的四百九十九册：这些书主要是借给了第六学级的学生，还有那些专业兴趣明确、正在学习课程的读者。大多数书籍来自于规模庞大、慷慨襄助的伯明翰各市属图书馆。那时H.M.卡什莫尔正担任这几家图书馆的主管。他是众多馆长里最不知疲倦的通信者之一。我几乎没有哪天不收到他的一封亲笔签名信。信里会纠正某一份申请表里的细节问题，或是指出哪一包书捆得不结实。我后来遇到的其他图书管理员都跟我确认过相同的经历。

当然，我在的这家图书馆原本应当纳入郡县公共体系，而郡县部门也急于完成这件事：它先前已经给我们发送过大约三百册流转书籍，每隔几个月再更换其中一部分。单凭这部分书，就足以让读者不至于毫不动心。不过，由于本地市议会已经在1901年左右通过《图书馆法》，所以郡县部门无法将它强行收并。颇有一些热爱当地的居民认为，既然有“那个新来的年轻人”，图书馆还是能够提供妥善服务的。当然各项改进措施正在落实：大家做的每一件事几乎都算改进（我在早期的一则报告里陈述说“本馆已将《泰晤士文学增刊》和《泰晤士教育增刊》正式列入待订阅名单”）。在人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图书的那些年代，读者反响如此热烈，以至于我不断争取订购更多的读物，但跟当时的需求相比，能做的事情其实很少。我用写小说进行自我安慰（第一部已经完成，第二部已经开始）。为了获得图书馆协会的资质证书，我还进修了一门函授课。

我在馆里的任职时间总共持续了两年零三个季度。我离开后三年左右，市议会实际上也放弃了管辖权，而“我的”图书馆也变成了郡县图书馆的一家分馆。最终它获得重新改造和扩建，并在1962年成为主馆。让我惊讶的是，我还受邀主持了它的落成仪式。通常我都会避免类似差事，可是这次邀请意味着相关人士未曾认为我当初的所作所为属于理应忘却的不幸往事，所以我感到特别欣慰，就愉快地答应了下来。建筑师的工作卓有成效，因此根本看不出原先某个地方还有锅炉房，也看不到那些狭窄楼梯，或布满蛛网、脏兮兮的盥洗室。我那位年迈的前任曾经用铅笔在墙上写下一系列的日期数字，是某品牌的药剂生产编号，还有一个看似“马莱山”的名字。新图书馆是错层设计，显得颇为华丽。它现在已经拥有像样的馆员工作区，一间音像室，一个单独的儿童图书室和一部运书直梯。

我在聆听别人讲话时（其中有我的老上司，他仍然还担任委员会主席），思忖自己究竟何德何能，可以出席这次庆典。我不曾取得过任何恒久的成绩：与郡县图书馆体系的合并，只不过稍许推迟了几年，而且可以说，是我让这件事变得势所难免。我发觉自己心里惦记的还是一个个单独的读者：我介绍他看福尔摩斯的那个男孩；派遣信使取书的那位老夫人，我至今还保留着她最后送来的字条：“由于视力日渐衰退，我决定不再成为‘免费图书馆’成员。请接受我诚挚的谢意，感谢您在过去数年间为我热心挑选书籍……”另外还有些人，比如说圣诞节送过我十盒“寇金特”香烟的女士（苏格兰合作批发协会 的产品）。我还想起了目前那些知识渊博的“毕业见习生”。他们先在大学图书馆工作一年，然后再到图书馆专业学院学习一年。我进一步猜想，现在究竟有没有图书馆还像当年此地的落后面貌。或者说，现在还有没有图书管理员在刚任职时就像我当初那样毫无资质。如果没有的话（因为这种可能性似乎很大），那么，这无疑是我回想往事时的最大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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