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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空着手做木工活，更不能空着脑袋思考。
——博·达尔布姆
思考是件难事。有些问题艰难得让你一思考就头疼。我的同事、神经心理学家马塞尔·金斯伯恩（Marcel Kinsbourne）说，思考之所以困难，是因为通向真理的崎岖小径与诱人的捷径争持不下，而捷径往往只是条死胡同。我们在思考时所做的大多数努力就是在抵御诱惑。我们不断受到它们的纠缠，还必须为了手头上的任务硬着头皮想下去。唉……
有一则关于约翰·冯·诺依曼的轶事。冯·诺依曼是一位数学家也是一位物理学家，他将阿兰·图灵的想法，也就是所谓的图灵机，变成了真正的电子计算机，现在我们称之为冯·诺依曼机，例如你的笔记本电脑或智能手机。冯·诺依曼是一位大师级的思想者，以能够在头脑中闪电般地进行大量计算而闻名。像所有著名的故事一样，关于他的故事当然也有许多版本。按照我这个版本的说法，有一天，一位同事拿了一道智力题给他，这道题有两种解法，一种是需要复杂计算的繁琐解法，另一种是比较巧妙的解法，是那种“啊哈”式的解法。这位同事有一个理论：遇到这道题时数学家会采用那个繁琐的解法，而更懒但更聪明的物理学家会停一下，然后找出巧妙的解法。那么，冯·诺依曼会采用哪种解法呢？
你们应该听说过这样一道难题：有两列火车相距100千米，在同一条轨道上相向行驶，一列火车的速度是每小时30千米，另一列的速度是每小时20千米。当两列火车相距100千米时，一只鸟以120千米的时速开始从火车A飞向火车B，到达后再飞回火车A，如此往复直至两列火车相撞。当两列火车相撞时，鸟一共飞了多远？“240千米。”冯·诺依曼脱口而出。“该死的，”他的同事说，“我猜你会用那个难的方法呢，求无穷级数。”“啊！”冯·诺依曼拍着自己的脑门尴尬地叫道，“原来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呀！”（提示：两列火车相遇所用的时间是多少？）
有些人是天生的天才，就像冯·诺依曼，他们可以轻松解开最棘手的谜团；而另一些人虽然步履蹒跚，却天赋“意志力”，这一英雄式的品质使他们能在追逐真理的道路上坚持到底。然后，就剩下我们这种人：没太多天分还有点懒。可是我们仍渴望理解周遭的事物。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使用大量的思考工具。这些方便的、辅助性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拓展想象力、保持注意力，让我们妥当甚至优雅地思考真正的难题。
这本书就收集了我所喜爱的种种思考工具。我不只要描述它们，还将用它们引领你们的头脑轻轻穿过那令人不适的领地，直达关于意义、心灵和自由意志的本源之域。我们将从一些对各种问题都适用的简单而普遍的工具开始，其中一些我们已然谙熟了，而另一些尚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和讨论。然后，我会让大家了解一些为特别目的而设计的工具，它们可以破除这样或那样误导人的想法，这些想法就像深深的车辙，连专家有时也会狼狈地深陷其中。我们也会认识并拆解种种不好的思考工具，因为一不小心，那些拙劣的说服技巧就会把我们引入歧途。无论你们是否能够安然抵达我所设定的终点，是否决定与我一起在那里驻留，这趟旅程都将用全新的思考方式武装你，让你得以思考这些主题、思考思想本身。
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可能是比冯·诺依曼更富传奇色彩的天才，他的确天生就有一个世界级的大脑。他也爱做有趣的事，我们都该感激他，因为他特别乐于给我们透露那些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轻松的诀窍。不论你有多聪明，但凡有简单的方法可用，你就会变得更聪明了。他的自传《别闹了，费曼先生！》