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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因为已故的威廉·贝尔，如果当年这位默顿学院的本科生没有准备制作最终被他命名为《战争时期牛津诗歌》的合集，《向北之船》很可能就不会出版。在1941年那一版绯红与黄色封面的《牛津八诗人》问世之后，牛津大学的诗歌据称再次呈现出上升趋势（凯斯·道格拉斯、西德尼·凯耶斯、约翰·希斯-斯塔布斯、德拉蒙德·艾利森等人）。这时候贝尔无疑认为，再次召唤聚集诗人的时候到了。他编录的合集在1944年出版，其中包括第一辑里的艾利森、希斯-斯塔布斯和罗伊·波特，还有贝尔本人、弗朗西斯·金、我、克里斯多弗·米德尔顿和大卫·莱特这些新名字。我不知道第二拨名单里有哪些曾经入选过精装书籍，而我当然是头一回。
不过在这本书问世之前，正在准备筹印的出版社社长给部分入选者写了信，问他们是否介意交付自己单独的作品集。这家出版社的规模虽小，但在当时颇有名气。我收到的那封信使用了优质信纸，签名是一种难以辨认、宽笔尖的草书字迹：我觉得受宠若惊，于是在我父亲那台老式的便携式安德伍德打字机上打印出三十首左右的诗。出版商看来比较喜欢，说他可以在明年初付梓，这样“或许在二月份的时候书就做好了”。由于当时已经临近十一月底，所以我立刻激动得不行。不过我当时肯定要求避开过一些合同条款（根据《作家与艺术家年鉴》里的回忆内容）。因为我在一个月后收到另一封信（圣诞节前两天），信里向我保证，没必要非得在这方面达成一致。
现在再看这部诗集，似乎有些令人称奇：有人居然在不提供一张预付支票、没有紧催慢赶百般胁迫的情况下，就答应要出版它。不过，当时我眼里的情形并非如此。当出版日期从二月变成三月，从三月又变成四月。我对原先允诺有六本赠书的期待，在心急火燎的心态下积聚成愤怒，最后变成了无动于衷：我在查看当年记录时才惊诧地发觉，他们在我发出打印稿以后，足有九个月（1945年7月31日）才出书。这就彻底表明我最终为什么会相信自己的臆想，以为已经等了十八个月，甚至是两年时间。我在查看这些记录时满心愠怒。
这可能并不是首次出版作品的最佳方式：我在牛津的朋友布鲁斯·蒙哥马利，正在以艾德蒙·克里斯平的笔名给葛兰兹出版社写小说。
此外劳特里奇出版社已经跟凯耶斯和希斯-斯塔布斯签约。不过，我总算能跟狄伦·托马斯、罗伊·富勒、尼古拉斯·莫尔和其他名人忝列同一份出版名单。书籍的制作也足够精良，几乎没有错印内容。最主要的是，它无庸置疑已经
在那里
，是明确实现了的追求目标。不过它能算是吗？当时的感觉，就跟现在一样。每当我仔细思忖，难免会感到一种微弱或强烈的痛楚，是羞耻与失望的混合。这种感觉，部分原因是书籍内容所致，但也不全是：我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被人骗了。我说不清具体情形。但他们从来不提二月的约定，这真是遗憾。
回过头来看，我在这些诗歌里找到的，并不是哪个已被抛弃的自我，而是好几个——前中学生的自我，在他看来，奥登就是“老套”诗歌之外的唯一选择；大学生的自我，他的作品被某个朋友吹捧描述为“狄伦·托马斯的手笔，但你却有一种独到的愁绪”；还有那位牛津刚毕业的自我，离群索居在什洛普郡，守着从当地女子学校偷来的一整套叶芝。这种对于风格的追寻，只是处于某种常见的不成熟状态的表现。或许还可以找个托辞说，对于初习诗歌者而言，战争年代是一个不利的时机。但实际上当时几位主要诗人——艾略特、奥登、狄伦·托马斯、贝杰曼——全都在发出响亮清越的声音。除非是判断失误，否则没有理由纠缠在《诗歌季刊》和《伦敦诗歌》这些层面较低的刊物里。我的同龄人也没有经历过类似的磨难。我记得有一天在布莱克威尔书店浏览某一期《彻韦尔河》杂志时，不经意看到约翰·希斯-斯塔布斯的《雷波莱洛》：我立刻就陷入极度迷茫。