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本书里收集的文章，除去一篇以外，其余都是应邀而作的文字。当然，大多数都是些评论文章。因为一旦你成为知名作家，就会出现一种意想不到的后果：人们以为你从此就有能力评判其他的作家。不过，在我受邀完成的每篇稿件背后，往往还有其他几份被拒绝的篇目。这样做或是出于时间考虑，或是因为不感兴趣，或是水平不足。当然，有人来约稿还是很荣幸的事，但终究要有个限度：报纸和杂志栏目的空缺必须得填满。如果你不想做还会有其他人。只有相当多产或境遇极其窘迫的人，才能够包揽全部约稿，有求必应。

因此，这些再版的文章，几乎没有多少连贯性。我从不向任何编辑提议说，我应该写这篇文章，或是要评价那本书。这样一来，我的劳动成果其实是别人的想法所致，而不是源于我自己。这并不是说，我在完成这些任务时漫不经心。一个优秀的书评家会把学者的知识、批评家的判断力和说服力，以及记者文章的可读性结合到一起。当我感到自己跟这个理想标准的差距还有多远时，只能更迫切地想要拼尽全力写好。我听人说，一个人如果在三年时间里坚持给自己的导师撰写每周读书报告，就会发现文学新闻评论的工作比较容易：我并不这样看。我发现这些书读起来很费劲，想围绕它们说点什么也很费劲，最费劲的是想好以后再说出来。我最后能够坚持下来，是因为几位友善的文学编辑始终鼓励有加，尤其是《卫报》的比尔·韦伯；先后任职于《旁观者》杂志、《新政治家》与《聆听者》（当然，现在已经叫《伦敦书评》了）的卡尔·米勒；还有分别任职于《聆听者》《新政治家》与《文汇》的安东尼·斯韦特。我很想记录一下我对他们的感激，尽管当初我对他们表现出勉为其难的样子。

我自己主动写的那篇文章，是《爵事钩沉》（ All What Jazz ，1970）的序言。这部爵士唱片评论集是我在1960年至1968年间给《每日电讯报》写的。我原本打算私人出版这本书。这也是当初我为什么要找到现已倒闭的赫尔·普林特斯公司付印的原因。我的出版商一直等到我写信询问他们是否准备发行这本书的时候，才把它接手过来。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要在书里使用那种轻快而挑衅的语气以及我在写作时的愉悦。其实我后来还在继续写唱片评论，直到1971年底。我在最近三年里写的几篇也和这篇序言放到了一起。

尽管我在接到文学约稿时，难免总是心头一沉，在完工时也难免产生一种非比寻常的释怀感，但接受类似委托，无疑让我心智的某个部分得到了锻炼，否则它可能继续处于休眠状态。从这个方面看，它们对我很可能没什么坏处。重印这些文章，是因为其中有些内容已经开始被人断章取义地引用，而我想要重申它们的表述语境，尤其是文字形成的日期。我希望，它们还会再传递一些其他内容。否则的话，我也没理由非要像现在这样翻尸盗骨。

除了一些零碎的文字修整，这些再版文章基本上是它们首次问世时的面貌。文章排列是按照出版日期的先后顺序。“回忆”这一部分则是例外，它以主题思想出现的年代顺序作为排列依据。

P. L.
198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