（ Surely You're Joking, Mr. Feynman! ）和《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 What Do You Care What Other People Think? ）应该被每个有抱负的思考者列入他们的必读书目，因为这两本书给了我们很多启示，比如关于如何驾驭最棘手的问题，甚至还有在想不出什么更好的点子时如何花言巧语地把听众侃晕的方法。在受到他书中许多有益观点的启发，并且看到他在分享自己的大脑如何工作这件事上所表现出的真诚之后，我决定在同一个话题上试着谈谈自己的想法。它们没有多少自传性质，但却志在说服你们在思考那些论题时采用我的方法。我没什么诀窍，只是不厌其烦地诱导你们放弃对一些信念的固执，我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展示我想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想。
像所有工匠一样，铁匠也需要工具，但有句实际上已经没多少人知道的老话说得好：“只有铁匠的工具自己造。”木匠不为自己制作锯子和锤子，裁缝不给自己制作剪子和针，水管工不给自己制作扳手，但是铁匠能以铁为原料制作锤子、钳子、铁砧和凿子给自己用。那么思考工具呢？谁制作了它们？它们是用什么制成的？哲学家制作过一些最好的思考工具，不用任何材料而仅凭观念，即信息的有效结构。笛卡尔给我们带来了笛卡尔坐标系，如果没有坐标系中的x轴和y轴，那么由牛顿和莱布尼兹同时发明的最卓越的思考工具——微积分就几乎不可设想。帕斯卡为我们带来了概率论，这样我们才能简便地计算各种赌注的概率。天才的数学家托马斯·贝叶斯（Thomas Bayes）给我们带来了贝叶斯定理，它是贝叶斯统计思想的基石。不过，本书所着重讨论的大多是更简单的思考工具，不是数学和科学所用的精密、系统化的机器，而是头脑的工具。它们是：
标识。 有时，在你翻来覆去思考某个事物时，给它取个生动的名字，会有助于理解这个事物。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在所有标识中最有用的是警示性的标识或者“警报”，它们让我们对可能的错误来源保持警惕。
例示。 有些哲学家认为，如果在哲学工作中使用例子的话，即便不完全是耍花招，至少也是不必要的。这颇像小说家在他们的小说中避免加入插图一样。小说家以用文字实现所有表达为荣，而哲学家则自豪于能够以严密的形式呈现仔细摆弄过的抽象概括，尽其所能地使其接近数学证明。他们干得不错，但可别指望我会把他们的作品推荐给我的学生，只有少数特别优秀的学生除外。他们的书原本不必这么难。
类比与隐喻。 将一个复杂事物的特征与另一个你自以为熟知的复杂事物的特征相对照，是一种非常有力的思考工具。但由于它过于有力，一旦思考者们的想象被一个靠不住的类比所困，他们就会误入歧途。
脚手架。 你可以只用一架梯子来盖屋顶、刷房子或者修理烟囱。你把梯子挪到这儿、爬上去，再挪到那儿、爬上去，每次只能在一个地方干活；但如果你事先搭起一些坚固的脚手架，你就可以在整个施工过程中灵活而安全地走动，最后干起活来反而更方便。本书所提到的一些特别有价值的思考工具就类似于脚手架，虽然把它们搭好需要费一些时间，但一旦搭好，就可以将很多问题一并解决，根本不用像挪梯子那样搬来搬去。
直觉泵。 就是那种被我称为“直觉泵”的思想实验。
毫无疑问，思想实验是哲学家们钟爱的思考工具之一。如果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巧妙的演绎推理得出一个问题的答案，谁还需要实验室呢？从伽利略到爱因斯坦还有后来的那些科学家们都用思想实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所以思想实验并不为哲学家独享。有些思想实验像严格的论证一样是可分析的，常常具有归谬法（ reductio ad absurdum ）的形式，也就是一方往往利用对方的前提推出一个形式上的矛盾或者一个荒谬的结果，以此来说明对方的推论存在缺陷。
我最喜欢的一个思想实验来自伽利略，这个实验证明了在忽略摩擦的情况下，重的物体的下落速度并不比轻的物体快。他论证说，如果重的物体下落的速度比轻的物体快，那么重的石头A的下落速度就大于轻的石头B，如果我们把B系到A上，那么在下落时B就会像一个赘物那样拖慢A的速度。但是，A和B系在一起之后的总重量大于A，因此两者一同下落的速度也要大于A自身的下落速度。于是，我们得出结论：把B和A系在一起之后，它们的下落速度既大于又小于A的下落速度。这就出现了一对矛盾。