我从未听说过雷波莱洛，而且这首诗算哪种类型——他在模仿谁的作品？他的朋友西德尼·凯耶斯也不让人更省心：他在跟历史对话时，可以像有些人对门房说话那样。他提到的名字，例如席勒、里尔克和吉尔斯·德雷兹，让我希望自己能够读一些比英语语言和文学更具挑战的作品。他目光犀利的棕色眼睛给人印象至深：我有一天在图尔街遇见了他。那时地上还有积雪，而他戴着一顶俄式的皮草帽。他停下脚步，所以我估计我们肯定彼此都认识，所以现在得聊两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还有什么可聊的话。我现在只记得，当时我们什么也没聊。
这部诗集里彰显出叶芝的风格，这一点值得稍加解释。1943年弗农·沃特金斯
访问英语俱乐部，随后又驻留在附近的一家空军基地。他满怀激情而不容置疑地向我们大肆灌输叶芝的诗歌，尽管到最后他根本没来得及念完讲话稿，而会议主席只好强行宣告他的演讲到此结束。弗农的最后一项举动，是给我们这些坐得最近的人分发自己刚才引用的诗集，然后就兴高采烈地消失在门外的黑夜里了。这个夜晚给我留下的印象极深。在过后几周，我的任务就是回收他借出去的这些书，再把它们拿到布拉德韦尔还给他。这些书里有许多是库阿拉出版社
的限量版，而叶芝晚年著作那时还很少见。弗农那时跟某个名叫布莱克伯恩的住在一起，那人养了头山羊。再见面时，弗农给我念了洛尔迦
。
这段经历导致的结果，是我在后来三年时间里一直努力写得像叶芝那样。这并不是因为我喜欢他的性格人品或知晓他的理念，而是因为迷恋他诗歌里的音乐感（我想这个词是弗农用过的）。说句公道话，我必须承认，它是一种效果格外强烈的音乐，像蒜味儿一样四处弥漫，而许多更有才华的人都毁在它手里。其他人都觉得它很乏味。我还记得那天晚上布鲁斯·蒙哥马利插嘴打断我的情景，当时我正在用低沉的嗡鸣声音第三遍或是第四遍地朗诵着“当我就这样抛开忧愁／如许之多的甜美涌入胸口……”，“他应该做的不是抛开忧愁，而是请求原谅”。不过那时布鲁斯已经知道查尔斯·威廉姆斯了。每天晚饭后我打开自己那部巨大的暗绿色草稿本，经常要做的预热准备，就是翻开那册梅红色的1933年麦克米伦版的叶芝诗集。我一直读到了《一位年轻而衰老的女人》。这也就意味着，其实我从来没有汲取过他晚年那些更加凌厉的诗歌内容。这从我的作品内容里也可以体察到。
它的反作用力来临时，则显得波澜不惊，而影响却彻底持久。1946年初，我有了新的栖身之所。它有一间窗口朝东的卧室，所以我每天大清早都会被阳光照醒，感觉很不舒服。这时我通常会找本书看。当时我床头摆了一小册蓝色封面的《托马斯·哈代诗选》：当时我只知道哈代是位小说家。至于他的诗歌，当时我完全认同利顿·斯特莱切
的裁判结论：“这种阴郁无法通过字词间的一丝优雅而稍加缓解。”这个看法并没有持续多久。如果要问我，它是什么时候消失的话，我想应该是第一次读到《关于菲娜死讯的忆想》的那天早晨。很多年以后，让我吃惊的是，弗农说狄伦·托马斯在本世纪所有诗人里对哈代最为称颂。“他觉得叶芝是最卓绝伟大的诗人，”弗农说道，“但哈代是他的挚爱。”
这部书最仁慈、堪称唯一的批评家，是“空军上士沃特金斯五世”。他在士兵食堂里写的那篇评论，真是不吝鼓励（我先前是否回忆过他引用叶芝的那则轶闻“我始终在鼓励，始终如此”？）他最严厉的谴责，只留给了一两首诗作，而且“并非最终看法”。他还补充道：“昨天，我销毁了大概两千首在我目前看来毫无意义的诗。”虽然有这样的暗示，尽管我也相当犹豫，但这本书还是再次付印，因为现在似乎仍然还有相应需求。我改掉了两处误印的内容和一处语病。作为诗集的尾声，我增添了一首诗。它大概是一年过后写的。尽管它并不比其他诗作明显好多少，却表明了凯尔特的体热
消退过后，一位病人的熟睡情形。
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