另一些思想实验没有这么严格，却往往同样有效：有些思想实验的小故事设计得令人感到心有灵犀、拍案叫绝，无论辩护的是哪个论题，人们看过都会觉得“是，当然，一定是这样！”我把这些思想实验称作“直觉泵”。我在第一次公开评论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的思想实验“中文屋”（Searle, 1980; Dennett, 1980）时发明了这个术语，有些思想家认为我的这个术语有贬低或轻蔑的意味。但是恰恰相反，我爱直觉泵！也就是说，有些直觉泵是极好的，有些是有问题的，完全不可靠的只是少数。
几百年来，直觉泵在哲学中占据统治地位。它们是哲学家版的《伊索寓言》，早在哲学家出现之前，人们就已经把寓言视作一种极好的思考工具了。
如果你曾在大学里学过哲学，或许已经接触过这类经典之作，比如柏拉图在《理想国》当中所提到的“洞喻”：在洞穴中，人们被锁链拴住，只能看到真实事物投射在墙壁上的影子。再比如他在《美诺篇》（
Meno
）中所讲的苏格拉底教一个奴隶男孩学习几何的故事。还有“笛卡尔的恶魔”，在恶魔的欺骗下，笛卡尔相信了一个完全虚假的世界，这是最早的“虚拟现实”思想实验。以及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在这种自然状态下，人的生活是卑污、残忍和短寿的。虽然它们不如《伊索寓言》中的《狼来了》《蚂蚁和蚂蚱》那么著名，但也广为人知，其中的每一个都能调动起我们的某些直觉。柏拉图意在用“洞喻”启发我们思考感觉与现实的本质，以奴隶男孩的故事为例来向我们说明先天的知识；恶魔是一台终极的“怀疑发生器”；而霍布斯关于“自然状态”的寓言旨在让人意识到，我们只有订立契约才能从自然状态中走出来。它们是哲学中永恒的旋律，余味深长，让学习哲学的人们在多年之后仍能相当生动而准确地记住它们，即便他们已经淡忘了那些复杂难解的论证和分析。
一个好的直觉泵比任何一种论证和分析都更为有力。我们将要思考种种当代的直觉泵，包括那些质量不合格者。我们的目标是理解它们好在哪儿、它们是如何工作的，以及我们如何使用甚至制作它们。
我可以以一个小故事《古怪的狱卒》为例。有个狱卒，每天夜里，他等到所有囚犯都熟睡以后，就会挨个打开所有牢房的门，一开就是几个小时。请问：这些犯人是自由的吗？他们有逃跑的机会吗？不见得。这是为什么？还可以以另外一个小故事《垃圾箱里的珠宝》为例。假设有一件价值连城的珠宝被人丢弃在了路边的垃圾箱里，而你在夜里散步时正好经过了那个垃圾箱。看上去你似乎得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大财的机会，但是它简直太“绝”了，绝得很难再算作是一个机会，你绝无可能发现这个机会进而采取行动，或者说你压根儿就不会往这方面想。
以上两个简单的情景所激发出的直觉是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所谓一个真正的机会，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及时得到有关它的信息，留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注意到它并能容许我们为此做些什么。当我们渴望做出“自由”的、不由任何外力所导致的选择时，我们常会忘记，人不应该希望与一切外力相隔绝，因为自由意志与那个嵌入在丰富的因果背景中的我们并不矛盾，它实际上需要这个背景。
希望你已经发现了，关于自由意志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可说！这些小小的直觉泵能把问题搞得活灵活现，不过目前它还什么都没有解决（后面有一个部分将集中讨论自由意志的问题）。我们必须慢慢地熟练掌握一些技巧，比如谨慎地使用思考工具，注意自己走到了哪一步，还要时时检查是否有陷阱。如果可以把直觉泵设想成是一种为了说服我们而精心设计的工具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能够通过逆向工程检查它所有的活动部件，看看它们是如何工作的。
1982年，当侯世达（Douglas Hofstadter）
和我合著《心我论》（
The Mind's I
）这本书时，他提出了一个恰到好处的建议：把直觉泵设想为一种包含多种设置的工具，我们可以“转动各个旋钮”，看看当设定发生变化时，相同的直觉还能否被它们激发出来。
下面我们就来鉴定一下，转动“古怪的狱卒”的旋钮吧。我们可以假设组成那个思想实验的每个短语都各有其功能，通过替换掉它们或者做出小小的改动，可以看出它们各自所发挥的功能。
1．每天夜里
2．他等到
3．所有囚犯
4．熟睡之后
5．挨个打开
6．所有牢房的门
7．一开就是几个小时
一种可能的改动是：
一天夜里，他命令守卫给一个囚犯下了麻药，当守卫们离开时又碰巧忘了关上那间牢房的门，一开就是几个小时。
这样改，情景的味道是不是变了很多？这是为什么呢？原版的要点仍然表达出来了，只是效果不如从前。最大的不同似乎是：把囚犯可能随时醒来的自然熟睡，改成被下了麻药。另一个改动是“碰巧”一词，这个词突出了有意与无意在狱卒与守卫的行为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把“每天夜里”修改为“一天夜里”则似乎改变了概率，这对囚犯不利。你可能会问：什么时候又跟概率扯上关系了？关概率什么事？想一想，为了躲过一次“中奖者会被枪毙，而参加者上百万人”的乐透抽奖，你愿花多少钱？再想一想，为了躲过一次要用左轮手枪玩的俄罗斯轮盘赌，你又愿花多少钱？为了阐释一个直觉泵我们用到了另外一个直觉泵，这是个值得记住的小窍门。
另外一些旋钮则不那么明显：“恶毒的房东”等到房客们入睡后悄悄地锁上卧室的门。“医院主管”担心可能发生火灾，在夜里悄悄把所有房间和病房的门锁打开，但为了让病人们睡得安心，就没有告诉他们这件事。或者，假如我们把故事中的“监狱”变得比平常的监狱大些，有澳大利亚那么大，又会如何？你既不可能锁上也不可能打开澳大利亚所有房间的门。这会改变什么？
在我们处理任何直觉泵时，都应该带着这种自我意识上的谨慎，这种自我意识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思考工具。因此哲学家最喜爱的策略就是“溯元”（going meta），即关于思考的思考、关于谈话的谈话、关于理由的理由。元语言是我们用来谈论其他语言的语言，元伦理学是居高临下检验其他伦理理论的理论。就像我跟侯世达说过的那样：“不论你研究什么，我都能搞出一个‘元什么’。”当然，这整本书就是“溯元”的一个实例：探索如何谨慎地思考那些帮助我们谨慎思考的方法，以及谨慎思考谨慎思考的方法的方法，等等。
2007年，侯世达给他偏爱的一些小工具列了一张清单：
追野鹅
黏合剂
鬼把戏
酸葡萄
力气活儿
泥足巨人
松动的大炮
狂想家
空头支票
大力扣篮
反馈
如果你已经熟知上面所说的这些，那就不会把它们只当作“一些词语”。上面写的每一条都指代一种认知工具，就像长除法和求平均数法一样。每种工具都能在一个较为宽泛的语境下发挥作用，有的工具能让一些假说更清楚地表达出来以方便人们检验，有的工具可以方便人们认识到一些不易察觉的规律，而有的能够帮助人们找到事物之间主要的相似点，如此等等。你的词汇表里的每一个词都是一件简单的思考工具，只不过有些工具比别的工具更有用。如果上面列出的那些工具，你的工具箱里一件都没有，难道你还不想要一些吗？有了这些装备，我们就能思考那些以前可能连表达都表达不清楚的思想。当然，就像古语所言：“如果手上只有锤子，就看什么都像钉子。”因此这些工具也都有被滥用的可能。
让我们先看看其中一个工具是怎么被人滥用的吧：酸葡萄。它出自《狐狸与葡萄》的故事。这个故事提醒我们，人们总会假装不在乎那些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可以想一想，当一个人听到别人问她“你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吗”时会有什么反应。她听完以后也许会发现自己真的是这么想的，这可能很有效地让她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或者让她站在一个新的角度来反思这件事。但是也有可能，这句话会明显让她感到自己被侮辱了。工具也能当作武器。《狐狸与葡萄》故事中的道德含义已经深入人心，你可能已经很难想起这个故事想要启发我们什么，也很难再感受到那些微妙之处了，虽然有时候它们并不重要。
得到一个工具与明智地使用它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技巧，但是你得先从得到工具或者自己制造工具开始。我后面展示给大家的很多思考工具大都是我自己发明的，另一些是我从其他人那里得来的，我会及时向那些人致谢。
在侯世达刚才列的清单里，没有一件工具是他自己发明的，可他却为我的工具箱增添过不少好东西，比如跳出系统（jootsing）和掘土蜂状（sphexishness）。
很多最有力量的思考工具是数学化的，但在本书中我只会稍提一下，不费更多的笔墨。因为这本书旨在赞美那些非数学化的思考工具的力量，赞美那些非形式化的、散文和诗歌式的思考工具的力量，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这本书所赞美的是那些通常被科学家们所低估的力量。你应该能猜到为什么。
首先，在研究性的期刊中有一种科学写作的文化，这种文化提倡作者用一种非个人化的方式简明扼要地陈述问题，尽量不用华丽的辞藻、修辞和典故。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在最严肃的科学期刊上把文章写得冰冷乏味。就像1965年在牛津，我的博士考官、神经解剖学家J. Z.杨（J. Z. Young）在读了我的论文中那些在他看来有点古怪的散文部分之后所写到的：“英语现在已经成为国际科学界的通用语言，所以我们这些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有必要把文章写到能让‘一位有耐心的中国人查阅词典’就能读明白的程度。”要知道我写的是哲学论文，并不是神经解剖学论文。这种自我强化的学术规范所导致的后果不言自明：不论你是中国、德国、巴西还是法国的科学家，你最重要的著作都必须用英文出版。你需要写一些干巴巴的、翻译起来一点困难都没有的英文，尽可能少用文化典故，避免意义微妙的词，不玩文字游戏，甚至最好连比喻都不用。在此种国际学术体制下所实现的一定程度上的相互理解当然非常宝贵，但是也有代价：有些思想显然需要依赖日常比喻的传达，需要扭转读者的想象，需要利用书中的奇思妙想来冲破封闭我们心灵的藩篱。如果其中的某些言语不好翻译，那我也只能将希望寄托于技巧卓越的翻译家，或者希望世界各国的科学家把英语说得越来越流利了。
科学家之所以对“仅仅通过词语”进行的理论讨论抱有怀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们意识到：评判一个不用数学方程式来表述的论证往往要更难，更缺乏确定性。数学语言的说服力值得信赖，它就像篮筐上挂着的篮网。在操场上打过篮球的人都知道，如果篮圈上没有网的话，判断一个球是三不沾还是空心入筐会有多困难，而篮网从根源上消除了大家对“球进了还是没进”的争议。但有时候，有些问题太过狡猾，太过变幻莫测，无法用数学语言来表达。
我始终会考量，自己所做的研究能否向一群聪明的本科生解释清楚。我并不确定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但这一挑战影响了我的所有作品。有的哲学教授特别愿意教那些只有研究生参加的高级讨论班，但我不是这样。研究生总是急于向同学们或者自己证明：他们已是行家里手了。他们熟练又自信地挥舞着本专业的行话来忽悠外行，炫耀自己能够小心地穿过那最曲折也最痛苦的技术化论证而不会被绕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确信自己所做的事是需要专业技巧的。为高年级的研究生和各路专家所写的哲学书籍，一般来说全都没有可读性，所以它们大多数都没被人读过。
我这种试图把论证与解释描述得让哲学系以外的人也能够理解的写法有一个奇怪的副作用，它让有些哲学家在“原则上”不把我的论证当回事！很多年以前，我受邀去牛津大学的约翰·洛克讲座演讲，现场人满为患。听说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在离席时嘟囔道：“要是我能从这种想在洛克讲座上吸引外行眼球的家伙身上学到东西，那我就完了。”果然，就我所知，他没有从我这儿学到任何东西。我不会改变我的风格，也永远不会为付出的这点代价而后悔。
在哲学里，有时你需要去做那种所有前提都带着编号，并遵循指定好的推理规则的严谨论证，但是这些其实没必要拿出来向公众展示。我们会要求自己的研究生在毕业论文里做论证，可是很不幸，有的人一旦养成这种习惯之后就再也改不过来了。不过我也要说句公道话，物极必反，像欧洲哲学那样天马行空的修辞，夹杂着文学性的藻饰和隐晦的暗示，对哲学来说也没有什么好处。如果让我必须选择一个的话，我宁愿每次都选难对付的善于分析的诡辩者，也不愿意听华而不实的夸夸其谈。至少你能听懂前者讲的是什么，能够判断他说得对不对。
我相信，诗歌与数学之间难以界定的中间地带才是哲学家最能施展拳脚之处，他们会为真正艰深的问题提供清楚的解释。任何数学方法都不能完成这项工作。因为一切都唾手可得，人们必须小心选择自己的入手点，通常情况下，大家默认接受的前提就是罪魁祸首。我们在这狡猾的概念之域中探索，非常依赖思考工具的使用，那些思考工具设计出来就是为了帮人厘清头绪、揭示出不同思路的前景。
这些思考工具很少给我们提供一个稳固的支点，它不提供一条指导未来研究的“公理”，而是提供了一个适当的选项，为未来研究的可能性做出了一些约束，我们可以在以后的研究中对它进行修改，如果理由充分，还可以干脆将它放弃。难怪有很多科学家对哲学一点儿兴趣也没有：在哲学中一切都唾手可得，却找不出能像存在银行里的财物那样保险的东西，就连为了连接“支点”而构建起来的那些复杂的论证网络也都只是暂时性的，没有什么可用于证实或证伪的经验作为明确的基础。于是这些科学家对哲学置之不理，继续自己的工作，但这也令他们错过了一些最重要也最有意思的问题。“别问我这些问题！也别跟我说答案！想要解决意识、自由意志、道德、意义和创造力的问题，现在还太早！”
不过很少有人能如此节制，近些年来，科学家们已经在这些他们原来唯恐避之不及的领域中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淘金热”。在好奇心以及名声的驱使下，他们开始琢磨“大问题”，做着做着就会发现在这些问题上想要前进一步有多难。必须承认，我最享受的一件乐事就是瞧着那些在几年前还对哲学极尽挖苦之能事的知名科学家
，跌跌撞撞、绞尽脑汁地想替全人类把这些问题摆平，结果却只从自己的老本行中推出一些肤浅的论断。要是他们转向我们这些哲学家，承认他们需要从我们这里获得一点帮助的话，我就更开心了。
在随后的第一部分中，我会分别介绍12个多用途的一般性思考工具。在后续的部分中我则不再依工具的种类，而是按照它们所处理的主题分类来介绍。我首先会谈一谈最基本的哲学主题：意义或者内涵。然后是进化、意识和自由意志。我介绍的工具是真正的“软件”，这些工具之于你的想象力，就像显微镜和望远镜之于你的肉眼。
我顺便也会介绍一些似是而非的工具，这些工具非但不帮我们照明，反而放了些烟雾弹。我必须给这些危险的工具起一个名字。得益于我的航海经验，我在航海术语里找到了一个恰到好处的措辞。很多水手喜欢用航海术语忽悠“旱鸭子”，什么左舷、右舷、舵轴、舵销、桅支索、横撑杆、索耳、导缆孔，等等。我以前待过的船上流行过一种玩笑，我们编造这些航海术语的定义：罗经座（binnacle）指的是在罗盘里长大的海员，桅杆柄脚（mast tang）是一种在高处享用的柑橘汁，开口滑车（snatch block）是一招女子防身术，吊杆托架（boom crutch）是一种爆破式整形装置。吊杆托架其实是当航速减慢、吊杆收起时用到的一种装在吊杆上的可移动木制托架，但我在此之后总是忍不住把它与某个倒霉蛋的胳肢窝发出“砰”的一声巨响的画面联系到一起。因此我给那些失败的思考工具起了“吊杆托架”这个名字。这些工具只是看起来增进了我们的理解，但实际上它们在散播黑暗、混乱而非光明。在后面的部分中散落着各种“吊杆托架”，它们被贴上了适当的警告标签，并配有一些令人遗憾的事例。
在本书结尾处，我会把我的反思继续向前推进，想一想做个哲学家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万一你们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呢？所以你们的丹尼特大叔，给每一位可能已对哲学探究世界的方式有所体悟，同时又怀疑自己是否适合做哲学研究的人，准备了一点儿忠告。